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概念群的研究实践 ——评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

《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方维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探索近代中国思想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轨迹，一直都是人文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前人已从诸多不同研究取径，诸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日常史等面相切入。近十年来，学界开始从概念史这一发展不满百年的新研究路径出发，尝试通过概念史方法，勾勒描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以概念史方法作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是个好方法吗？相对过去的思想史方法有着什么特殊视野与优势？以概念史方法进行探索能得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观察结果？对于上述几个问题，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以下简称《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显然给出了自己的方向、方法与答案。

在《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中，作者运用来自德国概念史学派的概念史理论方法，对数个虽然具体而微但对于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脉络具有代表性的特定概念进行了讨论，包含“夷”“洋”“西”“外”（第一章）、“文明”与“文化”（第二章）、“民族”（第三章）、“政党”（第四章）、“自主之理”（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智识者”（第七章）等，展示了基于概念史理论的实际研究成果。综观全书，笔者认为此书与前人相比，可喜的重大成果可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从单一概念的研究拓展到了概念群体的考察；第二点是关注到近代中国之际，为了描述与指涉前所未见的新事物，会通过组合单音节词汇，形成诸多具有同一词缀的新的多音节词汇概念，而要理解新造的多音节词汇概念，则须同时考虑到组成多音节词汇的单音节词在传统文言语境中的意涵，如此才能确切与整体地理解新兴概念的内涵。

熟悉概念史研究法的朋友们都知道，过去已有众多学者运用概念史方法进行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例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王宏志，就曾研究过“夷”的概念；岸本美绪亦研究过“中国/外国”概念；陈旭麓则辨析过“夷”与“洋”的概念。而本书与前人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从“概念群”或“意义群”的角度进行思考，把某类型概念聚拢在一起讨论，得以全面揭示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与思想的整体变化。作者提出的“概念群”或“意义群”的考察视野，别开生面地整体解决了研究单一概念时容易流于静态，因而丧失揭示概念形成时的能动性意涵的问题。唯有同时考察概念群，才能动态地勾勒出概念形成的全局。例如，作者在第一章不仅探究“夷”“洋”“西”“外”等单一概念，还扩张到与这些对外概念相关的概念群，如“公法”“外交”“世界”“国际”等（第一章）；在讨论“文明”概念时一并考察“进步”“野蛮”“停滞”等概念（第二章）；在讨论“民族”概念时则同步讨论“国家”“国民”“人种”等概念（第三章）……正因作者除了考察单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外，还关注到围绕特定概念的概念群，这才揭示了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与能动性，从而更为敏锐地通过系统与结构性的语言证据，证明诸如近代中国有从“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或是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形成时刻。从概念群出发进行概念体系（概念网络）的整体表述，正是此书与众不同、超越前人的亮点所在。正如书中序言指出：“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第7页）当研究者不仅关注单一概念，更是关注整个概念群时，就能宏观整体地考察概念在整体思想系统结构中位置的新陈代谢、交互错位与挪移变化，从而掌握概念内涵在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复杂的多重转变，不至于仅因研究单一概念而自我遮蔽与其他概念互动的历史现象与意义。

其次，目前在概念史学界中，可以看见大部分研究者所研究的概念词都是双音节乃至多音节词组成的概念，但本书作者别开生面，意识到在汉语的构词特殊性下，一个重要的特定概念，会围绕其自身作为词缀，衍生出诸多复合的前后缀概念。例如，第一章中讨论“夷”的概念时指出，中国有从“东夷”到“四夷”再到“西夷”的变化过程，从“夷”字前词缀的不同变化中，得以见出近代中国对于“夷”的认知对象的改变；而“夷务”到“洋务”到“外务”的变化，则揭示了中国对于外在他者的态度有逐渐走向平等对待与中性发展的趋势；又如提到“国”（NATION-STATE）的概念时指出，“国地”“国权”“国民”“国教”“国学”“国粹”“国文”“国语”“国故”等复合词缀概念的出现，反映的正是对于“国”（NATION-STATE）的概念的认识已然成熟（第126页）；又如提到“族”字在中国也有从本土走向世界的趋势，因此近代出现了如“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兰西族”“西洋族”等词（第136页）；又及第四章讨论“政党”这一由双音节词组成的概念时，作者便追本溯源地讨论“党”这一单音节词代表的概念，并从“党”出发，考察了“君党”“民党”“朝党”“野党”“君主之党”“保党”“公党”“左党”“右党”等复合词缀概念群，从中揭示近代中国“党”的意涵的转移过程（第204-205页）；在第五章讨论到“议会”概念时也指出，通过“议会政府”“议会形态”“议会原则”“议会多数”“议会制度”“议会斗争”“议会策略”“议会观念”“议会风格”乃至“议会优势”“议会全权”“议会之民治”等“议会”概念的复合词缀概念，能够发现近代中国正是通过这些新的“议会”词缀概念群，描述与表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规制与统治方式内涵（第247页）。以“党”的概念研究为例，假使作者只研究单一“政党”概念，很难清楚掌握“党”的概念在中国的复杂动态生成过程，这里面包含着“政党”概念由何而来，以及如何与其他概念互动，进而成为一种话语等重要问题。唯有回到汉字构造是通过结合两个或多个单音节词，方能创造出新词汇，借以表达新的、前所未见的现象与概念的构词形式思考逻辑中，方能更为整体与根本地考察“党”的概念发展，才能知道“党”在结合多种词缀之际，所拼贴迸生的多重概念，以及通过这些词缀概念群确立“党”之概念的发展过程。假使未意识到汉字构词原理，径自研究由双或多音节词组成的概念，那么就可能因为未能顾虑到在中国古代文言系统中“党”字原来存有的负面意义，到了近代即使跟“政”结合后成为“政党”概念时，负面意义仍保留于其中的现象。换言之，汉语世界的概念史研究，必须关注到每个单音节词的概念意义，方能够掌握各种近代出现的双音节词概念的完整意涵，这个角度正是过去概念史研究者较为忽略之处，亦是本书第二个特点所在。

