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是早几年的事情，那时候我还在县里任职，处境比较尴尬。有一天下午开会，马维问了我一句：“董副什么时候动身？”

我报告：“明天一早。”

他看了我一眼，没吭声，扭头跟旁边的县长说话。

我断定他有事交代，如果不是，他无须对我这么关心，董副什么时候动身对他无关紧要。马维是所谓“一号”，私下里有人称他“老板”，有人叫他“老大”。那些年不像现在，类似尊称比较常见，一般不忌讳，尽管叫，只要当事者心里高兴，自有人顺杆爬，热烈敬献。所有这些称谓表现的是同一个内容：马维是本县一把手，最大的，管事的，拍板的。马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他与其他县的一把手还有重大区别，比他们要高出一个头：本县向称重镇，是本市属下地域、人口第一大县，通常由市领导兼任县委书记。马维头上加戴了一顶市委常委帽子，那可比县委书记厉害。本市总人口近七百万，仅有九顶那种帽子，本县近百万人口只摊上一顶，所以分量十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法掉以轻心。

直到会议结束，马维没再跟我说什么。散会时他把靠背椅往后一推，站起身离开会场，县委办配合他工作的副主任小许从一旁跑过去替他收拾桌上的公文包和材料，我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此刻我当然可以参照执行，站起身一走了之，装傻，像是什么都没发生。问题是意外得到关心，不有所表示则近乎不敬，或许他眯着眼睛正看着呢。鉴于当时处境，我得格外小心，毕竟对该领导还有所求。

于是我去了会议室另一侧的书记办公室，举右手，拿两根指头背轻轻敲门。一听里边下令“进来”，推门便走了进去。

马维独自在办公室里，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边，面前放着一个文件夹。

“什么事？”他问。

“马书记可有什么交代？”

“交代什么？”

“我明天一早走。”

他拿手指头在桌上一敲：“对了。”

小许恰在这时拎着马的公文包走进办公室。马维要过公文包，从里边翻出一张卡片，随手丢在办公桌上。不是什么特别东西，就一张身份证。

“要劳驾一下董副。”他说。

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个年轻人，小马，马维的儿子，高一学生，该小马看来嘴上没毛，丢三落四。几天前，马维的太太携子从省城到本县探亲，过端午节，返回时搭便车，其子把身份证落在父亲的宿舍里。过两天小马学校里有个什么事，需要用身份证，因此得请人把这东西带去。

“董副刚好去开会，帮个忙。”马维说，“我让家人找你拿。”

我表示不必麻烦，我找个时间送过去就行。

“知道地址吗？”他问。

我指着身份证：“应该是上边这个吧？”

他即调侃，称董副当年起名字没搞对，什么中才，分明是个大才。

我跟他哈哈，说我父亲书读得不多，当年请了一位有文化的族叔给我起名。“董宗才”那个“宗”是按照家族排行，与大小无关。只是这么一叫果真没戏，不成大器。

“这个留待考察。”他略带嘲讽。

我把那身份证收起来，抓紧时间讲了件事：“马书记可以再去考察一下吗？”

“什么？”

“县一中那个礼堂。”

“董副很着急？”

“请书记关心。”

他把手一摆：“再说吧。”

