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2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共同主办的“中澳作家线上对话会”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西悉尼大学校长葛班尼，中澳文学交流使者尼古拉斯·周思，中国作家徐则臣、周晓枫、韩松、唐家三少、霍俊明、鲍尔金娜，澳大利亚作家梅丽莎·卢克申科、丽莎·戈顿、费利西蒂·卡斯塔尼亚、卢克·卡曼、金婉婷等参加对话会，两国作家围绕着“疫情·思考·创作”这一主题展开交流。对话会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主持。

阎晶明出席对话会并致辞

胡邦胜主持对话会

阎晶明在致辞中代为转达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中澳两国作家朋友们的真诚问候。他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与各国同行们保持密切联系，开展作品互译、出版，交流抗疫主题的诗文，相互鼓励，积极探索疫情下文学交流的新形式。今天，中澳两国作家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进行对话，分享在疫情之下对文学、人生、世界的独特体验和思索。他希望大家能在疫情的痛苦中，用文学的甘甜去浸润心灵，相互启发，有所收获，为共同热爱的文学事业赋予新的能量。他期待中澳两国作家能一道探索文学交流的新领域和新模式，丰富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在差异中探寻共性，在包容中尊重多元，不断深化两国作家之间的文学交往与合作，谱写中澳文学交流和人民友好的新篇章。他相信，这次对话会将成为中澳文学交流之生命力的见证和两国作家共克时艰的见证。

葛班尼致辞

葛班尼在致辞中介绍了中澳两国文学交流的情况。自2011年起，中国作家协会和西悉尼大学共同举办了五届中澳文学论坛，形成了隔年互办论坛的机制，两国作家面对面研讨对话的形式加深了对彼此文学世界的理解，也为两国读者创造了认识对方国家文化的机会。随着文学交流活动越来越丰富，两国作家间的友好关系也在不断增强。他表示，文学创作是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切实有效的交流平台，加强交流对话的深度，对于两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对中国作协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促成本次以“疫情·思考·创作”为主题的线上对话活动表示感谢。

在主题分享中，徐则臣率先谈到，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迫使中澳作家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尤其是文学创作。作家们应该借此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探究当下创作与源远流长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无限趋同的全球化的今天，差异性可能比通约性更其重要。一个民族的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正是建立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之上。他期待疫情之后，在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中，作家们都能带着“我之为我”的信心与努力，实现更加卓有成效的交流与融合。

梅利莎·卢克申科回忆了自殖民时代起，无意识地接纳混乱和毁坏如何成为澳大利亚现代生活的基础。她极力反对尼采“秩序出自混乱”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无异于宣扬欧陆帝国计划中不可无视的暴力。作为原住民作家，她体认到澳大利亚原住民所创造的社会基于深入、详细、虔诚地认知自然和社会环境。事实上，人类需要的不是尼采所宣扬的混乱，而是共享一种观察、反思和合作的能力。他借用来自原住民威拉德朱里语的“迪亚马拉”（意为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中缓慢行事，采用相互尊敬和适度的方式），呼吁人类"在一个值得活着的世界里心怀敬意地活着"。

参加对话会的中方嘉宾和作家

身为医护子女的周晓枫谈到自己因为儿时生病，过早见识到生命的脆弱。在她眼里，作家和医生有相似性：作家的笔就像医生的听诊器，像医生看病一样，“作家需要去探测人性的幽微之处，从中倾听灵魂里的力量以及隐忧。”同时，她也认为强悍作家笔下始终存在的“妇人之仁”并不等于文学的软弱，而是一种深切的疼惜与护佑。“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生和作家一样，以内在的光源努力照亮别人的时候，他自己眼前的路也不再陷入黑暗。我希望自己作为写作者，能像医生一样，即使身处困境之中，也能深怀爱意、耐心与希望，并始终不懈地努力。”

“科幻是一种反省我们生存处境的思维方式。”科幻作家韩松异常敏锐地注意到科幻成为了疫情期间最为活跃的文艺种类之一。他回顾科幻文学的历史，发现病毒一直都是科幻作家笔下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这或许是因为科幻作家很早便意识到人类远非地球的主宰，并在作品中深入探讨世界的脆弱性和危险性。这种探讨不局限于具体国家或人种，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科幻更像是一种国际语言，体现了一种共情和悲悯。在人类面临分崩离析、难以组成一个整体时，科幻作家试图寻找一种弥补的可能。”

