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竖琴上的歌
P.O.恩奎斯特和他童年的绿房子
《堕落的天使》书封
《另一种生活》书封
“人没法试图解释爱。可如果我们不尝试，我们会成什么呢？”恩奎斯特借小说 《堕落的天使》表示，尽管付出全部努力，有时世界仍旧令人恐惧且无法理解，但如果不尝试着解释，我们就谈不上是人。他挑战“天真”的问题，比如: 人是什么，爱是什么，我又是什么。
另一种生活
P.O.恩奎斯特（P.O.Enquist，1934-2020）是瑞典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自1961年登上文坛至2013年推出自传体小说《比喻之书》，撰写了30多部小说和戏剧。他获得过许多重大文学奖，并被很多人看作最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瑞典作家。他的作品需要于字里行间乃至其先前和当下的文本间阅读。在线条、画面和交错的故事里，有亟需读者填补的黑洞。那是恩奎斯特有意设置的，他也曾说，人生的真谛像飞机黑匣子，必须寻找，必须找到。
身高约两米的恩奎斯特是优秀跳高选手，跳高纪录达一米九七。1934年9月，他出生于波的尼亚海湾西岸、瑞典西博腾省的一座村庄。六个月时，父亲离世。做教师的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西博腾清洌的自然和隐忍的人情孕育了三位瑞典当代著名作家萨拉·里德曼、托格涅·林德格伦和P.O.恩奎斯特，他们还都沾亲带故，西博腾因此被看作重要的文学故乡。不过他们各有特点。《快报》记者恩奎斯特擅长从当代和历史事件中找到胚胎，培育自己的故事，以条分缕析为经，以想象为纬，呈现出一种真实。不过他也坦言，即便努力地试图找到真相，其实最终只能放弃，真相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纪实和虚构依然是“纪录片小说”代表作家恩奎斯特写作的两大重要支柱。斯特林堡之后最有国际影响力的瑞典剧作家恩奎斯特认为，自己根本上是个记者。
记者小说家恩奎斯特有启蒙的底色，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我小时候没有玩伴，然而，一个大森林唯我独有。”恩奎斯特认为，大森林养成了自己坚不可摧的性格。此外，宗教信仰浓厚的村庄熏陶出他的克制，长期在强悍的女性主导下的生活给他抹上一层阴柔色调。有人认为他是现实主义作家，又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后现代派作家。听来都有几分道理，又都不够全面。更可能的是，自述以安徒生为师的恩奎斯特以大半辈子的创作，蹚过了文学史的诸多河流。社会观察家恩奎斯特相信恩典和爱，在世界不同的山川、更在不同的思想中旅行的他，对历史和现实高度尊重，作品涵盖瑞典20世纪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的书写深刻，又总弥漫着一层天真的、怀想希望的轻纱。他以一本又一本著作构筑出自己的文学世界，童年村落通往那最深层的秘密。回忆录《另一种生活》是具有复兴精神的自白：前途无量的明星作家一夜间沦为酒鬼，像一个堕落的天使。一本小说的创作，是恩奎斯特不久后得以自赎的力量泉源。
堕落的天使
1985年出版的《堕落的天使》是恩奎斯特于1980年代创作的唯一一本小说，也是他作品中最短、最富抒情性的一个。这段时间，他以撰写剧本和散文为主，外加酗酒问题干扰，122页的故事完成于早晨有限的清醒时段。这薄薄的作品处于他创作生涯的中间点，很多主题、意象和人物在此前此后的作品中出现，因此这本小说可谓承前启后。它几乎是一个启示，酒醉的人在近似宗教迷醉氛围下获得的启示，虽说是在清醒时落笔。谦逊的恩奎斯特老迈后毫不掩饰地宣告：它就是天才之作，我最好的作品之一。而在自传《另一种生活》中，他将《堕落的天使》概括为“关于怪物、婚姻和爱的故事”。
