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继红：向令人仰止的“高地”冲刺
马继红（右）与剧中毛泽东的扮演者唐国强
“从事电视剧创作近30年, 《外交风云》完成了我的一个梦。”2020年，以反映新中国外交“创业史”的电视剧《外交风云》，在中国电视剧领域的最高奖“飞天奖”和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舞台上大放异彩，接连拿下第32届飞天奖优秀编剧奖和第30届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的马继红，在回顾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初涉影视编剧行业至今的创作之路时如是说。从15岁入伍、22岁开始发表作品起，一路走来，军人马继红始终以真切反映现实生活、振奋民族精神、高扬主旋律的创作捍卫并守护着身为一名编剧的尊严与使命追求，从《天路》《红十字方队》《光荣之旅》到《向前向前》《铁肩担道义》《彭德怀元帅》等，她用厚积薄发的优秀作品点亮了当代荧屏。“扎根人民、用心灵写作”，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影视剧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写什么、如何写以及为谁而写？马继红用她的创作给出了坚定的回答。
那是一片待开垦的沃土
记 者：电视剧《外交风云》聚焦新中国从孤立无援到立足国际舞台的曲折艰辛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无论对当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选题突破还是您个人创作领域的开拓而言，都是一次充满勇气的选择。
马继红：《外交风云》的创作说来有一定偶然性。2016年，由我任编剧的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在央视播出后，收视成绩亮眼，中宣部还专门召开研讨会对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于是开始思考，下一部戏该写什么？是继续“驾轻就熟”地写将帅传记，还是另辟蹊径、挑战自我？此时正好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希望由我执笔创作一部反映周恩来总理外交生涯的电视剧。这个提议顷刻间将我的创作欲望点燃，在跟团队进行了认真讨论后，我决心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一部反映新中国外交史的电视剧向祖国献礼。
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回溯以往的献礼剧，“工农商学兵”题材几乎都涉及了，唯独“外交”领域书写不多，因此这一次我们决定把“外交”作为创作攻坚的主战场。“外交”题材既重大，又十分敏感，在以往我们的影视剧中还较为少见。俗话说，外交无小事。正是由于创作门槛太高，导致很多作者都被迫在“门前”止步，即使有幸完成了创作，也可能在投拍环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项目流产。因此，要做外交题材的电视剧，“想做”是一种愿望，“敢做”是一种勇气，而“能做”则是运气与“功力”共同造就的。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从15岁参军到退休，我在部队服役共46年，也许正因为是一名军人，也许也因为刚刚拍完《彭德怀元帅》，彭大将军给了我一身的胆气和豪气，所以我才会下定决心，向这个令人仰止的“高地”做了一次冲刺。
记 者：题材的突破是电视剧能够成功的基础，但取得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编剧理念上的艺术创新与实践。
马继红：是的，因为题材的特殊性我们在一开始创作时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仅申请“立项”就需要过许多“关口”，一旦某一关口被卡住，就可能前功尽弃。这期间也确实有过“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望，但我们没有灰心，仍然执著顽强地往前走，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曙光。经过各方的严格审查，《外交风云》终于得以正式立项。因此我很珍惜能创作这部史诗大剧的机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从写故事大纲、分集大纲到完成剧本，我们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光，期间遇到过无数失败、挫折，我甚至一度崩溃，最终在各位老师、专家及导演的鼓励下，才能四易其稿完成了剧本。
电视剧播出后，有一次我去理发店理发，一进门就碰到一个“小工”正捧着手机津津有味地看着什么。他告诉我，他看的就是《外交风云》，他还说，过去他看剧都用倍速看，但这部剧是按正常速度看的。我并没有告诉这位年轻人我就是这部剧的编剧，这部作品能如此深入人心、受到观众欢迎让我感到由衷欣慰。我们搞创作的人常常有一句话，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外交风云》播出后不仅在报刊获得好评，而且在微博、朋友圈、抖音等社交、视频媒体也受到了很多网友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厚爱，他们要“为中国外交天团点赞”“为阿中哥哥打Call”……这些质朴而滚烫的语言令我十分感动。
记 者：解读与理清这段复杂的历史并进行艺术创作上的转换，您是如何做到的？
