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陈志抓起电话，听着里面的声音，好久才回过神来。

喂，小陈吗？

声音沙哑，陌生，但是亲切：

我是江洲老黄啊，不记得了？记得二队夜校、记得《新打脚车四步头》吗？

陈志渐渐听出了尾音上的江洲味儿，眼前渐渐浮现出一张有点像老猴子的脸。肺病，长年干咳。人瘦成一把筋，背驼着，脸极力仰着，颧骨很突出。走路步子不大，但总是精神抖擞，不时很用力地咳了一下喉咙。

黄场长？对不对？

那张脸忽然清晰了。

对对对——不对，就喊老黄。

黄场长一阵猛咳，很兴奋。口气几乎有些讨好，跟三十年前完全是两个人：

难得你还能想到！

黄场长退休十多年，大多数时间躺在医院病床上。肺部先先后后动了几次大手术。每次稍有恢复，就专心写自传，十来年间断断续续写了个大概。

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个悼词。

黄场长在电话里“嘿嘿”地笑。他几乎从来没有说过玩笑话，说起来干巴巴的：

你现在是省里的名人了，想请你写个序，不晓得有时间没有？

黄场长很诚恳，但有分寸。既恭维了陈志，也不失自己的身份。

黄场长也会附庸风雅啊？

陈志的揶揄脱口而出。立刻就后悔了，但也收不回了。他本来的反应是回绝，这一失口让他不好回绝了。

好在黄场长并没有在意，继续说他的自传：

字数蛮多，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历；第二部分是著作——当然跟你不能比的，莫见笑啊。怕是要耽误你一点时间呢。

陈志含含糊糊地“嗯嗯”着。

黄场长很快寄来了自传第一部分的打印稿。

大小有过一点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写自传，跟写字画画K歌跳舞一样，也成了一种时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自古就讲三立，立人，立德，立言。退休了，有了时间，该是“立言”的时候。著书立说并非哪个的专利，文豪大师宁有种乎？经历是写作的财富。他们经历的丰富程度，一般人根本就无法想象。之前没有写作，不过是公务繁忙没有时间罢了。

上述云云，陈志自然是不以为然。

黄场长在陈志的印象里不算好也不算坏。他们有过过节，但说不上刻骨铭心。比较起来，黄场长的品行在官场上并不多见。他对别人几近苛刻，对自己也极为严格，老婆一直留在深山沟里种田，给他养着老人和儿女。他把最疼的小女儿黄梅子特地带在身边，因为一个知青给她画了一张人体，他就生生割断了他们的来往，害得她精神失常，只好送回山里老家。

这样一个死板的人，能写出什么锦绣文章，可想而知。

看黄场长自传的第一部分，花了陈志几天时间，起先只是随便翻翻，却越翻越入神，大感意外。

本来想，无非就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人生流水账，写几句不着四六的大话，比如“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类对付过去。读了几页，发现虽然文字粗糙直白，叙事不讲节奏，有什么说什么，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也带来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保留了许多率真、生动、天趣。不少的细节，百分百就是笑话，他也不回避，都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成为整个自传的亮点。

二

黄场长祖上传下几口薄田，还有肺痨。他老子本分，并不指望儿子成龙，能活得多少有点体面就行。为了这点体面，一家人节衣缩食让黄场长上私塾。土改，田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划了个下中农，把仅剩的家财都留给黄场长，让他进县城上中学。

怕自己命不长，搞不好再见不到儿子，黄场长去县城头天夜里，他老子特地交代：

到了外面，记住我三句话，头一句，闹热的地方不要去；二一句，万贯在手不如薄技在身；三一句，有烧香的心才有吃饭的命。

总之就是让黄场长小心做人。

黄场长比同班同学大几岁，老成得多。因为家里的成分毕竟不是贫雇农，他自己格外努力，不但入了团，还当了班上的团支书。

正流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场长特地去买了一本装帧讲究的笔记本，在首页抄下了那段著名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二页，黄场长记下了临行前父亲交代他的三句话。

两段话的境界可能有点不一样，但可以互相补充，都可以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黄场长凡事都比别人严肃认真。有一次主持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的入团仪式，庄严地说：

今天是两位同学大喜的日子。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神秘的组织！

老师在一旁小声纠正：

“神圣”！不是“神秘”。

看他板着脸，以为他紧张，补充说：

不用紧张……

黄场长其实真的很紧张，却努力装着若无其事：

老师我不紧张，台下坐的还不都是人，不都是长着两个鼻子、一个眼睛嘛！

初中毕业，回到山里，跟小时候定亲的妻子圆房。先在村小教书，之后又进了乡完小。不顾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肺病，熬夜备课经常熬得吐血。之后当了全县模范教师，之后当了校长，之后公社化，又当了公社干部，之后调到江洲农场当副场长。

