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城市”往往被指认为一种负面的压迫力量，另一方面也指涉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前景，因此将“消费城市”转变成“生产城市”，便成了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展开的社会主义想象的当然举措。作为城市“力”与“美”的呈现，1949年之后的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成为凝聚这种城市想象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城市共同体的故事亦是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重要历史内涵。

关键词：工业题材；城市想象；历史内涵；文化政治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城市”的暧昧性不言自明。它一方面被指认为一种负面的压迫力量，暗含着腐朽和堕落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指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前景，表征着建设现代工业国家的崇高理想。于是，将“消费城市”转变成“生产城市”[1]，便成了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展开社会主义想象的当然举措。然而，这种“生产城市”的建构却并非一句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即它必须诉诸工业化的城市建设。在此之中，中国现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压迫与奴役，连同“消费城市”的“胜景”，一道被打上罪恶的烙印。在论及这个话题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而不单纯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中国新的领导人想摆脱上述种种城市罪恶，重建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2]这种“生产性的”“新型的城市”，当然指的就是在“消费城市”之外，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

这种庄重的“历史祈愿”早在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城市之前就已经发出。毛泽东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这样强调：“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3]在这一年的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再次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于是，当革命的胜负逐渐明朗，历史的转折在1949年的春天已然来临时，《人民日报》便开始郑重地讨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紧迫问题[5]。这里明显的政治诉求在于，只有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才能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使广大人民得到彻底的翻身和解放。其中暗含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是极为鲜明的：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城市具有消费性的寄生和剥削属性，象征着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压迫和罪恶，而人民政权下的“社会主义城市”，则理应“与建立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有着本质不同”，因为“在社会主义城市中，一切建设都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基本特征。”[6]于是，当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正式将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时候，一切工作便都显得顺理成章了。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管理和建设城市中最中心的问题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问题，而如何依靠工人，则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关键，也是管好城市的关键。”因此必须“把军队变成工作队”[7]，“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这显然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文学生活中，作为国家理想的“生产城市”将被寄予厚望，而关于它们的文学想象将被充分展现在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之中。

一 城市的消费与生产

提起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会把目光锁定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之上。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到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笔下的市民生活，“海派”与“市民小说”的传统伴随上海城市文学的历史一同被建构。而作为“罪恶的渊薮”，都市的消费和娱乐（腐蚀）特征亦被左翼的“城市入侵者”列为亟待清除的对象。正如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所考察的，“上海”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英语中成了“一个贬义动词”，它的意思是“被鸦片变得麻木不仁，随后被卖给需要人手的海船”，或者是“用欺骗或暴力发动一场打斗”。“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共产党学者强化了，它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治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8]作为中国近代殖民主义的耻辱标记，旧城市的繁华所裹挟的民族主义创伤，深深地刻入城市的肌理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都市上海被看成是“具有吸引力的现代商业、工业和娱乐业中心”，毋宁将其视为“腐朽文明”的代表。因此当新的“人民的中国”在砸碎旧社会的锁链之后拔地而起时，“消费城市”的屈辱与悲情也终将在“历史清淤”的实践中被一一荡涤。于是，上海也将和许多殖民城市一道，连同它们眩惑的消费魅影“迅速从1949年后的中国文化图绘上消失或被边缘化”[9]。