《堕落的天使》不长却并不易懂，分为六首歌：“序曲”、“尸体照片之歌”、“头灯之歌”、“熊线之歌”、“堕落天使之歌”以及“尾声”，吻合奏鸣曲结构。几个平行而交错的故事及主题出现、展开、强化并抵达高潮。序曲和尾声可直接对接。不是单纯倒叙，不是线性，而是多元素打散，需要阅读时不断地快速重组。从瑞典的西博腾到墨西哥的矿井，从瑞典22岁杀人犯“男孩”到纽约神经错乱的酒鬼老妇，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地理、时间和人物的跨度都很大。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恩奎斯特有重合处，父亲早逝，“我”在梦与醒的边界纠结爱的本质、人与自我的定义。1984年冬，在湖边的屋子里，“我”梦着北方的西博腾和更北的北极；笔记里冒出奇怪的字符，像人生关键词。父亲的尸体照，“我”的胃镜检查，“我”与一位护士有关双头怪的通信， 始终出现的梦，等等。听“我”狂言，慢慢能懂，“我”拼接着父亲和自己的影像。在狂野的梦里，另外的故事和人物不断掺杂而入。
“我”的朋友、精神科医生K1979年11月与妻子分居。次年，一个22岁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来到他们的城市。K的妻子偶然得知并主动与之相熟，对这“男孩”产生在“我”看来纯属坠入情网的感情。假释期里，男孩成了她的座上客，毫无缘由地杀死她和K的女儿。K对妻子怨恨不已，却对凶手产生为父之情。妻子也疯了，和男孩一样都是K的病人。K夫妇离婚。曾经的夫妻时常通话又一声不吭：“……无语。有时肮脏，有时干净”，并默契地走入医院地下室做爱。他们不能共同生活，不能没有彼此，只在性交中短暂团圆。男孩八次自杀未遂后，最终以塑料袋套头身亡。
1920年代初，被视为“撒旦的孩子”的帕斯夸尔·皮农让迷信的矿工关在墨西哥矿井里以保佑工人性命。帕斯夸尔的额上生着另一颗头，他一直拿布遮着它。1922年2月，马戏经营者将其救出并让他参加怪胎巡演。慢慢地，帕斯夸尔说那颗头是妻子玛丽亚。玛丽亚有意识却没声音和肺。1926年夏，帕斯夸尔与一健全女子恋爱、私奔，希望开始一个不让他感到羞耻的新生活。重新被蒙在布里的玛丽亚唱出只有帕斯夸尔听得见、听得懂且生不如死的歌。帕斯夸尔的自杀行为停止了玛丽亚的歌唱。夫妇和解，1931年春，他俩离开马戏团加入“旧金山撒旦教派”，在那里与其他怪胎一起度过余生。帕斯夸尔在1933年4月于加利福尼亚一家医院去世，八分钟后，玛丽亚去世。照顾他们直至最后一刻的护士有个孙女，这孙女于1970年代初遇到“我”，谈及这一切。
半疯的酒鬼露丝·贝劳对死去的情人爱恨交加。帽盒子里有依据他的死亡面模做成的石膏头像，她不时地取出并与之对话， 对话时常转为咒骂。
这些故事畸形而可怕，在小说中占据的分量有轻重之别，在“我”的意识里平行而交错，形成隐喻的互动，彼此照亮和影响。
“我也还是某一种人”
“男孩”毫无缘由地杀了一个小女孩，成为杀人犯并第一次被关押时，其他囚犯来惩罚他，在他生殖器上刻下印记。这精神病男孩涂写过一句如同自辩的话：“我也还是某一种人。”
“堕天使”到底是指谁呢？从字面看，在小说里被明确点明的是双头怪皮农以及“男孩”。但不难体会，“堕天使”指向所有主要登场人物。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畸形、越轨、被否定乃至很难被称为人，恰如皮农加入的撒旦教派里残缺的成员们。
一个人是否时刻称得上人，又是否仅仅是人呢？本来，作为动物界一员，人并不能完全剔除动物性。去矿井找传言中的怪胎时，带路的说，那不是人，只是一种生物，头部有些黑，眼睛在黑色中间闪着光。带路者的话透露出日常的、关于什么是人的判断，透露出人妖界限的客观存在。如果说怪胎不算人，人到底是什么，这说不清。不过恩奎斯特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会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不难想象，在人为裁定下，有些人有时可能被看作妖。在某种情境下，怪物可能乔装为人。恩奎斯特创作生涯中贯穿始终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人。在《堕落的天使》里，恩奎斯特再次提问，但不意味着能彻底解答。此番，他让双头怪走到人的极限挑战边界。双头怪和其他畸形人处境艰难。是在小说世界内，恩奎斯特让他们任性地发展，以虚构的天地肯定他们不能为现实世界肯定的存在价值。对双头怪，恩奎斯特未全盘否定，对杀人犯男孩也没有。相反，恩奎斯特捕捉到男孩的恐惧，男孩对自己的否定，最终以自杀证实自己彻底死了，通过死宣告自己也是某一个人。
