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她睁开眼睛，机舱里的灯已经灭了。打开飞行显示屏，模型机在那片深蓝色的海域上飞行，她不知道地面上的时间，以及她的丈夫在做什么。她和他是第二次这样失去联系。近九千公里的距离，屏幕上显示已飞行四千多公里。

她想着还有几个小时将与前夫景崇文重逢。她记不得他们是哪一年离的婚，十年前？八年前？或者更远。好像是一个春天，她穿着一条齐脚踝的黑白条纹的裙子从办事处昏暗逼仄的办公楼里走出来，墙角的地面上落满了黄色的迎春花，还在枝丫上的花反而是暗淡的。从那天起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在机场候机时，她想象过景崇文现在苍老的样子，她甚至觉得自己会哭。

半年前，她给景崇文打电话说自己在温哥华，儿子病了，病得很严重，问他能不能申请提前退休。景崇文那头从嘈杂的地方换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她才听清他在那头小声地问：“儿子究竟得了什么病？”

这些年景崇文也病过，他都是自己去医院挂号等待手术，从没要求谁去陪床。所以景崇文下意识地觉得，儿子得的病一定比手术开刀更严重。

她说：“不好讲，反正需要你过来陪一下。你来了就知道了。”那时她已经请了一个月的假来陪儿子，再这样继续下去，她的工作也难以为继了。

他问她：“你呢？”

她说：“我的假休完了，得回去挣钱。”

景崇文原可以答应下来，一想到他们早就已经离婚，凭什么还要听她的，他就不用挣钱了？便说：“我退休损失会很大。”她说：“你真的要过来，不然你会后悔的。”他被噎住了，退了一步变换了声调说：“再说办理退休也需要时间。”

“再大的损失也抵不上儿子的病，正因为需要时间，才叫你现在申请。”

他沉默了。

“你赶紧申请，我不挣钱，儿子这边的开支无法继续。”还没等景崇文回话，她就挂断了电话。

二

她静静地看着屏幕上那架模型机匀速地飞着，脑子里想着几个月前，她陪着儿子来到温哥华。儿子在外留学九年，她是第一次出国。儿子准备读博，她陪着儿子寻找新的住处。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儿子病了。她早该想到儿子得了那样的病，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些年艰难的生活，让自己的脑子变得越来越狭隘。

直到有一天早晨，儿子差点打了她。被撵出去的她沿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向前走着，她边走边哭，那时她没有往那个病上去想。好好的，怎么可能往那方面去想？她只觉得太失败了，倾其所有送儿子出国念书，换来的是不依不孝，她真是痛恨自己。

她迎着明亮的鸟叫走着，空气中青草和花的香味都湿漉漉的。路标上的英文字母她一个都不认识，她怕自己走丢了给儿子带来麻烦。没有地方可去的她，又不得不朝前走。她就只好去记树的样子，那是一棵弯曲得扭捏的日本松树，还有一棵铁杉。房子的前面开了什么花，自己从什么地方拐到了什么地方，她不停地回头确认。

她走到长满灌木松的路上，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阳光从松树的枝丫缝隙间透了出来。早晨过后，温度在逐渐升高，她手边连瓶水都没有。偶尔经过的公交车上，稀拉地坐着几个人。她感觉这个世界离自己很远，阳光草地花木一切都与己无关。

每天傍晚来临，房东给草坪浇完水，就会站在竹篱笆墙院那儿，跟一个金发的白人聊天。那时夕照正好落在花上，吸了水的花楚楚妖艳。她以为只有中国妇女才会站着聊天，而且是每天都那么大声地聊。不过房东是温州人，儿子在网上租住了她家的地下室，且只能住一周，别的时间早被中国的同学订满了。

刚到温哥华时，她觉得天宽地阔，处处乡村景象，实在太美了。每家独门独户，屋前屋后都有宽阔的草坪，满眼的花草树木，唯独不好的是出门要走上一段路才能坐车。第一天，儿子带她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越南餐馆，吃了中国的面条。她记得餐馆里人很少，除了音乐几乎没有任何声音，餐馆颜色的主调是黑色，墙上挂着她不熟悉的各种画，不过她觉得非常好看。