正如研究者所言，消费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费，另一种则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前者指的是“一个简单的基本的生产活动状况”，而后者则表现为“非生产性的耗费，比如“奢侈、哀悼、战争、宗教膜拜、豪华墓碑的建造、游戏、奇观、艺术、反常性行为”[10]，消费的负面意义不言而喻。而在新中国的历史实践中，消费只是作为消耗和浪费的负面意义而存在，因而被视为生产的巨大威胁。这种“意识形态的负面位置”的形成，无疑要追溯到上海的“魔都”意象和殖民地历史，以及由此而生的“消费城市”的颓废罪恶和民族主义创伤。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中，史书美曾指出了上海的“半殖民地”特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文化领域内的“碎片化状态”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多元化追求”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消费文化的边界清晰地标志出上海特定的文化氛围，突出了上海作为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的性质。上海现代主义中突出的商品崇拜现象反映出：这个半殖民城市是色情和颓废的游乐场，本身只具有消费性而并不具有生产性。”[11]他借用杜赞奇的观点，指出“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对消费主义的艳羡，与“殖民意识形态”笼罩下“现代性批判”的缺席密切相关。他进而指出，正是缺乏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抵抗”意识，才造就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在中国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现代性的不懈追求”[12]。毫无疑问，这种“抵抗”的缺席恰恰需要左翼激进主义予以疗救。正像弗朗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指出的，“摧毁殖民地世界是恰好取消一个地带，把它埋在泥土的最深处或把它驱逐出领土。”[13]这种慷慨激昂的口号无疑与民族主义立场息息相关。而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晚期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同样会将上海这座城市引发的“相似的嫌恶感”“视作是民族耻辱和殖民剥削的象征”。用史书美的话说，“共产党致力于减少殖民主义的痕迹，即便不推倒那些殖民主义的建筑，也要对其市民进行极端的意识形态改造。”[14]左翼的城市批判其实就是在此无产阶级立场和民族主义意识紧密勾连中，呼唤出城市的“力”与“美”，从而一扫消费主义的颓靡。在此之中，“机械的颂赞”作为一种疗救的方式，成为左翼城市救赎和文化批判的动力所在。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就曾对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对立提出了质疑。在《都市文学》一文中，茅盾对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明确区分，这“不是工业的生产的上海”，而是“百货商店的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的娱乐的消费的上海”。“上海大发展了，但是畸形的发展，生产缩小，消费膨胀！”接着，这位左翼作家对当时的都市文学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消费和享乐”已然成为“我们的都市文学的主要色调”。在当时的都市文学中，“大多数的人物是有闲阶级的消费者，阔少爷，大学生，以至流浪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物活动的场所是咖啡店，电影院，公园；跳舞场的爵士音乐代替了工场中机械的喧闹，霞飞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码头上的忙碌。”[15]在几乎写于同时的另一篇文章中，茅盾这样谈到：“我们有许多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题材多半是咖啡馆里青年男女的浪漫史，亭子间里失业知识分子的悲哀牢骚，公园里林荫下长椅上的绵绵情话；没有那都市大动脉的机械！”在他的未来展望中，城市的形象是这样被勾勒的：“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机械将以主角的身份闯上我们这文坛罢，那么，我希望对于机械本身有颂赞而不是憎恨！”[16]这种“机械的颂赞”背后，表明了茅盾对“消费城市”所造就的“资本主义泥坑”的拒绝，也潜藏着这位左翼作家对工业化城市的“力”与“美”的呼唤[17]。这种呼唤伴随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疗救民族创伤的渴念，在1949年之后的工业题材文学中得到了鲜明呈现。

二 工业化城市的“力”与“美”

