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本学生”“小镇青年”等话题的持续发酵，让黄灯这个名字再次映入公众的眼帘。上一次这么引发社会关注和共鸣还是三年前，她以“返乡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下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时候。在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发表后，黄灯收到很多亲戚朋友、陌生朋友的来信，甚至有一位在浙江省服刑的劳改人员通过《人民文学》杂志社给黄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之后，黄灯陷入思考：自己笔下的外甥、侄子、堂弟，这些80后、90后、00后的亲人如果没有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而是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

从2005年在高校执教至今，黄灯所教学生的年龄跨度正好囊括了各个年龄段，这一难得的契机让她有机会窥视亲人在平行世界的生存现状。他们也恰好预演了黄灯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样子，她试图在书中勾勒出所处高校学子的真实场域，以及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和可能。相比《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在黄灯内心发酵的程度更为浓烈。某种程度上，它是《大地上的亲人》的续作，是黄灯对当下青年生存现状的持续关注和思索。

课堂褶皱

2005年，黄灯来到广州一所金融类学校当老师，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主要以教公共课、当班主任、参与日常教学为主。她还以导师制的形式私下带一些学生。随着教授课程和接触学生的增多，黄灯与学生们产生了更真实和紧密的关联。

26年前，黄灯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高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毕业生。相似的家庭、教育背景让黄灯对所执教的学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她提出一个词叫“课堂褶皱”，即一个课堂可以反映社会百态。比如在别人眼中普通的课堂，她却能从中看到学生的成长历程，以及最终折射出的广阔社会背景。随着课程的增多，她对身边的二本学生的印象也悄然发生着转变。在没当老师之前，黄灯对他们曾带有一些刻板的偏见，但在教学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学生实际上很优秀，能力一点不比重点大学的学生差。他们做事踏实，不好高骛远，心态也更加平和，更能够接受注定平凡的人生。

黄灯与学生合影

创作这部书的最初动力源自黄灯对当下高校教师日常工作的反抗。严苛、僵化的数据化考核，高校教育的种种问题时常让她感到苦闷和备受打击。学生的单纯与好奇悄然修复了她的内心，也给予了她很多思考和滋养。在交流中，黄灯发现很多学生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似，都是从农村、乡镇走进大城市，有着并不抢眼的本科学历，但时代的不同又让他们的境遇存在很大反差。她将每位学生都看作一部“生命史”，思考这些“生命史”背后的成因和走向。从2014年开始，黄灯有意识的找学生做访谈，并在方便的时候对学生进行家访，深入交谈的人数达到上百人，整理访谈录音二百多万字，逐渐积累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某一天，在处理完手头事情后，黄灯萌生了将多年来对学生的观察以及思考进行整理，并做一次集中表达的想法。她原本将这部书起名为《十年从教记》，定位是教学杂记和文学观察。因为采用非虚构形式，在写作过程中，她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节制，所有表达只能基于访谈、田野调查和观察得来的一手资料，不能有太多的发挥空间。相比写作《大地上的亲人》时的痛快淋漓，《二本学生》的写作历程让黄灯颇觉拘束。

在与学生的交谈中，黄灯不愿凭借“教师”身份过多介入学生的隐私，基本上学生愿意找她聊什么内容，文字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样，不会刻意兼顾不同学生的情况。书中提到的大多数学生都出身草根，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没有更多机会与家境富裕的孩子有较多交流，哪怕有传统师生关系作为保障，她依旧会感觉到来自珠三角富裕家庭的孩子隐约地设防和疏离，以及模糊的隔膜。她也不会刻意采访，或者设定提纲，通常只会录音，并非为了整理材料方便，而是保留一个证据。她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有写作伦理的，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是作家和读者、作品之间天然的信任关系。一个作家如果选择了非虚构这样的文体，意味着需要作出承诺：笔下的文字要从眼睛里真实看到，而非虚构出来的。这是非虚构作家最基本的写作能力。“我对自己的写作是有要求的”,她强调。

这本书从龙洞出发，有邓春艳床板狭窄、没有空调的出租房，有伟福布置得极为雅致的房间，还有不愿回北方的婉丽、在漠视中长大的则良、妈妈是越南新娘的沐光……黄灯说，当一个学生站在她面前，她都会感觉到一种纵深感和历史感，自己就像透视镜一样，看到每个人身上流淌的生命史。