主街道上车少人也少，在强烈的太阳光下走着的人，像是游离在世界外的影子，不同肤色不同发质。一切都与己无关。与世界失去联系，不过就是什么都不属于自己。每天早上走出门，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有时候会在地上砸出一个坑。那个落下的坑，给人一种特别的想象，鸟会飞来啄上面的果肉，成群的鸟摇动树枝，果子就会掉下来。

儿子每天都在为寻找新的住处焦虑。她原本不知道没有新的住处，他们就得露宿街头。在国内不行可以住酒店，温哥华的酒店一晚上近两千元人民币不说，主要是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还有很远的距离。儿子发怒时就问她知不知道他们就要被撵出去了，那么多行李怎么办？她想不到儿子会变成这个样子，锥心的痛感，但她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儿子说这是加拿大，不是中国，只要他们吵起来，邻居听到会马上报警，他们中的一个就会被警察带走。她一句英文也不会说，被带走的肯定是她。

儿子打电话让她回来，并在电话那头告诉她，一分钟呼叫方收费三块钱，接听方两块钱，所以别在外面赌气，让他花钱继续打电话。

那天下午，她回来的时候，看着她儿子正在搬运箱子。一个中国同学和她的丈夫开车，把儿子研究生毕业时的所有行李送了过来。他们把东西放在路边，一个又一个墨绿色的塑料箱子，她数了一下共有十二个。在加拿大生活九年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她想着儿子学校每个假期都要求学生把行李带走，儿子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把这些东西，一次次搬到不同的同学家的地下室去寄放。

送箱子的同学问她想不想去参观温哥华大学，她心动了一下，偷偷看了儿子一眼，之前她一直希望儿子能够考上这所大学。可是现如今她连去看一眼的念想都灭掉了。她看着同学和丈夫抬着塑料箱子，从草坪中间的小路上摇摇晃晃地穿过来，那靠苹果树不远的地方开着几丛粉色的月季。同学把箱子放在地上停下来歇气，她看着他们，真是羡慕这一对中国小夫妻。他们从复旦大学读完研究生，两个人一起申请到温哥华大学来做博士后，然后留在了这里。

什么时候儿子也能找到一个女朋友，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她这样想着，感觉心里面的痛苦稍微平息了一些。炽烈的阳光下，花和草都泛着她在国内不曾见到过的光。她记得第一天来温哥华的时候，她还心怀希望地辨认着路边的草，小时候熟悉的草在这里又看到了，她似乎找到了一种对应的生命和时间。或者是她有意要在这个陌生的、给她带来不安的国度，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东西。而现在这种感觉已荡然无存，给她增添了伤感的成分。

三

儿子出国的第一年，学校放寒假，他找了一份给邻居看家遛狗的工作。那个假期儿子的中国同学，凡是没有地方去的都聚集在那儿。儿子用微信视频，让她看了上上下下住满了一屋子的人，他们都挺开心的。儿子夜里独自去遛狗，它们在雪地里跑，隐约的灯光里，她能看见儿子的脸在风中被吹得乌青乌青的。儿子好像比以前更瘦了。他留着长长的头发，额头前的碎发已经长到了下巴的位置。她看见儿子从桌上捞起一个黑色的发箍，试图把头发往后面捋。她在视频里面问儿子，为什么不去剪头发？儿子看着她，冷笑一句：“哪里来的钱剪发？没看到我在捡狗屎？”

她沉默了。她想着让年轻人吃点苦也算不了什么。她这样想的时候，一辆列车开过。儿子说：“妈妈你看，这火车是开往美国去的。”

那个世界对她来说太远了。

儿子本科的大学和研究生读的是同一所，它在一座高高的山上。周末学校食堂只定点供应饭食，儿子起得又晚，只能走路下山去买菜或吃饭。烈日下的儿子独自走在宽阔的公路上，一边喘气一边跟她视频，儿子走过那片养马场，她能看见宽阔的草地、草地里的马。儿子从路上跨过去靠近养马的栅栏，两匹正在栅栏边的马朝后退了一下，昂头跃蹄，不过很快就安静下来。儿子张开手里握着的半个苹果，其中一匹马咧嘴撸掉苹果。她对儿子说：“它们会伤着你的。”儿子退回公路，笑着说：“它们已经认识我了。”

