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经过一年多没日没夜的拼活儿，我终于获得晋升。会上宣读命令后，我回到办公室关掉待机三个多月的电脑，填请假单申请回家休国庆。

机场接上我，父亲的面色不太好看。车上，他对我带的大件行李箱表示不满，说一个军人走到哪都该轻装上阵，尤其衣服够穿就行。母亲说是她让我多带几件运动服，趁假期去乡下泡温泉，跑跑步。这话激怒了父亲，他认为这个假期我就不该回家，职级和岗位在同一年晋升调整，表明组织对我信任，我应该带头加班。

到家，母亲热了一碗稀饭让我垫肚子。父亲让我先跟他上二楼书房，看看近一年没有回家，他在家搞的几处改造工程。他指给我看楼梯间新换的壁灯，竹制壁灯上有一个镂空的简写“万”字，他托人在潮州用罗汉竹手工刻制的。进了书房，他指给我看书桌边白墙上新换的一幅字。自从搬进来，这个位置一直挂着沈醉写的一幅行书卷轴，姥爷在世时送的，沈醉自己做的诗：长剑高擎欲破天，奋身直到广寒边。割来星斗拼为月，挂向晴空但夜圆。诗后有三行小字：录五十年前旧作，除夕夜有感。现今，那里挂着一幅装框的蝇头小楷，《岳阳楼记》全文。

正想问父亲怎么收起了沈醉的字，他伸手指向书柜对面那堵墙。之前的梅兰菊竹水墨四条屏摘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十一岁时写的一组大楷，四幅卷轴。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当年写了两幅，父亲装裱一幅留到今天，另一幅邮寄给了在老家的父亲的大哥，我的亲大爷。有一年，大爷喝多了耍酒疯，拿打火机点了其中一幅，堂姐冲上去抢，也还是烧坏了。父亲电话里听说后，催促我再写，堂姐来家里暂住时也跟我提过。我就是拖着。

“这字现在让你写，都未必有这么好。”父亲抱起胳膊，欣赏地说。

“干吗把这个挂出来？”我问他。

“这是我家，想挂什么挂什么。”

“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别吵。”我说。

“这是你和老子讲话该有的态度吗？”父亲不看我，只对着墙上的字说话，“看看，用这几幅字把原来墙上开的洞都挡住了。”

“你把网线拆了？”

“光缆一进来就在墙上打洞，破坏布局美感。”父亲说，“我也不需要上网，你和你妈自愿被这种东西监视控制，我不愿意。”

“那你别吃饭了，吃饭也是被生理控制。”

“好心邀请你上来看看我做的一点小建设，你非要带情绪。”

我看了他一眼。“是你有情绪。”

“和小布尔乔亚多说无益。”他仍旧望向墙壁。

夜里九点多，小区的路灯亮了。树梢上挂着的，靠灯盏近的青柚子被耀得发白。棕榈树的硕大叶片青黄不均。不少人家在屋前的水道里养了锦鲤，一群群的，在荧荧烁烁的灯光与喷泉搅动的水沫里游梭。随处蔷薇铺散，金桂芳馥。

母亲带我看了新近装修的几座宅院，都打理得草木繁茂，花气袭人。母亲问我，怎么突然戗着父亲了。她印象中前些日子我打电话来说起晋升的事，父亲还很高兴。

我告诉母亲，回家之前有一天父亲来电话，先祝贺我的工作调整，之后父亲忽然说起那个烧我字的大爷，他的儿子，我从未见过的堂弟。说堂弟在黑龙江的边防巡逻艇大队当三期士官，前阵子代表旅里参加军区比武，立了二等功。父亲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单位的报纸每天都要采编全军部队新闻，不如到堂弟的部队采采稿。我没等父亲说完就打断他，跟他讲这个建议实现不了。部队每年有多少人立二等功？给每人都写篇报道不现实。再说，刚到新岗位就打自家算盘？

“你也实在，”母亲说，“你先答应，回头找理由说有事去不了、没时间不就带过去了。”

可那天赶上会稿，烦躁之余又疲又乏。何况堂姐的事让我对大爷和那个没见过面的堂弟没有好感。

那天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掐了电话。晚上加班到十点多，我又拨去电话，父亲没有接。半小时后，父亲发来一条信息，大意是他本以为我经过社会磨练与自我修养，已成长为一个有品德的好孩子，没想到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自利之人，只图个人安逸而逃避承担责任的小人。

自私。小人。

我边看信息边回忆，上一回和上上回被同样的话教训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回是在小学二年级。父亲升任营长，每天忙着收拾新兵，母亲在办公室干着会计兼文员，俩人都腾不出时间管我，父亲便把奶奶从老家接过来。奶奶来时将比我大五岁多的堂姐也带上了。

一天，奶奶擀了碗鸡蛋面条叫堂姐端给我。我尝了一筷子觉得不合口味，就从碗里揪了两根面条往堂姐头发里塞。堂姐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胡闹。来回推搡两下子我一下生气了，拧住她的胳膊大喊道：“叫你来就是伺候我的，老子说什么你都得听！”

父亲赶回来取落在家的军帽，推开门一字不落地听见了。

父亲罚我跪在筒子楼的过道里背诵《增广贤文》。赶上下班，谁见了我都要问一嘴为什么又被罚跪。父亲出来遇上了就给人家解释，说我这个孩子别看岁数小，良心很不好。

周末，父亲将我带到离大院不远的一座大酒店的三角花园跟前，让我给一位老头鞠躬。我鞠躬时，那位老头也放下手里的鞋刷，从小板凳上站起身，向我点头还礼。父亲给老头五十元钱，用力拍了两下我的头并往前一推，说师傅您受累操心，让我女儿好好跟着您学习，希望您能把正经八百的手艺传授给她。