一如既往，一点办法都没有，感觉尴尬。

我需要略做说明：马维来到本县时间尚短，此前本县“一号”是一位女士，属温和型一类，有亲和力，在任期间对班子里的同事和下属相当关照。我是由于该女领导力荐，才从副县长调任副书记，级别未变而排名略进。当时她让我管一大摊子，充分信任，我自认为也很努力，无论急难险重，从来没有二话。半年前这位女领导提拔到另外一个市高就，马维接任。此前马在邻县当书记，过来这边还是书记，却加持市领导身份，空间更大，权力也更大。马经验丰富，所谓“治大县如烹小鲜”，来了后思路很多，动作很大，政策出台几天一变，干部调整动辄几十上百。开会总是长篇大论，话很多，调子很高，而且喜欢大家跟着表示“很受启发，很受教育”，等等。这大体还算标配，他比较特别的是总说半句话，让大家去琢磨后边的意思，叫作“深入领会”，例如他问“什么时候动身？”让我自己去想，供其“考察”。作为副手我常觉得很难跟上趟，有时候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有时稍稍提点不同看法，无论说得如何藏头去尾，口气如何和缓宜人，他都把眼睛一眯，眼神灼灼，让人不能不悄然噤声。我发觉自己成了他锅里那只“小鲜”，供“一号”锅铲烹来烹去。他不断调整分工，一会儿宣布要亲自管这个，一会儿又安排另外哪位管一管那个，弄到后来我已经不知道该管些啥，尽由“一号”临时安排。以我体会，副书记这顶帽子好比迷彩贝雷，戴起来相对灵活，可以往左歪，也可以向右倾斜，或者正戴，怎么戴主要看主官意思。例如前任女书记很看重，那么就把帽子戴正一点，多管点事。现任马书记不动声色“烹小鲜”，那就摆正心态，别计较帽子左歪右斜，尽管让他“烹”去。除此之外没有他法，因为“一号”兼市领导，既是唐僧又是如来，巴掌了得，孙悟空都能一掌压住，何况“中才”而已。我这个人大体属于看得开之辈，定力也算可以，顺风顺水时不会太张狂，处境尴尬时也能自我排遣，不至于弃妇般怨天尤人。但是如本地一句土话所说：“皮鞋夹脚，自己知道”，也就是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段时间里尽管像是无所谓，该吃饭吃饭，该说笑说笑，从不显得太悲壮，心情却实在不怎么样，因为毕竟有难题还得面对。尴尬境地于我有如鱼刺扎在喉头，吐不出咽不下，难受不已。

◆

我马上就后悔了，自己确实最多只算“中才”，难成大器。所谓没事找事，这回真是自己给自己找事，一找找了个麻烦。

回想起来，当时别管什么“下半句”，装傻最合适，应当在散会后拔腿就走，不该主动上门。我觉得自己至少有两大错：首先是敲门，为什么没有及时收起那两根指头，拍拍屁股走开？另一错就是自告奋勇，人家已经明确表示让家人找我，我却那般贴心，自愿找时间送去。如此勇挑重担，真是自己找死。

我是离开“一号”办公室后才发觉事情有点复杂。表面看很简单，不就是一张身份证吗？找个时间送过去有什么困难？省里会议是明天下午开，当晚并无安排，叫个车从宾馆过去，最多一小时搞定。问题只在这是去哪里？会议室吗？菜市场吗？都不是，是到人家家里。尽管马维不在，毕竟是“一号”官邸。马维家在省城，由于以往工作没有交集，我从未到访过马宅，曾自嘲人家官大邸远，有心踮脚尖偷看，毕竟遥不可及。这一回突然给自己意外争取了一次上门机会，问题马上跟着来了：既然是首开先河，是不是得讲点礼节？以我这种水平，实在更愿意把两手插在口袋悄悄前去，把那张身份证从马氏官邸防盗门下边的门缝塞进去了事。但是显然不可以，毕竟我不是哪家公司的快递小哥，我是“董副”，马维领导下的本县副书记，我得表现出足够的礼貌，但是怎么做才算有礼貌就复杂了。具体说，首次登门，是不是应该人之常情点，随手拎个什么作为上门礼？例如抓一只叫个不停的土鸡，或者湿漉漉兜一条野生活鱼去？这么说当然是调侃，那类东西无论怎么绿色如何活蹦乱跳，都早已过时，上不了台面。问题是换上其他东西同样未必合适。这要看人，如果人家不光不喜欢那个，而且还另有喜欢，那就非常麻烦，或称讨厌。不投其所好，怎么着都适得其反，想表示客气礼貌，却反让人家真心嫌弃。那么就投其所好？我能那么做吗？

