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期以来，我都把对河看成另一个地方。实际上，它跟河这边同属于一个镇。而我们的镇又是县委县政府驻地，所以其实它也是县城的一部分。但许多河这边的人，恐怕和我一样，在潜意识里便把对河的人与我们区分开来。其实这种看法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它只不过是在我身上得到一次延续和扩散而已。谴责其中包含的歧视色彩无济于事，因为连那边的人每逢被询问住哪时，也总是不假思索地说，对河。当他们准备穿过大桥来这边时，总是会说，到街上去，似乎那条弯月形的街算不得街。但他们也没把自己当成乡里人，若是那样，说法会变为：到城里去，或是，到县里去。总之，它是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一块地方，一个边界和归属都难以确定的过渡地带。而长期以来，在我的感觉里，它就像一个近在咫尺的梦境，既贴近又遥远，既亲切又神秘，仿佛会在瞬间飘走，但一伸手又能触及。后来又像一个曾在远方漂泊多年回乡定居的亲戚，日渐熟悉的面容下总藏着些永难摸清的陌生，而这陌生感又吸引着我用各种方式去接近和打探。

大约是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或者比这更小，幼儿园大班，我就想去对河。但每次到了水边，面对那道大桥，我都没有勇气踏上去。也不知是谁在我的意识中画下一道深深的边界线。但这道边界线是移动的。起初，它就在桥的这端。只要我踏上桥头，便意味着走出县城，进入一个陌生之境。很多次我都久久站在桥的这边，脚尖和桥头挨得很近，却没再往前挪动半分。在那时的打量中，大桥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尤其是在雾气氤氲或暮色弥漫之际。仿佛只要我踏上去，就会一直走，一直走，永远到不了桥的那边。这也是我迟迟跨不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而只要转过身，就会看到两边熟悉的悬铃木，树叶手掌下悬挂着黄绿色的茸毛铃铛，三五成串，仿佛只要风吹过，便会发出脆响。树荫下幽凉的街道缓缓地铺展开来，往前走上五六分钟，一定会到路口。路口的斜对面是车站，而往右一转，即进入繁华的大街。再前行两百米，右边就是大人和小孩都无限向往的县电影院。对这一切我都很有把握。尽管它会让刚进城的乡里人眼花缭乱，甚至晕街，但在年幼的我眼中，早已条理分明，连看似流动的小摊小贩，其实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大桥其实更为固定、清晰，但它通向的是一个我没有丝毫把握的地方。我徒然地羡慕着在上面自如穿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年岁与我相仿的小孩。他们有的牵着大人的手或跟在其身边，有的是几个结伴同行，有的则孤单地走着。最后一类让我格外注目，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个理想中的我。我长久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有时暗自希望当中的某个回过头来，向我招手，这样我会迅速奔过去，顺便也上了大桥。但没有谁向我回首致意，这越发印证了对河于我的彻底陌生：那里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看清这点，畏惧和向往的感觉同时加深。

我问妈妈，有没有带我去过对河？她不明白我为何会提这个问题，但见我的表情空前严肃，显然不能敷衍作答。凝神回想了片刻后，她摇摇头。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失望。我又问她去过对河没有。她当然去过，而且很早的时候就去过，那时大桥还没有修起来咧。这个无意中泄露的真相让我大吃一惊。我本以为大桥五百年前就横在那里了。我赶紧追问，桥是什么时候修起的？妈妈说，刚好是你出生那一年。原来雄伟神秘的大桥竟是跟我同一年来到这个世界的，这让我怅然若失，以至忘记了问妈妈那时候去对河做什么，没有桥又是怎么过去的。

也就是在这一天，朱兵兵告诉我，其实对河跟我们这边的分界不是桥头，而是桥中央，我们跟对河的人其实各占桥的一半。用不着他发誓赌咒，我已经信了。朱兵兵有个亲戚住在对河，是他爸爸那边的亲戚。尽管他妈妈不爱搭理这门亲戚，但终究否认不了他家跟对河的关系。所以关于对河，他的任何说法，在小伙伴中都是有权威性的。更何况那么长的桥，又是我出生时修的，凭什么让对河的人全占了去？面对我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的相信，朱兵兵发出了邀请，星期天一起去对河玩。我晓得他那个亲戚自从被他妈用冷饭招待过一次后，很久没有上门了，而朱兵兵非常挂念他做的麦芽糖。街上随处可见卖麦芽糖的，但没有一家有他亲戚做得那么好吃。朱兵兵曾经慷慨地分了我小半块。透着醇香的甜，吃着不腻，软硬恰到好处。确实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麦芽糖。我点了点头。

那个星期天我并没走到对河。一路上朱兵兵兴奋地说个不停，口水屡屡溅到我脸上。但他说得越多，我就越感到他心里其实没底。我甚至怀疑他并不记得亲戚到底住在对河哪里。他所能确定的是，对河街上。再具体一些，就是，离供销社没多远。此外便不能说得更详细。他起劲地描述亲戚家支着口大锅的后院和摇着尾巴的小黄狗，反而让我觉得这一切变得虚无缥缈起来。我甚至觉得他滔滔不绝的样子有些可怜和可笑。但这并非我没有陪他过桥的主要原因。上桥的时候，我既没有超前也没有落后，和他并排迈出了那一步。脚步落在桥上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随后就是长风从江面吹来拂过耳际的声音。虽然我们称那边为对河，却把它叫作江。这确实是条大江，又宽又长。它是从苗疆的山岭间流出来的，到了我们这里，还只能算上游。苗疆的那两个县，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中，都显得异常遥远、偏僻，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跟它却都在这条江的上游。那么，这条江不晓得还要过多少道滩，拐多少道弯，才能走到中游，奔向下游。这种长度远远超出了当时心灵的容纳范围，我只有尽量避免去想象，甚至不敢把目光投往下游方向。我努力望着前方。桥面辽阔，只有零星的单车或缓慢或快速地驶过，我和朱兵兵却老老实实地走在桥边的人行道上。越来越接近中间了，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其实并没有一条准确的线摆在那里，我只是凭着目测加感觉。拉开五六步的距离后，朱兵兵才意识到了，回过头来，嘲笑我慢得像乌龟。也许是这嘲笑使我改变了想法。往前走了三步，我告诉他，我不过去了，就在桥上等他回来。朱兵兵脸上的疑惑跟早上的雾气一样浓。他劝了我好一阵，我却只是摇头。后来他横着眼睛说，我要到那里玩很久的，还要在他们家里吃饭。我说，我讲了等你就等你！起码等到太阳落山！我的声音又大又坚决，充分表明了我其实是个讲义气的人。至于为什么不肯过桥，我自己也说不清。朱兵兵也没有问，只是气哼哼地说，你等就等喽。扭头往前走了两步，他又回过头来说，等着我，给你带糖来。我又一次大声说，你放心呢！我就在这里！