书中出现的100多个名字，以及得以展开描述的50多个学生与黄灯教过的4500多名学生相比，体量过于狭小。更重要的是，相比能够说出的名字，她的内心还有一个庞大的隐匿群体，他们躲在幕后，安静地站在记忆深处，或消失、或疏远、或拒绝。这种疏离让黄灯意识到，彼此在课堂的偶遇更像是一场无法言说的幻觉。那些真正的黑洞，真正的贫穷、无助、迷惘就像在一片迷雾中，让人无法看清。他们始终是黄灯最为牵念的影子。隐匿——正是多数学生最为真实的生存。

志勇是062111班的第三任班长，毕业后在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三年多。性格中的敏感和自尊让他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又因为不愿意和现实妥协，生活过得很艰难。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了一点点。后来在一次通话中，他和黄灯说：“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这些学生中黄灯对吴志勇最为看重，他常常会让人联想到贾樟柯电影《小武》里的主人公“梁小武”。小武生长于嘈杂落败的北方小县城，游弋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在生活的夹缝中维持着一丝生存与尊严。面对时代转型的困窘、对几近分崩离析的传统道义的无奈与坚守交织在他的身上，既心酸，又令人起敬。

在黄灯看来，以“小武”为代表的群体，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精神困境。黄灯笔下的学生更需要面对的是房租、就业等生存压力，精神困境反而退居其次。这个社会从何时开始对年轻群体的关注从精神转移到生存，这一转换过程是时代变化的秘密。吴志勇困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内心的自尊，维护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城市后内心的骄傲和尊严。黄灯目睹了他的成长，也非常理解他，他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在进入社会，面对生活暴击的时候，原本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开始遍尝人生的苦涩。黄灯深切关注着以吴志勇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并为他们遭受的无解人生感到忧愁。

黄灯与参加“导师制”的2011级学生

黄灯在创作中一直避免受到主观情感的影响，有意识的与学生拉开距离，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但在文字间还是不免倾注自己的情感。学生在黄灯面前都毫无保留，最隐私的事情都会告诉她，师生间保持着亲密且相互信任的关系。她觉得师生之间有种天然的“人伦之情”，相对而言更为纯粹。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纯记录或暴隐私，而是通过提供的信息进行思考，她希望在不伤害学生的前提下，尽量将思考和观点呈现出来，但毕竟写的都是熟人，猜出来很容易。于是黄灯尽量引导大家，比如在班级群里呼吁不要对号入座等等。学生们都表示也很理解。比如吴志勇，因为最不愿意面对他的经历，她一直没有鼓起勇气采访。但后来，他主动联系黄灯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

黄灯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不仅运用口述的方法，还有实地考察，比如去很多学生家里进行家访。创作上，她也有很大的遗憾。根据原本的设想，《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架构庞大、内容丰富的书。在时间线上会横向比较70后、80后、90后中出身背景、教育经历相似的人在走向社会后的不同经历等等，最终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忍痛割爱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在她看来，《我的二本学生》还可以放在全世界范围中探讨当下年轻人的困境。 美国的非虚构作品《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美国青年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困境，这和中国青年的处境遥相呼应，是世界性问题。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普通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是很巨大的问题。黄灯觉得这本书在创作时纵深感挖掘得不够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在不脱离既定素材的前提下开展更广阔的想象和讨论。由于素材、写作伦理等限制，非虚构作家更像戴着镣铐跳舞的人。

豆瓣等多个阅读平台上有读者反映，这部书最终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只是谈到了一种现象。对此，黄灯解释到，对一个群体的描述，仅仅通过笔下有限的个体，本身就暴露了先在的局限。这部书更多的只是一种呈现和观察，虽然创作之前做过一些调查，但如果要得出结论，就意味着要穷尽所有对象，用非常严谨的调研方法严格做调查，工作量太大，不是她擅长和想做的。