陈志就是这时候认识了他。

初中毕业，因为家里无力供他升学，陈志跟着省城的一帮社会福利院的孤儿被江洲农场招工。农场武装部李部长在陈志那个生产队蹲点，受一个城里女伢儿冤枉被撤职，黄场长被派来接替。

黄场长接受李部长的教训，深刻认识到：跟这帮城里人决不能太亲热，要来硬的、狠的。头一次全队大会，他板着脸指出：城里来的新职工，现在已经不是客人了，场里不会一直客气下去，表扬也好，批评也好，都要跟老职工一视同仁。接着宣布了几条：

头一条，刷墙。把屋场上所有眼睛能看到的墙面，都画上宣传画，写上大标语。

二一条，夜校要夜夜上课，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一条，公开场合，衣服该遮住的地方必须遮住。

四一条，男女之间不可以随便摸摸捏捏。

夜校是在屋场边一块空地临时搭起的草棚，搭得很大，全队开会也可以用，但老职工大多喊不动，黄场长也不强求，毕竟这帮城里人才是工作的重点。每天收了工，不管多晚，吃过夜饭，黄场长就紧盯着，把宿舍的人一个个请进草棚。二十几个城里人，男女各坐一边，草棚里显得空空荡荡。

黄场长规定的课程跟先前的李部长没有大出入：读书，读报，读文件，只不过最后他的讲话每次都很长，但是不空洞，什么人，什么事，一个个，一件件，具体，精确：

哪间宿舍我就不明说了，过了半夜，女同志房里还有男同志叽叽咕咕。声音我是听得出的，就不在这里明说了，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就行，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不过，下回我就不会放过了！

还有，坝外的柳树林是防浪林，用来在汛期缓冲江水保护堤坝的，不是让人在里面浪荡胡搞的，我夜夜都会去巡查，有人给我撞见了，有人没有撞见，撞见了的以后不要再犯，没有撞见的不要得意，走多了夜路总要碰到鬼的——当然，我不是鬼，我是为你们好。

桌上的煤油灯忽忽闪闪，从下往上照着从来不笑的黄场长。他不时很响亮地咳一下喉咙，仰着枯黄的脸，突出的颧骨挡住了眼睛，样子很阴森。

想象着一只老猴子每天半夜蹑手蹑脚地贴到宿舍的窗户下，或是像个影子一样在坝外的树林子里飘来飘去，所有人都觉得背脊上有一条冰冷的蛇在爬，汗毛直竖。坐在最后一排的人老是扭头看身后，总觉得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无息地挨近。草棚的门关不严，不时被夜风吹得吱嘎作响，一响心就一惊。

今天，我要讲一讲鸡矢同志的四言八句儿。

“鸡矢”是陈志的外号，出处是“知识分子”，众人戏称“鸡屎分子”。“鸡矢”即“鸡屎”，雅一点。

黄场长用力清了一阵喉咙。

黄场长说的“鸡矢同志”的“四言八句儿”，是陈志改写的一首诗。原诗是写恋爱的，他按照积极向上的要求，给“恋爱”赋予了新的意义，预备根据黄场长宣布中的第一条，抄到生产队墙报上去的，先送了黄场长审阅：

我恋爱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你的笑容

……

我要爬上空间的山峰去进入你

我要涉过时间的水波去进入你

我要在你滚烫的怀里徜徉

……

挺直了坚挺的画笔

向绿色的棉林无限进入

……

在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

……

一种生命的狂欢

完成了挥霍

请你给大家讲讲，你写的是什么。反正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怎么也读不明白。里面的“摸索”“山峰”“水波”“笑容”“胸怀”“画笔”指什么？特别是你那个“真正的自由”，我们的自由莫非是假的？“生命的狂欢”？还“挥霍”？那不就是无法无天吗？横直我听起来怪怪的，像是说胡搞。

黄场长把那几张纸头拿在手上，甩得哗哗响。

虽然是改写的，但这是陈志下乡以来觉得最满意的一首诗，表现的是每天出工下地的感受：“恋爱”是爱农场，“摸索”是因为天黑，“笑容”“胸怀”都是说棉花地，“山峰”和“水波”是路上的坡坎和沟渠，“画笔”是锄子，“真正的自由”就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狂欢”是劳动，“挥霍”是形容奉献。但黄场长的神态和口气，明显不是要听他解释。他瞪着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等着黄场长的下文。

