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将所见所闻所思进行艺术创造，也成为了写作者的下意识。刚开始写小说的很长一段时间，恨不得自己身上长出一只雷达，能敏锐地从生活中搜索到有价值的素材，得到一些兴奋的故事、细节便心跳不已。后来，随着媒介的发达，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家事国事天下事，每天雪片一样的消息、故事，用标题，用视频，用各种方式零零碎碎地塞给我们，无论你是否愿意点击打开浏览。看上去，天下已经没有秘密，任何见闻都可以随着拇指一点分享给大众。面对这样一个经验重负的时代，过去那种偶然得到一个好故事坯子后生怕被别人用了去的窃喜和激动，已经很难再体会到。事实上，这些每天所见的东西，并没有使自己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更谈不上所思更深。相反，这些纷至沓来的人间事，随着划动屏幕的手指，一点点地增加了我的焦虑和虚空。情绪被屏幕主宰，时而忿忿，时而捧腹，时而惊诧，时而悲痛……更可怕的是，这些“时而”也支配掉了我的时间。现在，我恨不得关掉手机，屏蔽掉种种。

“所见”在这个时代已经如此轻易，却让讲故事的作家几乎动弹不得。既难以在纷繁的“所见”中辟到一条通往小说的蹊径，也难以在虚构的“所见”中获得读者新鲜的目光。写作者在生活中到底还能看到什么？

最近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短信长别》，写一个年轻作家与妻子分手后，进行一场以旅行为手段的“寻找”之途。小说借由主人公“我”这个年轻作家表达了关于写作中“看见”的思考：“有好一阵子，我对环境抱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当我要描述什么时，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最多莫过回想起怪异的特征，如果没有什么怪异的话，我就虚构……只有不同寻常的特征和不良的习惯动作会吸引我多看一眼，别的看一眼就不会再去看了；如果我要讲述的话，那只有去想象了；如果想象不出来的话，那我就编造出一些特征，像通缉令一样。于是这些特征取代了整个场景、关联和命运。”如果失去“不同寻常的特征”，作家就似乎失去了“看”的兴趣，渐渐地，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而那些通过虚构编造得像通缉令一样的所谓“特征”，在小说中也渐渐代替了整个场景的描写。

这段关于作家“看见”之惯性的思考，令我心里一颤。一棵路边的树，如果没有被风雨雷电击打得枝断叶乱甚至挡到了我们的脚步，我们可能会视它如同每隔一百米就竖起的一根电线杆；一个走进眼前那扇门的男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左边的袖筒空荡荡，我们可能会看不到他眼眶里正蓄着的眼泪；地铁里坐在身边那个妇女，如果不是她胸前实在过于袒露，我们的余光不会继而沿着那个地方移动到她的脸上……然而，日常生活里没有那么多被我们正好看见的“如果”，一切的正常形成了习见，而习见最终导致了不见。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平日喜欢闲逛，有时拉上我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那时候博客很盛行，我喜欢到她博客上看她记录下来的闲逛之所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和特别的事，她饶有兴味地用质朴、准确的语言记录下生活见闻，市井活色生香，每每让我身临其境，有时也会惊讶于在一起闲逛的时候，她看到的东西我竟然看不见。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爱阅读，爱倾听，每每遇到他人说事情的时候，她从来不会因为已经显见的结果和缘由而打断别人的讲述，总是会在别人停顿的时候追问一句“然后呢？”，仿佛自己是一个缺乏经验不谙世故之人，这追问会让人说出更多说得更细。结果，她往往听到的比我们多。即使对于习见之事物，她都会有耐心去看，因而往往也能看到很多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在《短信长别》里，彼得·汉德克最终获得了关于“看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尤迪特（年轻作家的妻子）那儿，我才第一次开始感受起什么；我获得了观察环境的目光，而且不再是一味邪恶的目光。我不再去收集特征，开始变得耐心。”