马继红：在开始这部剧的创作之前，我对外交的了解可谓只鳞片爪。对写好这段历史一直有种如履薄冰的忐忑。为了较彻底地摸清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路径，我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闭门读书，先后阅读相关书籍一百多本，对同一历史事件常要结合不同书中记载的有关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深入思考，从中捕捉叙述亮点。比如科学家钱学森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这件事，实际就是日内瓦会议结下的一枚硕果；还有如今我们国家的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但在1958年以前，我们的领海宽度却只有3海里，从3海里到现在的12海里，如此辽阔的海域当年却是靠“炮击金门”“打”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民航事业，如今中国的民航飞机可以飞往世界各地，可在1964年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航线和航班，每次领导人出访都需要租借他国飞机，为此常常会遭受一些冷遇和尴尬。而当年中国民航第一次飞出国境，落地坦桑尼亚首都，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冒着巨大风险和飞行员一起跨越万里完成的……就这样，我一边看书一边思索，一边挖掘一边发现，先后写下了60万字的读书笔记，此外还看了大量的纪录片和影碟，找到一些老外交官进行采访，并先后召开了4次高规格的专家研讨会，仅分集大纲就六易其稿。这些努力使我对新中国的外交史基本理清了头绪，如此，当我再次走进历史深处和伟人对话时，我的心便终于踏实了。
然而，新中国的外交史终究是一个宏大而厚重的题材，其中不仅牵涉人物、事件及国家众多，而且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中还包含着各种矛盾纠葛。如何拨开历史迷雾，让栖伏在教科书中的历史名词和沉睡于档案文件中的历史页卷幻化成荧屏上的精彩故事；如何将开国领袖和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走过的筚路蓝缕的征程，展现为一个个立体、真实的鲜活瞬间，我认为就必须用全新的、当下的视角与思维，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势，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将思维从“一枝一叶”的微观世界里跳脱出来，从“杯水风波”的小众情怀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历史。因此为写好这部剧，我专门买了一个地球仪，在创作的那段时期，常利用工作间隙轻轻转动它，看那上面蓝色的大海，看那褐色的广袤的土地，看那用五颜六色标出的一个个国家，我想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心里，然后再张开想象的翅膀，去打捞那些被历史尘封的往事。
以纪实风格彰显史诗品格
记 者：从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到1976年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尼克松，《外交风云》全剧历史跨度近30年，这样的创作架构是如何形成的？
马继红：围绕这部剧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曾讨论过很多方案。一开始想把起点放在开国大典，后几经考量决定把起点前移。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曾发生过两件重大外交事件，第一件是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理直气壮地收缴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非法电台，第一次摸了美国人的“老虎屁股”；第二件是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我第三野战军炮击了闯入中国内河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这两件事都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它们向全世界证明并宣告，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政党，中国人任人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至于全剧的收尾事件，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建议下，我将原定的香港回归改为了毛泽东与尼克松的第二次会面。事实证明，这个修改是科学的，尼克松的再次访华为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也为后续故事的展开做足了铺垫。
起点、终点设计好后，我便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想象成一根绳子，将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系于这个时间的链条上。从开国大典、外交部成立到选拔外交大使；从毛泽东访苏到抗美援朝；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到“打开西门”与法国建交；从支援第三世界朋友，由周恩来率团出访亚非14国、援建坦赞铁路，到中国重返联合国；从中美握手再到中日建交……按照时间顺序，我一件件地往下捋、做加法，再一件件地把一些可有可无、说不清道不明或是多余的、过于敏感的事件剪掉，做减法，经过如此一番细致梳理，写哪个不写哪个，哪个要浓墨重彩地渲染，哪个需云淡风清地划过，我的思路变得越来越清晰，剧情节奏也变得更加疏密有致、缓急相生了。
记 者：您曾说为这部剧定下了“纪实风格，史诗品格”的创作方针，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来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人物塑造的把握是一个创作难点，对此您都做了哪些思考？
