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发力“红色起点” 繁荣上海纪实文学创作

高韵斐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城市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红色起点”系列是上海文学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上海作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集体献礼，也是上海深入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全新尝试。当前，上海“四史”学习教育正在向纵深推进，“红色起点”系列创作彰显了上海文学界的担当和责任，讲好身边“四史”故事，以文学作品引导广大群众从历史中找答案，从现实中找参照，奋力创造新时代的新奇迹。

众多研究和史料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那时的上海既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心，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的诞生地，这些都为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建党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一直在上海开展斗争工作，众多革命先辈在这里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

2016年以来，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作协积极推进“红色起点”系列创作，旨在推出一批生动再现党的奋斗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繁荣上海纪实文学创作，培养纪实文学创作青年骨干力量。在创作采风和选题孵化阶段，创作者们深深感到，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既是城市文化的丰富矿藏，也是进行青年群体革命传统教育和“四史”教育的鲜活素材，需要有效予以挖掘使用。例如，2022年上海大学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高层次大学，首任校长于右任、教务长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多著名领导人和革命先烈都从上海大学走出。从当时“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上海大学在党史上的重要性。通过青年作家吴越在《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中的描写，更多人得以了解那段光辉的历史。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不仅是挖掘素材，用文字记载历史，也是用文学实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担当。

今年5月，“红色起点”首批六部作品出版，随着“四史”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在上海党史研究、新闻出版等部门和全市诸多方面的支持下，这些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目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已将“红色起点”创作列入迎接建党百年39个重点文艺创作项目。相信通过“红色起点”和“红色足迹”革命题材文学故事等创作，我们能够深入发掘，为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奋斗历史留下文学书写的生动记录。

上海红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将从四个方面深入展开。

一是整体策划、组织、推进红色题材文学创作。近年来，上海针对重大题材文艺创作一直坚持“选题前置”，早谋划、早布局、早启动、早实施，通过几年的实践和积累，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站在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百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上海文学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出题、协调推进。今后，我们将把红色题材创作作为一项长期工程，做好项目规划，加大组织保障，将这项工作系统化、常态化。

二是加强系统性，深入挖掘红色题材文学创作。推进红色题材文学创作，需要拓宽视野，加强系统性、连贯性，要能覆盖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不仅要写早期的足迹，也要写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光辉，特别要突出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创造和实践。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如何生动反映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是文艺创作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上海的红色题材文学创作，要始终与上海在我国红色历史中的地位相匹配，也要与上海在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特别是浦东开发30周年以来，按照中央要求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伟大实践过程中排头兵、先行者的地位相匹配。

三是做好项目成果的推广和跨媒体转化。“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的创作成果，要力争成为其他文艺创作的重要基础和源头，经过转化和再创作，走向银幕、荧屏、舞台和网络等广阔天地。新的成果要能够持续不断地产生并向其他艺术门类成功转化。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推广，根据实际需要对作品进行再度加工、精心打磨；另一方面，也希望社会各方积极参与，让优秀作品发挥更大的传播效能。

四是着力培养青年纪实文学创作队伍。上海涌现过一批擅长纪实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家。夏衍的名篇《包身工》诞生在上海，并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先后贡献了《大雁情》《小木屋》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作品。现阶段，培养一支更为年轻、更有潜力的纪实文学创作队伍，已是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接下来，上海将以“红色起点”创作为契机，锻炼青年写作者，发力红色题材书写，创造上海纪实文学创作的新辉煌。

“红色起点”：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

何向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今年9月我在上海，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和我谈到上海推出了“红色起点”一套书，几经商议我们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联合召开“建党百年系列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今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作中，我们特设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主题专项，书写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围绕党史、革命战争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伟大实践，塑造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形象，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文学界的主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作家的职责所在。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彩故事与无私奉献，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上海作协从2016年开始，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策划了“红色起点”丛书，历时四年精心打造，也历经了上海作协汪澜、王伟两任党组书记的关怀推动，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六部一套的形式精彩呈现，而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参与书写的上海作家也在对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光辉历史的忠实记录与深度对话中，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文学初心。因此说，这套书的出版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这套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代风云儿女在中国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情怀和为天下劳苦大众谋解放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而牺牲的精神；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近百年来保持不衰活力的秘密所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忠诚体现在的对党的信仰的忠诚、对党组织的忠诚、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我们更看到了在一个个“红色起点”，那些地点、场所背后，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革命者以及追求进步的人们的面容和身影。