我是在绕弯子，因为这种事不好直说，“潜规则”要点在“潜”。“潜规则”大约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可能存在，表现可能有所不同。那些年“潜规则”特点比较“鲜艳”，或称“通货膨胀”，也就是常与金钱有涉，好比纯金戒指成色较足。

那天也巧，吴涌泉来了。吴涌泉是我表弟，他母亲是我大姨，他比我小几个月，家在我们隔壁县。我小时候曾被母亲送到大姨家生活过大半年，在那边读小学，那段时间都跟吴涌泉睡一张床。上大学时我读文科，他修农业，而后各走一路，吴现在是他们县的农技推广站副站长。吴妻的娘家在我这个县，岳母近日做个大手术，妻子请假回娘家照料老人，吴本人因之在两县间跑来跑去，抽空便跑到我这里。

“刚好，找你问问那位。”我说。

他握双拳做蹄子状：“马？”

彼此哈哈。吴涌泉曾告诉我，他们那边小干部流行比画蹄子，暗示马维。

马维在调到本县前，在吴涌泉他们那边干了数年，先当县长，而后转任书记。当时吴涌泉就曾说过此人不好。马维刚调过来那时，吴还打电话替我担心，说这个马特别会折腾人，当他副手可难，千万小心。此刻我想知道的不是马怎么折腾，该风格以前早有耳闻，如今亲身领教，已经不新鲜。我想知道的是“通货膨胀”，也就是钱的事。

“记得听你说过，他拿？”我问。

吴涌泉点头。

据说马维有个“三分之一”高论，出自私下调侃，意思是他手下用三种人，各占三分之一：第一种是关系特别硬，上边重要领导交代的，这个不能不用，因为自己的帽子也在上边；第二种是工作特别卖力特别能干的，这种人不能没有，要是没人做事或者做不成事，那肯定得坏事；第三种就是特别敢买敢送的，原因不必多说。凡志在进步者都要自我对照，三条路哪一条适合？你有多硬关系？你有多大本事？或者你有多少钱？统统没有或者资源不足那就老实待着，不要没头苍蝇乱窜，蠢蠢欲动。

马维真的这么说过吗？即便有，我认为多半属于调侃，估计也不是原创。以我观察，就马维的特点，最多只会讲三分之一，表达得如此完整透彻，应当是他人对所谓下半句的“深入领会”。类似言论传来传去，总会变出各种版本，马维版、牛维版、朱维版，均难以考证。仅凭这个判定该领导坐地收钱有些牵强。

吴涌泉说：“听说真的有。”

根据他描述，那边坊间常有些风言风语，某块地给了某开发商，某人得到某个工程，某官员调到个好位置，都会有人暗示有缘故、“潜规则”，都是拿“大砖”砸下来的。所谓“大砖”即银行柜台里取出来的一匝一万的人民币。但是细加分析，吴涌泉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副职，连副科级都还不是，与马维隔得太远，难以直接接触，他所听到的都是间接传闻，难说有多确切。

“无风不起浪。”他却坚持，“总有人偷偷嘀咕。”

“这种话到处都有人说。”

“说明到处都有。”

无论是否到处都有，据我的观察与经验，凡热爱“大砖”者，外界通常不会一直岁月静好，安静得像一口鱼塘，总会有些嘀嘀咕咕。即便塘里的鱼不会说话，它们也会拿嘴巴碰来拱去，以唇语交流。但是话说回来，社会上嘀嘀咕咕实也有多种状况，有的是有风起浪，有的是张冠李戴，也有瞎猜想甚至故意构陷。没有确凿证据或者直接经历，仅凭传闻确实不好说，只能姑妄听之。

吴涌泉问我：“表哥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我顺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身份证，递给他看。

“他是在试你。”吴涌泉立刻断定。

“怎么说？”