这些人的边缘性表现为精神疾患，还表现为不能发声。玛丽亚不会说话、杀人犯男孩和K的妻子也是不出声的。发声能力和是否掌握资源及权力相关。资源和权力可干预现实中表现出人的状态的可能性。恩奎斯特给残缺的、被唾弃的人以支持，强调“离开天堂的人也有天堂”，在一定程度上，他给“堕天使”制造出一个比天堂和人间更合适的幻境，这幻境出现在“我”的最后一场梦里。在那里，帕斯夸尔和玛丽亚领着露丝、男孩、K和前妻以及“我”快乐地携手同行，在冰原上，在北极的苍穹下，并且感到：“我们在一起就成为了人。”
爱是否可以解释
小说副题为“一部爱情小说”。“爱情小说”是类型名。若从瑞典文字面意思及小说内容看，也还是可称之为“爱的小说”的。爱也好、爱情也罢，都难以定义。新版中副题不见了。事先，恩奎斯特对此一无所知，事后，他坚称副题至关重要，《堕落的天使》的确是爱情小说。但这个副题再也没有复现。
“爱情小说”四字足以让读者对作品有一个预想。《堕落的天使》富有诗意，却缺乏情感故事的娱乐性，读者很可能因作家对人生问题的执拗提问而头疼，因人物的畸形和古怪而感觉不适和郁闷。也许正因为阅读期待和实际感受间的沟壑，出版商才将副题一笔勾销。恩奎斯特重视副题，则可能因为他心中的“爱情小说”和通常所谓的罗曼司有不同的成色和分量。
双头怪中那居于主导地位的帕斯夸尔，起初因羞耻心而拿一块破布把妻子盖住。发生外遇时，他故技重施。他们是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却连亲吻亦不能做到，只有借镜子才能看见彼此的夫妻。像人间怨偶，也像缺乏性爱连接的柏拉图式情感，或因外人的视线深感羞耻却在内心毫无理由地无法选择分离的孽缘。不过，后来，帕斯夸尔最大的愿望是亲吻妻子玛丽亚。在2013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寓言书》中，恩奎斯特认为，自己对双头怪进行了“近乎科学”的书写尝试。玛丽亚在帕斯夸尔移情别恋时，不停地唱出邪恶的歌，让帕斯夸尔痛不欲生，不得不去自杀。恩奎斯特称之为“婚姻的绝望而通常的画面”。尽管他把他俩的关系描写得与爱相关，他并不确定这算不算爱的画面。相互制约、无限接近却还是有最远的距离。一个试图逃走又被迫返回，一个“一生都被困在他的头上”。风波止息后，彼此接受对方和命运。帕斯夸尔和玛丽亚模式折射出一些复杂的关系，关乎情爱和婚姻，又不是仅限于此 。
在《堕落的天使》里，恩奎斯特启用了“Agape”一词。这一希腊语汇指代对于上帝的爱、来自上帝的爱，以及无条件的、对他人的爱。什么是爱和关系呢，爱对于人又会提出怎样的挑战呢？《堕落的天使》的故事初看畸形，细思能察觉其中潜藏的普遍意义。人不是可自洽的个体，不得不相互依存。人与人的关系、尤其爱之名义下的关系可美好、可愉悦，也能带来极大破坏。极端表现之一，是在较低的头颅上长出一颗头，“像额头上的芽似的爆出，或一个拼命试图突破监狱墙壁却失败了、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一半被关在墙里”。
恩奎斯特展示不可解的极端关系以逼近爱的奥秘。除了帕斯夸尔和玛丽亚，K和前妻在憎恨中于肉欲里纠缠，他们对男孩的感情不合常理，可也许接近某些现实的本质。K与前妻拥抱，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结合在同一具身体中，像两棵树长在一起。那个和头像说话并生气的纽约女人也佐证着爱的困境和不可解。“你无法解释爱，但如果你不尝试，那我们会成什么呢？” 此外，还有“我”对并无记忆的父亲不可遏止的爱，护士对双头怪的怜惜。这些形式和内容复杂的爱也只能用“Agape”来概括了。