马继红：与纪录片相比，电视剧在“纪实风格”上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用艺术创作来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中，主要人物大都是真实的，如何把他们写得鲜活生动，又避免“堆积”事件“淹没”人物，就需要精心打磨剧本。在这部剧中我着意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顶层”人物，即负责外交决策的“大人物”，如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还有退居中国台湾的蒋介石、远在国外的斯大林、赫鲁晓夫、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戴高乐、苏加诺、田中角荣等。第二类是“中层”人物，他们的作用是承上启下，其中包括王稼祥、黄镇、乔冠华、黄华、王炳南、龚澎、伍修权等外交官，也包括苏联的米高扬，美国的杜勒斯、基辛格，日本的大平正芳，中国台湾的蒋经国等。第三类则是普通人，他们中有不少是虚构的。由于这部剧年代跨度较大，贯穿始终的领袖人物不可能时时都出现在前台，所以“虚构人物”可以实现为真实故事进行补充和粘合的作用。比如我剧中虚构的一个外交世家，老爷子凌嘉图是旧中国“跪着办外交”的亲历者，他的两个女儿凌玥、凌雁都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优秀外交官，其中凌玥还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壮烈牺牲。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让虚构人物在“真实”世界中活了起来，也把历史故事讲得更加精彩，帮助观众形成了一种新的对真实的认知，使电视剧可以在更开阔的叙事空间里为观众更好地提供“可看性”这一选项。
记 者：从编剧角度，您是如何为本剧中的“顶层”人物赋予独特气息的？
马继红：主要是抓住人物的特点和性格，尽量避免“标签化”“脸谱化”。比如写斯大林，主要表现他的桀骜不驯和英雄霸气；写赫鲁晓夫，主要展现人物的不拘小节和大国沙文主义导致的内心傲慢；写戴高乐，我着力写他与生俱来的“高冷”和不屈的民族气节；写杜勒斯，就写他的狡黠、执著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等。除了这些外国人，剧中蒋介石的塑造也较为特别，与此前荧屏上常见的霸道、凶残的他不太一样，剧中的蒋介石自1949年退居台湾后，就没有一天不想着“反攻大陆”的，一开始有美国人做靠山，在外交上他不遗余力地一次又一次和毛泽东、周恩来“过招”，但最终随着与台湾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少，他的容颜也变得越发苍老。老年的他时常孤独地站在思乡亭向大陆眺望，“恨不得跳进大海，游回故乡”，然而最终他还是病逝于小岛台湾，但他自始至终坚持的还是一个中国。
对剧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毛泽东与周恩来，我做的思考则更多。作为世界公认的外交天才，周恩来虚怀若谷的儒雅气质、接人待物的彬彬有礼，还有他绵面藏针的谈判艺术、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等都凸显出人物超强的人格魅力。特别是当周总理临终前得知美国总统福特来访，用微弱的声音对守护在床边的邓颖超说“这应该是我的工作”时，这一个催人泪下的画面就将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刻画了出来。对于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和风骨我也进行了着重表现。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凡涉及国家利益，毛泽东无论遇到多强的对手、多大的风险、多难的困境，他都从不示弱、绝不退缩。毛主席看世界总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悟得透。1950年，一穷二白的中国面对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挑起的朝鲜战争，毛泽东敢于以一场抗美援朝之战，打出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打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20年后，当美帝国主义的概念已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之时，毛泽东又能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诙谐地欢迎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于是尼克松真的跨越了太平洋，万里迢迢飞到中国和毛泽东握手。在毛泽东的心中，浩瀚的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环球，世界上任多么厉害的总统也罢，首相也好，只要踏进他那间只有几十平方米的会客室，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强大的“磁场”所征服。
写出一个民族勇敢自强的精神之魂
记 者：《外交风云》拉近了普通观众与神秘又遥远的外交工作之间的心理距离，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马继红：确实，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认为外交题材剧是一部“行业剧”，并怀疑，这种“不接地气”的作品老百姓会喜欢吗？如何让电视剧贴近百姓思维？我努力从真实的事件中去寻找、挖掘带有温度的、暖色的人和事来与观众进行情感对接。比如剧中我写过三场不同寻常的宴会。第一场是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从朝鲜凯旋，周恩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悄悄拿出了珍藏的爱子毛岸英的遗物，把脸贴在曾带着儿子体温的衬衣上，禁不住泪流满面……这个情节的灵感来自前些年我看过的一则报道，说是毛主席逝世多年后，韶山纪念馆在收集主席生前遗物时偶然发现了一个衣柜角落不引人注目的小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毛岸英的一件衬衣、一双袜子和一顶帽子。