擦皮鞋的师傅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市擦皮鞋工友协会。协会发给他一枚刻着协会全称的铜牌，金黄锃亮，钉在他工具箱正面显眼的位置。师傅曾给程潜、陈明仁擦过皮鞋。黄克诚主政时，请他到蓉园宾馆为苏联专家擦过鞋。

那时冬天，师傅干活儿不戴手套，也不许我戴。盛在各色圆筒小盒里的鞋油都是进口的，沾在手上被风一吹，手背就裂小口子。跟着师傅中午吃饭也从未按时按点，永远一碗榨菜肉丝宽粉，一刻钟吃完。粉挺好吃，就是不顶饿。师傅也很少言语，与人交流大都靠表情手势。

没干几天，姥爷领着一位老头来了。姥爷说是来考查我手艺的。而享受我擦鞋服务的是他的挚友黄先生，西南地区交谊舞的头把交椅。当年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挑选送去美国学习交谊舞的十位青年舞者之一，专为在陪都重庆的社交场合陪同外国使节及夫人而培养。我擦鞋时瞄了几眼这位穿着背带裤的跳舞老头，并不认为他在气度上赢过我的擦鞋师傅，很为师傅不甘。

为跳舞老头擦完鞋，姥爷牵着我回了家。不是在父亲单位的家，而是姥爷的家。我那时还小，却全然明白姥爷的意思。他这是不满意父亲的做法，等着父亲来给他一点难看。

姥爷当年随陈毅元帅南下，母亲是他和北方老家第一位夫人生的独女。他在南方落下脚后，休了原配，娶进门一位护士长，又得了一个女儿。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是原军区司令的警卫员，每日陪老司令读书练字。为了讨父亲来做姑爷，姥爷把客厅里一张八仙桌抬给了老战友，请他割爱。

母亲当初看不上父亲，也不理解姥爷的安排。后来，跟姥爷要好的战友给母亲讲，姥爷觉得尽管母亲在他身边不愁吃穿，可二姥姥不是生母，下面又有小妹，怕会有寄人篱下的想法。加上母亲随大姥姥，心气高，凡事好讲自尊，要是找一户所谓门当户对的少不了受气，回娘家诉苦心里还隔着一层。不如找父亲这样的苦出身，一是胚子好，成长空间大，二是守规矩，心眼好，这样才会对母亲一辈子负责任、讲感情。

不过当初的情况是母亲不想嫁，父亲也不愿娶。那时父亲正准备参加文化培训班，进而考军校。父亲想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进阶，不愿被战友指指点点，说他出卖爱情换取靠山。何况父亲每回跟着姥爷来家里吃饭，母亲都故意别扭，给父亲盛米饭时只舀掺在饭里的红薯块。二姥姥瞪她，她就说父亲又没带着粮票来，他多吃一碗其他人就只够半饱。

至于母亲怎么接纳这桩婚的，据说是有一回姥爷让父亲去母亲单位办事，中午在母亲宿舍吃面条，父亲开了几句母亲的玩笑，母亲一生气，起身时把半锅面条碰倒了，洒了一床。这时母亲的领导正好提着罐头来敲门。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抖开被子，往烂面条上一盖，锅往里一塞。掏出手帕擦净桌上残留的面汤后揣回兜里，跨步上前打开门请领导进屋。

母亲问父亲怎么反应那么快，父亲说，他知道母亲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那他凡事就先以面子上过得去为第一要务。再后来，父亲攒了三个月的工资，请母亲去理发店烫了一个带卷的蘑菇头。母亲把剪下来的大辫子卖给理发店，回请父亲吃了一顿西餐。

结婚以后，父亲事事都听母亲的，不听母亲的时候，就得听姥爷的。据母亲说只有一件事父亲坚持己见，那就是给我起名字。我出生后不到一个礼拜，父亲就定好了我的大名，叫万山红遍。母亲听了说拗口，姥爷说这是瞎胡闹，刚和日本人打完没多少年，就给孩子起个四字的日本名。父亲说可以将万山看作一个复姓，而且日本大力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鬼子而是友人了。

姥爷还要坚持否定意见时，父亲抱起我说，别的我全说了不算，可自己的孩子叫什么，这回必须说了算。这句话说动了一向知轻重的母亲，也间接给她提了个醒，她知道对人对事都要讲分寸，不能一点余地不给人留。自从派出所给我登记上万山红遍的名字，我就成了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说了算的试验田。他竭心尽力，要将我培养成他理想中的、美好的人。

事不尽如人意。跟这回叫我擦皮鞋一样，父亲只要一收拾我，姥爷就会出面。父亲到姥爷家时，姥爷将他叫进书房，翻出文件夹里的剪报念给他听。文章是专家写的，大意是儿童教育不能棍棒先行、简单粗暴。二姥姥配合姥爷，等父亲听完姥爷训话出来，才叫我掏出手来擦冻疮药膏，让他站在一边看我红肿的小手。

晚上，父亲把我驮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往家走。父亲说，姥爷那位跳舞的老头朋友，从前就认识我的擦鞋师傅，故交。擦鞋师傅年青时是省城有名有姓的少爷，每逢古历九月干爽天，家中成堆的名家字画挂出来晾晒。佣人将家中宅院水塘里的竹筏解开划走，少爷就站在船头遥遥看赏。可惜师傅好赌，又赶上一把文夕大火，才干起了擦鞋的谋生活计。跳舞的老头当年进入侍从室后，回乡探亲时还找师傅擦过一次白皮鞋。

看我不搭腔，父亲给我道了歉，继而又讲道理。父亲说，我对堂姐说的屁话伤透了他的心，他从不指望我日后多有出息，至少是不会讲出这种话的自私小人。他叫我去学擦皮鞋，是想改造我，帮助我成为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可这一点，包括我这个亲闺女也不能理解，只觉得是无情的惩罚，而不是爱。