望着他窄窄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黑点，我心里到底生出些愧疚来。其实我明白他很想我陪他过去。但那道无形的边界线拦住了我。边界线那边有他的亲戚，而我没有。也许我一开始就只想走到这条新的边界线。大桥的一半已足够长足够宽，这新的领地能让我暂时心满意足。我踩着栏杆底，双手攀住上面的横栏，探出大半个头。江面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漩涡。看得久了，每一个漩涡里都仿佛有一只手伸出来。这种幻觉把我吓了一跳。赶忙闭上眼睛，过了好一阵才睁开。还好，漩涡只是漩涡，而且离我那么远。漩涡下面有另外一个世界。至少我晓得江里面住着可怕的水猴子，最喜欢把小孩拖到水底。这是大人说的，他们以此告诫我们不要到水里去。当然，大白天在岸上还是安全的。如果是夜晚，水猴子们会成群结队到河滩上来乘凉，那时连岸边也不能去。据大人们描述，它们浑身长毛，眼睛发着绿色的光。这种形象让所有的小孩都不寒而栗。当然，它们也不是没有弱点，只要有阳光，它们便不敢现身，只能躲在水里。我抬头望了眼太阳，阳光虽然淡，但终究让我感到安心。

目光回落的时候，很多条巨龙从远处游了过来。双手一软，我差点一屁股坐在桥面上。透过栏杆的间隙，那些巨龙缓缓地然而又无可阻挡地游过来。我想大喊，喉咙却紧张得发不出声音。左右扭头看了看，两边都有人走动，这让我放松了一些，镇定了一些，目光中的景物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那是木排，前后相接，左右相连，从天际慢慢地爬出来，探入水中，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更近一点，便能看到排上还搭着一痕一痕的棚子，每组排上都有两三粒人。过县城这段江又开阔又舒缓。等人影越来越大的时候，排也越来越慢，最后靠边停住，然后一条一条的木板伸出来，搭在滩上。排上除了留下看棚子的人外，其他人都上了岸。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排都停在我们这边。这意味着即使是远方的放排人，也明白我们这边才是繁华好玩的街上。我想他们应该是从苗疆来的。这么长这么大的排，得砍多少根树才能扎成。只有全部是山的地方才一次拿得出这么多树。排停在半边街到老码头一带。我只要往回走到桥头，再下一道坡，走过采沙场，就到了半边街上。半边街建在高地上，在土坡上还砌了许多层青石块。虽然从街边一跃而下就可到河滩上，但太高，估计只有城里最猛的好汉才敢这样做。至于从河滩直接蹦到半边街上，那恐怕只有霍元甲、陈真、燕子李三才做得到。不过半边街只有四五百米长，那一头就是老码头。只要再花费几分钟，便可沿着老码头长长的石板路下到江边，到木排上去看一看。但我并没有挪动脚步。我跟朱兵兵说好等他，就一定会在这等他。就算要去木排上，我也会等着和他一起去。他在木排上肯定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完全和我一样，那样子我很乐意。

那天我没有等到朱兵兵。我眼睁睁地看着占据了半个江面的排重新游动，分别穿过三个巨大的桥洞，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全部过去。我看清了棚顶上当瓦盖的树皮，还发现有几张排上蹲着黑色的大鸟，它们居然不会飞走，而是像蹲在自家的门槛上，悠闲地打量着江水，似乎想发现些什么。我明白这些排、这些人，会一直漂，漂到下游的尽头。只要稍微想象一下那种遥远，我的心就变得又酸又软。所以我没有跑到桥的那边，目送它们消失在拐弯的地方。对于我那时微小而脆弱的承受力而言，对河这么远的距离才是适合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凝望它，揣摩它，一点一点去接近它。这天我来到了桥的中央，完成了重大突破，已经足够满意。等太阳完全沉入江中，暮色四合，到了水猴子出现的时候，我就撤退了。我想等到这个时候，够意思了，朱兵兵没有什么好怪我的。

朱兵兵没有怪我。事实上，他绝口不提那天的事，当然，也没有给我麦芽糖。后来我想，他可能没进他亲戚家，或者是没有受到欢迎，所以灰溜溜地从桥的另一边回去了。我并不感到失望，甚至有种隐秘的欢喜。我其实有些忌妒他跟对河的联系，现在释然了。至于大人，我倒很乐意听他们和对河的往事。但大人们并不怎么在意对河，他们喜欢谈论街上或单位里的事。对河虽然有条街，却没有谁觉得那是街上。既不是街上，也不是乡里，那就只能是对河，这是它唯一贴切的名字。

我终于记得去问妈妈当年是怎么去对河的。妈妈说，坐船去的。在哪里坐呢？老码头。这不出我的意料。出乎意料的是，妈妈说当年大舅下放的时候，在对河打过铁。大舅可是我的偶像，头发很长很先锋的画家，居然在对河打过铁。这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瞬间觉得跟对河建立起一种曲折但坚固的联系。我无数次想象大舅光着膀子，站在对河街边铺子里打铁的场景。等过年大舅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缠着他打听当年的事。他哈哈一笑，说当年本想不下放到云南新疆，起码也要去苗疆那样的地方，结果下放到离城只有十多里的天福乡，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想办法跟着队上的人出来搞副业，到对河街上打铁，虽然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学会了喝白酒。妈妈说，你还记得那年你差点淹死在江里吗？大舅更是笑得两眼放光。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我更加要问个明白了。原来大舅当年得空的时候，喜欢去江里游泳。他游泳的本领，同伴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尤其擅长栽闷子，栽得又深又久。有次他一个闷子栽进江里，等到浮出来时，发现头顶竟然一片乌黑。原来是上游放排下来了。还好他当时脑筋异常清楚，摸清了排向，横着游向岸边。这口气憋得空前的长。等到终于能探出头，整个人几乎虚脱。上岸后，躺在草地上睡到太阳快落山，才能爬起来走回去。大舅说，如果当时慌了神，没搞清方向，那就真的游不出来了。我想象着木排那几乎没有尽头的长度，心里发颤，再看看大舅神采飞扬的脸，更添崇敬。如果大舅提出去对河看看，我一定会跳着陪他去。但他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接下来忙着接待陆续前来拜访的老朋友和城里的艺术青年们。这让我有说不出的失望，却又不敢表露出来。老朋友和艺术青年们都向他打听北京的美术界动向，对河这种地方的事，压根不在他们的谈论范围之内。我听了一会，就闷闷地走开了。但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更了解大舅的对河往事，显然也加深了自己跟那个地方的关系。