返回的路上儿子提着买的菜，依然是烈日下喘着气。她问儿子要走多久，他说：“两个小时吧。”她的心沉了一下问：“安全吗？”

儿子说：“安全，就是傍晚会有熊出来，特别是冬天如果下雪，就会在路上遇到熊。它们还会出现在学生宿舍的阳台外面找吃的。”

她对加国的傍晚还有那么强烈的阳光没有想象，对熊同样也没有想象，只知道熊是会吃人的，就是不知道现在的熊还会不会吃人。接着儿子说：“不过我得走快点，这个时候熊也会从森林里出来跑过公路，到另一边的公路上去。”

她很着急问儿子能不能不要一个人走在路上。儿子说没有办法，同学们出行的时间对不上，就只能一个人走了。那些有车的同学，他们不太愿意带他，即使带了一次两次，第三次就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了。

她问，我们能不能也买一辆车？儿子说，基本不可以。首先我们没有必要花这个钱，我走走路挺好的。她说，你一个人不安全啊。儿子说没事的，其次如果我们买得起车，我还得去考驾照，还得独自走路到镇上学。她问，镇上在哪里呢？儿子说就在我去买菜吃饭的地方啊，两小时。她心黯然，既而又安慰自己，年轻人吃点苦没什么。她就恨自己那时为什么就没能明白，此苦和彼苦是不一样的。倘若儿子在国内，即使吃苦那也是家中之苦，他就算在北京上海什么的，比起加国来说，太近了。

儿子说，常常有司机开车时，遇上一只或者两只熊挡在路上，司机把车停下来，任凭熊隔着车窗玻璃扑腾来倒腾去。他们不报警。因为警察一来就会用枪击毙熊。她问为什么。虽然她知道她不该这样问，像个小孩子那样不谙世事似的。儿子说因为在加国，人的生命不能受到威胁。她记得那一天她挺感动的，她说不清是为警察，还是为宁愿等着熊自己离去也不报警的司机。总之这是个让她感动得想流泪的记忆。

四

加拿大的住房看上去都像是别墅。他们住的就是别墅，只不过是别墅里的地下室。加国房子的地下室的意思是贴地的一楼，一般房东都不会住一楼，要么是车库，要么空置租给中国学生。之前她一听地下室，以为是在地底下，没有窗户可以通风。儿子给她说过，同学大学毕业就去工作，住在地下室里，窗户有一半能看到地面上。每次有人来敲门，首先看到的都是对方的脚。在家时同学会用一床毯子裹住身体，因为地下室很冷。她听得非常心痛，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人生是什么呢？她现在真的觉得难以回答。

这个同学她见过，家境比她家还不好，就是有个留学梦。成绩很好，留学期间拿的是全奖，准备好说一定要移民，所以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工地搬运砖头，后来找了一份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假期儿子第一次回国时，他托儿子带封信回国寄到甘肃去，他是甘肃人，母亲没有工作，全靠自己努力。他父亲收到儿子寄去的信，寄了几样东西过来让儿子带回加国，羽绒服中夹着一封没有信封的信。儿子以为是写给他的便条，打开来看到信上说，不必挂念，不必多联系，也不必回来……就哆嗦着收好了信。她记得那个夜晚，她和儿子都为那个同学流了泪。

有时候，心痛的感觉不只会产生在自我经历上。女人老了，为自己哭的时间少了，为别人哭的时间就多了。

她和儿子告别了住了七天的地下室，挪到儿子通过网上认识的网友那儿。网友在网上说自己有一间房空了出来，是间主卧，可以租给他们，但是只能让他们住一个月。一个月后他们就得搬走。转了账后，这名素未谋面的网友，在搬家当日开着一辆丰田SUV来帮他们搬家。这位网友长得高大壮实，儿子站在他的旁边显得瘦弱可怜。她见儿子站在一旁打电话，没有帮这位网友搬他自己箱子的意思，她就不好意思地说：“放着吧孩子，让阿姨来。”