爱难以解释，爱的讯息也难以传达。玛丽亚的眼睛试图说出，嘴唇努力蠕动，可还是没人能解读她，除了帕斯夸尔。他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基于语词，帕斯夸尔往往选择拒绝将收获的信息传出。K的前妻常打无言电话。无论K的妻子还是玛丽亚都处于被动而有破坏力的位置。这是表达需求和不被理解的困境，是解放的渴望与融合的渴望的矛盾。这一切定义着爱也反作用于人。 玛丽亚、K的妻子和男孩发出的信息都类似编码，而玛丽亚的名字如同圣母，其中的女性象征意味强烈。在《堕落的天使》的世界里，语言唯成年男性才拥有。
第一次看见我自己
醒来。非常接近答案。接近又遥远，几乎就要得到答案。这答案关乎生命，关乎人，关乎我。
“我” 叙说不停，“我”本人却还是匿名和信息残缺的，没有被直接描绘，只在故事的相互联系中忽隐忽现。更可能的是，“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才语焉不详，靠小说的推进捡起影子和碎片，以期“我”的面庞慢慢浮现。父亲在“我”六个月时去世。16岁上第一次看到父亲的遗体照：“我永远记住这一点，就像打耳光。我凝视着这照片，跟瘫痪了一样，因为我不知道那是谁。手里拿着照片, 我以为看见了我自己。毫无疑问，是我自己躺在那儿，如此相似，不可能有错。一举一动都是我，一定是我，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为何我躺在棺材里。/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我父亲。/我将永远记住那几秒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自己终于被“我”看见，从另一张脸上。可以推出，和父亲酷似的“我”是男性，六个月大失去父亲，眼下深受酗酒问题困扰。这一设定和恩奎斯特有重叠处。
“我”第二次看见自己，是因为胃镜检查。小摄像头从喉咙进入身体，进入深井和山洞。本属于双头怪的矿井和洞穴意象在胃镜场景里出现。那洞穴里似有一片“在说话的海，虽有些呆板，形式却不是我能理解和解释的”。然后，突然间，第一次以如此巨大的力量几乎杀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在自己的内部。现在，这一刻，“我看到了自己，我看见，这不仅是人体，而是我自己”。一个从自己体内发出的语言是自己不能理解的。即便明知是自己，也有无法抵达和拥抱的地方。
尸体照让“我”从来路看自己，胃镜从内部直播自我的真相, 让“我”从内看自己。不过“我”也曾认为，帕斯夸尔是一颗沉入“我”身体的小摄像头，这句话点亮了“我”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换言之，登场人物都牵连着“我”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感受。不同时空里人物和事件的展开，成了“我”找寻自己的历程。分裂的、弥散开的自己。弥散是彻底的拆解，拆解有助于彻底的查看，最后的统合不能说天衣无缝，然而对于什么是人、什么是我、什么是爱这些纠结的问题，恩奎斯特以拆解为手段、以梦和怪为媒介进行了大胆的探究和实验。
害羞的恩奎斯特即便在自传里也都尽量避免伤害关联的人，只无情剖析自己，为此不惜用第三人称，以避免第一人称下无意识的自我美化。在《堕落的天使》里，恩奎斯特于层层推进故事的同时，像考古学者一样，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自我进行考古和挖掘，以逼近答案。尾声里，帕斯夸尔和玛丽亚、露丝、男孩，K和前妻以及“我”穿行于冰原时，“我”找到一具冰冻的尸体。被埋在冰里的那个人，真是那个探险家吗？不，“是爸爸，就像照片上的一样”。“我”弯下腰，呼吸覆盖了那男人身上的冰膜：脸露了出来，那就是“我”。
头与身的分离
