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0年第6期|未泱:几何学基础(节选)
一想到你要把这篇东西当成小说,并试图通过费力的阅读得到些什么,我的心里立即涌起一股潮水般的不安和惊慌。其实,你只要翻翻过去的教材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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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这件事发生在1971年的3月3日。当然,你完全有理由怀疑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没有这么一天。那么我要告诉你,我出生在1968年3月3日,所以,我能把3月3日记得这么准确。还有,时至今日——2004年3月3日21时40分20秒,不,是21秒,现在是22秒了……真是没办法,时钟的秒针总是跳个不停。那么,怎么说呢?就说现在吧,我写到这里的现在,我还活着。当然,我并没有把握能活到把这个故事写完,我也不知道在我写完这个故事以后,千万个你中的那一个你还在不在。
好啦,这回该信了吧。那么,现在,我正式开始讲我的亲身经历。
1971年3月3日这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二,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龙抬头”的日子。在我的老家,有一个老辈人传下的规矩,在这一天所有的马车、牛车,总之,凡是车都不能动,原因是怕这些车到处乱走,轧了那冥冥中正在抬起的龙头。女人们在这一天是不允许做针线或用纺锤打绳的,据说一旦在这一天里做了这些,那么这个女人在这一年里时不时地就会头痛。
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都是非常勤快的女人,她们舍不得浪费这一天的宝贵时光,于是,两个人就寻“法律”的空子,在这一天把上一天已经捶好了的线麻打成麻捻,到初三“禁令”解除的时候,再用纺锤将它们打成纳鞋底用的麻线绳。
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触犯过这些禁忌,但每到这一天,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都要调侃一番,说这些禁忌说不定是哪一代的懒婆娘捏造出来的偷懒的借口,然后两个人笑一回,继续她们的劳作。
我的母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长媳,这个时候,我的四个姑姑和一个叔叔还在读书,不能分担更多的家务。我们的生活本不富裕,但祖母和母亲都极要强,总是尽可能地让我的姑姑、叔叔们穿戴得体面,所以每一块补丁都要缝补得非常妥帖。这样一来,祖母和母亲就总有做不完的针线。相比之下,二月初二这一天虽然还有许多活要做,但对她们来说已经算得上是休息日了。
母亲和祖母一面忙着手里的活计,一面唠着永远唠不完的家常,中间有时穿插着母亲征求祖母意见的插话:“娘,你看这样行不行?”一般祖母总是说:“差不厘。中。”
农历二月初二的太阳已经变得暖烘烘的了,它亲切地透过窗子下半部的玻璃,在我们的土炕上画了四个明亮的大方块,又透过窗子上半部分的窗棂在地上画了许多含混暧昧的小格子。只是,我只有两个完整的大方块,另两个因为祖母和母亲坐在里面,已经在她们的身上变了形。我在这两个完整的大方块里,玩着我的影子。我发现我离窗子越近,那影子就越大,而实际上,我根本没有那么大。我的影子即使在最小的时候,也比我的身体大。
玩了一阵子便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的我真是自由自在而又百无聊赖。我枕着祖母盘着的腿放松地躺下来,竟意外地让太阳照到了我的小鸡鸡,这让我体验到从未体验过的快感,接下去便有了几分倦意。在我即将闭上眼睛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了里间屋门上面的那张年画。那张画对我来说,从无始以来就贴在那里。那上面画的是三个手握莲花的孩子围着一只偌大的鱼缸在谈论什么,鱼缸里三四条金灿灿、红彤彤的鱼在游弋,鱼缸的上面飞腾着一条兴云吐雾的龙。
我懒洋洋地侧了侧身,仔细地端详这张年画,只觉得那是三个孩子在一起玩,其余再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奶奶,门上面的画画的是什么呀?”我仰着小脸稚气十足地问。
“乖孙子,你是问那张年画呀?那可是有讲究的呢。”祖母吐掉含在嘴里的一小段麻线头儿接着说,“那张画的名字叫‘鱼龙变化’。”
“什么是‘鱼龙变化’呀?”