“这个时期的作品不应该去提及新冠病毒，而应该探讨新冠疫情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焦虑、渺茫及意外的喜悦瞬间。”费利西蒂·卡斯塔尼亚显然不认可当下探讨新冠疫情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急切表达疫情对生活造成影响的非虚构文章。她认为要对新冠疫情作出真正的观察，必须经过时间和空间的沉淀，还有深入的思考。她更感兴趣的是人类应对危机的时候如何重新整合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她相信，小说能够帮助读者用复杂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对议题做出回应。“就我而言，我会用这个阶段去反思更小的事物，以及更加当地化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时，诗人丽莎·戈顿正在吉拉蒙多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诗人宋琳的长诗《采撷者之诗》英文版，她在现场向大家分享了其中一小节。宋琳的诗让她意识到诗歌和小说其实可以创造出一个共享的国度。丽莎·戈顿在今年二月写了一首关于穿山甲的诗，灵感来源于新闻报道和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的诗歌《穿山甲》中的一句诗——“如果现存的一切不是永恒的”。丽莎·戈顿说，在玛丽安·穆尔写下这首《穿山甲》多年之后，人类已经失去了自然界会永不停止更新自身的信念。

网络文学作家唐家三少向澳方作家详细介绍了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至今的现状以及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情况。中国网络文学自上世纪末诞生起，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培养了5亿多读者，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和爱好者达到1700万，职业网络文学作家更是高达六七十万，这种现象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新冠疫情的暴发让唐家三少有两点深刻感触：其一是对日常生活的珍惜，其二是对自由的渴望。他谈到，网络文学相比传统文学而言，与读者的关系更加密切。新冠疫情期间，网络文学获得了更多关注。网络文学作家能做的是尽可能多地进行创作，以此丰富读者的精神生活。“疫情总会过去，创作才是最核心的”。他期待自己在未来能创作出更多的网络文学作品，继续和读者保持亲密关系。

去年年底，澳大利亚东部遭遇森林大火；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又悄然来袭。卢克·卡门对比澳大利亚人民对两场灾难的不同反映，发现火灾给社会带来的团结与疫情给个人带来的自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澳大利亚人崇尚的义气在疫情期间变成了纯粹的个人利益。森林火灾展示了大自然发怒后的严重后果，而全球疾病大流行则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灾难性的感受。森林大火的发生是因为对大自然的无视将我们推向毁灭性的深渊，而大流行疾病则在无形中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冷漠的宇宙中极易摧毁的一部分。”

对话会视频连线现场

诗歌评论家霍俊明谈到“非常时期的诗歌写作”。他认为，诗歌足以称得上是非常时期伟大的发光体。“疫情诗歌”在个人与疫情、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重新激活了诗人的及物能力以及现实精神。“疫情诗歌”以及“灾难诗歌”应该最大化地揭示现实、真实以及人性的诸多可能。他表示，在重要诗人那里，诗人的社会行动和诗歌的内在秘密并不冲突，二者是共振和彼此激活的关系。诗歌能够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成为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体。他期待一种能够穿越一个历史阶段、能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

疫情的暴发，让金婉婷重新反思全球化社会里自由的概念。英语中“自由”的词源产生于两个概念的融合：亲情和集体主义，这说明自由是集体性的。“作为一个全球化社会，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必须学会理解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封城囚禁了我们，但也带来了更大的群体自由——远离新冠传染的自由。为了实现这种集体自由，我们剥夺了个人自由。”她认为，艺术家应该提出问题，而不该给予公众简单易懂的答案。她呼吁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捍卫自己永不止息的探寻的权利，提出不易回答的问题。

蒙古族作家鲍尔金娜对新冠疫情的感受是焦虑感大于病态的兴奋。她自我剖析后发现，焦虑源自写作者固有的野心，一是错失新冠疫情作为写作机遇的恐惧，二是作家的身份要求她与热点话题保持审慎的距离，以此保护自身在创作上需要的孤独感和绝对自治。她谈到，作家对于时代的使命感如果存在，也是非常私密的一件事情，不应该被任何外界的凝视所捆绑，不管是书写国家山河，还是最私人的心理叙事。 “快乐是写作最终能给作家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能够通向这种快乐的理想都称得上是正确的理想。”

尼古拉斯·周思做总结发言

徐则臣做总结发言

中澳作家对谈结束后，尼古拉斯·周思和徐则臣分别做总结发言。周思表示，中澳作家在本次对话会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疫情对创作的影响，本身便是以文学的方式共克时艰的见证。两国作家之间真诚的对话滋润着灵魂。徐则臣谈到，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我们的生活，对作家们的创作造成了障碍。但局限往往是通往创作的路途，能够激发出活力和创造力，也有可能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和新的自由。他相信，此次线上对话活动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也给中澳两国作家带来全新的交流体验。

澳大利亚作家迈克尔·法雷尔因故无法在线上发言，在事先录制的视频中朗诵了他最新创作的长诗《看见光环》（See Halo）。（中国作家网记者 刘鹏波）

中澳两国作家挥手道别

（照片：王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