第二回被父亲骂自私小人和第一回相似。四年级，到一位新请的老师家学书法。父亲下楼修手表，我在屋里跟着老师临摹欧阳询。老师是刚从县城文化馆调来少儿图书馆的文化教员，妻子每晚在文具店帮老板看店，他一边上课一边带着两岁的小女儿。

那天他正握着我的手描红，教我写一道横的起承转合，女儿躺在床上一直哭。忽然，他松开手，起身走到书架前拧开酒瓶盖子抿了一口，再走到床边抱起孩子喂给她。摇了两下，孩子不哭了，他才放下孩子过来继续带我练字。

新请的老师有个习惯，每教完一个结构都要问一声会不会了。那天也许是酒气叫我心烦，或是哭声持续太久，我没有照往常随口说会了，或就点点头，而把毛笔朝砚台上一丢，说：“什么都会了还用得着花钱找你吗？”他听完退到床跟前坐下，眼眶越来越红。当晚就向父亲请辞。

那一次的改造是在情人节那天去电影院的广场卖花，父亲托人批发了一塑料桶的玫瑰花让我一个下午卖完。为了叫我心里痛快，姥爷差二姥姥去日本人独资新开的商场里给我买了一身真维斯，一双纽巴伦旅游鞋。那桶花，我卖了一半送掉一半。反正没人能靠着卖几朵花就变成好人，过后就有了令父亲极为失望的第三回。

高一，妮妙和我同桌。她初三时查出有糖尿病，到那会儿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抽两管血化验。妮妙的父母有一家服装公司。妮妙的父亲在妮妙确诊后不久，带着他在公司做财务的情人和公司的钱走了。在那之后，只要妮妙想要的、想做的，她母亲都会尽量满足。

妮妙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同桌。一天，我进厕所拿拖把回班里值日，碰上几个女孩围着妮妙之前的同桌。一个女孩指挥她站到长条便池最靠后的一个蹲坑里，另一个女孩走过去拉下水阀拉绳，冲出来的水泡透了她的裤筒。我经过时看了一眼，她正低着头，在那几个女孩的要求下敬着队礼唱少先队队歌。

拖完地回到座位，妮妙还没从医院回来。我弯腰捡笔时看她堆在抽屉里的书，很想搬出来帮她理一理。

没隔几天，我被父亲叫去他的团部。班主任找父亲谈了话，指出我作为一名学生，尤其是一名军人的孩子，身上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比如说正义感缺失。被欺负了的女孩说那天我作为值日生路过厕所，目睹发生的事却没有向老师报告，并继续和对她施加伤害的妮妙有说有笑。这足以证明我是非不分、黑白不辨。

我试图对父亲解释，妮妙的前同桌以前和妮妙很要好，妮妙信任她、喜欢她，只要她夸赞妮妙的哪样东西好看，妮妙就毫不犹豫地送给她。一天，有个街舞队的男孩课间来找妮妙，说自己得了尖锐湿疣要做手术，问妮妙能不能借一千块钱给他。这个事叫妮妙很为难，就向同桌女孩说了。同桌女孩扭头把事情编派一遍传了出去。等我听说时，这事已成了妮妙和她男友都患了见不得人也治不好的病，正在四处借钱，糖尿病只是幌子。

我还想对父亲说，如果妮妙曾对同桌女孩恶意相加，我那天会在厕所里为她说话，以及她如果不是接受过妮妙的文具盒、耳环、板鞋等好意，她传这些小话也没有人会打抱不平。她是妮妙最信任的朋友，造出那些谣言才活该站在厕所里被冲水。

那时的我没有对父亲做半个字的解释。

小学一次值日，前一节课的老师拖堂，下一节课的预备铃声已响而黑板只擦了半边，我就找来拖把举着擦黑板。来上课的老师看见后叫我放下拖把，在讲台边立正站好，说要给我单独开一场批斗会。我不懂批斗会的意思，回了家问姥爷，姥爷沉了沉说：“批斗会就是只让别人骂你，而不许你做半个字解释，除了认罪认罚。”姥爷教我，不言声是让一切最快过去的办法。

回到家，军姿跨立面壁半宿之后，有近半个学期我拒绝与父亲交流，和他说话也很少带称呼。

那年刚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翻出我的身份证扔到饭桌上，让我暂停补课，先去堂姐打工的饭馆应聘短期工。那时堂姐辞了老家的工作来投奔我们，父亲安排她在离大院不远的饭馆打工。因为我看起来十分非暴力不合作的白痴态度，父亲坚持让我吃住都在饭馆，打工期间任何时候都不许回家。

那时父亲已是团职干部，姥爷岁数也大了，开始以姑爷为荣。母亲对话语权的掌握明显不如从前，只好由着父亲安排对我的道德突击教育。

本来心存侥幸，希望饭店经理看我刚满十六岁就打发我走。但经理瞄了一眼我的证件就揣进兜里叫我去领工装，说身份证先押在他这，离职时再还给我。堂姐假装不认识我，在经理和我说话时跑过来擦桌子，经理就朝她招招手，叫她以后带着我。

起初几天我过得憋屈。穿惯了旅游鞋，现在要穿假皮革的高跟鞋，站久了、走多了老起水泡。每天三顿饭清汤寡水，不是白菜就是冬瓜，看客人满嘴油就冒火。每人还有酒水任务，一个礼拜得上交五十个啤酒瓶盖子才能拿另一部分绩效工资。好在白酒不硬性规定，谁销出去一瓶就有提成。起初嫌弃客人剩下的饭菜，等饿了几天，包厢客人一走，不用堂姐叫我就推着收餐盘的车子往里冲。进去把椅子上的罩布一掀，跳到椅子上蹲着，用手拿起来就吃。堂姐教我为客人点单时怂恿他们多点主食，那些年流行点一桌剩半桌的吃请派头，主食吃不完剩下就是我们的了。包厢饭菜油水大，我和堂姐的身材都跟叫气吹起来一样，腮帮子也撑开了。

