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我是一部相机”
一九五四年，我曾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刚给女演员拉娜·特纳写了一部电影剧本。主题是什么？黛安·德·波迪耶[1] 。我大笑起来，他摇了摇头。“拉娜能行的。”他淡淡地说道。后来我们在片场里溜达，我告诉他我想在电影公司找一份编剧工作，因为我没法再靠写小说的版税过活了（而且也不想去教书），克里斯托弗用那双明亮的、甚至有些严厉的蓝眼睛向我投来忧郁的目光。“别，”他非常激动地说道，倚在一辆火车旁，葛丽泰·嘉宝饰演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跃就死在这辆火车的轮下，“别像我一样当个粗制滥造的职业写手。”但我俩都知道他只是假装谦虚。克里斯托弗总是能按照要求给电影写剧本，同时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创作。那些被好莱坞毁掉的人从来不值得拯救。伊舍伍德不仅成功地为摄影机写了剧本，而且众所周知，在他真正的文学作品中，他本人就是一部照相机。
“我是一部相机。”小说《别了，柏林》（一九三九）就以这几个字开篇，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因此出名。正因为这几个字，他被视为一位自然主义作家（有时被一笔带过），一个只记录表象的人，一位不成功的电影导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伊舍伍德在记录光影和进入他视野范围内的狮子时往往表现得太过公正无私，但他也总会带来惊喜；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叙事中，作者会突然为正在阅读的读者拍摄一张宝丽来照片，他通过巧妙地使用第二人称代词达到这种惊人的效果。相对于伊舍伍德的作品，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多少处在英美文学界的中心，他受到了朋友、熟人和读书会承办者的密切关注。随着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回忆录的不断积累，伊舍伍德始终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如果说某些对他的描述与他本人不相称，那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容易描绘的角色。同时，他还优美地把自己投射在了《柏林故事》《狮子和影子》《南下访问》和《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中，任何一位想再次勾勒这头狮子之影的人都难以无视这些作品。毕竟，再没有比镜子更难以描绘的东西了。
对伊舍伍德的最佳刻画出现在斯蒂芬·斯彭德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一九五一）里。和伊舍伍德一样，斯彭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成年的中上层阶级的一员。对于少数能进入合适的中小学和大学的幸运儿来说，战后的英国仍然是一个自足的小社会，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事实上，英国社会只是学校的一种延伸。但就在伊舍伍德和斯彭德这代人登上舞台之前，校园世界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上一代毕业生中较优秀的那一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而伊舍伍德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长长的阴影笼罩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那是他们死去的父亲和兄长，也是死去的或者垂死的态度观念。空气中弥漫着反叛的气氛。新的事物即将出现。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物，他们在小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未来的模样，他们就是萌芽中的明星。人们想要结识他们、模仿他们、摧毁他们。伊舍伍德正是这样一位人物，而斯蒂芬·斯彭德在结识他之前就已对他着迷。
十九岁的斯彭德是牛津的本科生；另一位本科生是二十一岁的威·休·奥登。而伊舍伍德本人（比奥登大三届）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了；他故意考砸了一次笔试，使自己被剑桥开除。他有意识地从安全舒适的大学世界中挣脱出来，聪明谨慎的奥登十分尊敬他。斯彭德写道：“在奥登看来，［伊舍伍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意见。他只是对人感兴趣。他既不喜欢他们，也不讨厌他们，对他们也没有赞成与否的判断。他只是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写作素材。同时，他也是奥登绝对信任的批评家。如果伊舍伍德不喜欢一首诗，奥登会毫无异议地把诗毁了。”