随着了解到的学生情况越来越多，黄灯的内心也逐渐变得黯淡和沮丧。她最初的困惑并没有通过对学生命运的梳理而获得圆满的答案。有时她想，如果在文章中多增加一些不同家庭的情况，以及自己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整部书的色调是否就不那么灰暗。也有些年轻读者反映，这部作品色调过于消沉，“要允许我在文中带有情绪和情感的宣泄”，黄灯回应到，“哪怕所教1000个学生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我知道100个学生的惨淡经历，就会很受触动。还有更加曲折悲惨的经历最终没有诉诸笔端。”她还谈到，写作存在边界性，每个人物的状态和心境都在发生变化，很多学生的生活状态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但作品不能永远随着人物的状态而改变。

透视镜

第一次见到黄灯是在与贾樟柯对谈的现场，她身着一件绛红色风衣，内敛、略带拘谨地坐着。然而在面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她妙语如珠、犀利耿直，不时引发台下的掌声。在她那颇具亲和力的外表下隐藏一颗敏锐耿直的内心。深入交谈后我发现，亲和力、犀利、耿直，既是黄灯的性格特点，或许也是她作品的特点。而这些，与她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黄灯出生在湖南汨罗农村，从小在大家庭中长大，养成了不怕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复杂，习惯和各种人群打交道，颇具亲和力的性格。她通过读书、考试，一步步从汨罗到岳阳、武汉，最后在广州安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然而，在经过十多年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浸染、亲身感受社会高速发展和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生活后，她的内心陷入另一重更加真实且无解的困境中。“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的内心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意识到学术生活无法消解内心的困惑，黄灯将目光转向日常记录，坚持随笔写作。

在丈夫杨胜刚看来，黄灯在80年代种下的理想主义种子，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逝，而是深埋内心，犹疑和犹豫成为她最大的阻碍。2000年4月，韩少功重回知青下乡地点汨罗——恰好是黄灯的出生地。韩少功作为知识分子扎根乡村的举动为黄灯确立了精神方向，也唤醒了她身上的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古老士大夫传统。落实在书写上，重新审视个体经验以及个体在时代转型中的遭遇，成为黄灯精神重建的开始。

2003年暑假，黄灯开始了思想随笔的写作，她在自己从未出版的长篇思想随笔《细节》中，彻底将过去有意无意回避的人生经历召唤出来。她发现最牵动情感和心灵的，不是程式化的学问和教条化的概念，而是那些生为农民的亲人、曾经的工厂同事。黄灯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学术、写作，不能再拘泥于书本知识、概念、理论，而应该向更为鲜活、广大、原初的生命体验开放，从精神深处接纳自己出身底层的人生履历。在接通个体和身后群体的过程中，她裹挟着各类粗粝的遭遇上路，并由此开始了底层视角的“精神还乡”历程。

无论是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还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间挣扎求生存的“草根”，他们背后依稀可以捕捉到黄灯的身影。全中国有无数的农村儿媳、普通高校教师， 黄灯却是第一个将“二本学生”“农村儿媳”形象推至公众面前的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在她的笔下重新获得了尊严与关注。

黄灯第二次担任班主任时所带班级学生

《我的二本学生》不单单是讲个体的故事，而是表达一个老师与年轻群体间的沟通，涉及很多黄灯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的思考。她觉得，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传授，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这些普通高校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看清真实的自我以及与社会的关系，课堂上时常弥漫着一种深深的茫然。作为老师，黄灯的心愿就是让普通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能够多一点对社会的认知。就业层面的个体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这是黄灯多年来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书中竭力探讨的核心问题。黄灯和很多记者聊天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希望能够唤醒学生对社会的真实经验，接纳并与成长和解，认清贫穷并不是一个人的原罪。

黄灯将这两次话题的爆发归结于拥有一个“透视镜”，即理论背景的支撑。这些理论是帮助她更好地观察世界，以及透过现象一针见血看到本质的工具，但她也同时强调，“不是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来‘照镜子’，用理论拆解社会以及个人的日常经验并得出结论，这个过程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像一个人患病，仪器的诊断固然重要，但也需要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对个体机能的观察和生活习惯的追溯，只有将这些信息加以综合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诊断。”

黄灯已经在广东生活了将近20年，她始终关注着这个城市的变化。近几年常有人建议黄灯去北京上海发展，但被她一一否决了。她说自己是一个警惕性非常强的人，因为40多岁才开始正式创作，一直自视为新锐作家，而新人的创作尤其需要地域、生活的滋养。她无比珍惜这段人生经历，广东是她的灵感源泉和滋养之地。