我和堂姐跟另外两个女孩住一屋，两张高低铺。其中一个女孩老出去找男朋友，一般就我们仨。除我和堂姐之外的女孩叫阿乖，广西女仔，对我和堂姐有一股神经兮兮的义气。

二姥姥生的敏敏姨妈从美国回来探亲时，姥爷带着家里人来饭馆捧我的场。堂姐特意安排我去招待。姥爷没从家里带酒，而叫经理过来开了一瓶五粮液。我倒酒时，父亲不停拿手指头在桌上敲，搞得我手抖和尿急。和父亲要好的姨父没有和姨妈一同回来，父亲小有失落。敏敏姨妈说，姨父带了几个学气功的洋徒弟，最近正陪徒弟们参加表演赛，一时走不开。

敏敏姨妈带了一台小电脑要送给我，往外掏了好几次都被父亲挡回去。父亲说这顿饭是来验收我的良心改造工程，大家要严格按照客人的做派和流程。为此他刻意差遣我，一会儿茶水不够烫，一会儿骨碟该换了。我跑前跑后，直想把垃圾筐套他头上。

堂姐过来帮着添茶水时，向姥爷和敏敏姨妈打招呼。敏敏姨妈随即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一瓶香水塞给堂姐。堂姐红着脸望向父亲，父亲叫她揣好礼物，去别的桌忙，不用再过来。过会儿父亲端起酒杯，先碰了碰母亲面前的酒杯，之后给敏敏姨妈斟上半杯酒，俩人举杯，各自饮下。

吃过饭，大厅的客人快走空了。姥爷扔掉牙签打了几个哈欠，表示吃得满意该回家午休了。父亲意犹未尽，执意要我再展示隐藏的劳动技能。我只好推来亮晶晶的不锈钢餐具车，将清空的盆碗盘子一股脑收上去，再把盛了水的洗涤盆从车上搬下来。起初大家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当看我在满是洗洁精泡沫的洗涤盆里掏出餐盘，在另一个清水盆里涮涮就拿出来用餐布擦干摆上桌时，所有人都不吭气了。

二姥姥问我，他们刚才用的餐具是不是我洗的。我一面涮一面点头。我还没有说，每天早晨开包厢进去铺桌布，都碰上老鼠在餐桌跟前蹿上跑下。老鼠在餐盘上踩出来的脚印子，被我们拿餐布擦掉了。

那餐饭后，只要在外边吃饭，不论小馆还是酒店，父亲都要求服务员先上一壶开水，他要亲自把餐具烫一遍才肯用。遇上有服务员垮下脸来，父亲就会对人家讲，我女儿当过服务员，你们刷的那盘子还不如牵条狗过来舔一遍。

在饭馆干到快二十天时，我接了一桌包厢客人。上一桌客人留下的瓶盖子还在我的裙兜里叮叮作响。我想一会儿可以撺掇他们多点两件啤酒，新得的瓶盖子匀给堂姐和阿乖，让她们在其他服务员跟前牛气一点。

客人的确点了不少，还要了四瓶茅台。一下赚到几百块提成的虚荣陶醉了我，包厢门窗紧闭，散不出去的烟酒气又搞得人昏昏沉沉。记不清是第几轮倒酒，伸出去的胳膊突然被人拽住。再清醒时，我抱着酒瓶子坐在一个人腿上。我赶快跳起来，放下酒瓶想往外走。

这时有人起身挡住，拿起一个斟满的酒杯递给我，命令陪他喝个交杯。我头脸发烫，右手未经大脑反应就已将酒泼在他脸上。几乎同时，一记耳光抽了过来。我没感到多疼，只觉得鼻腔灌进一股凉风，面颊发麻发涨，什么也听不到了。模模糊糊看见包厢门离着不远，但肯定是走不过去了。我抄起一个酒瓶朝那扇门扔过去，酒瓶砸中了包在门板上的海绵。

阿乖跑进来时，堂姐已扶着我往外走。包厢门口，堂姐将我向外一推，就转身进去闭上了门。我贴着走廊一侧的墙角蹲下来，看经理在前厅指挥上菜。这时门被推开，那个被泼了酒的男人歪歪斜斜地走到前厅开始喊叫。

转过头，从打开了又慢慢合拢的门缝往里看。堂姐母狗似地趴跪在地毯上，阿乖背对着门，双手撑在堂姐背上拿大顶。工装上衣倒滑下去，遮住阿乖的脑袋，留出一道内衣扣带。堂姐那被我拧过，擀面棍似的胳膊，这会儿撑在地上，又白又鼓。

经理朝我走过来。我起身时吐了一口黏涎，眼睛不花，耳朵也能听见了。经理让我倒三杯酒来向大哥道歉。我说我不干了。经理说好啊，那工资一分没有，倒赔一千块钱作为大哥的精神损失费，不然别想要回身份证。我没吭声，也忘了脱下工装，就径直走出饭馆。

从饭馆出来，我钻到大院和饭馆之间那座立交桥下的花坛草丛里睡了一觉。醒来时，当服务员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傍晚，宿舍里。阿乖蜷在床上，床边摆着吐了不少脏东西的脸盆。堂姐穿着背心短裤，站在床前吹手持的小电风扇。

堂姐从阿乖兜里摸出我的身份证，用手背擦了擦才交给我。

“都是她的汗，她太能出汗了。”堂姐说。

“怎么把身份证给你的？要钱了吗？”我问。

“你告诉我三叔了吗？”

“没说。”