马维著名的“三分之一”里包含部分想干能干者，但是并不是能干就行，必须得为他所用才可以。如果不能听他的，那么越能干就越不能用。董宗才虽然看起来有大才，为前任女书记所看重，到了马书记这里却得多看几眼。如果心怀不满，另有一套，那就得靠边站，甚至找碴仔细收拾，再弃之不顾像扔一袋厨余。

“吴涌泉，你小子不好好钻研农业科技，研究这个一套一套的。”我批评。

“都像表哥啊？如今不研究这个还成？”

按照吴涌泉的研究，马维并非无缘无故让我上他家去，送身份证只是个由头，人家是要借机看我表现好不好。什么叫作表现好？那就是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向他靠拢，愿意跟随。如果有意保持距离，那就是怀有二心，人家会有严重看法。

“表哥得准备几块‘大砖’，表示个意思，也是个态度。”吴涌泉说，“必须的。他真的喜欢那个。”

我说：“我不干那种事。”

“要吃大亏的！”

“咱们不说。”我即把话题转开。

我决定不讲礼貌。如果马维果然喜欢“拿”，“董副什么时候动身？”的下半句是考察“大砖”，那么只好免了。那种事我不愿干，拿其他什么去礼貌则都有搪塞之嫌，除了小气还兼冒犯，因此只能装傻。

第二天一早，吴涌泉把车开到我家小区，接我去动车站。去省里开会是公差，县委小车班可以派车接送，我却没有叫，少麻烦。吴涌泉恰好一早回他们县，时间合适，顺路就把我带去坐动车。

到达动车站停车场时，吴涌泉从后备厢拿出一个礼品袋塞给我。

我诧异：“这是什么？”

“树叶。”他说。

我吃了一惊，他笑。真是树上长的叶子，那就是两盒茶叶。

“用不着。”我说。

“有备无患。”他劝。

他握起双拳比了个马蹄，坦白了一件事：“他真的拿，千真万确，亲身经历。”

吴涌泉竟亲自给马维送过，不是树叶，是“大砖”，四块。他们站长到龄退了，按说该他接，县里一直不研究。站里一位女职工跟马维的司机是亲戚，靠那人帮忙吴涌泉去了马维宿舍。马住在县宾馆一座小楼，前边有人把门，就是那司机，见马维要先过司机一关，司机进去通报，同意了才能进门。那天见面汇报也就五分钟，递了简历，说了情况，马维没说什么，摆摆手让吴走。出来时，门厅里还有人等着要进去呢。

我问吴涌泉是否当面交钱？吴说是交给那司机。那人跟马多年，最受信任。几块“大砖”还真的有用，不久考核组就下来了。可惜刚刚要动，县里人事忽然冻结，两个月后马维自己给调走了。事情没办成，钱打了水漂，吴涌泉挺后悔没有早一点去找。这种事说来脸上无光，吴涌泉秘不示人，要不是我问，他也没好意思跟我提起。

“活该有去无回。”我即批评，“你根本就不该去。”

“表哥不知道，人在那种时候很难受。大家都那么做。”

“也不都那样。”

“我怕表哥吃亏。马蹄踢人可不客气。”

我没想拿那个礼品袋，吴涌泉硬往我手里塞，说不搬“大砖”至少捎两片树叶吧，空着手哪里进得了门？这么一说我心里不禁有些把握不定，于是决定带上那个袋子，两盒茶叶没什么大不了，送不送到时再考虑一下，不想送带回来就是了。上动车后我把礼品袋往座位上方的物品架一塞，没再操心它。车刚开出站台，吴涌泉的电话到了。我挺诧异，这才几分钟就有事了？接了电话才知道，礼品袋两盒茶叶里，有一盒已经换货，没有树叶，装着四块“大砖”。吴涌泉替我先备了，以防突然有需要。他怕我拒绝，所以当面不说。吴涌泉清楚以往我从不摆弄这种东西，如果这回同样不想破戒，不必勉强，留着就是。钱暂交我保管，待下回他再到家里取。