作为一名二级学院的院长，黄灯平时不仅要承担教学工作，还要应付大量的行政任务，想要享受一段清闲时光简直是奢望。生活中她连一间能够安静写作的书房都没有。但她一直都将写作看作是日常的事情，自己只是业余写作者，“创作就是要不断地写，不用刻意为之”。如今创作已经占据了黄灯的大部分生活，但她依然不觉得写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反而更看重踏踏实实的做实事。“做一件具体工作蛮有意义的。我一直想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书育人。”

2019年，黄灯在广州金融学院的最后一次授课

非虚构写作像“煎牛排”

从新媒体各种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到热门视频直播，各类非虚构故事“乱花渐欲迷人眼”，甚至形成一种狂欢。这让人不禁追问，何谓非虚构的真实性？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又在哪里？

黄灯非常强调非虚构对于写作伦理的要求。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小说创作可以依靠想象力，将寥寥几句话的想法“膨胀”为一部长篇小说。而非虚构写作只能依靠事实逐步推动，想象力无法发挥作用。“写作和做菜是一样的。同样以牛肉做主料，有些菜只要有一点牛肉丁，再添加很多其他食材可以炒出一盘菜。但非虚构写作只可能是煎牛排。”

非虚构写作需不需要虚构？黄灯谈到，像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将学校化名“广州F学院”，这是一种虚构的手段。她认为，没必要在非虚构作品中寻找绝对真实，但像学生所说的话、对自我生命的陈述，都是不能虚构的。非虚构作家不能为了得出一个结论，而加上一段莫须有的故事加上去，这是不被允许的。

黄灯特别提到了非虚构精神。她认为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尊重真相。非虚构允许对世界和社会个性化的理解和表达，这也是其魅力所在。如果说报告文学像广角镜头，多是从公共视角关注事件，那么非虚构更像聚焦镜头，将目光聚集在某一个点上。正因为非虚构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溯和表达而非简单陈述，这对作家的价值观提出一定要求。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之所以被称为非虚构精神，在于他愿意记录时代的真相，即便这些真相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评论家金理曾说过，中国近年的非虚构热或许源于一种文学焦虑——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已经无法回应今天的时代，无法和当下建立真实的有效的关联，因而转向非虚构寻求帮助。黄灯同意这种说法，“同代人就要讲同代的事情，当代作家应当对现实有所呼应”。

非虚构写作并不完全为了讲故事，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的对接也很重要。黄灯认为，自己写农村并不仅仅为了讲述家族的故事，更多是为了展现其背后无数相似家庭的遭遇。包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个人化视角，有很多内容值得思考。非虚构不仅要运用社会学调查等手段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做深入描摹和分析，也要真实、准确地展现现实生活。作品只是解读社会的一个基点，不能忽略作品背后广阔的社会背景。“我的非虚构写作，到目前为止还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面，但是事实上一个真正成熟的非虚构作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个人经验中，而是能够写一些陌生领域，比如袁凌。”

黄灯还很重视作家的思考能力，她坦言自己是一个问题意识非常强的人，创作非虚构作品就像写博士论文一样，即便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得出结论，但一定要有清晰的观点和思路，带着问题和视角写作。

面对非虚构写作被新媒体过度消费的争议，黄灯心态也颇为复杂。“当下社会对非虚构写作的讨论很有必要，因为现在确实有点泛滥。很多平台在过度消费非虚构，尤其那些新媒体平台，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觉得非虚构不完全是这样的。不过这类故事的消费性虽然很强，但是能让普通人有机会讲自己的故事，也挺好的。” 对此，黄灯认为作家需要保持警惕之心。新媒体天然裹挟流量，有很多刺激流量的方法，但是一名写作者的目的应该出于一种自我表达，而非为了流量。

直到现在，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看法依然没有定论。黄灯觉得这很正常，毕竟中国非虚构写作开始的时间很短，也就10多年的时间，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成熟程度相差甚远，成熟的非虚构作家和优秀作品都不算多。中国如果出现一两百本《中国在梁庄》，几十位袁凌，那么整个非虚构写作的生态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国非虚构就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刚刚有点名气就被星探发现了，然后整天要求它表演，这会过度损耗这个行业的基础和发展。”（中国作家网李菁）（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