从毛岸英牺牲到毛泽东去世，整整26年，这位伟大的父亲就这样把内心炽热的父爱隐藏在了一个孤寂的角落。第二场宴会写的是1959年，苏联专家接到命令要在一周内全部撤离中国，尽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这一行为表示愤慨，但他还是嘱咐周恩来，一定要为这些专家举办一场送别宴会。会上，中苏两国专家恋恋不舍，相拥而泣。第三场宴会发生在1961年，彼时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毛泽东早就宣布不再吃肉了，但他却惦记着那些在荒漠上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这一年除夕，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宴会，参会的是研制原子弹的一线科学家们，他们每人面前都放着一碗红烧肉。整部剧中，这种令人动容落泪的温暖细节还有很多。
记 者：这部剧播出后受到了包括年轻观众在内的普通观众的喜爱，也得到了外事工作者的高度肯定。
马继红：是的，这部剧播出后我曾应邀前往外交学院与那里的青年学子座谈。那些未来的外交官争先恐后地与我交流观后感，还有同学把他观剧后创作的诗歌朗诵给我听。今年初，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乐玉成在外交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组织的一次活动中，还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称其为一部可以与历史、与世界、与当下、与观众对话的优秀作品。
在很多人眼中，外交家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却不知他们心中也有许多难以诉说的苦涩和心酸。比如剧中我着重刻画的黄镇这个人物。作为军中不多见的艺术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周恩来“亲选”的第一批将军大使。1950年他被派驻国外后，先是在匈牙利待了５年，回国后，夫人朱琳刚刚生完孩子产假还没休完，为了万隆会议，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印度尼西亚；1964年中法建交，他是首任中国驻法大使；1972年又担任了首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前后在国外待了整整21年，由于驻外使节不能带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和孩子之间很陌生，家中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他们不知道；孩子毕业升学、生病住院，他们都未能守候在旁。一次，朱琳不无辛酸地对黄镇说，“我们是‘有国无家’的人”，黄镇却纠正她道，“我们是‘以国为家’的人”。这样感人的细节还有很多，正是由于将炽热的情感灌注进了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罅隙里，观众们才能在观看时不仅能触摸到外交的深度和厚度，也能触摸到它的温度。
记 者：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这部剧在创作理念上有哪些继承与创新？
马继红：《外交风云》一路走来得到过很多人的肯定与帮助，给了我很大鼓舞。其中特别难忘的是，当我第一次把写好的几十万字剧本交给导演宋业明时，他给过我一句评语，认为“剧本写的挺顺，但缺少魂”。当时我就蒙了，连着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自问什么是“魂”？这部剧的魂在哪里？最后，在反复的体悟、思索及大家的帮助下，我明白了，回顾新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道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突破重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我们“不怕”，不怕手握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敢于迎头痛击，以弱胜强；我们也“不畏”，面对苏联老大哥，我们先和斯大林斗智，接着和赫鲁晓夫斗勇，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也不“示弱”，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尽全力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人民修铁路，在世界传为美谈；我们还不“逞强”，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朋友遍及全世界。“宣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就是本剧应当浓墨重彩渲染的“魂”。的确，我一直认为，一个剧本写得好不好，关键不是看故事讲得有多“完整”，有多“精彩”，能给予观众多少感官刺激，而是要看剧作家能不能通过讲故事传递某种精神，让观众相信、接受并由衷地理解和赞同这种精神。顺着这个思路，我把剧本重新打散，将其中的事件进行了重新设计，让红线贯穿始终，并特别注意挖掘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情节和细节，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一夜间撕毁合同、撤走苏联专家的危局，毛泽东在大雨如注的夜幕中一把打掉警卫员手里的雨伞，对着老天大喊：“我不要保护伞！”正是这些给力提气的情节，引发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灵共鸣，为全社会爱国热情的抒发提供了一个出口。不少“90后”“00后”看后都觉得这部剧很“燃”，他们在弹幕中留言：“太爱我的祖国了！”“最后一集看完，深夜哭到不能入眠……”
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