儿子对着电话一会儿是中文，一会儿是英文，听了半天她都没听懂，只听到他在说车的事，她不知道是不是那边出了什么事。问他，他也不说是怎么回事。等她后来看到车来了，才知道儿子叫了一辆网约车。这样的网约车都是中国人开的，当时在加国还没有被允许，也就是还没有合法化。这种中国人的“黑车”，也只对中国客户，所以它们跑起来非常顺畅。她注意到，温哥华的大街上没有出租车，除了机场。不像在国内，大街上一招手，一辆又一辆的出租车就来了。在加国所有的出租车都要通过平台预约，而中国人在加国开的“黑车”，比加国本土的价格要便宜得多，当然就能盛行。据说创建这个加国警察都无能为力加以治理的“黑平台”的人，竟然是儿子的高中同学。

这位高中同学非常精明，生怕遇上钓鱼执法，要让司机和乘客先用中文沟通，看对方是不是警察，是不是纯正的中国人。之后，她发现这里的留学生都很有意思，都爱说几句洋文，目的是展示自己已经出国多年，学的不是那些微信文章里骂出国留学生学的哑巴英语。二是测试对方到底英文如何、来了几年，以此换来一些中国人之间的优越感。

在加国坐着“黑车”，有不一样的感受。语言一窍不通的她觉得亲近，她会主动跟司机搭讪。平时除了跟儿子说话，她会在做饭的时候自己跟自己说话，她说不说话人的脑子就会坏掉。这些开车的年轻人里有男有女，很多时候女司机甚至多于男司机，且他们都是移民了的，她甚至在心里希望能为儿子相中一个女朋友，这样将来她回国了，儿子独自留在加拿大，不至于太孤独。

搬家后的第一天，儿子带着她步行到附近的超市买菜。她知道了穷人超市和富人超市有时候只隔着一条路的距离。儿子总是把她带到穷人超市，那儿很少有中国人，超市里来来往往的人大多都很胖。儿子说加拿大人的胖是因为生活在底层，吃的食物脂肪高又不运动。她记得之前儿子带着她去过一次富人超市，一进门是鲜花区，儿子指着一个推车排队的中国女人说，你看她的包五万多。她看过去，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想一个人把五万元的东西提在手上进超市，也太夸张了吧。

五

儿子和她搬去网友家后，依然在日日夜夜不停地找房子。她也只是默默地跟在儿子身后，儿子让她去哪里她就去哪里，让她在什么地方坐下，她就坐下。因为儿子那时不太说话，一句话不对儿子就会发起火来。她知道儿子一定很焦虑，来加国前她认为儿子小题大做，找不着房子就先住在酒店里，来了后才知道真的住不起。她和儿子去看了一个台湾女人的房子，离儿子的学校两站路的车程，公交车十分钟一趟。

从台湾女人陡峭的楼梯下来，穿过一个种满植物的过道，他们来到了大街上。台湾女人是房主，她将空置的另一间小卧室租出来，一个月九千元人民币，不算太贵。他们走在暴烈的阳光下，儿子问她有没有发现台湾女人有什么问题。她说没有。儿子说台湾女人不停地用手挼她披散在胸前的一绺头发，说明她一定有心理疾病。

儿子说你看看，这儿附近没有超市。她就朝着道路望过去，远处一路过来种的都是一种红叶子的树，在阳光下闪着红光。她脑子里出现的是儿子不停地摸鼻子的样子，觉得眼前的世界与自己隔着一层又一层的光圈，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幻象。

送他们来的“黑车”在道路背阴处的另一条路上等着，他们走过去时那个女孩还在打电话。看到他们走过来，女孩将电话放入口袋，打开车门，让她进去。她上车后不像来时那样期盼着结上一个善缘，自从她在来时的路上得知这个女孩已经结婚，就不愿再多说一句话。他们要看的另一套房子离学校稍远了一点，儿子上下学如果坐天车，再转公交车到学校，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夏天没有问题，冬天的加拿大下午四点天就完全黑了。她和儿子坐在天车上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是从学校出发，试探一下到租住房子的路程。倘若要租下这套房子，下了天车，还要走上十五分钟的路才能到家。

这套房子的房东是一对印度夫妇，他们在约定好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在门口。他们还没有从房子里搬出去，大概两个人正忙着收拾房间。他们在门外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之久，这不合于印象里外国人做事的风格，外国人的时间观念通常非常强。下来接他们的是男主人，看上去不算让人讨厌。他们跟在他的身后进了单元门厅，经过壁炉时她特地回头看了一眼，壁炉上方放置着一个大大的花瓶，插着百合花，对面是几幅抽象画。男主人指着另一道门说，那是车库。正好有一个人从房门那儿进来，男主人问他们要不要先看一下车库。儿子说不用。她朝门开的地方看去，那儿跟国内不太一样，安静宽敞。