因为耐心，作家获得了专注和宁静，看到了平常、共性里的特征，而不是通过奇诡的想象力，虚构出“通缉令”一样的特征。因为作家的耐心，我们得以读到了这些经典的描写：“被风吹干的、疲惫不堪的大地散发出腐烂的气味和太阳的气味，风沙沙地响着，翻动着向日葵的绿叶子。被一片波纹似的白云遮住的太阳昏暗了一会儿，于是像烟雾一样的阴影就遮住了草原，遮住了村落，遮住了阿克西尼亚的低垂着的脑袋，遮住了乱蓬蓬的菟丝子的粉红色花萼，盘旋着飘走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炊烟也会隐遁，比如雾大的时候，烟与雾融为四海一家的兄弟，你就是有千里眼，也辨不出炊烟的痕迹；比如白云飞得低的时候，它一出烟囱就被云给卷走了；再比如风大的时候，炊烟会倒灌回烟道。”（迟子建《候鸟的勇敢》）。当然，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场景并不罕见，也无需想象，作家耐心地看见并安静地描绘出来，使人身临其境，使人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会想起某年某日的某个地方曾经看到过的景象。这些“所见”不会在每天打开手机收到的资讯、故事中呈现，它们可能有的正好在我们身边、眼前，可能有的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些文字轻而易举地让我们得以“看见”。这很大程度有赖于作家“看见”的能力，而并不是什么虚构和想象。

最近一次在高铁上的体会，也再次验证了作家“看见”的能力。列车开过湖州站不久，对面坐着的那个男人就站起来了，一只手撑在行李架上，眼睛紧紧地盯着车窗外，似乎怕错过了即将到来的某个地方。列车又开了一会儿，他开始拉起座位上的小女孩，“就快了，就快了，等下就可以看到奶奶那栋房子……”他紧张又激动的样子，猛然让我想起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一个短篇《回乡》中的细节。四十五岁的父亲第一次带十岁的儿子回乡，父亲站在火车过道上，左手撑着头顶的行李架，右手拉着坐在位置上的儿子的手，注意力高度集中，等待看到车窗外他的故乡——嵌在海湾角落的一个小海岛，他要准确地指给儿子看，生怕那个小角落被火车一闪错过了。“就在那儿。”父亲像得了胜利般大吼，他把左手从行李架上放下来，手臂横在儿子和母亲的面前，指向远处海峡上的一个小岛。“火车突然踉跄，父亲几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紧，几乎有些疼。”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父亲跟《回乡》里的那个父亲瞬间重叠，令我暗自会心一笑，同时被还乡的情绪所感染，既温暖又感伤。这一幕并不特殊，不需要动用作家猎奇的目光，或许会发生在每一节返乡列车的车厢里，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看到了，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看到了。文字使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文字再次使我体会到“感同身受”的力量。设若在那趟列车上，我像大多数人一样低头忙着刷屏，或者塞着降噪耳机听一首哼哼唧唧的小情歌，甚至因为旅途乏味而闭上双眼假寐，这一幕就会像那个遥远的小海岛，从我的车窗外一闪而过，无知无觉。失去耐心限制了写作者的视线，更丢失了写出“所见”的能力。

我家有一只猫，总爱站在窗台上往外望，那里不变的风景它似乎永远看不厌，常常一蹲一个下午，即使没有鸟飞过，它也会安安静静地把尾巴收拢脚边，竖直耳朵，瞳孔满满地凝视。有时候，我试图顺着它的目光看出去，除了两株天天站在那里的树之外，并没有什么异常，没有风的时候，这景象就像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我耐着性子，跟它一起看，渐渐地，我看到了在一大丛树叶底下，藏着一只幼小的鸟儿，正用它短而直的喙轻擦着树枝，左一下，右一下，那短喙就像正在砚边刮墨的毛笔尖。原来猫在安静的凝视里，藏着很多发现。对一只猫来说，这发现仅仅是乐趣，而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这些“所见”就是“资本”。说不定在哪一个章节里，这些“所见”就会慢慢呈现，它们丰盈着作家笔下的叙事，它们衬托着一个强烈的特征，它们构建出一个纸上的世界，耐着性子，慢慢地，将读者带领入内。

黄咏梅，现居杭州。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钟山》等杂志发表小说，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收入多种权威选本。出版小说《把梦想喂肥》《一本正经》《给猫留门》《少爷威威》《走甜》《后视镜》等。小说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汪曾祺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等，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