我们看到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董必武、周恩来，我们看到了邓中夏、陈望道、向警予、恽代英、冯雪峰、茅盾、丁玲，我们看到了鲁迅、聂耳、田汉、夏衍、袁牧之、郑君里，我们也看到了柔石、冯铿、王剑虹、杨之华、白薇、萧红、萧军、郑振铎……这些人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是追求革命、向往革命的进步人士、优秀分子，但他们共同在各自的经历、生活、工作以及创作中“书写”了一代风云儿女的史诗，他们是尤为值得缅怀和学习的。

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有两点：

第一，上海作协在市委宣传部领导下，亲自策划挂帅出征，发扬了钉钉子精神，将重点文学创作工作抓细、抓实、抓出了实效。重点文学创作工作，是组织化很强的工作，组织动员作家创作热情，发挥作家创作特长，调动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作协在制度、资源、政策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探索创新重点文学创作工作的新思路，加强统筹规划，合作联动，真抓实干，全程介入，拿出了过得硬、留得下的精品力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第二，推出一批全景式、史诗性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新征程，迈向美好生活伟大成就的优秀作品。书写不忘初心英勇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不但要“有量”，更要“保质”，不但要切实提升这些作品的格局视野和专业性，更要在重点文学创作组织工作中发挥青年作家这支文学队伍中有生力量的作用。这套丛书吸纳了上海一大批青年作家参与，体现了上海作协在重视青年、贴近青年中发挥凝聚、引领的作用，让重点文学创作的发展葆有了青春的活力。其中，杨绣丽的《巾帼的黎明》写平民女校，我参观中共二大会址时也看到了平民女校旧址，在院子里的墙上看到这四个字时，我对它没有任何形象、深入的认识，杨绣丽的书写深化了我对平民女校的认知；再比如吴越的《上海早晨》，写中共创办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们对上海大学的前世今生也不会有如许清晰的了解。书中所附的上海大学烈士一览表，仔细研读令人心动而流泪。更让人感动的是《上海早晨》的后记，吴越于一片断壁残垣中寻找上海大学90多年前那些青年学子传递给她的气息，她发现作为一个上海人，曾就读的复旦大学距上海大学江湾校址极近，而其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文汇报》又距上海大学西摩路校区极近，而瞿秋白、黄仁、刘华等人居住的过街楼、以及上海大学青云路校址，更是她经过千次，后者与其居所不到两公里，更为神奇的是，南昌下沙窝即江西出身的革命者献出生命的地方，更与吴越于90年代初和童年小伙伴们生活的地方重合着。真的是，“历史无所不在，渗透我们的骨髓与记忆”。

上海的确是一座活的近代史的矿区，是一座革命的富矿。而在对这些早期革命人的情怀的缅怀、对这座精神富矿的挖掘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新时代青年作家的倾情传递。我也期望“红色起点”丛书的研讨，是我们庆祝建党百年文学系列研讨的一个起点，期望能读到更多讴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优秀作品。

《上海早晨》：呈现革命者的信仰和理想

李晓东

习近平总书记说，上海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中国共产党不仅诞生于上海，而且早期在上海奠定了组织构架、思想基础和人才队伍，是真正且全面的“红色起点”。“红色起点”这套丛书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重大成就，尤其是文化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上海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一个时期以来把上海近现代文化等同于殖民文化、青红帮文化、小资大亨文化等，进行了有力纠正。

《上海早晨》一书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展开。直到今天，社会学系一直是上海大学的主流系，是上海乃至全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上海早晨》描写了不仅仅是以社会学系为主体的上海大学，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人才的基地。这本书有四个特点：第一，红色立场。好多写上海特别是上海近现代文化的书籍、文章，影视纪实作品等，往往采取殖民文化的立场，津津乐道上海“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描绘为空前绝后的繁荣之地。《上海早晨》的红色立场非常明显，在感情上站到了革命者一边，价值评断也如是。第二，鲜明的纪实性。没有把太多文学想象融入到文本叙述当中，比如瞿秋白和杨之华的恋情，还有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故事等等，文笔简约，没有太多的文学描述，体现了创作态度的严肃，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前辈先驱的尊重。同时，史料梳理非常清晰细致准确。第三，紧紧围绕中心，不枝不蔓。书中有一个细节，杨之华去甲秀里找向警予。甲秀里现在是上海毛泽东旧居。当时毛泽东一家也住在那里，毛泽东、杨开慧、杨开慧的母亲，还有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是毛泽东一生家庭生活最完美的时期。但作者没有提到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和那时的上海大学没有联系。第四，人物刻画简约准确。虽然出场人物较多，但作者能够用特别简短的文字准确地描绘出人物性格。比如瞿秋白出场的时候，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是瞿秋白”，瞿秋白一方面是学者，一方面是领袖，同时从事地下工作。用这一细节，传递出多种内涵意蕴。《上海早晨》以瞿秋白为全书主体，对杨之华着墨也多，但没有变成“革命加恋爱”模式，杨之华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瞿秋白夫人。