房东果然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屋子里还有房东的姐姐，一个胖胖的印度女人，跟女房东形成对比，感觉女房东瘦得坚硬，油盐不进。她站在并不大的客厅中间，听着他们交流，尽管她一句也听不懂，却装出能听懂的样子，时而看着他们的眼睛时而点点头，意在给儿子壮壮胆。无论有用没用，她坚持着那样一个姿势。

出来时儿子说，后天来签合同交钱。他们沿着两边是法国梧桐的道路走着。她说住这儿好。儿子说，好是好，就是比台湾女人的贵一半。她说没有关系，你读完博就结束了。儿子说这儿离天车站要走十五分钟，然后再转公交车去学校。她说嗯，离飞车站不算太远。儿子说妈，是天车好不好？儿子朝前快走了几步，两个人就往下坡走。经过一段工地时儿子说，妈你看这儿正在建一个大的商场。她说真好，你买东西就近了。儿子说，建好了，我已经离开这里了好不好？她又不说话，心里想着，是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

把房子租好后，她就收好了行李准备回国。临走前，儿子流露出很多年她都没有再体会过的、只有他幼年时期才展现出的依赖。他问她，妈妈你可不可以不走？说出这句话，儿子觉得不妥，又说没什么，转头装着去看书。正因为超出了她的预想，儿子觉得她应该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沉重和求救。她心里虽有不忍，却只能说，不行，我要回去挣钱。等你爸爸过来先陪着你，我回去打理好了再来看你，好吗？

他也知道妈妈重组了新的家庭，她的生活可以为他停滞一个月，但不是永远。他是这个世界隔绝出来的另一个世界的产物。儿子的眼神暗淡下去，就像过去一样，一直在暗淡下去。人生就是这样，她再痛也没有办法。她必须得走。

她离开温哥华后，景崇文就飞过去陪儿子了，那时他的退休手续还没有完全办理下来。她还能记得儿子生日那天，给她打电话说，现在连听到水的声音都无法忍受，心里每时每刻都像猫抓一样难受。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叫儿子一定要去看医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儿子自己开车去看了医生，医生告知他患的病，并且是重度的。儿子坐在靠窗的地方，正对着医生，风吹窗帘在他身后飘动。窗外不远处就是一片海，阳光照射在海面上，那儿是一团雾气一样的波光。

儿子上楼去看医生的当儿，景崇文沿着道路去往海边。他也不认得英文，方向感却很强，所以他并不会担心找不回来。阳光在海面上发出耀眼的光，休闲的人们在沙滩上嬉闹，或躺着晒太阳。再远一点是一条人行的林荫大道，树丛下开满了红色的花和紫色的花。靠近路边的草地上有打网球的人，跳跃时发出来的欢笑声，随着风轻轻地飘散，像雾像雨又像风，让他觉得加国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医生看见儿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说，不过你放心，会治好的，这是最容易治的病。儿子就哭了。儿子开着车一路哭着，景崇文坐在车上见儿子哭，问儿子发生什么了。儿子叫他不要问。他只觉得儿子像变了一个人，那么老大不小的男子汉还哭。他不会知道加国的医生是怎样看病的。那儿是一个靠海的住宅区，房屋上爬满了红色的藤类植物，看上去美极了。

六

飞机依然在深蓝色的海域上前行，这会儿她也不去看飞机已经飞行了多少公里了。距离她离开温哥华已经过去了六个月。她像六个月前说好的那样，一定会再来看儿子，再来陪伴他一些时间。她又想起地面上的他，这会儿是白天还是深夜？他有没有像自己一样忧心忡忡？前段时间她从温哥华回去后，他们还谈到是不是领个证什么的，她说彼此都再考虑一下。他问她是不是想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并没有如实告诉他为什么又飞往温哥华，一切等回来之后再作解释吧。她想，回去后还是跟他把证领了，等儿子完成学业回到中国，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机舱里有人起来上洗手间，紧接着声音越来越多，灯亮了。服务员开始发放吃的，这意味着飞不了多久就会到了。