此后我在城里待得腻了，便会去大桥上站一站，望望对河，也望望江的上游。如果正好碰上放排，我会站上许久，直到排全部穿过桥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去排上转一转，却总是没有迈开那一步。也许是每次都想着随时可以去，不急于这一次，也许是跟我的天性有关。对于引起憧憬的事物，我总爱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这距离只是一指长。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憧憬并享受这种憧憬的美好。我似乎害怕一旦真的接触，会发现事物不像我憧憬的那样。为了逃避这种失望，我宁可长久地逡巡在那条临界线前，哪怕只需轻轻地再往前挪动一小步就能触到。应该是这样的，否则无从解释当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为什么没有过桥。但我也并非完全没有行动。我一点点地把独属于我个人的边界线往桥那头推。每次推进几米，便觉得此行有了收获。成绩最大的一次是推进了十几米，但这反而让我忐忑，迅速撤了回来，并立刻后悔这次走得太远了。虽然只是一点一点推进，虽然大桥在我的感觉中，好像跟排一样长，但有一天我终于站在了桥尾，只要再跨前一步，就会踏上对河的土地。那一刻我突然生出悚然之感，转身迅速往回跑。跑到桥的中间，心才安下来。在这个位置，即使有人拽我，或者在后面推上一把，我也不会踉跄着踏上那块土地。我更习惯站在边界线这边，看着对河的人走过来，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走路的姿势、说笑的口音。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又有那么点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对河的人。看得久了，看得多了，我总结出对河的男人比我们稍微显得土气。这种土气并非因为打扮得不时髦，相反，对河很多青年比街上的人穿得更加街上。飘裤、花衬衣、蛤蟆镜、电子手表，街上的青年还没怎么穿戴他们就亮出来了，但就是因为太使劲、太刻意，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对河身份。但对河的女人更好看。或许是因为她们笑起来更明朗、更放肆，或者是因为她们脸上的红霞更鲜艳、更润泽，总之，有种让我怦然心动的新鲜感。我靠在栏杆边，等着她们走近，有时从我身边擦过。我闻到了她们身上的气息，散发着自然的芬芳。她们比城里的女人更接近田野和青草，又不像乡里女人那样成天陷在牛粪味里，所以，这样的气息是最好闻的。我最喜欢看那些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她们比城里的女孩似乎要腼腆一些，又似乎要大胆一些。她们见我傻傻地站在桥上，总是用又黑又亮的眼睛深深地瞅上一眼。回来的时候如果发现我还在，又会瞅上一眼，仿佛在问，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如果我胆子大一点，跟她们攀谈，她们也许会在短暂的羞涩后，叽叽嘎嘎地告诉我我想知道的关于对河的一切。但我只是傻傻地看着她们走过，用眼睛映照着她们可爱的脸。我那时拥有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还有一张清秀得像女孩子的脸，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油腻狰狞。舅母曾打趣说我像欧阳奋强，长大后跟小时候完全不同。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徒然地伤悲。但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好看，或者对此毫不在乎，从没想过要利用这点。我只是感到女孩子们愿意跟我玩，这让她们愉快，也让我愉快。但那时有那么多对河的女孩子从面前经过，我却没能上前一步，结识当中的任何一个。那时我们都还是祖国的蓓蕾，美丽的欲望含在内心深处，自己都看不清楚。那时我只是老老实实地站在桥上，认真又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任清澈缓慢的时光从身上淌过。

大约是十岁，大人认为可以带我去江里洗澡了。尽管男的会肩着汽车内胎当游泳圈，年轻或不那么年轻的阿姨们会在江边换上蓝白相间的泳衣，大家还是管这叫洗澡而非游泳。这是整个炎天县城人们的盛大节目，从六月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四个秋老虎完全消隐。对于上学的小孩而言，幸福的时光没这么长，他们只能在暑假期间跟着大人前去参加这集体的狂欢。也并非每个家长都这么开明，于是有些小孩会乘家长上班时间，顶着巨大灼热的太阳，结伴偷偷前往。因为耳朵进了水，回来时一路单脚侧头蹦跳。运气好的在路上能把水倾出，运气不好的到了家里还在摇头晃脑，难免被大人觉察，挨上一顿痛骂或是“笋子炒肉”。运气最不好的便永远埋葬在江水中。每年城里都会发生几起这样的溺亡事件，被大人们反复引用，告诫我等不要偷偷下河。我一方面喜欢独自游荡，有着惊人的倔强和不张扬的野性，另一方面又是个听话的小孩，至少父母和老师的话都会刻在心上，而不像有些小孩子那样，把它们当成耳边风。所以我从来没有偷偷去江里洗过澡，充其量只是在工厂澡堂的水池里扑腾一阵，喝上几口真正的洗澡水。但对山与水的向往是每个人的天性，因为人类是从山里走出来的，而在这之前，那些源头性的生物是从水里爬到陆地上来的。回到水里就是回归最初的源头。这种天性隐秘又强大，驱使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带着莫名的欣喜奔向水中，即使不会游泳，扑腾几下也会感到畅快。所以听到大人的允许时，我根本就坐不住了，在堂屋和里屋之间不停穿梭，焦灼地等待他们准备停当，根本没去思考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的江，水要深许多，水面下藏着不少凶险的大漩涡。城边临江的地方，不是高坎就是泥滩，只有老码头以人力加青石板砌出一条并不宽敞的通道。而对河那边的江岸，有大片大片平坦的鹅卵石滩，或者舒缓的草坡。最关键的是，有段一里多长的区域，快到江面三分之一的时候，还是浸不到大人的肩膀。这个地方自然成了天然游泳场。即使不会游泳，在这里也是安全的。那些泳技精湛或自以为精湛的男人们，把女人和小孩留在这里练习游泳或玩水，自己可以放心地往江心游去。也就是说，我要想参与这期待已久的戏水盛宴，必须到对河去。当我快看到桥的时候，陡然意识到了这点，蹦跳着的脚步立刻缓了下来。但大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们谈笑风生，依旧阔步向前。小伙伴们也领会不了我的心思，只顾着叽叽喳喳。我们是和邻里要好的两家一起出动的，阵容浩大。尽管心生犹豫，但我被裹挟在集体的步伐中，无法逃离。实际上，我也不想逃离。前面的诱惑太大，而且，回来的时候，离桥头只有十几步远的冰厂门市部，还有爽口的冰绿豆沙等着我。如果我溜掉了，不过是令大人少出两毛钱而已。只是这显然并非我想象中的第一次去对河的方式，但到底怎么去，我其实也没怎么想好。在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准备的时候，就到了大桥的另一头，然后，踏上了对河的土地。这是一条坚硬的毛马路，不仅坑坑洼洼，还夹杂着许多探头探脑的石头。但仅仅是走了两三步，大人们就拐向右边。我松了口气，又夹杂着丝丝遗憾，跟着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狭窄的青石阶梯走下去。阶梯连着田埂。田埂左边是青中透黄的稻田，右边是缓慢下倾的草坡。草坡横连着宽阔的鹅卵石滩。看到更辽阔的江面，我复杂的心绪顿时变得单纯和明朗起来，带头欢呼着奔向鹅卵石滩。