“它说的是鱼长呵长,长足了本事,忽然间跳出鱼缸,变成能够腾云驾雾、兴云布雨的神龙。”
我见画上面的龙张牙舞爪的样子,并不怎么好看,只是它能够腾云驾雾、自在飞翔,这倒是让人向往的。我也能够想象得出,鱼缸里那几条金灿灿的小鱼,必定也报定这一志向,等待着有一天能够脱胎换骨,变成它们向往的龙。
“噢,那龙是鱼变的呀!”
“是呀!”
“那——鱼是什么变的呀?”
“哟,你问这个,奶奶可说不好。”
我心里暗想,在这个家里,奶奶的年纪最大了,如果奶奶回答不上,那就无人可问了。不过,我自己琢磨,那鱼一定是在鱼缸里面的土、水中生出来的。鱼生出来以后,就吃那里面早已经长出来的水草,然后渐渐地长大……
我非常想要一条画里那样的金灿灿的鱼。于是,我麻利地爬向炕沿,熟练地调过头来慢慢地向下滑,用我的脚尖寻找着祖母几天前专门为我准备的,方便我上炕和下地的木墩……
“你还别说,宝贝孙子,这张年画还真是因为你才买的呢!”
我感觉到奶奶的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对我说的,这句话只是她同母亲唠另一件事情的引子,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听不可。我现在要做的是赶紧下地——为了得到一条金灿灿的鱼,我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小瓶子,而且是一个透明的小瓶子。
“算起来,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为你们张罗结婚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嘱咐你爸留心有没有卖年画的,挑画着胖孩子的买一张回来。当时我就觉得在你们结婚的时候贴上这么一张年画吉利。只是那哪是能买到年画的时候哇,又不是腊月。可是你爸还真把这事儿搁在心上了,也不知他费了多大的事,到底还是买回来了,还讲了一大套的什么成龙成凤的道理。”
祖母和母亲聊着有关那张画的事,我专心地找我的瓶子。我清楚地记得,前几天在里间屋,曾玩过一个小药瓶,可是当时不小心让它滚到柜子下面去了。我想它一定还在。我爬到柜子的下面,不但发现了那只小瓶子,还得到了一捏我正想得到的洁净松软的土。
“我的小祖宗啊!你这是钻到哪里去了,弄得灰头土脸的?”
我刚从里间屋出来,祖母就吃惊地跑了过来,一面为我打扫身上、头上的尘土,一面责怪地问。
“我到柜子下面找这个小瓶子去了。”
“瞧瞧你这小手,脏成什么样子了!快洗洗吧。你看看,就这么一会儿,你就把自己弄得像个猕猴似的。”
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在祖母给我洗脸的时候,趁她不注意,把那只已经盛了一点土的瓶子灌上了温热的水,这下免得我向那里面撒尿了。我又趁她出去倒水之机,在灶间找了几片最合适的草叶放在瓶子里面。
“再可不要到处乱钻了。柜子下面有小耗子,小心它咬你的屁股。”母亲把我抱上炕,唬下脸来对我说。
我把这只瓶子放在窗台上,因为那里有足够的阳光。我并没有将瓶子的盖子盖上,因为我觉得瓶子不透气是不会长出鱼来的,即使长出来也会闷死在里面的。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虽然我知道时间或许会很长,但我坚信,只要等下去,就一定会有鱼生出来。
祖母和母亲继续忙她们手里的活计,也同样继续唠她们的家常。
“我想那时候你爸已经感到他的病不好了。他急着让你们完婚,也就了了一桩心事。有一次,你爸对我说:‘我死的时候,哪怕有个还没满月的小孙子送我,给我哭个道儿,我也就知足了。’可他到底没有挨到这一天。人啊!还是老辈人说得对:‘不怕接续晚,就怕寿禄短哪!’……”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祖父是新社会所说的“旧知识分子”。他做过伪满洲国的官,后来又做过民国的官,到了新社会由于缺少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把我的祖父改造了一番再次启用,只是不能再做官,差他去建学校,办教育。祖父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建,最后心脏病发作,累死在一个学校的基建工地上了,而这个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还不足三个月。
我躺在祖母的腿上,把从祖母和母亲多次断断续续的闲聊中听来的有关祖父的一些情况拼接起来,才对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有了一些粗略的印象。但我根本不懂那么多,只是能够想象得出他一定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而且非常的想见到我。可是,我的祖母说他并没见过我,这好像有些不对劲——既是想见我,为什么从不回来见我呢?想必是有什么最重要、最有意思的事去做吧。
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窗台上那只小小的瓶子,我放进去的土已经缓缓地沉淀下来。我分明感受到一条鱼正从十分遥远的时空向这里游来,由于过于遥远,那条鱼就显得非常小非常小,以至于我根本看不见它,但我能够感受到它。
“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觉得对母亲来说,这个问题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可是,母亲听了以后居然愣住了,继而支支吾吾地说:“小孩子家,不要什么都问!”