飞机缓缓地落地。她站起来看准了前面一个中国姑娘，紧跟在姑娘身后，随人流慢慢地移动。她说，姑娘，我不懂英文，你能带着我填一下入关表吗？姑娘只是看了她一眼，她还是紧跟着这个姑娘。

过完关出来，她给儿子打微信电话说到了。儿子让她出来后找地方等一下，他刚刚看完医生开车赶来。人来人往的大厅，让她觉得一切人和事，还有声音，都像是从脑海里漂浮而过的东西。

温哥华的确美好，可那是人家的。她顺着人流历尽艰难终于出来了，顺着通道朝前走过大厅，休息吧里坐满了喝奶茶的年轻人。离她最近的那对情侣相依相偎，金发碧眼，这让她黯然神伤，想起儿子短暂的恋爱，那个小女孩是法国人，她看过照片。怎么就结束了呢？倘若儿子一直在恋爱，也许这会儿该结婚了，儿子是不是就不会生那样的病了呢？

儿子到了。她朝大厅外走，用了跑的速度。大门外熙熙攘攘的车辆在秋天的阳光下缓缓而过，她在车流中寻找着白色的车子。她记得上次离开前，儿子租到了一辆白色的马自达CK3。她正在张望，看见一个男人从远处走来，看见她时朝着她招手。她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景崇文。她感觉到一股心酸。他谢顶了，瘦了。他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苍老，穿一条偏蓝色的牛仔裤，格子衬衣。她记得他们在一起生活时，他就说要穿牛仔裤，她笑说你穿那个不适合。那是个冬天，她在大街上的巷子里给他买了两条化纤材料的裤子。一周后他穿着新裤子去上班，人站在电炉边上把裤腿烧了个大大的窟窿，回来后她气得要死要活的，说他在她的心上烧了个窟窿，因为她自己都没有舍得买件新衣服。那时太穷了，真是太穷了。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牛仔裤了。她朝向别处不想与他四目相对，她看见儿子开着白色的马自达，在车流中缓缓地过来。

景崇文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接她手里的箱子，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拖着两个大大的空箱子走在前面。箱子是他在电话里嘱咐她带来的，说是儿子毕业回去时，一定有很多东西，能带的东西尽量都带走。这似乎是她从结婚到离婚后，第一次听从了景崇文的建议。儿子把车开到她面前停下，景崇文往后备厢里放箱子，她开了车门爬上去。儿子并不看她，眼睛看着别处，脸色苍白，脚上穿着暗红色深筒雨鞋。她说，你们出门时下雨了？儿子启动车子，淡淡地说没有。她沉默下来。

车窗外枫树红得透亮，明晃晃的阳光让枫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力。儿子冷冷地说了句，你来的时候，是温哥华最美的时候。她看着窗外，心里涌过一阵难以言说的感觉，温哥华最美的阳光和景色都遇上了，这让她的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子。那天晚上，儿子上床前问了她一句，你累吗？她说不累，你感觉好些了吗？儿子不说话，她看着儿子把白色的药片从几个小瓶子里倒出来，放在一张纸上。吃完药的儿子依然一句话不说。不远处开过的天车，在轰隆隆的声音里闪着灯。

七

儿子说学校没有课，带他们去逛一下。她本来很累，想着儿子愿意去商场，就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两个人走在商场里，看着儿子瘦得背脊弯曲肩膀歪斜的样子，心如针扎。儿子买东西付钱时，手都是抖的。脑子里映出这一幕，她的心也会发抖。她明白这么些年儿子受了很多苦，儿子知道她这些年挣钱并不多，用钱时总是算了又算。读研也是半工半读，平时还跑很远的路给中国学生补英语，一次课只挣三百人民币，依然风雨无阻。

每次出门，景崇文总是跟在他们后面，远远地看着他们。儿子去学校上课会很晚才回来，吃完饭她和景崇文出门散步，两个人不说话，景崇文在前面走，她跟在后面。他们住的区域四通八达，没有方向感的她生怕自己走丢了，只能远远地跟在景崇文后面。这时候她会打开手机流量，边走边给在国内的他打微信电话。有时候她也看见景崇文在打微信电话。他们都有了各自亲近的人，平时在屋子里地方小，打电话不方便，只有出门时各自拉开距离才能打个电话。