“你别告诉他，我在这干了快一年了，还想接着干。”堂姐说。

“问你要钱了吗？”我又问她。

“没要，阿乖有办法。你没上过班，你不懂。”堂姐说着拨了拨我前额湿漉漉的头发。

小学时，父亲还曾为我找过一位书法老师。老师住在省杂技团的院子里，每回去上课，都路过杂技团的练功楼。顶楼，练功房硕大的窗户常年开着。回回走过，都能看见有人从看不见的地方弹跳至高空，在窗户间闪现复又落下不见。一天，一个岁数很小的孩子在窗前频频闪现，时而展开成条状，时而卷成个团。眼看要飞出楼去。我原地不动，仰着头看迷了。父亲把我拍醒后，我弯下腰吐了。在那之后，任何与杂技沾边的节目我都不能看，哪怕是拿大顶。

二

和母亲走到院子东侧高尔夫练习场的围栏下，沿着高高的网往北边走。虫鸣阵阵。被垂柳和蒲苇环绕的小湖波光粼粼，栈桥下潮湿的深褐色泥土有奶甜的草腥味。临湖改建的一座独栋还未熄灯，越过杨梅树的枝梢，从二楼的窗玻璃能看到屋内金铜色的枝形水晶灯，白墙边的罗马立柱。主人自建的延伸至水面的防腐木看台，多次被物业在群里通报为应拆除的违规搭建，与水景十分相称。绕过水系行至前院，楼前正庭入口处，两株对节白蜡掩映大门。

回到家时，父亲卧室的房门已关上。桌上有张字条：

建议明天先让红遍给姥爷上坟，酒菜我已准备好，车子也加了油。明早八点起床，早一点出发。泡温泉后天再去不迟。

我叠起字条收进衣兜。

第二天一早下楼吃饭。父亲卧室的门开着。花园里有浇水的声音。堆在栅栏底下大大小小的花盆，母亲说是父亲捡回来别人家扔掉的，没死透的盆栽和盆景。小院如今的布置毫无章法。

“天天下雨他还天天浇水，有病。”母亲説。

“他去见汪叔了吗？”我问母亲。

“不见。”母亲说，“我要他别和得病快死的人过不去，就不听。”

我向外看了一眼。父亲正在锯一棵香椿的树头。

到了姥爷和二姥姥合葬的墓前，父亲放下提篮，从包里找出纸，半跪着擦拭墓碑前的供台，之后拂去落在骨灰冢子上的碎树叶和香灰，把小香炉里的蜡抠出来扔掉，插上刚在陵园门口新买的红烛和香。我把彩纸扎的灯笼插在旁边小柏树苗的树枝上，拿出提篮里的盘子和碗，打开保鲜袋里的炸鱼块、藕盒、饺子和水果摆上。母亲取下墓碑上原先褪了色的花环，挂上一条新的紫藤绢花，又将一篮菊花摆在墓碑下的牌位前。

父亲去墓园门口的铁桶里放鞭炮。我和母亲摊开塑料袋，摆在狭窄的过道间。鞭炮一响，我和母亲就在塑料袋上跪下来。

“爸妈，红遍来看你们了。”母亲说。

鞭炮声停后不久，父亲回来了，我和母亲刚磕过头站起身。父亲走过来跪下，从包里摸出一个文件夹，拿出张报纸摊开了放在墓冢上。

“爸，这是红遍编的报纸，她以后在外边跑得少，坐办公室多。我带了她编的第一期报给您和妈看，一起高兴高兴。她现在宣传的都是歌颂光明，引导人向善的。孩子没有走歪，您们放心吧。”说罢，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烧过纸钱、冬衣和元宝，父亲从每盘菜里夹出一点放到一旁的柏树苗下，将酒洒在墓冢上。收好盘碗，每个人又再跪下给姥爷和二姥姥磕头，告诉他们在那边多保重，我们过年时再来。

提上篮子，父亲提议从西边绕回主路再上车。母亲接过他手里的篮子，让我跟父亲绕一圈，她膝盖疼，先回车上。

跟在父亲后边走出东侧的半山腰。北边是一小块平坦地。

父亲带我走到一座墓碑前，墓碑上立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头部铜像。头发飘散，目光如炬。神情愤世嫉俗。

“带你过来鞠个躬。”父亲背着手，站在墓碑前望着我。

我这才看清墓碑上的字。是莫应丰的墓。

我们走到一个凉亭边。这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东、南、西三面山坡上的墓群。父亲走进亭子，找了张石凳坐下，趴在石桌上托着腮看向远处。亭子旁边有一组小沙弥的石像。

石像一共七个。从闭目合掌、整个身子立在外边的第一个沙弥往前数，每个沙弥露出地面的身体部分越来越少，最后一个留空的位置，只有一片青草。

“挺有意思的，从有到无。”我说。

“你这个年纪应该倒过来看。”

“你回来之前。”父亲说，“有一天我在花园干完活儿，站到台阶上看看劳动成果。新栽的竹子又蹿高了，假山上的金钱草也养活了，虽然石榴树不结果，花开得朵朵是双瓣儿，好看。但是你猜我当时有个什么想法？我想把树砍了，三角梅拔了，把整个园子一把火点上烧了算了。”

“还因为汪叔的事心里难受么？”

“你们不理解。”父亲说，“如果那时候他换个时间，不是在你大爷第一次中风那段时间搞我，我不会这么恨。站队不同，搞斗争么。可就是那个寸劲，正好你大爷病了，上边也来人查我。你大爷醒了第一句话就是问三儿回来没有。你二大爷怕他多心，还不敢告诉他我出了事，就说三儿带部队去演习，手机缴了，联系不上。可是你大爷听不进去，就觉得我没良心，从那以后，见你大爷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吗？你汪叔想见我，好卸下他心里的包袱，那我的包袱卸给谁？”

“别激动。”我说，“小心你的血压。”