“西院的满仓说,他是他爸爸从生产队的粪堆里刨出来的。那——他一定很臭吧?”
祖母和母亲听了我的话都笑得流出了眼泪,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好笑的。
“对了。”母亲说,“是很臭,所以抱回来得好好地洗一洗。”
祖母和母亲还是在笑。
“那——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噢!”母亲好像一下子想起什么,“你呀——是你爸爸在下班的路上捡回来的。”
我想这也许是真的,不过,到底是谁把我遗弃在那里的呢?是我自己走到那里的吗?我又是从哪里走到那儿的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祖母和母亲可能都回答不上来,于是,我爬向窗台去照料我的瓶子,不再理她们。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只小瓶子的内壁,以及纽扣大的水面上已经生出了许多细小的气泡。在我注意到它们的那一瞬,水里面的一个气泡正在悠然上浮,水面上的一个气泡在这一刻倏然破灭……
太阳投在炕上的影子不知什么时候爬到墙上面去了,那形状有点像母亲切的干豆腐。我把我的瓶子挪到太阳的光影中便开始看天。天湛蓝湛蓝的,空旷而又渺远……
从这以后,我每天都要看一看我的瓶子,虽然里面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我始终坚信,变化正在发生,我只需耐心地长时间地等下去。
后来,我的这只瓶子不知所终。我不知道,或者不记得它是怎样不见了,或许是姑姑们收拾屋子时给扔了吧。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它不见了决不是因为我失去了耐心。实际上,直到今天我都在心里精心地照料着那只瓶子,守望着那片湛蓝的天空。奇怪的是,我总觉得自己不是守在瓶子的外面,而是守在瓶子的里面。
我想你一定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僻无聊的家伙,可我还有一个跟无聊有关的故事要讲给你——
2
现在,是2004年3月12日13时整。噢,我的天!它过去了,这么快就过去了。看来,我没有办法呈现给你一个固定不变的现在。当然,一个固定不变的现在怎么会有故事发生呢?如果给你一张照片,你也只能通过前前后后地联想才能构成故事。就如那啦啦作响的放映机,只有把一张张胶片连续地投射在银幕上,那上面记录的故事才会生动起来。于是我懂了,我知道为什么奶奶活着的时候,每次给我讲故事总是说“从前……”。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现在,只要你、我都在就成了(噢,当然,将来你在也行)。那么,让我开始我的故事。
1984年3月12日8时55分00秒(我真不知道这么准确的意义何在),一个棕色的篮球在这一刻刚好要进入师大附中2号篮球场甲队的篮网。可就在这时,上课的铃声骤然响起,随后,球,空心入网。这个球,是身材瘦小的我,在课间十分钟里得到的唯一的一个球,也是我多少年来投得最漂亮的一个球。然而,因为听觉感受早于视觉感受的那么一刹那,它,理所当然地被宣布无效。
我为这一切感到莫名地恼火,于是,抢上前去,飞起一脚将那只正在下落的篮球踢了出去……所有的毫无间隔的刹那从这一刹那开始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所有的人也在这一刻进入了我的刹那——那个篮球旋转着朝我们教室的门飞过去,此时,我们的立体几何老师王喜秋正走向那里。让人纠心的是,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竟意外地停了下来,捏着烟屁股,贪婪地吸着最后的几口……
篮球无可挽回地砸在了他那只捏着香烟的手上,刹那间火花四溅。王老师平时也非常喜欢篮球运动,他并没有顾及火花和衣服,而是迅捷地抓住了从墙面上反弹回来的篮球。
我们一干人看得目瞪口呆,直至王老师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招呼赶紧进教室上课,我们才“活”过来。大家像得了特赦一样,乱七八糟地跑向教室,并鱼贯而入。
在我经过王老师的身边时,他似是不经意地摸了一下我的头,这让我感到迷惑而又温暖。我在他抚摸我的这一刹那看见他衣袖上被四溅的火花烧出的一个个褐色的点。
立体几何是我们在这一学期里新开的一门功课,而且今天恰是第一节课,正因为如此,这节课的内容非常少。
或许是大家对这门功课感到新鲜,或许是大家对老师那并不标准的、带有浓重的山东淄博口音的普通话感兴趣,或许是出于对这位老师品德和学识的崇仰,这节课的秩序异常的好。
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几道练习题:
1.任意两点是不是一定在一条线上?