由于某种半殖民地的特性，在1949年以前的城市文学中，工业题材都是“缺席”的。尽管茅盾在《“现代化”的话》一文中，曾描绘过“中国轻工业的要塞”——杨树浦一家中国纱厂的生产景观。他用诗情的笔触描画了机器和“花衣”工场的细节：“黝黑晶亮、蹲着的巨人似的机器，伸长了粗胳膊”[18]，但是这种对机器的赞美之中，明显包含着茅盾深沉的民族主义感情。因为对他而言，机器固然很美，“但是上海林立的纱厂和烟囱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是日本人的，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见证，上海并未工业化、现代化。他呼唤中国民族工业发达，走上真正现代化的道路。”[19]而与这种“匮乏”相伴随的，必然是屈辱和批判。因此，彼时的工业题材文学多表现为民族主义式的城市批判。比如，在一本题为《春风沉醉的晚上》的“1919—1949工业题材短篇小说选”中，编者就曾试图编选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业题材短篇小说选”。该选集收入了丁玲的《消息》、欧阳山的《七年忌》、草明的《倾跌》《没有了牙齿的》、肖军的《货船》、楼适夷的《盐场》、康濯的《工人张飞虎》，以及雷加的《鳝鱼》等若干短篇小说。用编者的话说，通过这部小说集，“我们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些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些小说，对于当代工业题材的专业作家以及工人业余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严格说来，这些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小说，很难归入“工业题材”和城市小说的行列，尤其是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种以城市边缘人、贫民窟的劳动妇女为写作对象的小说，仅仅是在小说结尾之处听到了“工厂的汽笛”，就将其归入“工业题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回答洪子诚先生有关十七年城市书写被严格窄化为“‘工业题材’创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而且“大多显得乏味，即使是出自有经验的作家手里”[21]的问题时，其回应便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在此之中，工业题材小说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左翼文学理想的实现，即城市的“力”与“美”的呈现。对于1949年之后的工业题材文学而言，“力”与“美”的选择，与建国初倒向苏联的建设策略有关，即与导向重工业的生产倾向有关，体现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急迫与焦虑。重工业的“当务之急”，使得建国以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多集中在矿山、钢铁等“要害部门”。比如草明的《火车头》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就表现了铁路工人开天辟地的劳动热情；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胡万春的《钢铁世家》和程树榛的《钢铁巨人》等，都集中呈现了钢铁工人忘我的生产斗争场面，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良思的《飞雪迎春》和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则叙述了矿山工人的壮志豪情；而张天民的《创业》讲述的则是石油工人的创业精神；此外，还有其它工业战线上各行各业的车间文学，比如刘彦林的《东风浩荡》（制药厂）、李良杰、俞云泉的《较量》（生产车间）、雷加的《潜力》三部曲（造纸厂），以及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动力机厂）等。

在这些反映“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的小说中，城市工业生产成了重要的表现对象。而此中尤为重要的是钢铁的形象及其文学意义。就小说而言，钢铁不仅与国防建设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力”与“美”的表征，是国族生命力的隐喻。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因此，表明新中国初期处于“恢复时期”的工业建设，其中钢铁工业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基础工业。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钢铁这一现代化意象所包含的政治隐喻，突出地体现在“超英赶美”这一口号的民族主义立场和意识形态争辩之上。“超英赶美”被认为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之一，当时有着“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的说法，其中的“三个元帅”指的便是钢铁、机械和粮食；“两个先行”亦指钢铁与机械。为此，宋庆龄曾这样描述鞍山钢铁厂的伟大形象：“在东北，历史最悠久而且最著名的工业也许要算鞍山钢铁公司了。当我们在参观这座庞大的钢铁工厂的时候，那种有组织的社会生产给我无限的激动，使我口噤不能说话。我不由得憧憬着中国人民的前途，正如钢铁一样的锻炼……钢从巨大的桶里倾出，喷射出硕大无比的火花，照耀了满天。我心里不由得想到：‘这是中国的生命力’。”[22]于是，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被国家理解成为工业化，而重工业也开始成为国家钦定的文学题材。这些无疑都规约着当时作家们的城市想象，同时也规约了他们观察城市的立场。

相较于“消费城市”的繁华胜景而言，“生产城市”的简朴外观显然“乏善可陈”。因此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城市的消费景观在十七年的文学书写中被工业化所取代，从而顺理成章地“失去了不少审美内涵”。然而即便如此，其工业化的旨归连同其世俗魅力的呈现，依然使得“生产的城市”焕发出远胜乡村的吸引力。比如在《创业史》《金光大道》等农村题材小说中，主要人物常常在两种价值选择之间纠结徘徊：“国家工业化”，还是“农村集体化”？这双重的合法性令人无法抉择。在此之中，城市总是对农村青年构成了“致命的诱惑”[23]。当然，这种“诱惑”或许与左翼文学传统中农村题材作家对城市的“狭隘”想象有关，即在不经意的城市抗拒中誓死捍卫一种朴素的乡村本位主义。然而，在工业题材文学中，这种捍卫显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即城市的合法性逐渐开始显现。比如，在《百炼成钢》里的张福全那里，都市娱乐的吸引力便值得重视，它们显然远胜乡下“午饭后躺在树荫底下，惬意地睡一觉”的悠闲生活。此外，“低矮的房屋，晚上到亮不亮的油灯”，也让他觉得闷气，而“村里人尊敬、羡慕的眼光”，终于让他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无上光荣。作为城市工人，张福全却难以克服身上残存的农民弱点，而物质主义的欲望则左右着自己的价值选择，由此沉浸在“工人已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算计之中。与张福全不同，同样来自农村的城市工人秦德贵、李少祥，则似乎在“社会主义新人”的意识形态构想中从容屏蔽了城市物质主义的侵蚀。较之张福全，秦德贵、李少祥的思想认识更加纯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工业题材文学一直呼唤的“城市里的梁生宝”和“工厂里的高大泉”，其坚定的价值选择特别耐人寻味。