记 者：由于外交题材牵涉面广，剧中演员阵容十分庞大，如何表现好这些人物也是电视剧真实感得以体现的关键。
马继红：由于剧中人物众多、篇幅较长，剧组从成立到主创人员围读剧本、拍摄杀青，再到后期制作完成，用了约一年时间，每个环节都花费了大量心血。记得剧组筹备时，有一次我去找导演宋业明，一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两面墙上全部贴满了照片。中国人的照片贴了一面墙，外国人的照片也贴了一面墙，每个人物不仅有真实照片，而且每张照片下面还贴着三四张备选演员的照片。导演说，演员的选择形似是必要前提，但关键还是要看演员在精神气质上是否能实现“无缝对接”，能否演绎出所扮演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以达到艺术呈现上的形神兼备。选择外籍演员尤其困难，从杜鲁门到福特，光美国总统就有六任，加上其他各国首脑、外交大员，角色加起来就有51人。语言沟通不便，再加上地理限制，还有档期、签证、酬金等种种问题，即使有想合作的演员最终也未必能实现。所以就这部戏而言，演员的挑选确实是一项巨大而艰苦的工作。
在表演方面，要感谢剧中所有演员的贡献。如饰演毛泽东的唐国强，饰演周恩来的孙为民，饰演邓小平的卢奇、饰演刘少奇的郭连文、饰演朱德的王伍福、饰演陈毅的谷伟、饰演邓颖超的黄薇等。他们本身都是国内一线特型演员，在不同的影视剧中饰演同一角色已经几十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用心用功地演好每一场戏。记得那一年中秋节我去剧组探班，想请几位主创老师过个节。可那天，唐国强正要演毛泽东思念儿子毛岸英的那场戏，于是他找导演商量，说重场戏需要酝酿感情，希望把这场戏调到最后。结果那一晚这一场戏反反复复地拍，不知拍了多少条，我们在餐厅一直等到晚上9点，才等来了满脸倦意的唐国强和导演。饰演周恩来的孙维民亦是如此，在过去30年里他曾50多次饰演过周恩来，但这次在《外交风云》的拍摄中，他依然试图以全新的艺术感受去面对，努力还原、提炼、再现外交家周恩来的精神境界和形象风采，从说话方式、走路姿势到衣着风格，力求形神兼备。除了中国演员，饰演外国元首的国外演员也非常敬业。他们大多是各国的功勋演员，不仅演技好，工作态度也十分认真。一次，导演在现场拍戏，发现饰演赫鲁晓夫的演员耳朵后面别着一根牙签，问后才知，原来真实的赫鲁晓夫是招风耳，为了把人物塑造得更加逼真，在不穿帮的情况下他就使用了这一招。
记 者：除演员的表演外，本剧中大量细节和足以“乱真”的拍摄环境也帮助观众得以“重返”历史现场，这方面你们又是如何设计的？
马继红：这部剧中我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南海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还有政治局开会的颐年堂、怀仁堂，以及尼克松的专机、毛泽东的专列、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游览西湖时乘坐的画舫等大大小小380处场景，其中最令人纠结的是要不要搭建联合国大会议厅，这个场景在剧中戏并不多，但十分重要，找了许久都没找到能够替代的实景，如果搭建，势必又耗资巨大，最终在与投资方反复商量后，我们还是下决心搭建，用真金白银置换出观众眼前真实可感的视觉效果。
除了大的置景，由于《外交风云》讲的是全世界的故事，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礼节又不尽相同，所以，剧中的每样道具、每件服装，小到一个杯子、一枚纽扣，都需符合那个国家、那个年代、那个人物的特点。为此剧中光服装制作就达数万套，租赁的各种道具更是数不胜数，有些老式汽车都是从上海运过去的。可以说这部剧是我从事电视剧创作多年来，工程量最大、难度最高、花钱最多的一部戏。剧中后期制作涉及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遭炮击、周恩来专机遇险等需靠电脑辅助制作合成的场景则是以秒为单位收费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钱花得值，我们尽全力去拍摄了一部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历史的能“留得下”的作品。
记 者：您如何看待这部讲述新中国外交历史的电视剧对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未来在创作上您还有哪些期待？
马继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中国的这段外交史算起来与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与70年前相比，当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本的大格局没有变，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也没有变。今天，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正谱写着具有空前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的新篇章，中国正重新成为影响世界、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回想当年，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挑衅敢于说不！今天，历经70年沧桑巨变日渐强大的新中国，更应该勇立世界潮头，迎接风雨挑战。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这也是我们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给电视观众的意义所在。至于这个故事要不要继续讲下去，比如第一部叫“破冰”，第二部叫“回归”，第三部叫“扬帆”，那还要再等等。现在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但台湾还没有回归，我期待着台湾能早日回到祖国怀抱，我们也好把《外交风云２》的故事继续讲给世界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