那天傍晚的时光仿佛一瞬间就滑过去了。当夕阳撒落最后一把碎金，风中也开始透着凉意，我站在水里，突然有些恐惧。那些成群的水猴子会不会突然冒出头来？但江边依然热闹，不少大人还在江心施展他们的泳技，看上去他们一点也不担心水猴子的事。我不能说出我的忧虑，只悄悄往岸边挪动了几步，待在水深及腰的地方。这样就算水猴子出现，我也能够迅速跑到岸上。头顶的蚊子越来越多，它们远没有水猴子那么可怕，但让我感到厌烦。深吸一口气，再次把全部身体扑进清凉的水中。我不会游泳，只能以这种方式短暂地漂浮。等到憋不住的时候，方从水里站起来，抖落满头满肩的水珠。

天快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上了岸。妈妈和阿姨们再次在草坡上那棵大树下展开床单，轮流换好衣服。走到阶梯顶端，我扭头望向右边，那里街道寂静，许多昏黄的灯光凝固在大大小小的窗口后。那些灯光映照着一些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我却来不及去探究，便被大人们带着上了桥。就这样，我来了对河，却又像没有来过一样。等到坐在冰厂门市部的冷饮室，喝着那碗闻名遐迩的黏稠扎实的绿豆沙时，我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进入对河，只不过是去江里洗了个澡而已。

此后许多回，我都以这种方式擦过对河。渐渐地，我把整条江都看成是我们这边的。我始终没有学会游泳，连笨拙的狗刨也没有，唯一的长进，是在水中憋气的时间长久了些。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年轻阿姨或大姐姐们白嫩的长腿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潜入水中。我试图靠近。但不管我靠得多近，这些长腿是属于那些同样年轻的叔叔或大哥哥们的。他们无所顾忌地托着这些散发着迷人光泽的身体，指导她们在水中摆动长腿，有时突然放手，惹出一串串清脆的叫声。他们偶尔也顺便摸摸我的脑袋，仿佛是对我辛苦潜水而来的犒劳。这种漫不经心的大度反而让我生气，后来我尽量避开这些沉浸在欢乐中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往人迹相对稀少的上游方向走上几十米，再顺流漂下来。我已经不担忧水猴子的事，甚至开始怀疑它们到底存不存在。水里只有长长的油滑的草和同样滑手的鹅卵石，还有无数的螺蛳和细小的鱼。有时我站在水中，呆呆地望着远处夕阳，明明不远的打闹声和欢笑声却仿佛离我很遥远。孤独的感觉原来是在热闹中产生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不自觉地品尝到了它的滋味。后来我又想到，其实对河的人们是孤独的。他们孤独地活在那块狭窄地带，既不能真正融入城里，也无法回到更广大的乡村。但它的独特魅力，也源自这种两边不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获得了一种边缘性的自由。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或生活过的人，懂得如何在严密的社会组织构架中，获取这种自由。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对河的诗人。他那时已不住在对河，而是栖身于县文化馆仿若深井的回字形楼房里。他是当时全县的头牌诗人，作品居然能够在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的台湾报刊上发表，据说获得过洛夫和余光中的赞赏。我那时已经上初中，因为首次参加年级作文比赛就得了头名，被吸收进校文学社。其实我对作文没有太大兴趣，一碰之下便陷入狂恋的乃诗歌。文学社以诗人自居或立志成为诗人的起码有十来个，我迅速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并试图把头发留长。但妈妈曾经当过理发员，还保留了一套理发工具，我没办法逃避她的刀剪。有次我勇敢地举出大舅做例子以图反抗。大舅每年只理一次发，夏天剪个平得不能再平的平头，到了冬天回乡，长发如乱草，被款式永远别致的帽子勉强压住。我的举例如此真实有力，但妈妈只是撇撇嘴说，等你成了艺术家再讲，就令我哑口无言。我对画画不感兴趣，一心要做诗人。诗人也是可以留长发的。但我尚未成为大家公认的诗人，所以只能默默忍受一个月理一次西式头的待遇。我首次被文学社指导老师带领着去文化馆拜访诗人时，便是在理头的第二天。能够前往的，皆是社内精英，至少也是大有希望的文学苗子。我是精英中最小的一个，藏在其他人背后，怀着崇敬和激动走进诗人拥挤的房间。

诗人住在二楼，一个双房套间，外面客厅里面卧室。这格局跟我们厂里的工人平房差不多。但诗人住的是水泥楼房，显然比厂里的瓦房要高级。最关键的在于这是诗人住的地方，就算再普通再寒酸，也会处处透出令人仰慕引人深思的细节。靠窗的桌子上满是书和稿纸。指导老师的办公桌上也满是书和稿纸，但码得整整齐齐，跟诗人桌上的散漫无序形成鲜明对比。一盏台灯白天也亮着，仿佛构成某种象征。诗人坐在桌边，脸一小半被灯光打亮，大半沉浸在幽暗的光线中，有着古堡的深邃和沧桑（这个比喻来自诗人自况）。其实诗人那时还年轻，只有三十出头，长发微卷，上唇的小胡子尚未留起来。他仿佛还没完全睡醒，靠在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指导老师聊天。他们已认识多年，有着老朋友相处时的散淡与随意。而我们尽管有满腹的话，却谁也不敢开口提问，包括以诗人继承人自居的社长。他总是盯着诗人的脸，不放过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表情。但诗人回避或者说反感这种灼热的崇拜，眼皮下垂，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到。有时他抬起眼皮，目光却漫过另一些人的脸，让社长鼓足勇气准备发起对话的企图熄灭在这种貌似漫不经心的无视中。最后还是指导老师说，你给他们讲讲怎么写诗吧？诗人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诗怎么是写出来的呢？诗是从心底流出来的。指导老师露出充分理解同时不打算放弃的微笑，那怎么只看到从你心底流出，不从我心底流出呢？诗人双手一摊，这个问题你要去问天空，问河流，问大山才行。他的脸上同时闪烁着无辜和得意，还有一丝狡黠。指导老师只能叹息道，老天爷不公平啊，开了你的窍不开我的窍。

拜访结束后，诗人送了指导老师一本新出的诗集，小小的、薄薄的，设计得考究，出版社还给予了奢侈的压膜待遇。指导老师慷慨地借给我们传阅了半个月，实际上是给予抄录的机会。我利用整天的课间时间，抄了十几首，而那些最好的句子，不知不觉已经录在心里。多少年过去后，我还能大致不差地背诵一些：

“懒鬼，还不起来呵”