奥登也会折磨年轻的斯彭德，“奥登不给我结识伊舍伍德的机会。”尽管写于二十年后，斯彭德仍忍不住补充道，“当时伊舍伍德并不出名。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全是密谋家》，从出版商手中挣到了三十英镑的预付款，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正如斯彭德所承认的那样，伊舍伍德已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世俗的成功与否和传奇无关。最终，奥登把他们介绍给了彼此。斯彭德并不失望：
仅仅通过描述自己的生活和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他就简化了所有困扰我的问题……伊舍伍德有一种特别的性格，他既迷人又惹人讨厌，既亲切又刻薄……他的信念里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谈到自己被治愈、被拯救的时候，语气之激烈不亚于任何一位救世军成员。
在伊舍伍德最早的回忆录《狮子和影子》（一九三八）中，我们看到了伊舍伍德对斯彭德的第一印象，那是一种反打镜头（斯彭德写《世界中的世界》时已经知道这些了）：“［斯彭德］朝我们冲了进来，脸涨得通红，大声傻笑着，结果被地毯边缘绊了一跤——一个身材极高、步履拖沓的十九岁男孩，一张罂粟深红色的大脸，一头乱蓬蓬的鬈发，一双风信子般的蓝眼睛。”摄影机转动，捕捉整个场景。“刹那间，无须介绍，我们就放声大笑，高谈阔论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自创的、引人入胜的戏剧世界里，每个新认识的人都立即被征召去扮演一个角色。［斯彭德］照亮了你，”（第二人称现在开始占上风了，电影的画外音开始从听觉上引诱观众）“就像一位表现主义的制片人，使用最粗糙和最古怪的聚光灯：你变了形，变得浮夸、阴险、荒唐得如此精彩或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取决于他对你的角色武断的预先安排。”你，聚光灯，制片人……
在《回音廊》一书中，出版人、评论家约翰·莱曼描述了自己一九三〇年第一次与斯彭德见面的场景，说他“谈了很多关于奥登的事情，奥登和他持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实际上是奥登启发了他）。还谈到了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告诉我此人定居在柏林，生活于赤贫之中，是一位反抗我们所在的英国的叛逆者，比他更厉害”……莱曼后来去了霍加斯出版社，为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工作，他促使伍尔夫夫妇出版了伊舍伍德的第二部小说《纪念碑》。
莱曼注意到新一代小说家伊舍伍德：
比我个子矮很多，然而他拥有支配性的力量，智力或想象力出众的小个子往往都有这种力量。我个人一直很喜欢这样一种幻想：构成我们文明存在基石的最残酷的战争……是高个子与矮个子之间的战争。
即便如此，“不被他吸引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仍然相当正式：也许是因为当他的笑容消失时，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惊恐的气氛。他仿佛流露出疑虑，怀疑自己最终还是与‘敌人’同流合污了。‘敌人’这个词语中透出一股纯粹的仇恨，它涵盖了使他主动隔绝于英国生活的一切原因”。
电影《单身男子》海报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讲述了伊舍伍德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的生活。其叙述（基于日记，整体上以第三人称写成）衔接了《狮子和影子》的结尾“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托弗离开英国，生平第一次去柏林”。故事结束于十年之后，伊舍伍德移民至美国。伊舍伍德说《狮子和影子》里写了他“十七到二十四岁的生活。不过那书并不真是自传性质的。作者隐瞒了关于自己的重要事实……给角色起了虚构的名字”。但是“现在我要写的这本书，将会尽量写得坦率、真实，尤其是关于我个人的内容”。伊舍伍德的意思是他会在性生活方面坦诚；而且他确实做到了。他也是最稀有的那种人——客观的自恋者；他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并毫不犹豫地为我们记录下镜子里那张脸所积累的线条以及给人格增添瑕疵的古怪影子。
我接连读了这两本回忆录，发现在半个世纪的跨度里伊舍伍德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多么奇怪。他的行文风格从头至尾都是一致的。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转变并没有影响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当然，正是这种感知具体世界的方式，才使伊舍伍德与众不同。他特别擅长通过精心的措辞来描述外表，以暗示出人物的心理特质。《狮子和影子》里有这样一段：