“我是惭愧。”父亲说，“你爷爷走的时候我还不会下地走道，长兄如父，说的就是你大爷这样的大哥。你二大爷只管自己升官发财换老婆，你奶奶在南方又住不惯，养老送终都是你大爷在管。我亏欠他。”

“不是不想帮，”我说，“实在是能力有限。”

“没有人求你。”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和你大爷的关系已经这样了，尤其你姐姐又没了。至少你和你弟还能建立联系，你们是亲人。我十六岁出来当兵，再和你大爷、二大爷见的面屈指可数，年轻时候也把不少战友当亲兄弟看，可是怎么样？你汪叔的事对我打击很大，利益面前，不是一家人可能就靠不住。”

“是一家人也靠不住，同学做律师的，说能想象吗？递诉状的绝大多数是自家人告自家人。”

“而且你有什么可自责的？”我又说，“虽然人没回去，每月一张汇款单不比你每月回去一趟更科学。”

父亲突然站起来，神情变得有点像刚才看见的莫应丰铜像了。

“你有什么……什么资格说这个话？你和你妈总认为我偷偷拿了多少钱给你大爷。事实上给了吗？我每月的工资都是透透明明，一分不少全拿回了家。我要是贪了钱，现在还能来陪你看姥爷姥娘？就轮到你们去看我了！”

“这你也要抱怨？”

“我没有抱怨。”父亲说，“可我对你大爷有愧。你大爷年轻的时候能写一手好字，会唱样板戏，会双手打算盘。当年他想当兵，想走出去见世面，是大舅不让他走，说你父亲没得早，下边两个弟弟，你走了谁管他们？孤儿寡母就等着受欺负吧。你大爷听了大舅的话，一辈子没走出那几亩地。论聪明才智，他比我和你二大爷加起来还强一万倍，可那时候他不牺牲，我们俩眼前就还在老家扛锄头，能让你和你妈住上这样的大房子？”

“你要这么说，那就和你算算账。”我伸出了手指头，“姥爷过世之前给了一笔钱，二姥姥头脑还清楚的时候给了一笔钱，敏敏姨妈和姨父感谢你们照顾二姥姥又给了一笔钱，最后我读军校还给你们省了一笔钱，这也跟大爷有关系？他对姐姐怎么样你很清楚，你想让我怎么看他？”

“他小学都没念完，能指望他有多高见识？要是他手里有两张饼，他肯定自己不吃也要给俩孩子一人一个，可他只有一张饼，能怎么办？”

“你妈那天在网上看文章，给我念了一篇故事。”父亲说，“七十年代一个工厂里边有个工人买了块手表，工友看见了很喜欢，有手表的男的就逗他，说你要是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表送给你。工友一听二话没说，跑去把屎吃了。但有手表的人又舍不得这块表了，不想给。工友说你不给可以，那你也得吃一坨屎。这人想了想说可以，就吃了。可是呢，有手表这人吃的屎是新鲜的，吃完没事；那工友吃的是干屎，有毒，给吃死了。当时咱国家刑法还不完善，就判了那个有手表的小年轻反革命赌博罪，十五年大牢！你想一想，要是两个人都不缺那块手表钱，谁他妈抢着吃屎！”

三

住在温泉酒店的几天，我和母亲上午在山里跑步，下午泡温泉，晚上在俱乐部玩牌、搓麻、打保龄球。无论做什么，包括吃饭，父亲都不参与。他叫我们不要管他，他要清静。

“你说他会不会抑郁？”我问母亲。

“不要中计。”母亲说，“他上回说想和老二赞助他大哥到市里买套房子，我没吭声。找你帮他侄儿抬轿子，你也没答应。他在唱苦情戏。”

“二楼卧室阳台外边，露台上那一排竹子看见没有？”母亲说，“全是他扛上来的。我说你突然栽这么多竹子做什么？他说挡住视线啊，防止他从楼上跳下去。我说你跳个辣子，存心找死你挑个二楼？”

母亲不是二姥姥亲生的，却有二姥姥的性格和神采。听父亲讲，二姥姥的生母是个苗族女人，某天被日本兵绑走了。可日本兵没有杀她，过了几个月她又回到村寨，之后生下二姥姥。二姥姥满月后不久，二姥姥的生母去井边打水，被她两个哥哥从后边一人抱住一条腿，掀到井里去了。事后二姥姥被放在河边草稞子里，被隔壁寨子一户有三个男孩、就想要个女孩的人家捡走。

二姥姥十四岁时，姥爷干革命路过村寨，住在二姥姥家。二姥姥那时的父亲是寨里的头人，数他家房子大，国民党来了要住，土匪路过要住，共产党经过也要住。姥爷住下来的那段日子，楼下是他们共产党，楼上就是国民党，两拨人穿着便装，彼此相安无事。姥爷不久后跟着部队开拔，之后一直给二姥姥家寄钱和书信，让二姥姥进学校读书认字，等二姥姥二十岁时就娶了她。之后姥爷安排二姥姥进医院工作。进省城后，又让她当上了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因为着实美得惊人，二姥姥的艺术彩照一直挂在凯旋门照相馆里直到照相馆关张。二姥姥不但因为姥爷一生至死无忧（只在临终前卧床一年，插着喉管受了点罪），还救了抱养她的头人一家。在革命有望胜利之时，姥爷托人带话给头人让他早做准备。头人把房、田、牲口等家财都分散出去，只留下吃饭度日的一点保障，之后种种运动都没有叫他遭殃。

父亲常说，二姥姥一辈子没操过心，什么都是姥爷张罗好的现成饭，张嘴就行，因此心大得很，天塌下来也睡得着。母亲也是，从小被接进城里，嫁给父亲后，她的生活和外边儿又始终隔着父亲。她不用懂这个挡板在想什么。挡板牢靠就行。印象中，仅有一回母亲拿父亲没了辙。