她喊着，在门外

早晨，清澈见底的脸。

这是诗人描写立春到来。

父亲，捶着风湿的腿

里面，有一种极悠远的疼。

这是诗人描写雨水时分。

而到了冬至，他是这样写的：

灰色天幕

一条长长长长的路

孩子手中的甘蔗

越来越短

越来

越短

短。

都是在瞬间凭借不可思议的直觉抓取出乎意料又十分恰切的印象或意象，然后凝成简洁至极的诗句，其美学效果仿佛夏夜的月光从树叶间撒落，富有悠远的韵味和令人惊奇的发现。当然，那时的我并不能像现在这般进行煞有介事的阐释，那时的我只是觉得这样简单朴素得像是小学生也能画出来的句子，却越读越有味，读了还想读。社中的诗人和准诗人们经过了各自研究后又进行了集体讨论，最后一致承认：如果不是他写出来，其他人打破脑袋也掏不出这样的句子。社长尽管受到诗人的漠视，崇拜的狂热却一点也未消减。他开始对自己花里胡哨的诗风进行深刻反思，着手削掉那些多余的修饰。但我发现他的诗歌去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后，就没剩下什么了。估计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这点，陷入长期的纠结和痛苦中。这导致他并不出色的成绩急剧下滑，后来高考惨败，又无心复读，便去沿海打工。在那里他倍尝人世艰辛，获得了真实的疼痛感，作品发生质变，逐步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工诗人，被家文学杂志招聘去当了编辑，总算实现了学生时代的理想。

当时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日后的命运，但其实都在为命运的发展种下前因。我继续练习写诗，但在得知诗人出生成长于对河后，更大的兴趣变成了打听关于诗人的一切——在这种全方位的挖掘、考证和以此为基础的推测和想象中，我不知不觉培养出了另一种能力。后来出乎自己意料地成为小说家，跟此种能力的获得有莫大关系——我觉得诗人完全符合我对那个地方的想象，或者说，因为诗人的存在，对河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慢慢减弱的神秘度和诱惑力再度提高。

指导老师看在我是文学社最有希望的新苗的分儿上，忍受了我的纠缠。他对我回忆起当初跟诗人的交往。那时他师范毕业，分配到乡下教书。诗人当时是乡镇电影放映员，他的每次到来都是村庄的节日。乡亲们对他的欢迎就是拿出最好的苞谷烧来招待。诗人对酒的好坏很在意，下酒菜则不甚计较，有腊菜固然好，不然，一碗辣椒炒豆腐干子或一碟油炸花生米，也照样兴高采烈。此外要紧的是有人陪着喝，独饮对他来说，是件寡味、可怕的事情。诗人酒量大又生性随意，大家都愿意陪他，但也不是谁都能陪。大队干部自然是能陪的，指导老师作为方圆十里的大知识分子，也有资格作陪。他并不好酒，但常苦于无人聊天，诗人的到来，缓解了这个文学爱好者的寂寞。指导老师在师范时已刻苦攻读过不少文学名著，尤其热爱俄罗斯文学。诗人却没读过多少名著，但有许多奇思妙想，让指导老师每每暗自惊叹。他在指导老师的房间里过夜，东翻西翻之后，把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丢到一边，却对叶赛宁情有独钟，很肯定地说，这个人写得有味。指导老师当然承认叶赛宁写得有味，但见诗人置他推崇备至的普希金于不顾，未免遗憾，忍不住向诗人普及文学常识：叶赛宁是优秀诗人，但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诗人立刻皱起了眉头，说太阳再大也跟我没关系，我就喜欢月亮。指导老师唯恐打消他刚刚建立起来的诗歌热情，也就忍着没跟他争辩。

诗人喜欢的不仅是月亮，还有黄昏、溪流、山野和姑娘。关于姑娘一节，指导老师其实没有提及，但他说诗人喜欢站在或蹲在村口的溪边，痴痴地盯着夕阳，还有夕阳下暮归的人们，直到把夕阳看没了，才会挪动脚步。他的名作《日落》，应该是站着看夕阳时从心里蹦出来的：

太阳每天衰老一次

残留在山脊的夕照，是退休金吗

爷爷蹲在暮霭里

磅礴着一声不吭

似乎不屑于理会

那一抹可怜的抚恤

悬念比蛛丝更坚韧

告别这世界时，爷呵

别忘了对落日说一声：

且听下回分解

指导老师说当初看到诗人把夕照比作退休金时，觉得简直岂有此理。但这个比喻一过目便不能忘却，令他彻夜辗转。第二天大早跑去问诗人，你怎么想到这样的比喻呢？诗人半眯着睡眼，淡淡地又带着几分傲然地说，想到了就想到了，这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指导老师深感郁闷，回去后又对这首新奇的诗进行反复分析，最后确定这个比喻是通的。

诗人还喜欢和衣躺在山坡的草地上。他的经典姿势是这样的：双手枕在脑后，跷着二郎腿，望着天空，似乎在发呆，又似乎在思索。有时也会把腿放下，双手摊成一字，整个身体无比松弛，美美地眯上一会。后来指导老师在张信纸上发现这样的句子：

深草有一股浮力

浮起疲惫的山影

黑色的古树

笔直指进土地

蓝天是儿童读物

阳光很辽阔

睡意很辽阔

四肢很辽阔

一把镰刀躺在草丛

梦是弯曲的

这次指导老师倒是立刻看明白了，大嚷，好诗！诗人却没那么激动，还反问道，真的吗？指导老师盯着他，肯定是真的，你应该去投稿。诗人不晓得怎么投稿。他的诗都是即兴用铅笔写在信纸或者烟壳纸的背面，黄挎包、上衣口袋、裤袋里面，到处都塞着这样的纸。指导老师逼着他统统交出，用自己那一手工整的小楷抄录下来，还垫上复写纸，留了份底稿。他建议诗人先寄给县文化馆办的刊物。诗人说，寄县里干什么喽，要寄就寄省里。指导老师被他的胆气鼓舞了，对，我们要寄就寄省里。但寄出之后，他开始忐忑起来。那一阵，他总是处在焦灼不安的状态中，仿佛寄出的是他自己的作品。诗人却像忘了这回事，照样放电影、看夕阳、在月光禾场上喝酒，还跟小孩一样，用空墨水瓶养蝌蚪。指导老师每次回家，都必须从对河坐渡船进城。那时诗人还住在对河街上。指导老师总要去看他。诗人每回一定要拉着他吃顿饭，喝上两盅才肯放行，吃了后还要送他到渡口，有时也跟着一起过江，到街上去看望其他朋友。有次快上船了，他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摸出张纸，递给指导老师。原来是张铅印的用稿通知单。指导老师顿时又是跳又是笑，惹得过往的人都一齐扭头看过来。诗人也笑起来，说，感谢你，让我变成诗人。指导老师收敛起笑容，很认真地说，不，你天生就是诗人。