［查莫斯］蓄了小胡子，看上去和我心目中蒙马特的年轻诗人一模一样，比法国人还要法国人。现在他看见了我们，朝我微微挥手打招呼，这是他的典型动作，犹豫、羞怯、半讽刺的样子，像是在戏仿自己。查莫斯习惯性地用零零碎碎的手势、做了一半又放弃的动作和说出口的半句话来表达自己……
然后这双锐利的眼睛转向了叙事者自己：
走下通往餐厅的楼梯，我不再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而是一个撒旦般高傲、冷酷、不可理喻的恶魔；一位知晓一切、宽恕一切的人类救世主；一位茶几上的福音传道-殉难者，即使面对客厅里最残酷的折磨，也只会礼貌地递上抹了黄油的司康饼。
这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场景时，总会在布景的某处放上一面镜子，这样镜子就会记录下他在拍摄过程中的表现。
一九三八年《狮子和影子》出版时，伊舍伍德三十四岁。此时他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全是密谋家》《纪念碑》和《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他还与奥登合写了戏剧《狗皮人》和《攀登F6峰》。最重要的是，他笔下最优秀的人物终于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初次登场；伊舍伍德毫不费力地塑造了“伊舍伍德”这个人物。柏林故事中的“伊舍伍德”是一位多少有些乏味却又颇为神秘的叙事者。他仔细地观察生活，可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太投入。这原本可能是叙事者的局限性，作者却神奇地将之变成了一种美德。
斯彭德在描述柏林时期的伊舍伍德时，说他偶尔“抑郁、沉默或暴躁。有时，他会和萨莉·鲍尔斯或诺里斯先生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一言不发，仿佛拒绝令他笔下的人物活过来”。但他们正是属于伊舍伍德的角色。他的生活中“环绕着笔下人物的原型，就像一个糟糕画家给某位作家画的肖像，画面中作家坐在椅子里沉思，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围绕着他，顶着一团用清漆绘制的脏兮兮的发光云朵”……伊舍伍德不仅拒绝了熟悉而舒适的剑桥，拒绝了伦敦的文学生活，他还拒绝了自觉的唯美主义。他选择在柏林过无产阶级的生活。斯彭德告诉我们：“他相当贫穷，几乎不被认可。他的小说《全是密谋家》被削价出售。”斯彭德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即便如此，斯彭德意识到伊舍伍德——
不仅仅是一个经历了反抗父母、反抗传统道德、反抗正统宗教等阶段的年轻叛逆者……他站在创造艺术作品的力量这一边，甚至超过了他对艺术本身的兴趣……他憎恶教育机构，甚至憎恶过去某些艺术作品的声誉，其实是憎恶它们阻挡在人与人之间，使人们无法直接而公正地对待彼此。
在《狮子和影子》中，伊舍伍德写到了学校、友情，写到了他想成为……成为“伊舍伍德”，一个尚未完全成形的角色。奥登很晚才在书中登场，尽管他很早就出现在了伊舍伍德的生活中：他俩读预科学校时就在一起了。奥登比伊舍伍德年轻，他想“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我对他的主要印象是顽皮、傲慢，他会因为知道一些肮脏刺激的秘密而得意地笑，惹人干着急”。奥登已经知道了性的奥秘，而其他人还不了解。
七年之后，奥登和伊舍伍德才再次相逢。“一九二五年的圣诞节前夕，一位共同的熟人带他来喝茶。我发现他几乎没什么变化。”奥登“告诉我他如今在写诗：他在宣布这个消息时故意显得十分随便。我非常惊讶，甚至有些不安”。但随后不可避免地，这个时代的诗人与小说家结成了同盟。诗人给小说家带来了更深的惊喜。奥登“对性的态度简单明了，毫不压抑，令我十分震惊。他并不是什么唐璜，不会四处寻欢作乐。但对于能得到的一切，他都坦然接受，而且兴致高昂，就如同他坐下用餐时展现出的好胃口一样”。
艺术与性，这两个主题在伊舍伍德的回忆录中互相交织，但在《狮子和影子》里，我们并不知道他所谓的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沉默的三十年代禁止人们坦率地谈论它。在《克里斯托和他的同类》里，伊舍伍德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把性和爱都讲得相当清楚。这两位引领时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对男孩们怀有的不只是欲望，还有一些证据说明他们的行为呼应了马洛[2]那句伟大的台词：我发现不喜欢烟草和男孩的人都是傻瓜。