在《创业史》《三里湾》等农村题材小说中，乡下人对城市的向往总是被当作某种物质主义的追求而给与负面的评价，但在《百炼成钢》《乘风破浪》等工业题材小说中，这种城市物质主义的合法性却得到了极大改善，尽管城市的欲望在反面人物身上仍然偶有表现，但这里的价值选择似乎开始表现出城乡兼顾的特点来。比如在《乘风破浪》中，面对即将进城的李少祥，小兰倾诉了自己的担忧，并透露出对城市生活的艳羡：“人家说城里的水和乡下的不一样，人们喝了城里的水，就不喜欢乡下，只喜欢城里，把乡下忘记啦。”然而，我们的主人公李少祥终究留下了对乡土的承诺：“城里的水喝上十担、一百担，也不会变心。”他的选择当然得到了李大爷的支持，在此，后者形象显然代表着乡土文明的“守夜人”的角色[24]，“乡下人去建设祖国，工业化，这是好事，少祥他们这些孩子会好好干的。”[25]于是在此，城市的负面形象逐渐隐去，尽管这种城乡伦理的价值焦虑依然存在。

至此，工业题材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终究开始焕然一新了。城市的现代性面向不断彰显，它不再是“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的“怪兽”，而是“宽大的柏油马路”，“林园似的学校”和“云烟冲天的工厂”组成的“童话的国度”。这个“童话的国度”不禁令那些进城的招工农民充满了希望，作为城市的新主人，他们投身国家工业化的伟大豪情，终究开始遮蔽城乡二元背景中事关金钱、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政治”。于是我们看到，在《我们夫妇之间》《上海的早晨》等小说中作为消费主义遗迹出现的城市生活空间，逐渐被工业题材文学中的“公园”“工厂礼堂”和“工人俱乐部”等新的，也是更“卫生的”娱乐空间所取代。而一派不同于以往的城市新特征也开始被建构出来，它们牢牢地将城市建立在勤俭和美德，抑制消费，并且张扬劳动与生产的基础之上。这种新型的“生产的城市”显然不同于既有的城市类型划分，而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扩大了的乡村”。以至于理论家詹姆逊这样评价1949年至“文革”时期中国的城市改造，“他（毛泽东）愿意中国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超英赶美），却同时希望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科技所附带的社会后果——经济、金融和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化及审美意识形态等——拒之门外。虽然这种现代化模式推行了很短的时间就显出了其乌托邦的性质，但它毕竟支配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的中国社会发展。其间，中国工业产值大幅提高，国家致力于现代化，却用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代替经济方式和手段，干预、限制其自主性，因此，尽管此时中国社会城市化比例较历史有相当的提升，城市人口激增，但城市的性质，却更多地回到前现代形态（即以行政和军事为中心的形态）。”正如他所言，这种“前现代”的城市将“乡下的乏味，农村的愚昧”保留了下来，并且“转移到一种不同的城市，一种不同的社会现实”[26]之中。这种新的城市建构显然与新中国之初匮乏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背后显示出的是改造“消费城市”的坚定信念。