我批评：“你真是，活该有去无回。”

他说：“我是替表哥担心。”

◆

傍晚到达马氏官邸所在小区，天忽然下雨，雨不大，细细碎碎，却足以让人焦虑。我在那幢高楼楼下门厅看着灰蒙蒙的夜空，好一会儿，感觉礼品袋挺碍手，我把它从右手换到左手，腾出右手去掏手机，站在门厅里给县一中校长打了个电话。

“咱们那儿下雨吗？”我问。

他报称有点小雨，目前看问题不大。

“有情况赶紧告诉我。”我说。

他问：“董副跟马书记说过了吗？”

我没吭气，把电话放了。

这场雨和这个电话搞得我心情极坏，尽管校长报称问题不大，一想起在建礼堂正在淋雨，我就心惊肉跳。

我县一中礼堂属于原地翻建，该礼堂已有六十余年历史，我读书时它已老态龙钟。记得有一次我们被老师赶到礼堂听校长训话，恰逢下雨，雨水从礼堂屋顶直滴到我的脖子上。我还曾在礼堂舞台上参加过校园节目演出，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纯跑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到了我贵为本县领导时，这座礼堂已经成为危房被禁止使用。我是校友，又是现职领导，自然得为母校做点事情，翻建礼堂项目在我的直接推动下立项，争取到经费，然后开工。上马后却遇到种种不顺，设计做过调整，施工单位更换过，还有一个分管副校长受贿给抓去判刑。好不容易排除万难，礼堂主体起来了，封顶在即，施工却被叫停，命令发自“一号”，他到任不久即带着几个人视察工地，提出存在几大问题，责令停工整改。经过数月折腾，包括纪委、监察在内的数个重要部门介入，该查的该整的搞了几轮，似乎都搞得差不多了，工程却还迟迟不能重启，一直呈烂尾状，学校和主管部门均非常着急，我本人更是忧心忡忡。这个项目虽有一位县领导直接分管，前任女书记又让我以副书记身份“总协调”以加强工作，马维到任后没有宣布变更，具体事情我却过问不了，概由“一号”亲自决定。有技术人员提出风险警告称，雨季到来前务必完成封顶，否则已建墙体会遭雨水侵蚀，严重的话将塌毁，工程尽数泡汤。一旦发生这种灾难，我将无以逃遁，首当其冲必承担主要责任。问题之解决只能通过“一号”，我屡次用各种方式，提请“再去视察一下”，试图争取马维开口，重启工程，但是他从不明确表态，我搞不懂他的下半句是什么，一直在他那口锅里给翻来覆去“烹”个不止，焦虑灼心。我自感症结可能是人家看我不顺眼，我想该请老婆用她的化妆包在我脸上涂红抹白，或者干脆自费去整容变脸，以求在“一号”面前焕然一新。这当然是调侃，无计可施只好自我调侃。

在那幢高楼门厅，我感觉潜藏在夜幕细雨里的巨大威胁，似乎还有提醒。思忖许久，我转身离开那幢高楼，叫了辆出租车返回酒店。进房间门后我把手中的礼品袋往床上一丢，打开橱门。这里有小保险柜，住客可设临时密码存放贵重物品。我输入密码打开保险柜门，从柜里边取出一包捆扎严实的塑料袋，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

刚才出发前往马氏官邸之前，我带上了吴涌泉给的礼品袋，但是只带了里边那盒茶叶，另一冒牌茶叶盒则拆开，盒中“大砖”存入保险柜，没有带走。当时考虑拿点树叶权充上门礼，也算参照“人之常情”执行，聊表敬意。至于人家是否认可，那真心不知道，只好别管他。但是最终我又跑了回来，把保险柜里那几块“大砖”席卷而出。为什么改变主意？因为恐惧，对那场雨，还有那个在建工程。我自问如果克服一下困难，拿些“大砖”去敲门，是不是可以表现出自己已经“深入领会”了，决心努力靠拢？或许有助于通过人家的“考察”，让“一号”从此将“大砖”与“大才”一并笑纳？那样的话，尴尬处境即便不会即刻消除，至少不必再让雨水惊吓。