“现在我要写的这本书，将会尽量写得坦率、真实，尤其是关于我个人的内容。”然后作者切换到第三人称：“中学时，克里斯托弗曾爱上许多男孩，对他们充满浪漫的渴望。上大学时，他终于成功和一个男孩上了床。这完全要归功于对方的主动。当克里斯托弗感到害怕，想就此打住时，那个男孩锁上了门，坚定地坐到克里斯托弗的大腿上。”对于一个比克里斯托弗小二十二岁的美国人来说，那个时代英国人的发育滞后简直叫人震惊。在华盛顿特区，青春期开始于十岁、十一岁、十二岁，两个孩子如果都同意，他们之间可以有喧闹放纵、别出心裁的性关系。伊舍伍德告诉我们，他“之后还有其他经验，都很愉悦，但没有一次令人完全满意。因为克里斯托弗感到拘束，当时这在上层社会的同性恋者中并不罕见；和来自同一阶层、同一国家的人相处，他无法在性方面放松。他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外国人”。答案就是德国。“对克里斯托弗而言，柏林意味着男孩子。”奥登立刻介绍他去了“惬意角落”，一个供无产阶级年轻人厮混的地方，克里斯托弗在那里结识了一位金发男孩布比。“在克里斯托弗的爱情神话中，布比是第一位像样的主角候选人。”
约翰·莱曼的小说《在纯粹的异教意义上》与伊舍伍德的回忆录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有重合，还有一种相似的对性的关注。莱曼的叙事者写道：“我痴迷于这样一种欲望：想要与来自完全不同阶级和背景的男孩做爱……”这种对身份差异的渴望并不罕见：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这场游戏里总是会有“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而我怀疑，中上层阶级男性对下层阶级青年的渴望，主要出于对自己阶级的恐惧。有些男性不像伊舍伍德、奥登这样意志坚定，性方面的承诺可能导致其中一方心理崩溃。
伊舍伍德描述了他与异性的实验：“她比他大五六岁，随和、时髦、幽默……他觉得吃惊又有趣，原来自己这么容易就能把平常的姿势和动作用到这位不平常的伴侣身上。他感受到好奇和玩一种新游戏的兴奋。他也感受到了情欲，但那主要是自恋……”然后：“他问自己：我想跟更多的女人或女孩上床吗？当然不想，只要我能拥有男孩。为什么我更喜欢男孩？因为他们的形体，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气味和他们行走的姿态。而且男孩可以很浪漫。我可以把他们放进我的神话里，可以与他们相爱。女孩可以是极其美丽的，但从不浪漫。其实，我觉得缺乏浪漫正是她们最可爱的地方。”这一切都透着一种清醒（即便谈不上精准）的常态。
然后，伊舍伍德从个人转向整个群体，他注意到社会对每个人施加的疯狂压力，即要求人人都是异性恋者，并不惜一切代价否认相反的天性。由于事实证明异性恋关系对伊舍伍德来说也很容易，他本可以加入大多数人的行列。但是叛逆的自我阻止他这样做，他带着马丁·路德般的愤怒宣布：“即便我的本性和他们的一样，我也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抗他们。假如男孩们不存在，我也必须把他们创造出来。”伊舍伍德对他所谓的“异性恋独裁”发起了不懈的、令人钦佩的战争，如今同性恋者在美国和英国“享受”到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勇敢做出榜样、大声疾呼的结果。
在柏林，伊舍伍德和一个叫海因茨的工人阶级男孩发展出了稳定的关系，《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当时希特勒开始上台执政，曾经吸引了伊舍伍德的自由而舒适的柏林变得丑陋起来。因为海因茨的身份文件有问题，伊舍伍德和他一直不停地在欧洲更换居住地：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加那利群岛、布鲁塞尔。最终海因茨还是被困在了德国，被迫服兵役，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但是他奇迹般存活了下来。战争结束后，伊舍伍德见到了海因茨和他的妻子——对于我们这个新瓦格纳时代的任何一首田园牧歌来说，这都是最令人满意的结局。
与此同时，身为作家的伊舍伍德也在不断成长。关于柏林的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狮子和影子》也是同样，另外还有与奥登合作的最后几部诗体戏剧。最终，他不可避免地坠入了电影界……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在《狮子和影子》里，伊舍伍德写道：“我一直对电影很着迷……我是个天生的影迷……我认为这与‘艺术’毫无关系；我过去就对人的外表有着无尽的兴趣，现在依然如此——他们的面部表情，他们的手势，他们走路的姿态，他们紧张时的动作……电影把人放在显微镜下：你可以盯着他们看，你可以像观察昆虫一样观察他们。”
伊舍伍德受邀为导演贝托特·菲尔特尔写电影剧本。“贝托特·菲尔特尔以弗里德里希·伯格曼的形象出现于中篇小说《普拉特的紫罗兰》中，这篇小说是十二年后发表的。”伊舍伍德和有趣的菲尔特尔一拍即合，他们一起创作了电影《小朋友》。从那时起，最好的英语散文作家就靠写电影剧本养活自己。事实上，我接触到的第一部伊舍伍德作品不是小说，而是他写的电影《天堂怒火》，十六岁时的我觉得这部电影精彩极了。“月亮！”疯疯癫癫的罗伯特·蒙哥马利吟诵道，“它盯着我，像一只巨大的眼睛。”英格丽·褒曼哆嗦了一下。我也是。