《白纸红字》：革命文学艰难历程党的领导坚定方向

张 陵

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中国当代文学的红色题材创作也呈现繁荣发展的好势头，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上海推出“红色起点”丛书，长篇纪实文学《白纸红字》就是其中一部。作家程小莹把笔触伸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左联”从成立到完成使命六年间的故事，还原了中国革命文学草创时期的历史风貌。

实际上，“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局面十分复杂。在白色恐怖最残酷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发展革命文学，任务异常艰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左联”应运而生。不过，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左联”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不断更换，中国革命文学再度出现复杂局面，导致了“左联”的历史任务过早结束。这个局面的历史阴影，一直拖到新中国文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确实使我们对“左联”以及中国早期革命文学的认识和把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迷雾。

《白纸红字》占有大量材料，是写作的优势；但面对历史迷雾，又有写作上的难度。要化为纪实文学，变为文学故事，更是难上加难。作家知难而进，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和勇气，去拨开历史迷雾，从大局入手，直面历史真实，从而清晰地梳理出一条中国革命文学艰难曲折发展壮大的主要线索，为讲好红色故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家程小玲是小说家，有着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在纪实性的作品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小说家讲故事写人物的优势，把“左联”的故事讲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我们在这些故事中，读到革命作家和进步青年作家关于文学的斗争，读到了“左联五烈士”悲壮献身的故事。革命处于低潮，到处腥风血雨，但革命文学却开创了一个活跃期。革命者的牺牲更加激发了革命文学的斗志。

应该说《白纸红字》讲述“左联”故事，不仅生动，而且立场正确，给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给出了大局意识，站稳了自己的立场。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革命文学，提供了很多启示。

《起来》：国歌的诞生和一个时代

吴秉杰

《起来》这部作品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叙事，同时又具有人物传记的形态。围绕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孕育与诞生，作者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中包含着考证和历史研究的性质，同时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从一个侧面写一段革命历史，同时也写了个人的生命节点。“红色起点”是新的红色文化起点，作者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和细节，写得非常具体。

《起来》主要是写聂耳的生平和他的音乐创作，围绕聂耳及《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又写了19人传记，用这么多人物证明历史，这种写法非常有启发性。书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上海人，但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不仅有商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也有革命文化传统，这座城市从来没有缺席过大的历史潮流。环境和文化塑造人，文化就是人的灵魂。

从写作方法来看，《起来》显然具有多重意义和多种追求。它是文学叙事《风云儿女》电影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它是历史梳理：作家耗费了不亚于论文考证的功夫，文后还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资料，如档案、报刊文章、回忆录等不下200多种。作为纪实类的写作，无论是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当然都不允许虚构，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感情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一样。虚假是对我们感情最大的破坏，而文学丧失了情感价值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文学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要把全部的事实和证明过程写在书中。如第一章写聂耳，便大量地把聂耳和文本中作者叙述结合起来，希望无缝连接，这是非常困难的。后续各章也插入了大量的资料，如果引文太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气。对于纪实文学而言，发掘人物与写好真实的故事是最重要的，至于如何把丰富的历史事实与收集到的多方面的资料组织在文本中，这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巾帼的黎明》：生动讲述中国妇女运动的起源

何言宏

我们党正在纪念和总结第一个百年，马上开启第二个百年；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新回顾百年前的历史起点，非常必要。因此“红色起点”这套书的出版，有着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我主要从学术方面关注一些女性问题。中国女性文学非常繁荣和发达，尤其是女性诗歌，非常活跃，很有影响力，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中国的妇女解放更是走在全世界前列，杨绣丽的《巾帼的黎明》这本书，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女性运动的重要特点。

我们经常会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女性解放运动毫无疑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巾帼的黎明》便很生动地“纪实”和揭示了中国妇女运动起源阶段的这一特点，在此意义上，这本书不仅是革命文化的宣传读物，也很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