指导老师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脸上还流露着一丝淡淡的遗憾。也许是从那时起，他决定不再写诗，而是专攻显然更为适合他的散文，后来陆续在省里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这对于他能调进城里，发挥了作用。那是文学能改变命运的年代。诗人命运的改变更大。作品一在省刊上亮相，立刻由一个只在几个山乡有名的电影放映员变成了全省闻名的新晋诗人。他拿到稿费后，买了一箱比他还著名的昭市大曲，请朋友们喝到月亮都忍不住打盹。后来他被请去参加省里的一个什么青年创作会议，结识了《诗刊》来的编辑，大获赏识，半年后在上面发了两个整版。这样的成绩惊动了市里和县里，领导们一商量，认为人才难得，应该调进文化馆。但文化馆已有文学专干。不知是哪个领导听说了他还会摄影，便提出干脆做摄影专干调进。征求诗人的意见时，他欢天喜地，一点也没把那个文学专干的名分放在心上。那时他常苦于要到富有的朋友那里蹭相机，成了摄影专干，便能堂而皇之地摆弄公家的相机了，胶卷还不用自己掏钱。在他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了，若还有什么意见，那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

但是在指导老师看来，后来诗人把太多精力放在了摄影上，未免有些可惜。当然，他还继续写诗，继续写让人拍案叫绝的好诗，但写诗对他而言，真的变成了一种副业，或者从来没有成为主业。以前他的主业是在乡镇巡回放电影，现在他的主业是背着相机包满山遍野地跑。据说县城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大山他都走到了，连以偏远贫穷著称的大瑶山他也几进几出。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在任何村落或林场都能找到住宿，素不相识的贫寒人家也愿意分一碗热饭给他吃。指导老师感叹道，他连柴棚都能睡得下，这种苦也不是一般人能吃的。我没见过柴棚长什么样，只是觉得一个诗人在充满木柴香味的棚子里酣睡，很有意境。指导老师还提供了另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某年夏天，诗人邀上他和另一个朋友，租了条篷子船，带上酒，在江上漂流了两天两夜。他们不分白天晚上，畅谈、喝酒、唱歌，兴致来了就跳到江中游上一回。有天夜晚，诗人喝得半醉，非要扑到水中把月亮捞上来。其他两个费了牛劲，才把他拖进舱中，用屁股压在床上。诗人挣扎不脱，像个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船老板人挺好，用葱姜熬了碗醒酒汤，给他灌下。汗一出，酒便醒。清醒后他暂时忘记了月亮，大肆赞美这碗醒酒汤。船老板又给他们每人都熬了一碗，他捧着咕咚咕咚喝下肚，然后眼巴巴地望着其他人手中的碗。指导老师喝了一半，见他如此，便把碗递了过去。诗人毫不推辞，接过来便喝。那晚他去船尾撒了三回尿，其他两人不放心，轮流陪着去。撒完尿他总要站上一会，看着满江的银光一闪一闪。指导老师以为他会有惊人之句，但他只以咏叹调说了三个字：多好啊！很多年来，这件事，这些场景都在我脑海里回味。我想诗人一生都渴望这种状态，永不靠岸，永远在游荡的途中。我后来也进入了文学界，听到有些人不无遗憾地说诗人缺乏一个远大目标，有些浪费自己的才华，心下不以为然。诗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游荡，在这游荡中享受生命的自由和美好。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对河气质。他在乡村和城市中都能游弋自如，但不属于任何一边。这是一种悬浮状态，具有梦幻特质，长久地吸引着我去凝望和憧憬。

同学胡胖的爸爸是搞管弦乐的，在文化馆似乎还是个小头目。诗人能够引起胡胖景仰的地方，在于在他家中能看到台币。除此之外，胡胖谈论起诗人，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说他不爱开会，不遵守单位纪律。胡胖自己在学校就不遵守纪律，我想他有什么资格嘲讽别人不遵守纪律。但胡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胡胖，而是变成了他爸爸。只有当他在靠在走廊栏杆上，双手插在裤袋里，抖着腿，大讲黄色笑话的时候，才是胡胖自己。胡胖跟社会青年有来往，这是我不敢当面反驳他的主要原因。从小学到初中，他跟我都同班，关系还算密切。课间站在走廊上，跟胡胖之流闲侃，是我学生时代最大的乐趣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乐意听具有江湖气质的人闲扯，因为他们很放松，呈现出更多生命和生活的本来质地，言谈中也有许多来自街头巷尾的新鲜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才发生，就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迅速到了他们耳中，连场景细节也一清二楚。有天才下第一节课，胡胖便走到我面前，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诗人跟他们馆长打了一架，据说是因为一个什么文学问题。从楼上打到楼下，吼得惊天动地。先动手的是馆长，而胜利者是诗人。全馆的人都去劝架，合力把馆长抬走，才平息了这场架。听说诗人打赢了，我便松了口气。胡胖接着说，打了领导，这下有他好看了。我却觉得诗人眼中只怕没有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当下翻了个白眼。胡胖晓得我崇拜诗人，也忌惮我语文科代表的权力，装作没看到这个白眼。后来听胡胖说，馆长又跟诗人和好了，两个人在一起谈笑风生。据说馆长也是个有才华的人，比诗人还年轻。这让我对那个馆长生出几分好感来。

妈妈见我变得不如往日活泼，有时还对着门口的梧桐树长吁短叹，疑心我早恋，对我的书包进行了一次搜查。搜出了一本蓝色塑料壳封面的笔记本，但上面并没有什么情感日记之类的，而是些长长短短的分行句子。不过她也仔仔细细读了，然后说这好像是诗人写的。没想到妈妈竟熟悉他的名字和作品，这让我大为惊喜。你认识他？妈妈一笑，我好早就认识他了。我顿时激动起来，声音有些发颤，央求她讲讲怎么认识诗人的。妈妈却要求我把作业写完，再背上一首唐诗再说。

这个晚上作业有点多，那首“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又特别难记。勉强背全，倦意便冲上脑门，抹了把脸后就一头栽在床上。但我并没有气馁，此后断断续续好几个晚上，在又快又好地完成妈妈布置的任务后，就着昏黄的灯光，我听她讲述他们那一代的往事。妈妈有些地方讲得细致生动，有些地方又一笔带过。但当时我已能不自觉地运用想象力去勾勒那些未被呈现的细节，并初步感受到当中绵绵无尽的乐趣。

那时她下放回城，被安排在理发店上班。理发店是集体单位，跟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一样，都归商业局管。百货公司在老街和大街的交会处，斜对面是副食品公司。老街街口往下近百米，就是理发店。这一带是当时城里最繁华的地方，如今也是，只是繁华的面积扩大了。在理发店里上班的除了些五六十岁的老师傅，便是些年轻学徒，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们。这些姑娘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下放到乡下或者在城里当了几年待业青年。妈妈没上高中是因为外公被打成走资派，被取消了升学资格。其他人则是根本不想读书，趁着大好革命形势逃离了学校。当终于有个单位后，这些人又趁着大好改革形势放肆玩乐。妈妈则报考了电大，一边工作一边挤出时间来读书，这未免在那些专心玩乐的年轻同事眼中成为异类，妈妈时常遭到冷嘲热讽。但店中最漂亮的姑娘从没有排挤过妈妈。她单纯、快乐、追逐时髦，正忙着享受人生，没空也没那个心思去为难别人。对妈妈，她还有一份敬重，有时说自己实在读不进书，很佩服能读进书的人。妈妈喜欢她的单纯，同时也羡慕她那漂亮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材，两个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倒有些知心话说。因为她的存在，妈妈在店里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何况还有个别老师傅对妈妈的好学上进表示支持，所以她在店里还能待得下去。