沿路到处是花，梨树可以盘绕弯曲地顺着栅栏长，果子嘟噜噜地坠下来，乌鸦在树林里成群地飞。雨天乌鸦铺天盖地让人惊慌，就是在屋子里也能看见它们黑密密地飞过。

他们住的地方有两家超市，富人超市离得近些，儿子带她去过两次，比起较远的那家穷人超市，她宁肯多走些路，东西会便宜很多。在国内时生活简单惯了的她，变得精打细算起来，连多买一份奶或者要不要买一份豆腐这样的事，都会犹豫不决拿起来又放下，有时候哪怕开始排队了，她都会固执地跑回去放下。

每次去超市，她走在前面，景崇文跟在后面，不紧不慢地拉开一段距离，买完菜他就提着，依然是跟在后面。有时候她回头去看他，他郁郁地走着感觉像是被丢在道路上的枯枝。她想，老了，我们都老了。年轻时两个人也有个梦想，也相爱过，也曾想齐心协力将儿子培养成才。现如今已成陌路的彼此，在遥远的异国，同在屋檐下却不说一句话。吃饭时他总是错开她，有时随便喝点牛奶，吃几块面包，她想给他说面包比米饭贵，他却没有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儿子出去后他就蜷缩在沙发的角落，天气好时就整天坐在阳台外面看视频。

她喜欢花，每次进超市总是会在进门处的鲜花前看来看去，为了给自己带来简单细小的喜悦，让终日堆积在心上的郁闷短暂地被驱散。之前她买过两盆花，他们住的屋子里有了花，就有了家的感觉。加国的花跟国内相比贵了好几倍，她每次只是看，让花的颜色使自己获取片刻的温暖。在这个语言不通、儿子又时好时坏的状态里，只能自救。她想。

她给屋子里的花浇水，在屋子里用吸尘器吸地。而他就像什么也没听见和看见。她想起来了，他们就是这样离的婚。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八

加国的冬天很快就来了，从窗子看过去，对面的屋顶上铺了层厚厚的霜，乌鸦比秋天更密集地飞过，下午四点天就完全黑了。每天早上儿子去上课后，不用买菜的时候，景崇文依然坐在阳台的窗子前看视频。她沿着屋后那条长满杂草杂树的路绕上两转，用手机拍下在雪地里惊飞的鸟和那些长着未落尽的红叶的盘绕弯曲的树，认真地看树下盖着的细密的网。很多次她都想问一下儿子，那些房子的主人，为什么要在树下铺一层这样的网。她想过是为了不让鸟把草的根刨出来，她也知道这并不正确。

儿子总是不说话，早上出门前她给他做好午饭，用一个便当包装好，把洗好的梨和西红柿放在灶台上。儿子每天晚上十点下课，回到家已经近十一点。外面的雪很大，她站在灶台前把白天剩下的饭菜收拾完。天车从窗外闪过，雪地里映出车厢的灯光，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啸而过，对于她却像是陌生的旅途，既遥远陌生，又不可思议。

她站在灶台前看着外面冰凉的雪景，以及如电光闪过的天车，那些坐在天车里与己无关的人来来往往地飞逝而去。她拿起梨，心里想着被夏天的太阳晒出红色来的梨挂在树上的样子。咬一口，使劲去体会炎烈阳光曝晒下的果子，一股脑把异国阳光吃进了肚子，以后也有个念想。

九

儿子开车带着她和景崇文去了一趟中国超市。超市很大人很多，基本都是中国人，也许有韩国人或日本人难以分辨，难说他们不来中国超市买价钱便宜的东西。熟悉的人群、声音和方式，让她一下子觉得又回到了中国。她如同在国内时一样，买了很多的东西。中国超市离他们住的地方远，来一趟不容易。很久没有这样大手大脚地花过钱了，心里觉得痛快。

上车后她把座椅朝后调了一下，身体半躺在座位上说，以后要经常来这儿买菜，都是我们喜欢的种类。儿子开着车，导航正咿里哇啦地引导着路线。车窗外的房屋在积雪覆盖之下，显得低矮。车内空调的温度升起来，使她昏昏欲睡。

很久没有如此放松了，一直以来身体和精神被束缚得太紧，肌体处处膨胀欲裂。她感觉身体被什么托起，飘浮在空中，四面金光一片，很耀眼。隐隐约约中她能听到车子急刹时，儿子焦虑难耐的喘息声，像风裹着沙。