这本书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全面。书的第一章从王剑虹、秦德君、丁玲等几位女性分头写起，一直到她们汇聚于上海；在后面的各章中，又写到上海平民女校的兴办，复又从女校入手，深入拓展到李达、陈望道、茅盾、陈独秀、瞿秋白等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不仅是几位女性，也包括几位重要的男性，人物的性格与形象塑造得细致、生动、丰满，把平民女校的几个阶段，以及人物的命运从开始一直到晚年甚至生命终了，写得清晰、系统而全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具有强烈而突出的史学品格。作者十分智慧地抓住了关键人物，以列传的方式，像《史记》一样来写平民女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这本书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很突出。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资料，全面掌握了相关研究成果，烂熟于心，在介绍历史故事或每个人物命运的时候信手拈来，这都保证了该著的史学品格。

杨绣丽是一位诗人，书的史学性和文学性结合得相当好，行文中对事件、场景、人物命运等等感同身受，包含着作者的深刻理解和丰富情感，也带有女性色彩，可读性非常强。这部书如果以此为基础延伸出去，拍摄一部纪录片，也会非常好看。

《铿锵序曲》：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刘 畅

在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红色起点”丛书重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确实必要且重要。《铿锵序曲》这部作品记录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和发展过程。实事求是地说，在谈到上海的红色历史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想到中共一大、二大，想到“左联”、龙华，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外，普通读者恐怕很少注意到劳动组合书记部。而《铿锵序曲》一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笔，叙述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历史语境，和成立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展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运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劳动周刊》创刊、香港海员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等，不仅阐明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工运史上的贡献，也凸显了上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摇篮和工人运动发祥地的重要地位。

《铿锵序曲》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花了很大功夫，对这些资料的运用也颇具匠心。作者紧扣劳动组合书记部对20年代工人运动的领导、组织作用，将丰富的史实穿插其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涉及到的内容非常丰富，作者以邓中夏、李启汉这两位主要领导者的活动为中心，串联起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成立到组织工人运动的整个过程，既有相对严谨的历史资料，又有文学性较强的逸闻轶事，呈现了早期工运的生动面貌，有一定的“温度”。作者在塑造工运领袖的形象时，着力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映衬出共产党人自我牺牲的崇高。纪实文学要反映生活和历史的真实，要“讲真话”，纪实文学本身也是文学，同样应具有审美向度。在这一点上，《铿锵序曲》没有堆砌材料，对细节描述比较细致、生动，是颇为可取的。但是，作者在处理事件和细节的时候显得比较克制、拘束，如果能够对重点人物和历史细节进行深入加工，可能效果会更好。

《新渔阳里六号》：新青年、新事业、新渔阳里

许道军

中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渔阳里成立，这在当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起点”，而“渔阳里”也因此具有了“革命圣地”的意义。青年作家陈晨的《新渔阳里六号》以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筹建、建立到影响辐射全国的过程为中心，记叙了一百年前在渔阳里六号发起成立青年团、组建外国语学社并且影响辐射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等事件，刻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如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探求真理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革命者形象。在那个风雨如晦又狂飙激荡的年代，无数年轻人在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峻命题。新青年、新事业、新渔阳里，风云际会，谱写了一首高亢的时代之歌。

行文简洁明快，节奏感强。《新渔阳里六号》紧扣关键人物、关键事件，简洁明快地勾勒出中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和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红色起点”的新渔阳里形成以及它们在未来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将新渔阳里的形成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置于20世纪初期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之中。这里面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事件线，记录了《新青年》杂志的诞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新青年在渔阳里的聚集——新渔阳里的形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共产主义事业在全国遍地开花全程，环环相扣；第二条线是空间线，作品将新渔阳里与更大的背景链接起来，形成北京——上海——渔阳里——新渔阳里——中国——世界的大网络和一个更大的视野，在这个大视野中书写“小小”新渔阳里的大意义；第三条线是时间线，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前（新青年向渔阳里集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作为红色起点的新渔阳里形成）——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共产主义青年团事业全国遍地开花），即新青年向渔阳里集中，到渔阳里共谋大业，从渔阳里出发将革命种子撒向全国。三条线相互交织，互为表里，构成了作品的事件深度和主题深度。

作品结构精致、巧妙、自然，文学结构与事件结构保持了同构。新青年向渔阳里集中，在渔阳里共谋大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革命种子向全国播撒，这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成立的三个阶段、过程和部分，同时也富含着饱满的意味：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发生、成长和壮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