一年春节，父亲接奶奶来家过年。火车到站那天，母亲从单位赶回家煮了一锅饺子。父亲值完夜班回家一开冰箱门，气得摔了帽子。父亲说，老家讲究“滚蛋饺子迎客的面”，奶奶刚进家门，母亲就给奶奶煮饺子，究竟什么意思。

父亲说，奶奶也是一位老地下党。解放后，组织上选调奶奶和另一位妇女干部去县里工作，可奶奶的婆婆不同意，说家里男人、孩子、老人都得奶奶照顾，她不能走。过了些年，奶奶的那位战友坐着吉普车回到村里，去田里看望正在耙地的奶奶，送了她一个热水袋和一件毛衣。父亲说他告诉母亲这些，就是希望她不要小瞧老人、怠慢老人。母亲听着掉了泪，说自己的妈也再嫁了个务农的人，难道她会看不起自己的妈？母亲又说，打小在南方生活，只知道北方人一有好事就包饺子，是最客气的饭。

国庆假期结束前一天的中午，父亲和母亲吵了一架。起因是物业的小柳来家里收物业费，和母亲说起她老公，小区前门的一个保安，早晨被一位业主用路边捡的砖头开了头瓢。

母亲过细问了问，发现砸人的业主是住在我们前栋的一个小伙儿。早晨，那小伙儿开了一辆新买的车回小区，新车没装智能识别，道闸没有自动抬起来。小柳的老公请他下车登记车主信息，他一脚油门撞开道闸，停车下来，到路边捡起一块砖头过去拍了小柳的老公。拍完，又大骂小柳的老公。小柳对母亲讲，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刚才她去收物业费，提了一句赔偿医药费的事就被轰了出来。那个人说他感觉受了侮辱，往后一分钱的物业费也不会再交。

母亲把这个事讲给父亲听，说到小柳的老公是不是当时态度有点问题时，父亲突然起了高调。我跑完步回到家时，正赶上父亲在喊叫：

“态度不好也不至于要挨一板砖吧？谁有钱就替谁说话？”

“你讲不讲理？”母亲说，“谁那天跑回来跟我说那个小伙子挺不错？说人家一打开车门，咱狗就跳上去了，爪子扒到人家座椅上，人家不但不生气还掏手机照相，夸咱狗养得油光发亮。”

“那又怎么样？他对人还不如对一条狗。”

“那小柳的老公怎么对一条狗？拉拉被车撞死以后，你抱着拉拉在那掉眼泪，衣服上全是血。小柳的老公跑过来就问这条死狗我们还要不要了，他们想拿回去吃。你听到了大骂小柳的老公猪狗不如，回来一边在院里挖坑，一边还在骂……”

“骂完了我到今天都后悔……”父亲突然说不太出话来，“他要是顿顿吃得上肉，会惦记一条死狗？”

午后，父亲提着一壶水上了二楼。

父亲坐在阳台的茶桌前，身后是滚沸的水炉子。我拉开椅子坐下，把一碟炒米放在茶盘上。父亲看了一眼，过会儿又看了一眼，伸手把碟子从茶盘拿到桌上。

“量血压了吗？”我问他。

“我最近感觉很失望。”父亲说，“不是对别人，是对我自己。”

父亲关掉身后的水炉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壶摆进茶盘，冲洗一道茶具，从窗台上的铁盒里夹出一块茶投进壶里。

“和你妈不是头一次为这种事吵了，”父亲说，“候鸟从咱这边过的时候，我拿了一小碟这样的炒米放在园子里，让飞累的落下来吃一点。过了两天你妈就给连碟子一块扔了，说我招来了一园子鸟屎。”

父亲又朝窗户外边扬扬下巴。“对面那家的小两口。我观察了他们两口子很长一段时间，发现他们不上班、不出门，每天只为了遛狗出来两趟。一人牵着一条比耗子还小的狗。他们小院里不是养了一缸鱼吗？旁边安了一把遮阳伞，前段时间秋老虎，太阳很毒，伞也一直没打开，过几天鱼就全没了，不知道是晒死了、饿死了还是被猫掏出来吃了。反正那女孩的爹过来把空缸给拖走的时候见到我，还跟我抱怨，说最好养的鱼都给养死了。我那天回来跟你妈说，年纪轻轻的两个人怎么就愿意当废物？你妈不认可，说她认为这样的日子很好啊，难道非得上班就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两个人安安静静吃父母的，不吵事，能在屋子里呆得住，这就没给社会添麻烦。”

“我妈说得有道理吧。”我说，“人太多，工作没那么多。不少能人干的活儿也就是竹筒倒豆子，把黑豆从黄豆里分出来，把绿豆从红豆里分出来。”

“在院子里当义工、捡捡垃圾也是劳动啊。”

我摇了摇头。“都这么活雷锋，物业公司就该哭了。小柳她大丫头的手烫坏了以后，我妈说在医院花了二十万，五个指头到现在还是像鸭蹼粘在一起，后续看病的钱不就是靠小柳的爸妈在院子里做保洁么？要是有钱人还勤劳，什么活儿都自己干，穷人吃什么？”

父亲点头。

“倒是也有那种穷富穷富的。”父亲说，“小柳说有家人是借钱和贷款买的房，女的怀孕了，上不了班，男的做职业经理的公司老板突然失踪，工资没了，入的股金也打了水漂。他一个人还车贷、房贷挺不住，就先动员爹妈把老家县城住的房子卖了，再把爹妈接过来，在园子里种菜上后门卖。老人家为了省肥料钱，用自己家攒的大粪去浇地，夏天都不敢从他们家过。”

“农村人不嫌这个。”父亲说，“你没看见，蔡光头家的老太太也喜欢浇粪。”