如今对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极少数，相比之下更多年轻人喜欢那种最平淡、最容易、最慵懒的艺术形式——电影）很难意识到，西利尔·康诺利曾将伊舍伍德视为“英国小说的希望”，而我们这些在二战中长大的人则将之奉为大师。我觉得人们对伊舍伍德作品的相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放弃了英国籍。在战争爆发前，他与奥登一起移居到了美国，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仇视（令人不齿的伊夫林·沃在《多升几面旗》中就粗陋地讽刺了他们）。最终，奥登的声誉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当时人们觉得诗人是可以又疯又坏、不宜阅读的，但人们期待散文作家即便谈不上有责任感，也应该行事不出人意料才对。
在美国，伊舍伍德首先受到了贵格会[3]的吸引，接着转向吠檀多派[4]。后来，他成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激进代言人。如果说他对克里斯托弗的同类的辩护有时尖锐刺耳……好吧，在一个对同性恋深恶痛绝、盲目恐惧的社会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大声宣传。无论如何，伊舍伍德对道德的任何一种关注都不可能使他受到文学界的青睐，因为这个文学界正是由老学究、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中产阶级和异性恋者构成的。然而他最好的一些作品正是在美国写成的，包括读者手中的这本回忆录，以及小说《单身男子》与《河畔相会》。最重要的是，他总能歪着脑袋看待世界，即便他居住在圣莫尼卡——这是一个阴郁的地方，就连同性恋家庭也像《美好家园》杂志拍摄的那些异性恋夫妇一样，在淡褐色的太平洋天空下享用精致的早午餐。
《单身男子》
在伊舍伍德的文学生涯中，最打动我的并不是他坚持做自己的坚韧意志，而是他始终清晰晓畅、从不拖沓懈怠的散文风格。伊舍伍德的句子里没有多余之处。动词有力，名词精准，形容词很少。第三人称叙事出乎意料、引人入胜，而第一人称则是一位很好的向导，从不忸怩作态。
伊舍伍德的文风是不是太简单了？西利尔·康诺利曾在《承诺之敌》（一九三八）中表示担忧：“［伊舍伍德］很有说服力，因为他是如此谄媚般地温和而低调，没有什么能唤醒他，没有什么能让他震惊。在暗地里看不起我们的同时，他又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不过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伊塞伍先生——”（康诺利在探讨伊舍伍德的柏林故事）“可不是一头大傻牛，因为他并不是一定要与笔下人物及其背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而海明威出于其艺术理念则必须这么做。但是，伊舍伍德本可以更加细腻、聪慧、精于表达。”伊舍伍德回复康诺利：“在谈话中，伊舍伍德……表达了他对建构的信念，认为这是走出困境的方法。作家必须书写能被最大多数人理解的语言，大众的语言，而他作为小说家的才华应当体现在观察的准确性、情景的合理性以及对整本书的建构中。”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伊舍伍德一直保持着这种审美观。当放弃康诺利所说的“官话式写作”时，他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但后来的伊舍伍德甚至比早期的“照相机”更出色，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匿名、中立的叙述者。他也会感到震惊，他也会生气。
在《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中，伊舍伍德思考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即将到来的对德战争。“克里斯托弗对自己说，假如我掌握了一支纳粹军队的生杀大权，只要按下一个按钮就能把他们炸飞；那支军队里的人因折磨杀害平民而臭名昭著，只有海因茨一人例外，那么我会按下按钮吗？我不会——等一下，假如我知道海因茨本人因为怯懦或道德上受到感染，已变得跟其他人一样坏，并且参与了他们的所有罪行呢？那我会按下按钮吗？克里斯托弗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当然不会。”这就是艰难时刻一位人道主义者发出的呼声。我们唯有希望，在克里斯托弗的生活和作品的引导下，他真正的同类会越来越多，即便他们（我们）如此明智地拒绝繁衍。
注释
1.Diane de Poitiers（1499-1566），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2.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剧作家、诗人。
3.Quakers，兴起于17世纪中期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一个宗教教派，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4.Vedanta，印度传统六派哲学中的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