然而，上述这两个角度的实践是有难度的，因为研究者很难凭一己之力同时考察大量“概念群”与“词缀概念”的长时段发展。作者作为概念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仍能身体力行地爬梳和处理大量文献，可以想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如能借助当下的数字方法，便可收集更为巨量和全面的中国近代文献中所有“夷”或“党”的词缀概念，也可更客观地避免“夷”“政党”等相关概念群研究中易于产生“幸存者偏差”问题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笔者从自己粗浅的研究经历出发，对新兴的数字概念史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抱以乐观的态度。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在1996年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时，德国就已有人开始建置数据库并开展学术研究，然而当时仅是运用数据库进行历史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后由研究者对检索得出的庞大文献进行阅读、整理与考证工作；时过二十余年后，计算机技术大幅推进，现在研究者们不仅得以运用数据库收集到更多的历史文献，还能使用更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统计方法，全面且客观地计算出围绕特定概念的“概念群”以及围绕特定单音节词的“词缀概念群”。例如，笔者就曾计算并穷举包含一亿二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围绕“美”这个单音节词的“词缀概念群”，包含着美术、美德、美丽、美观、美名、美善、美学、美谈、美术家、美满、美妙、美感、美好、美术品、美事、美景、美言、美俗、美育、美术学等，并发现“美”的概念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衍生轨迹，指出“美”的概念与“善”“术”“育”结合为“美善”“美术”“美育”等概念，正是中国近代“美”之思想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一旦概念史研究者能利用数字概念史研究法，当可更为客观与整体地验证与增益此书对于诸多特定概念的精彩研究。

这部著作试图通过概念史理论方法回答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问题，特别强调关注重要的特定概念，并通过多个研究案例，揭示一条从文字、词语、话语中深挖历史思想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作者匠心独运，依序从涉外指称概念的变化讨论中，揭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与思想变化；而后又论及文明与文化概念，揭示当时中国以及外在他国如何运用文明与文化概念去进行自我认同与殖民他人的过程；其后则关注民族概念、政党概念、自主之理概念、经济概念、智识者概念等，循序渐进并由外而内地描绘勾勒出近代中国思想的核心发展结构。作者基于过去在形象史、翻译史、概念史的理论训练与积累，以及多元纷繁的近代史料文献，对过去前人所提出的诸多结论进行了四处精彩的商榷：其一，对于刘禾关于《天津条约》迫使汉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表义，是排除“夷”字原有含义的驱逐行为、是翻译造成的事实这一主张，作者敏锐地从文化翻译角度发现值得商榷之处：“无限夸大‘虚拟对等’和‘不可译性’，很符合后现代思潮及其论说逻辑，但肯定不符合事实，并必然导致文化翻译中的虚无主义。”（第5页）其二，对于石川祯浩仅从梁启超著述出发，考察“文明”与“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后，提出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的影响的主张，作者指出：“以‘文明’‘文化’作为civilization和culture的译词，来自日本的影响肯定无法忽视。然而，近现代文明概念最早‘从何舶来’等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要复杂一些，或者复杂得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来自‘东洋’，最早却来自‘西洋’。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本土的因素对西方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此常能见到中西日的文化互动……其实，早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中，已经出现直接用‘文明’移译‘civilization’的地方。”（第66页）其三，对于前人主张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多译自日本的说法，作者亦提出商榷：“《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以及《东西洋考》告诉我们，此论不能成立；二者所言，厥为真正的‘民族’。”（第115页）其四，就费约翰提出“中国不知有国说”的主张，作者指出那是由于“西方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出发，以朝代编史及中华民国之前没有国名来论证20世纪前中国没有nation之观点的大概思路，或曰西方政治学诠释民族主义的衍生品”。（第161页）以上这些商榷皆是基于对近代中国诸多重要特定概念深刻辩证后的研究结果，对未来的中国近代思想研究者必将有所裨益。方先生立基于“探讨语言概念嬗变的大势……阐释传统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精神状态的动摇，以及对概念体系之社会心理状态的观察”（第41页）的概念史方法，从新方法与新视角出发，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视野，值得诸位有兴趣的师友们进一步去阅读、探索与思考，亦将对中国思想研究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