三 共同体与社会主义新城

刘再复曾这样评论毛泽东时代及其文学：“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城市小说都相当乏味。阶级斗争贯穿、渗透了所有城乡空间。从这一角度来说，乡村与城市的观念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城市取代乡村，成了实际政治中心。”[27]尽管这样的论断包含着一种“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偏见，却也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几乎还保留着“乡下的乏味”和“农村的愚昧”。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这种现代性的结构而言，也几乎悖论性地保留了乡村的共同体结构。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仅仅拥有共同的种族或语言，还算不上是“共同体”，只有让社会成员在某种方式上互相联系，在他们之间产生一种的社会关系，进而感觉到共同的生存境况与后果，这才会出现所谓的“共同体”。进一步说，只有让社会成员在实践上频繁互动、紧密联系，情感上彼此认同、相互守望，共同体内部的美好感觉才能得以维系。相反，共同体的解体则与社会联系纽带的断裂密切相关。对此，韦伯实际上提出了“共同体化”与“社会化”这一组概念。所谓的“共同体化”，指的是一种主观上感觉到参与者们共同属性的团体，这种共同属性可以建立在某种情感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关系上。而“社会化”指的是将社会行为的调节建立在理性的利益平衡与利益结合之上的团体[28]。显然，这一组“共同体化”和“社会化”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对人类社会群体形态的描述。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具有极强的内聚力，但社群内个体的特性及诉求往往淹没在集体意识之中；而“社会”组织的结构要素具有鲜明的个体化倾向，但群体内部彼此间的联系却较为松散。同样，这种“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亦可以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这一对概念来理解[29]。

以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来看，“共同体化”与“社会化”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过程，现代化无疑指的是后者，这是一个不断去情感和去传统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原有的“共同体”不断趋于瓦解，只留下人们对昔日脉脉温情的怀念。这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所描述的，“共同体总是好东西”，总会给人留下许多美好的感觉：温馨、友善、相互依靠、彼此信赖。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之中，“‘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今天，‘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因而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堂的道路——的别名。”[30]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原有的乡村宗法制度逐渐消失，整个社会在一种“祛魅”的过程中不断消解共同体的边界。在此之中，乡村的血缘联系，社区的邻里温情和一切集体主义的凝聚力都开始烟消云散，而新的“法理社会”所崇尚的则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理性与自我持存。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无疑是现代性的馈赠。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伴随着一个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过程。然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现代化（社会化或城市化）的过程则似乎有着更为复杂的轨迹，毋宁说体现出汪晖、李杨等人所指出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特征，反映到城市建设上则突出地表现在要在城市里建设一个共同体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掀起的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到历史学家们的诸多质疑，但在冷战的历史氛围之中，人民公社以其自身的方式将国家经济效益与社会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感的提高融为一体，又确实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城市共同体的故事，在“大跃进”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沈浮等编剧的电影文学剧本《万紫千红总是春》便是以“一九五八年”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个上海里弄的家庭妇女如何在“大跃进”运动中“走出家庭”的故事。电影（也是在生活中）的核心情节是所谓的“里弄生产组”。在蔡翔先生看来，这一生产组，不仅承担了为国营工厂加工的任务，同时它所赋予的劳动权利也有着“解放妇女”的重要意义[31]。与小说《李双双小传》中农村合作社的叙事情节相似，以城市合作社运作情况为背景的《万紫千红总是春》也展现了合作社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问题，从而在“城市共同体”之中别开生面地提出了一个“家庭妇女参不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小说以叙事的形式展现了“城市共同体”与个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其中主要讲到了郑宝卿、蔡桂贞夫妇之间就是否参加集体劳动所产生的矛盾。故事中，丈夫郑宝卿处处体现出对私人生活的强调，“不吃食堂，家里的事不能耽误，晚上回家不许过九点钟。”妻子蔡桂贞则与之相反，体现出“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热情。当然故事最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矛盾通过生产的发展得到了妥善解决，以证明在城市共同体之中，家庭生活服从于集体生产的代价是值得的。在此，工厂不仅是一个营利性的企业，更成功扮演了一个营造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空间。不仅仅是《万紫千红总是春》，1950至1970年代的其他工业题材作品中，工厂不仅组织企业生产，还自行组织托儿所、公共食堂，学校等等，这些制度形式将工人们的生产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建构出一个城市共同体社会。尽管现在看来，“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在意识形态转型的80年代遭受诸多质疑，但在此共同体之中，工厂所创造出的凝聚感和认同感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个人角度来说，集体生活固然侵占了个人的生活空间，但集体的庇护却奇迹般地具有激发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劳动热情的重要功能。就这一点来看，特定年代的政治实践与文学想象，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注释：