我得说很大程度上是那场雨及其携带的威胁与焦灼让我改变主意，当然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大自然。无论如何，我的表弟吴涌泉果然具先见之明：“有备无患”。

第二次到达那座高楼楼下时，雨还在下。我没再停留以观天象，直接上电梯，按门铃，登堂入室。

给我开门的是小马，通过身份证的照片我已经认识他了。年轻小子有乃父之风，拦在门边不放我进去，两眼微眯，充满警惕，只问：“找谁？”

我告诉他我是谁，谁让我来。我注意到他双目紧盯，“考察”我手上的礼品袋和公文包，眼光灼灼，也跟他老爹相仿。

这时有一老者从里屋出来，面相比较和善。他问了几句，把我让进客厅，让我坐在沙发上。我估计这位应当是马维的岳父。马夫人未见，可能因故尚未回家。厨房里有炒菜声响，可能是马维的岳母在忙活。

我觉得这样也好，人家还没吃饭，咱们不多打扰，速战速决，跟陌生老小确也无话可说。我取出那张身份证递给老者，客套几句，即起身打算告辞。

“等等，等等。”老人说着，向外孙使了个眼色。

那孩子跑到客厅边，拿起了座机听筒。

当着我的面，那孩子打了个电话。我听出来了，是打给他父亲，“一号”。

“说是姓董。”那孩子报告，“来送身份证。”

接着是听。马维会说什么？“那个人长得怎么样？看起来顺眼吗？”

“有一个袋子，还有公文包。”孩子继续报告，“不知道都装着什么。”

我正琢磨着是不是该起身过去，向“一号”含蓄汇报一下树叶和“大砖”什么的，不料那孩子干脆把听筒扣在座机上，直接挂断了。

“马书记让你把东西带走。”他宣布。

“他怎么说？”我问。

“不要。”

此刻再说什么就是为难人家，也为难自己了。我立刻告辞出门，悻悻而返。

◆

数年之后，马维在市委书记任上垮台，以受贿上千万锒铛入狱。

马案办理期间，我曾受传唤配合调查。我是马维在任时的县委副书记，而后调整为县政协副主席，虽然受过打击，迅速边缘化，毕竟还在县领导班子里，办案人员认为我有可能知道一些情况，要求我尽量提供。我报称知之不多，我本人跟马维有些分歧，主要是因为工作。彼此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哪怕一支烟一包茶叶。

我没跟他们提起树叶与“大砖”，那个雨夜的故事属于“冷暖自知”，我讳莫如深，恕不相告，只不过它始终在我心里。我一直没想清楚为什么马维可以要吴涌泉，却不要董宗才？难道该马那般泾渭分明，只从某三分之一那里收钱，对另外三分之二高抬贵手？这种事哪可能如数学那般精准？我曾推测马维很挑剔，所谓“选择性收受”。人民币是一样的，而人长得不一样，必须看得顺眼才收，好比电视相亲要“眼缘”。问题是我虽没让该领导太顺眼，当时似乎也还在“考察”期，他对我不像后来那般严重反感，否则轮不到我被劳驾，征用上门。回想当时情况，我感觉整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并非事先安排，马的家人并不知道我要去送身份证，看来马还曾规定家人不得随意“笑纳”上门之礼，并确定了相关处理程序，所以小马才会赶紧打电话汇报。当时小马表述很明确：“不知道都装着什么。”马维的答复就是“不要”，无须搞清是树叶、“大砖”或者其他，一概拒绝之。这个情形曾让我非常纳闷，因为与吴涌泉说的绝对不是一回事，而吴涌泉不可能对我说谎。我曾琢磨是否另有故事情节，吴涌泉那些钱竟是某司机偷偷暗掉了？以我自己上门的亲身经历看，马维并不像流言所传那么“拿”。我甚至觉得虽然人家把我以小鲜“烹”之，却堪称廉政楷模，而我则自惭形秽。尽管“大砖”终未出手，且不为其他人包括马维本人所知，我还是自感较之马维的一身正气，自己显得可笑、可悲，近乎可耻。我得说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我还从未有过。