蔡光头是本地批发城里最大的灯具经销商，早二三十年前在批发城里拖板车。蔡光头在老家有个弟弟，小儿麻痹。老太太总想从蔡光头这里掏点钱回去补贴小儿子，可蔡光头除了让他妈有口吃的，多余的钱一毛不给。

老太太找园丁班借了把锄头，自己去后门物业宿舍的楼前开了一块地，种小菜卖钱。蔡光头遛他的鹦鹉路过，见一次骂一次。老太太有时不搭理，有时跟他对骂。蔡光头的鹦鹉一听蔡光头开骂就喊“爸爸骂得好”。有一回下雨，碰见蔡光头没打伞，穿着棉睡衣和棉拖鞋，提着鸟笼在雨里边溜达。他打一个响指，笼子里的鹦鹉就吆喝一声“世上只有爸爸好”。

“他现在长得像你姨父，发现了没？”父亲说，“你妈把你姨父新照的手机相片拿给我看了，全面横向发展。”

“真丑。”父亲说。

相比我两个大爷，姨父有时更像父亲的兄弟。姨父和父亲相较，最大特点是不吭不响。用姥爷的话说，三脚踹不出个屁。姨父追敏敏姨妈的时候，还是塑料厂的一个小科员。全家人都不看好，只有父亲总去姥爷跟前说这人工作勤勉、为人实在。

当初姨父想竞争一个主任岗位，谁也没觉着他能在大学生、干部子弟的竞争中突围。而且厂子刚放出风来要挑人选，他就告病回家休养。直到有一天，敏敏姨妈从单位下班回家后说起厂里要修一道围墙，防止住在厂子外头的村民抄近路进出工厂时偷物料，姨父突然就回了厂子上班，老早找人开好的诊断单也都烧掉了。

围墙修好后不久，一伙村民扛着农具在工厂门前堵住厂长，抗议围墙挡了他们经过工厂去镇上的路，要求拆掉。当时村民人多势众，越说越激动，突然有人伸出拳头朝厂长挥过来。这时姨父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一下挡在厂长前面挨了那拳。等姨父又在地上扛了几脚，传达室和保卫科的人才赶到。

将近一年抱恙没参加工作的姨父当上了主任，之后厂长调任省经委，他又成了厂长。国企转型改革期间，姨父让厂里的人买断工龄分批下岗。他在大会上的名言是，大家伙要自己下海学游泳，只要呛不死，就能漂起来。

经老厂长牵线搭桥，姨父与新加坡塑料大王顺利实现合资经营。不久，姨父成了中资法人代表，塑料厂重新上马，产品远销欧美，供不应求。一天夜里，姨父被人堵在厂子围墙底下麻袋套头，照胸口捣了好几拳头，脑袋也被踹出了血。

那时厂子里除了各个车间主任和办公室主任还有财务部门的，没剩几个毛人，谁冲出来替他挡？搞得姨父后来常年胸闷。唯一歪打正着的，是姨父嘴里原本有一颗长歪了的尖牙，正好揍掉了，愈合后下排牙齿反而长齐，一点牙缝没留。

姥爷知道后，把姨父和姨妈喊到家里，让他们两口子见好就收，说土改和批斗地主资本家刚过去几年？何况厂子那么多人失业过苦日子，就你们发财，这合天理吗？

姨父前脚挨了训，后脚送给姥爷一块从澳门捎回来的腕表，姥爷没拆包就让二姥姥收进了柜子。二姥姥退休后闲来无事打扫衣橱，翻出表盒来打开一看，才知道是劳力士的满天星。姥爷找出表盒里的收据看了一眼，赶快拿打火机点了。

辞职转让个人股份后，姨父看起来也落寞了一段日子，之后很快带着敏敏姨妈去了美国加州落户。姨父和姨妈原本打算丁克，为此母亲还和父亲说，干脆把我过继给他们享福去。后来敏敏姨妈四十五岁时和姨父去做了试管，从四对胚胎里边挑出一对龙凤胎。敏敏姨妈给母亲说，这对龙凤胎集基因之大成，以后俩兄妹里会出一个美国总统。父亲背后跟我讲，听你姨妈放屁，那这个总统的自传怎么写？要不要写他爹妈是怎么搞到钱去老美把他们从实验室里鼓捣出来的？

不过父亲说这话时应该也清楚，随便这对龙凤胎怎么长大，都会比他二哥的独生子强。当初二大爷是三兄弟里边最早生出儿子的，可自从这位堂哥从部队义务兵复员回家，又先斩后奏地辞了一个国企岗位，二大爷就大大减少了和兄弟们的来往。

“我还是拿血压计去，量一下。”我说。

“不用。”父亲摇头。

“我现在好得很。”父亲说，“自从你奶奶没了，大爷总不接电话，许叔叫大水冲跑了，这些年我就只有你和你妈，没有朋友，其实也挺好。拉拉叫车撞死以后，你妈又给我买了条多多。它不传话，不害人，骂它两句也不反驳。我很知足。我肯定是有毛病，可我不会惹你们，也不会惹别人。”

“沈醉的字，”我说，“送人了还是你给卖了？”

父亲顿了顿。“半卖半当。他当年往江姐手指甲盖里扎竹签子，想想你现在是女军官了，再挂在家里不吉利。”

“是不吉利。”我点头，“你看看这个家还有什么好卖的，卖了都拉到你大哥家去。”

“我就知道。”父亲捧起茶壶露齿一笑，“不要对人性抱有期望。”

“别声张。”父亲又说，“等我那几只股票爬起来了，就找朋友赎回来。”

……

董夏青青，1987年生，陆军宣传文化中心创作室创作员。习作发表于《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当代》《十月》《收获》《芙蓉》《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小说界》《大家》《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之星短篇小说奖”、“青年作家短篇小说提名奖”、“解放军长征文艺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18年，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