2.一条线和一个面可以有几个交点?
3.一条线可以同时在多少个面上?
王老师叫我起来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是因为我给他的衣服增加了些点,或许是因为他发现这时的我正在走神儿。我被同桌捅了一下腰,在被告知自己被提问后,我慢吞吞地站起来,但目光依旧呆滞。王老师见我这副样子很无奈地笑了笑,正准备让我坐下,这时我才真正回过神来,问:“您让我回答哪个问题?”
这时,全班的同学都笑了起来。王老师说:“我要你回答的问题是,你刚才在想什么?”
见我吞吞吐吐的样子,老师又穷追不舍地说:“说说,想什么了就说什么吧。”
全班同学都在盯着我看,那情形就像是站在岸上幸灾乐祸地看着一个正在挣扎的落水的孩子。此时,我的心头莫名其妙地掠过一阵荒凉。我定了定神,努力让自己回到老师问的问题上来。
我说:“我在想,不,是我在体会,点,有多大,线,有多宽,面,有多厚。”
我的回答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我隐隐听见坐在最后面的大个子男生恶狠狠地骂道:“没见过这么傻的傻×!”
我没有在意他们的嘲笑,因为我分明感到,此时,我与他们并不在一个“面”上。
王老师没有笑,他呆看了我一阵子,然后将目光转向窗外,那目光空旷而又渺远,就如我记忆中的儿时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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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把他的目光收拢回来,再一次认真地看了看我,说:“你现在思考的,很大程度上不是数学问题。”我用力地点了点头。此时,我觉得天地间只剩王老师和我,我们两个“点”在同一条直线上。我甚至觉得,我们很可能是重合的“点”,不,是部分重合,或有限重合的两个“点”。可是,如果是部分重合,那么点岂不是有大小吗……
这时,教室里的嘲笑声渐渐地平息了。老师开始让我回答黑板上的问题。每一个问题我的答案完全正确,这让同学们十分惊诧。
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到高考,立体几何这门课,我从来就没丢过分。在课堂上,老师常常在其他同学都回答不上来的时候,最后把我叫起来。而我,肯定会回答得正确无误,且举重若轻。这一切至今仍让我的同学们大惑不解。
我不再去操场玩球,而是经常一个人发呆。从这时候开始,我认定自己是一个“点”,非常非常小,小到没有大小,只是,它存在着。
不知不觉间,我的脸上长出了一个个的点,那是一个个粉刺,唇间也开始长出茸茸的线,那是细细的胡须。从这时起,我在女生面前变得腼腆,开始回避她们,不敢接触她们的目光了。我分明感到,点是有大小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点”正在长大,它并不是一个可触及的实体,而是像一团膨胀着的烟雾。
生活从此开始变得沉重了。
……
未泱,本名王敏成,吉林农安人。毕业于师范学院化学系。大学时开始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誓将去汝》《似水流年》《朝天阙》《纸世间》等数十篇发表,其中短篇小说《誓将去汝》被《小说选刊》选载。获首届吉林省青年作家“文学鼓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