我跟办案人员提到了后来的一次会议，我未经事前请示，在会上临时动议，提出应当研究一下县一中礼堂工程，强调务必抢在雨季之前重启，否则后果严重。当时马维非常生气，半句话都不说，站起身便走出会议室，而后小刘跑过来传达书记指示：“散会。”这让我和诸位忐忑不安去琢磨下半句是个啥。坦率说那一次我是有意而为，此前我总是跟着“很受启发，很受教育”，从不敢太出格，担心对自己不利，可那时很痛苦，感觉已经无计可施，每时每刻似乎都有大雨降落的巨大声响在耳边轰鸣，因此便豁出去了。这次出格之举令马维对我再也不能容忍，不久我就因工作不力被免去副书记，调任政协，然后便有人员悄悄四处摸底，机关内外盛传我出事，被立案调查了，风声鹤唳持续半年多。这段经历于我颇多磨难，但是我反不像之前那般焦灼难受，因为心里有数，无论我有多少错失，所幸以往从未倒腾过什么“大砖”，不怕谁查，而母校礼堂已经安然无恙，在我被排除之后，一切便顺理成章。

“感觉解脱，只是手心里还一直捏着把汗。”我告诉办案人员。

他们不知道我说什么，未曾深究。

马案牵涉了不少人，该马交代得非常彻底，因为时过境迁，条件不允许他只说一半。他给谁要过钱，谁给他送过钱，给了哪个情妇什么，跟哪位女干部在哪里搞，均做详细交代，以示态度诚恳，争取坦白从宽。我不知道是否亦为某种扭曲的炫耀。我感叹他的记忆力实在太好，也相信他交代得相当完整，因为我的表弟吴涌泉级别很低，名不见经传，却也赫然被马维列入交代名录，金额四万，与吴涌泉告诉我的数字相符。因为这一笔交代，吴涌泉给叫去问过两次，写了情况说明与悔过，得了一个记过处分。

他感叹：“还是表哥厉害。”

我未曾自我陶醉。我得承认自己声称“从未倒腾过‘大砖’”并不完全准确，有一次例外，幸而只是未遂。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那场雨已经把我击垮，本来我有大概率出现在马维的交代名录中，“享受”吴涌泉的所有涉案待遇。但是我逃过了，成了漏网之鱼，说到底竟是马维成全了我，无论他出于什么考虑。我得说那次上门的感受让我终生难忘，“不要”给我的羞耻感决不逊于被“笑纳”，让我在心里无法庆幸没人知晓。遭遇那么一次就足够了，我发誓永远不能有第二次，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无论多么痛苦，多么焦灼与恐惧，都必须保持淡定，听从自己心里的声音。

马案过后不久，得上级关心，我被调到市直部门工作。前些时候，有一次单位集中学习，观看纪委下发的廉政教育警示片，我与马维意外重逢。他穿着囚衣，在片子里有很长一段犯罪自述与忏悔，谈到诸如“放松了学习，辜负了组织”等，一如既往，话很多，调子很高，却还是只讲半句，下半句须“深入领会”。我认真听毕，“感觉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耳边似乎又响起那天下午他的询问：“董副什么时候动身？”

我发觉自己的手心里还捏着把汗。

作者简介

杨少衡，祖籍河南林州，1953年生于福建漳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协名誉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地下党》《风口浪尖》《铿然有声》《新世界》，中篇小说集《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你没事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