那时还没有私人理发店，所以尽管技术老套，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发型，店生意还是兴隆。更何况这里还有一帮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姑娘。有些男青年本来不需要理发，但隔三岔五也要来店里转转，对着镜子欣赏一下自己美男子的形象，找机会跟姑娘们说说笑笑。老师傅们对这些人很少有好脸色，有的气性躁的还会骂人，当然，骂的多半不是这些男青年，而是女学徒，但指桑骂槐的意思很明显。但这些男青年在爱情面前一个个都脸皮厚如城墙，隔两天又笑嘻嘻地出现了。有些会来事的，一进门就给老师傅们发烟；有的确定要追求某位姑娘了，便会先请她的师傅喝次酒，这样虽然依然得不到好脸色，但起码不会让姑娘挨骂受委屈。那位最漂亮的姑娘追求者最多。她师傅跟她爸爸是老相识，自然担负起保护和筛选的责任来，时常说，宁妹子，那个人眼睛喜欢乱瞟，靠不住；宁妹子，那个人走路脚跟不着地，在社会上肯定立不住的。对这位业余相人大师的指点，宁妹子总是眯眯笑着，从不反驳，但背地里对妈妈说，师傅还是老观念。妈妈倒觉得师傅说得有道理，劝她说，还是把稳一些的好，你反正还年轻，不着急，要挑就挑个好的。宁妹子更重视妈妈的意见，没有笑，郑重地点了点头。

有天下午，店里生意寡淡，大家都在嗑瓜子，有两个人上门来了。走在前头的风衣飘飘，眼睛乱瞟，乃是城里的未婚美男子之一。店里另外两个姑娘都喜欢他，他对宁妹子更感兴趣，但跟那两个姑娘也热情地周旋着。跟在后面的从来没亮过相，头发蓬乱，眼神有些恍惚，穿的倒是刚流行起来的牛仔服，但身上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挎包又土得很正宗，这便是诗人了。大家以为美男子是带他来理发的，顺便好跟姑娘们调笑。这是他的惯使套路。但诗人并没有坐到铁转椅上，只是悠闲地打量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宁妹子和他目光一碰，脸有些发烧，竟不能像平常那样大方地对着每一个来客笑，而是低下头去。美男子正忙着应付另两个一见他便眼睛发光笑容洋溢的姑娘，没有察觉到宁妹子的异样。妈妈倒是注意到了，又打量了诗人两眼，觉得气质确实有些不同，但要说到长相，显然跟美男子有不小的距离。

应付完那两个姑娘，美男子又向在店里的老师傅们发了一圈烟，才对宁妹子说，我们今天带了个稀罕把戏，你想不想看？宁妹子应付他倒是游刃有余，只是笑了笑，表示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美男子便回过头对诗人使了个眼色，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一坨乌黑中闪着银光的东西。大家一看，原来是台相机。那时大家照个相都得去城里唯一的国营照相馆，一年也就照个一两回，算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极少见到有人会随身带着相机。大家迅速围了上来。诗人很大方，任她们拿去轮流摆弄。宁妹子是最后一个拿到手的，低头看了一回，说，这么高级的东西，不晓得怎么弄呢。诗人伸手就拿了过来，端在面前，对着她的脸按了下快门。宁妹子脸立刻红了，急道，我还没打扮好呢！美男子说，等你打扮好了，我们去河边照相。另外两个姑娘立刻嚷道，我们也要照！美男子皱起眉头说，急什么，有你们的份儿呢。宁妹子扭头对妈妈说，去照吗？听那口气，仿佛妈妈去她就去，而她之所以去，是因为妈妈去了。美男子连忙说，一起去，一起去。于是约好了时间。美男子还舍不得离开，又跟姑娘们说笑了好一会。诗人因为有相机在手，姑娘们对他明显热情增加，有问他做什么的，有问他住哪里的。待听说是放电影的，热情又增添了几分。有的说，那下次看电影不要收我们票啊。诗人只是笑笑，美男子也没揭穿他是专门跑乡下的电影放映员。待他们走了后，有个姑娘说，他人还不错，可惜是对河的。宁妹子说，对河的怎么啦，对河的又不是四类分子，还低人一等？宁妹子很少跟人拌嘴，所以此话一出，大家普遍惊诧。宁妹子的师傅却知道她妈妈是对河出生的，说，对河就几丈远的路，跟我们这边还不是差不多。老师傅一表态，学徒们便不敢有什么异议了，继续嗑瓜子，聊别的事情。

其实当时相机里面并没有放胶卷，当约会敲定后，美男子便负责去搞胶卷。诗人做得更多，不但要把借来的相机还回去，还要在拍照那天又把相机再借出来。作为回报，他那天把相机的主人也带了过来，给他一个跟姑娘们密切接触的机会。相机的主人当然也会拍照，但他勇于承认没有诗人拍得好，乐得帮姑娘们拿换下的衣服，而把拍照的重担全压在诗人身上。诗人忘记了活动的主要目的，一门心思放在拍照上。他见美男子总是指点姑娘们怎么摆造型，搞得她们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忍无可忍，说，自然点，放松点，想怎么站就怎么站，想怎么坐就怎么坐。宁妹子立刻白了美男子一眼，听到没有，然后冲诗人甜甜一笑，拂了拂被江风吹乱的头发。诗人大声说，对，就是要这种感觉！美男子顿时陷入无事可做的窘境，冷着脸看着诗人忽左忽右，跑到高处又蹲到低处，就差趴在地上拍了。当有条篷子船靠岸准备停泊时，诗人又跑去跟船老板套近乎。船老板居然答应载着他们再去江心打个转。宁妹子小声对妈妈说，这个家伙，可真有办法。妈妈也觉得诗人真不赖，含笑点点头。

从船上下来后，走到一块相对平坦的草地上，美男子宣布拍照暂告一个段落，说是跳跳舞。他随身拎着台录音机，里面装着最新的迪斯科磁带，早已跃跃欲试。宁妹子对跳舞没什么兴趣，噘起嘴，还想继续拍照，诗人说，你跳喽，我在边上拍就是。她才恢复笑颜，加入了扭迪斯科的队伍。所谓扭迪斯科，就是手乱摆头乱晃屁股乱扭。妈妈无法接受这种美学风格，坐在一边看他们扭。宁妹子其实也没怎么跳过，只是随着节奏一边笑一边摇。当意识到诗人的镜头对准她时，脸上便流露出羞涩，眼睛变得分外明亮。妈妈看在眼里，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别有一番风味。诗人拍了几张后，似乎兴致大发，把相机塞进挎包，放在地上，冲进舞阵，大扭起来。他长手大脚，乱发飞扬，半眯着眼，像喝醉了酒，尽管舞姿笨拙，却惹得姑娘们咯咯直笑。相机的主人也跳得开心，显然认为这次借出相机很值。美男子却觉得自己明明跳得比诗人好，风头却不在自己这边，有些提不起劲。只是跳舞是自己的主意，也不好停下，作为报复似的，他在另两个姑娘面前扭得起劲。其中有个姑娘频频公然向他抛媚眼，他也报之以美男子的迷人微笑。另一个姑娘未免失落，便接受了相机主人的靠近，扭出另一番风情来。