果然，黄场长干咳了一下，接着说：

你们下放是来改造思想的，要好好向洲上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们世世代代创造了数不清、了不得的好文化，比方“五句头”民歌，是个人一听就懂，为什么不学？拿这些鸡屎分子的东西来吓哪个？

煤油灯把黄场长的影子投到背后的墙上和草棚顶上，黑压压地晃动。

陈志觉得那晃动有些滑稽。他不想辩白，很平静地说：

我重写。

农场的老职工，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歌子或戏文。陈志听着还真是喜欢，留心收集了不少。那些歌子或戏文，八九不离十，大多跟男女有关，而且一点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首“五句头”《车水》：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大姐奶上头。

日里车干姐的水，

夜里车干姐的油。

车得大姐乐悠悠。

陈志眼珠子一转就念出来：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棉林渠上头。

日里车干江中水，

夜里车干渠中油。

车得棉林乐悠悠。

你看看，劳动人民的水平多高，你那个“恋爱”根本没法比，对不对？你虽说多认得几个字也不能不承认，对不对？

黄场长大声说。

陈志真诚地说：

我承认。

在自传里，黄场长对这一段的成绩很自豪：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帮城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站有站样，坐有坐相，一个个乖溜了，至少当面看不到七颠八倒、伤风败俗的行为。在棉花地，只要场部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一响，他们就齐声跟着高唱，唱得热火朝天，豪情满怀。事实充分证明，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机器要上油，思想要灌输，花生要剥壳，瓠子要刨皮，养不教父之过，玉不琢不成器。

随着工作调动，黄场长把刚上完小学、自己最心疼的小女儿黄梅子带到场里来做农工，就安排在场部边上的二队，便于父女有个照应。

但是结果却几乎让所有人心酸。

黄梅子长得像市里百货商店卖的洋娃娃，真想不出猴样的黄场长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来。城里下放的“画家”条子头一眼见到她就小声对陈志说：这是西画少女的典型素材。最难得的是，她刚来二队的时候，大家都尽量不挨她的边，怕惹发了她的小姐脾气，搞不好得罪黄场长。过不久大家就看出，她是个老实女伢，出工从来不偷懒，虽然年纪小，也不是太能干，但绝对卖力，从来不拿自己是场长女儿说事。平时安安静静，一旦开口，声音也是细细的、甜甜的，听得让人心软。跟这帮下放人员处得不近也不远，见男的都喊“哥”，见女的都喊“姐”。不论看见他们做什么，都会轻轻地一笑，笑得干净透明，没有一点杂念。她对哪个都不防范，纯得像早晨的露水，只得人疼，得人怜惜，不敢动歪心思，更不敢打坏主意。

黄场长自然很为女儿骄傲。黄梅子是他的脸面，他的光彩。黄梅子也是这帮下放人员的榜样，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女伢才是好女伢。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黄梅子背地里会有那种样子。

黄场长有一天在女儿宿舍的枕头底下，发现了条子画的女儿，眼前一黑，跌在床上：

一捆收割的菜籽前面，仰面半躺着黄梅子，两只手抱着后脑壳，憨憨地笑着，下面——黄场长闭上眼睛，倒吸了口气——女儿长大后他再没有看过她一丝不挂的样子，两条交叉的大腿中间，那么深的黑色是存心要戳瞎他的眼睛。

条子是因为在城里的学校画了女同学的裸体成了“流氓”被开除，然后被送下乡的。前段时间黄场长抓宣传，他在队上屋场的所有墙壁上画满了“麦浪滚滚”“银花朵朵”“飞播杀虫”“机器除草”之类的宣传画，受到来农场视察的上级领导的表扬，县里打算调走他，黄场长没有同意：跟县里比，农场更缺人才。没有想到这个“流氓”把罪恶的手伸到他女儿身上了。

黄场长随即放条子去了县里。

黄梅子在条子走的第二天发现不见了“条子哥”，问队上人，队上人回答：问你老子。问老子，老子回答：你还有脸问？最后是陈志见她一下掉了魂，先前那么光鲜的一个女孩转眼黯然失色，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条子调去县里画画了。

会回来洲上吗？

应该会吧。

我去县里看他。

黄梅子洁白的小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印。

你要敢去，我打拐你的脚！

黄场长发恶。

那我去码头等他。

黄场长以为女儿撒娇，咳了一下喉咙，没有在意。

第二天起，黄梅子每天在班船快到的时候就站在码头。船到了，下船的人走完了，没有见到条子，口里就不停地喃：条子哥呢，条子哥为什么没有来……

黄场长头几天又是喝骂又是拉扯，忽然意识到女儿连他也不认得了。

洲上人说：人倒霉，盐罐子生蛆；人行时，扯篷就是顺风。农场先前的一把手赵场长犯了作风错误，黄场长去掉副场长的“副”正式升为场长。不到一年，又调去了县里当办公室主任。