双头怪物额上突出着另一颗头。起初他以之为耻，后来呼之为妻子玛丽亚。他俩死后，护士发现尸身不见了，头颅被锯下作为标本供科研人员继续察看。护士要求给他们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她找到尸身，用线将身与头缝合。恩奎斯特细致描写护士半小时的缝制过程，这过程如此瘆人，缝制工具和推针抽线的动作却有逼真的直视感乃至主妇能烘托出的家常感。护士使用的所谓熊线就是强力九股双绞线，因首创的英国产品上有小熊装饰而得名，一般用于缝制户外服、防水服。一条曲折的针线在尸脖处延伸，针脚和缝制程序一样古怪。
怪物夫妻遭遇了头和身的重大割裂。这画面骇人，但正常的人们对已经发生和必将发生的割裂往往选择视而不见。不少人的脖颈上也许就有一道看不见的曲折针脚，虽然他们活着。
头脑与思想及理性更近，身体和本能及冲动更近。头脑和身体的整合并非天然成立。也不能排除双头意象对人的提醒：在日常可见的大脑外，萌生也禁闭着另一个看不见的大脑，想着别的、截然不同的事。
语言和音乐，天空竖琴
“别忘记我们，那些没有语词的，在天空竖琴上唱着太空的歌。”
《堕落的天使》拓宽和超越语言，灵活运用了音乐元素，它采用奏鸣曲结构，更在语词穷经处让音乐提供表达的可能。如玛丽亚的歌，又如天空竖琴上的歌。那根电话线固定在西博腾他儿时生活的、父亲建造的木房子里。冬天，满月，很冷，它就唱出奇怪的歌，来自星星的宏伟的歌。这一次，在“我”的梦里，皮农和男孩手拉手，在“我”的家乡一起凝听天空竖琴上的歌。“它在竖琴上歌唱，像是有人在冬夜于琴上拉开一根巨大的弦。它歌唱，一千年的悲伤和宽恕，一言不发又悲伤，整整一夜，电线一端连接西博腾的一座木房，而另一端挂在空中、挂在那些黑色的死了的星星上。这歌来自太空，没有语词，是关于那些没有语词的。别忘记我们，它唱，我们就像你，别忘记我们。”
木房是恩奎斯特童年的绿房子。几步之遥是福音传教会祈祷之家。绿房子背后有完全属于他的森林，森林提供了想象和沉思。绿房子很少缺席恩奎斯特的作品，它像一只巨大的充电器，是叙事的需要，更是色彩、声音和精神连接的需要。恩奎斯特擅长视觉叙事，语言富有画面感。天空竖琴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它让无法说话的人发出声来。也许某一层面上的缺失，暗示了另一暗层面里的潜在。天空竖琴上的无词之声胜过有词的，很可能正是那些在其他时空中微不足道的，成就了天琴上的声音的无与伦比。恩奎斯特说过： “一个人没有视觉也能活，盲人也是人。可如果人不再被看见，那就什么也不是了。”那么天琴之音让那些没有语词的，以被听见的方式被看见了。
信仰与怀疑、真理与虚假、正确与错误、理智与疯狂，西博腾的童年连接了两端。冰冻人素材取自马姆格伦这位瑞典气象学家和北极探险家在1928年乘意大利飞艇北极探险遇难的史实。冻结仿佛生死间的奇特混合状态。《堕落的天使》整体而言在死亡与活着、沉沦和解放间摇摆。这摇摆也让人想起恩奎斯特的话，在多种创作中，他首选小说，并强调写小说是最难做的事，冒险巨大，一切会下地狱，一切会变得奇幻。
《堕落的天使》具有形式和内容、真实和虚构间的张力，语言清冷而热烈、理性也激情、克制且暴露。在一个晦涩、变形和布满阴影的世界摸索，却还是被光明与希望指引。在抵御极端的黑暗中，能看到闪烁的生命之光。语言的跳跃感吻合醉酒人的癫狂。初看自相矛盾乃至杂乱无序，细看更像精心安排下的不可避免的纠葛。
不过小说并非完美无缺。虽说文笔富有诗意，由主题、意象和象征连接的故事的蒙太奇以隐喻为首，有设计性，也因此缺乏丰满的情节和人际关系。正如一个“堕天使”，很难说在世上能获得骨血和人形。
不为再现状况，而为思考。表象和内在，历史、现实乃至未来互为镜面。恩奎斯特让角色处于现实和虚构的边界，替活生生的人、替潜在的恩奎斯特承受曝光、分析、评判和嘲笑。解构让笔触跳跃于不同维度刻画人物，反射出恩奎斯特的解剖态度。角色带着未解之谜，在故事的发展中边走边捡起自己的血肉。如张开的花瓣于夜晚收拢，分散的一切有了聚合。
正如“我”从故事开头就一直寻找答案，恩奎斯特把小说当成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学方法。他的疑问里有可贵的天真和执著。在梦里，帕斯夸尔和玛丽亚、K和妻子、男孩、露丝还有“我”，团结一致，几乎是快乐地在北极冰原上跋涉，他们合在一起，借此终于成为“人”，并找到了答案。现实的缺陷在梦里得以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