有两个菜农被乐曲声吸引了过来，从埂上走下，扯着脖子呆看了好一阵。其中有个愤愤地说，这不是耍流氓吗？另一个说，你懂什么，电视里就是这么跳的。愤怒的那个恶狠狠地咳了一声，往地上吐了口痰，走开了。另一个也不太好意思单独观摩，跟着走了。妈妈有些担心他俩去向对河派出所报告，惹出麻烦来，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坡上田埂后面。好在直到江边舞会结束，也不见有穿制服的人出现，妈妈这才放了心。此时光线转为柔和，正是诗人最喜欢的状态，他拿着相机，又拍起来。其他人跳累了，坐在草地上，任他舞弄。宁妹子见镜头逼近，想擦去额角的汗，诗人喝了一声，别擦！宁妹子便乖乖地住了手，任凭汗珠从额角滑到脸颊。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诗人咔嚓了两张。宁妹子不明白流汗的脸有什么好拍的，但见诗人神情满意，竟也乐意。

当成群的蝙蝠出动时，他们离开江边，在对河供销社饭店吃了晚餐。吃饭时宁妹子笑盈盈地问诗人，你使了什么法子，让船老板那么听你的？诗人说，我答应送相片给他。宁妹子说，你又不晓得他住哪。诗人说，我跟他约好时间的，到时他在老地方等我就是。宁妹子说，难怪了，他只怕这辈子都没照过几次相。妈妈觉得诗人这样做很有人情味，只要坚持做到，到哪里都会有人乐意提供服务。美男子斜着眼说，你那点稿费，只怕都用来冲胶卷了。宁妹子顿时大为惊讶，原来你还是个作家！诗人有点不好意思，什么作家，就是随便写几句。相机主人说，你谦虚什么喽，我们的大诗人。宁妹子欢喜地说，你还是诗人啊！诗人说，你莫听他们乱讲。他越是这样说，宁妹子对此越感兴趣，尽管她只读过几句毛主席诗词。诗人被她缠不过，答应下次把发表的作品带给她看。

吃过饭后，诗人送他们过桥，便转身回去了。美男子提议去看电影，其他两个姑娘和相机主人都颇赞同。宁妹子却不肯，妈妈便陪她回家，正好让其他四人去电影院结对子。一路上宁妹子没怎么说话，妈妈明白她的心思，也不主动开口。快到家的时候，宁妹子问，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哪个人啊？就是那个，诗人啊。还好吧，起码比其他人有内涵。见诗人得到妈妈首肯，宁妹子嘴角含笑，过了片刻，又现出愁容，我又没什么内涵。你也可以多学习一下。我想学，又学不进，怎么办？也不一定要看数理化，读点诗，学学照相，也是学习。宁妹子听得入耳，点点头，重新变得欢喜起来。

此后宁妹子果然不再除了给老师傅打下手、拿那些乡下来的客人试手，就是嗑瓜子、谈笑、疯玩，有时会带本文学杂志到店里，闲暇时翻看一二。杂志自然是诗人借给她的，但那家伙却从此不再在店里出现了，这让那些见不着他面的人徒然地挂念并反复打听。当老师傅也问起她跟诗人如何了，宁妹子眼睛发亮、含羞带嗔地说，还只是普通朋友呢。妈妈却晓得，她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诗人那帮县城文学青年组织的活动，朗诵诗歌、担任主持、去郊外采风，也学着摄影，慢慢地身上多了些文艺气质，这让她显得更迷人了。

妈妈赞许这种变化，美男子却因此而陷入痛苦中。他不愿承认竟会在这方面输给诗人，更不愿把这种痛苦摆出来，只有努力表现得更加洒脱，更加满不在乎，像花蝴蝶一样跟众多姑娘周旋，让大家钦佩他的风度和胸怀。妈妈却撞见他把宁妹子逼在一个角落里，声音无比焦灼，我到底哪里不好？宁妹子笑笑说，你没有哪里不好啊。美男子说，那你怎么这样对我？宁妹子说，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啊。

见她一脸无辜的表情，美男子还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掉头而去。据说他后来还去找过宁妹子的妈妈，特意告知诗人的对河背景。宁妹子的妈妈表情复杂地凝视着美男子，她早就告诉我了，见美男子有点不知所措，又补充道，你不晓得啊，我也是对河出生的，十岁后才搬到街上来。美男子顿时难掩羞愧，匆匆逃离。此后他淡出了这个圈子，开始倒腾起各路生意，但不晓得是因为运气不好还是不专一的缘故，始终发不了财，过早地显出落魄憔悴之态。

诗人对发财完全没概念，却活得越来越滋润，得了省里的文学奖还不够，居然还拿了台湾的联合报文学奖。而他之所以能拿这个奖，是因为省里一位欣赏他诗歌的前辈推荐其作品在台湾发表，引起大片好评，他自己既无期待，也没费什么劲。宁妹子和他确定关系之后不久，因为她爸从盐业公司退休，便按政策调过去接班，继续过她甜蜜幸福的日子。妈妈则在电大毕业后，被局里调到子弟学校教书。她天生是吃这碗饭的，在全县讲课比武和毕业会考中几次打败那些科班出身的名校教师，后来教育局跟商业局协商，解决了商业局两个领导子弟上重点高中的事，把她调进县一中。外公对此大感欣慰，因为他曾经担任过这所省重点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而他长期以来都因为当年被打成走资派导致妈妈不能读高中而内疚。

随着私人理发店的涌现，集体理发店越来越不景气。那些曾经快活到要疯了的姑娘们，大部分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才开始佩服妈妈当年刻苦攻读的先见之明，而完全忘却了那时的深重忌妒和刻毒嘲讽，对此妈妈只是淡淡一笑。当然，她们更多的是羡慕宁妹子的好命。妈妈也觉得自己是属于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人，而宁妹子是属于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就能获得幸福的人，可能这是她俩日后交往越来越少的一个缘故吧。但偶尔在街上碰到，依旧亲热。那种亲热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说到底，两人曾共历人生中一段极其珍贵的岁月，并且都在有意无意间帮助对方安然度过。

……

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湖南隆回。著有长篇小说《迷城》《银行档案》《巫地传说》《放养年代》，短篇小说集《回身集》，中篇小说集《愤怒青年》，诗集《三种向度》《传递一盏古典的灯》，散文集《宝庆印记》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