[1] “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亦是马克斯·韦伯在梳理“城市的概念与类型”时提出的一组概念。但在韦伯那里，“消费城市”被视为那些以其“各种类型大消费者的存在（尽管其收入来源各异）”，而“对当地工业生产者及商人的营利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城市；而“生产城市”则指的是那些“人口及其购买力的增加取决于建于当地（提供城外所需物资）的工厂、制造厂或家内工业”的“近代的类型”的城市。因此，与本文所论及的“消费城市”、“生产城市”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参见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第6-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7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人民日报》于1949年3月17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1949年4月2日又发文《如何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6] 《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人民日报》“社论”，1954年8月11日，第1版。

[7] 毛泽东：《把军队变成工作队》（1949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第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 转引自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引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0] 乔治·巴塔耶：《耗费的观念》，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第2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1]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第30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2]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第17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杜赞奇将现代中国缺乏对（西方）现代性之强烈批判的原因归结为殖民控制的间接性。在印度，与殖民意识形态的充分遭遇催生了像甘地这样的人，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反现代和非现代的话语。但是，中国与殖民意识形态的遭遇却呈现为另一种形态：“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存在当然受到普遍痛恨，反帝则是20世纪前50年中国一切政治运动的核心。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殖民主义，因此，这意味着无论对殖民者还是对被殖民者来说，都没有像印度或其他沦为直接殖民地的国家那样强烈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反帝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层面上，从人民的自我认识中根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非当务之急。”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等译，第22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3] 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第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4]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第2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5] 茅盾：《都市文学》，《申报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5月15日。

[16] 茅盾：《机械的颂赞》，《申报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15日。

[17] 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茅盾理想中的城市是以机械化为主的工业发达的城市，而不是消费的、商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这表明茅盾对工业文明的肯定”。在其看来，茅盾在《乡村杂景》中对火车充满神秘和诗情画意的描写，在《少年印刷工》中通过印刷工赵元生表现对于大机器的向往和赞美之情，都是对此的表现。参见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第172-17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8] 茅盾：《“现代化”的话》，《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15日。

[19]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第173-17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0] 参见郁达夫等《春风沉醉的晚上——1919-1949工业题材短篇小说选》，前言，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2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 宋庆龄：《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第2版。

[23] 《创业史》中的徐改霞报考国棉三厂这一献身国家工业化的“崇高思想”中，就夹杂着对城市物质文化的迷恋，“她似乎是追求工资奉养寡母的乡村闺女，她似乎是很希望嫁给一个在城市生活的小伙子。结婚对她，似乎只不过是每月几十块人民币，一双红皮鞋和一条时髦的灯芯绒窄腿裤子的集中表现而已！”与此类似，《金光大道》（第一部）中的朱铁汉后悔没和高大泉一起去北京，“我那会儿要是和他一块儿去北京，春节工厂放假，往戏园子、电影院一坐，多美！”另外，高大泉的“北京之行”也常常被人误解为“走的另一条发家的道儿，留在北京当长期工人”。

[24] 参见杨庆祥对路遥《人生》中德顺老汉形象的分析。杨庆祥：《路遥的多元美学谱系——以〈人生〉为原点》，《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25] 草明：《乘风破浪》，《草明文集》（第四卷），第97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6]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第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7] 转引自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第26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第70-72页，商务印书馆，1997。

[29] 费迪南德•滕尼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第57-6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30]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第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1] 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第五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