农场干部感慨：黄场长为工作牺牲了女儿，太可敬了。

老职工叹气：黄场长升官赔了那么好个女儿，不划算。

三

刚进县机关，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食堂早餐，玻璃隔窗里的台子摆满了大碗小碟，不像农场场部食堂就只有麦粑稀饭，没得挑。窗口里炊事员问要点儿什么，黄场长低着头看了半天，说：

我要……我要……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

炊事员有点脾气：

不就是两个包子吗?

黄场长憋红脸：

不是……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是……一个包子和一个面包！

炊事员拍了拍手：

面包没有，命有一条。

不久，单位组织春游，黄场长主动跑去给大家买了一大把冰棒，手冻得不行，大喊：刚出的冰棒，烧手！众人大笑：你在江洲里是卖煎饼油条的吧？

因为工作需要，县办公室最先配了一台卡式收录机，黄场长亲自保管。大家走累了，在草地坐下休息，他把一直小心提着的收录机放下，从背包里翻出一盒磁带，很内行地说，这支曲子好——“少女的衬裤”。

有个同事惊了，拿过磁带一看，是“少女的祈祷”。

黄场长急了，直着脖子大叫：

不可能！我又不是不傻。

中午到了饭点，几个人进了一家兰州拉面馆，黄场长说，你们去坐桌子，我来！转头对师傅交代：

请给拉几碗。

拉面的师傅说：

你们吃吗？吃我就拉。

黄场长说：

来都来了，怎么不吃！您拉吧。

几年后县机关的机构和人事大变，新成立了政治部，先前分管这摊事的领导走“五七道路”再也没有回来，黄场长顶了空缺。

知青大返城，江洲农场先后下来的城里人所剩无几。陈志一点门路也没有，只能跟少数各有原因的人留在农场。有个坚持扎根的女知青被省首长发现，下令组织省地县三级联合写作组去江洲农场采写。陈志有“鸡屎分子”之名，被抽到写作组帮着搜集资料。写作组的负责人是县宣传组的熊组长，觉得他写得还行，又骨瘦如柴，在农场再待下去怕是小命不保，写作组工作完成后，把他借调进县宣传组。当时的农场领导以他出身不好为理由，横竖不同意。他随县里来的人一走了之，以为从此断绝了跟江洲的关系。可到县里的第一天，就看见了黄场长。

主管县宣传组的是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黄场长。

黄场长在县机关走廊上，跟陈志劈面错过。走了好几步，黄场长忽然想起什么，回头喊住陈志，问：

你是不是二队的鸡矢？

陈志讷讷答应：

是。

他其实早看见黄场长了，想低头躲过去。

之前，黄场长已经知道，宣传组要从江洲借调一个名叫“陈志”的来培训做农民通讯员，只没想到那是“鸡矢”——他在二队蹲点时，只知道“鸡矢”，不知道“鸡矢”是“陈志”。

在县领导中，黄场长讲原则最有名——大约是在江洲农场当场长的影响，县机关的人都不喊他“黄主任”而照旧喊他“黄场长”。他自己也乐意，因为那证明了他在基层的历练。

宣传组的正式干部李维甫对熊组长把陈志弄进县机关，并且一直赖着不走很有看法，背后去黄场长那里提过好多次意见。说领导机关应该有起码的纯洁性，怎么可以有陈志这种出身的人？

无奈熊组长职务虽然在黄场长之下，资格却老得多，黄场长不好擅自决定。

县领导班子年终开会，黄场长转达了李维甫关于纯洁机关的意见，提出陈志的去留问题。一把手涂书记说，不就是写文章吗？不是写得好好的吗？不必讨论吧？

陈志知道，这回借调，是他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他干得特别卖力。

之前，县里一连好几年，年年派一个写作组去下边一个老典型总结，稿子油印出来，堆成上尺高，可以编一本厚书，就是上不了省报。差不多成了县里历任领导的一块心病。

那次陈志独自蹬了一辆破单车，早上从县机关出发，晚上到了那个公社。当夜就开座谈会，看材料，天亮就写出了初稿。吃过早饭，到公路上拦了一辆附近工厂进城的货车，赶上市里的火车，去省报送稿。

就要开全国农业的大会，省报正在组织宣传。半个月后，那篇稿子在省报头版发出，占了大半个版。

县机关一下炸了锅，各个办公室都在争看那天的报纸，重要的不是内容，是篇幅。县里的报道有史以来都是豆腐块，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从此，除了报道组的任务，县里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总结、会议报告、情况调查，包括开幕词、闭幕词，都去找陈志。陈志随叫随到，而且出手极快。人家少说要一个礼拜，他最多一天一夜就完成了。县里四级干部会，一个月前就成立材料组，从各单位抽笔杆子，集中住进招待所，讨论、起草、送审、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再送审，熬夜熬得眼睛肿了血压高了，抽烟抽得牙齿松了指头黑了，临开会前，领导不批准也不行了，一块石头才好歹落地，有人出招待所直接就去了医院。陈志来了，材料组照样成立，不过，其他人差不多就是打一个月扑克，陈志也在一边观战，离开会还有几天了，他一个人熬两个通宵就把稿子写了，到了领导手上，一遍过。省报上只要有段时间见不到有关县里的报道，涂书记就会问：报道组那个陈志哪儿去了？

李维甫是正牌大学生，“李维甫”就是包涵了天才李白、地才杜甫、人才王维的意思，只可惜怀才不遇。他平时呕心沥血写出的报道或总结，交给领导过目，不管哪个部门或单位的头都先问，给你们那里的陈志看了吗？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照他说的改。认定了药不过獐鼠不灵。

堂堂一个正牌大学生，让一个初中生农工压一头。李甫维的窝火陈志是理解的，只是心里有点为他着急：不论写什么文章，不管合不合适，他都要拿唐诗宋词开头，报道春耕就写“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报道筑坝就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报道计划生育，就抓住一个“缝”字，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怎么也没法让领导满意。他自己又认识不到，只把一腔怨气发泄到陈志头上。

涂书记的表态让黄场长语塞。他暂时能做的就是对陈志格外严格，既然不属依靠对象，就不能放手放心。规定陈志写的所有稿子都必须交他审查。他一字一句扣文件，决不马虎。他一个老肺痨，在机关里多年熬下来，成了个骨头架子，脸面煞白，青筋暴跳，只没有一点血色，有人在背后说他“脸上无肉，做事刮毒”，他听了跟没听见一样。陈志送给他审查的稿子，不管字写得多么端正，他每次都说潦草，让陈志拿回去重抄；重抄了交上去，他说要抄在方格里；第三次交上去，他说标点符号也要占一格；第四次交上去，他说为什么不抄一行空一行，不让我修改了？修改稿的字数每次都在原稿的三倍以上，增加的部分全部是从中央、省、地下发的文件中摘录的。

陈志每次交给报社的都是自己的原稿，但黄场长的修改稿他还是不能不老老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照抄。稿子在报上发出来，黄场长加上去的字一个也见不到。黄场长并不追究。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审稿、改稿，让陈志照他的修改抄稿。审了、改了、抄了，他就尽到了责任。那些他改过的稿子陈志抄过后，他都一件不落地收回，仔仔细细地锁进文件柜。一旦有事，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这一关是把得很严的。

报道稿毕竟是小文章。每次给全县干部大会准备领导的开场和总结的报告，差不多就是县里一帮稍有名气的笔杆子的一场苦难。

这类报告的起草，都是黄场长亲自抓。每次都从各个相关部门抽人组成写作小组，这些人都由他一个个审定。通过了，让他们分头去写。初稿出来，再把所有人找拢，亲自主持扣一遍。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把报告最后敲定下来。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该删去几个字，或增加几个字，某个标点应该是惊叹号或是删节号，边念边听边改。这是报告出炉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扣”报告往往是在夜晚。夜晚安静，注意力集中。这就让“扣”报告成为一桩苦差。最辛苦的是黄场长本人。他当小学老师教的是语文，念起文章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改动，最后再让一个字写得端正的人抄出定稿。他深知重任在肩，从头到尾正襟危坐。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惜为伊消得人憔悴。

下面一帮人不是个个都有他这样的好精神。陈志特不经熬，不一会儿眼皮子就用手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鸡似的向下啄，忽然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茶撞翻。

黄场长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转一下。说的是“转”，听着是“短”。

什么？还短了？

一梦方醒的陈志大叫起来，多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迫。

转。

黄场长白了陈志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遍，听起来依然是：

短。

报告初稿终于“扣”完，不觉东方既白。

那些年，凡是黄场长把关的报告从来没有出过一丁点纰漏，而且念报告的领导回回都很满意。

…… 

 陈世旭，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至今。著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若干。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镇长之死》曾获全国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