儿子说话的声音很远，景崇文说话的声音也很远。他们俩像是在吵架。他说，你看不见红灯？儿子就把车开得更快。你闯红灯了。我不是故意的。你就不知道小心点？已经冲过去了。前面有车，人家已经减速你看不见？你闭嘴。儿子的手抬了起来，抱住头，车身偏离了，一辆车飞快地与之交错而过，儿子的手重新回到方向盘上。景崇文说，你疯了。你闭嘴，再不闭嘴，就没有后悔的了，你们信不信？你冷静点。闭嘴，不是你们要来买菜，会有这些事？

然后是一片寂静，只有偶尔经过的喇叭声，也很远。

她是突然醒来的。车子正好开进车库大门，卷闸门拉开的声音里有一长串语音提示，大门外贴有一张中文提示：请进出时，务必关好电动闸门，防止闲杂人员乘机入内。她不知道语音提示了什么，但明确地感到中文提示的歧视性。

车子在越过减速带时上下地歪了两下。没想到原本空空的车位，多停进了几辆车。也就是说儿子之前进出车库时，周围的车位都是空的，现在车位两边停满了车，因为是周末。儿子焦虑起来，问她怎么办。她说不急，慢慢进去再倒车。儿子说，怎么能不急，我根本倒不进去。

看来儿子确实无法将车倒入车位，由于紧张，他已经将车卡在两车之间进退两难。她说，不急，我们先下车，让你爸倒，他技术好。儿子从车里出来，他们从后备厢里取出菜退到边上。

景崇文坐在驾驶室里开始慢慢将车往车位上倒，他倒得很稳，眼见就要到位了，就在那么一瞬，他忽略了后视镜。哐哧一声，后视镜被隔离的柱子刮了下来，与此同时她听到了儿子的惊叫声。随着声音，儿子飞扑过去，趴在车的引擎盖上号啕起来。她靠前去抱住儿子，她感觉到儿子浑身像触了电似的，儿子吼叫着甩开她说，车是租的，你们让我怎么还车？你们知不知道要赔多少钱？路上又闯了红灯。

她朝后退了两步，又试图朝前去抱住儿子，希望他能安静下来。她说没有关系的，不就是赔钱吗？她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儿子，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突然重击，转过头来盯住她，两只眼睛红得像是要喷出火来，长号着冲向她说，赔钱？你们有钱赔？你们想过这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儿子撞开她左冲右突，开始扯开买来的东西，朝着她和景崇文一阵乱扔。车库里回荡着儿子咆哮的声音、砸东西的声音。她和他无处可逃，被儿子扔得满头满身，儿子还用苹果打向他们。车子玻璃上泼满了牛奶。景崇文气得要去打儿子，她抱住他说，你没看见儿子生病吗？他高声吼着说，都是你养出来的好儿子，他有什么病？都是遭雷打的疯病。她死死地抱住他说，我们儿子的病你一直看不见吗？我求你了。

这时一辆车缓缓地驶进来，闪着车灯，停下来的时候，她突然明白了什么，甩开景崇文，冲上去抱住狂乱挥动双手的儿子说，安静点，安静点。儿子两眼朝上，只留下眼白。

车上下来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一男一女朝他们走过来。景崇文也反应过来，上前来抱住儿子。儿子还在哭闹挣扎，他们紧紧地抱住他。她看见警察踩破了滚在地上的西红柿，朝着他们走来。她的耳朵里灌满了声音，振聋发聩的声音淹没了整个停车场，淹没了被警察扯开时的痛感。

十

不知是过了一天还是两天，抑或是三天，她从里屋出来看到景崇文坐在阳台的玻璃前。他像是突然间老了，缩去了身体里所有的水分，如同一根腐了的玉米秆，枯荣盛衰都消散了。有那么一瞬她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活着，于是她的心痛了。她知道他比她更不能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景崇文从头至尾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的一切来得太突然。

房间里没有开暖气，很冷。她找来一件外衣给他搭在身上，然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他说，到底是为什么？

她双手抱头说，儿子病了，一直病着。

他仍然没有动，仿佛一动就会垮掉似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像从他的身体里发出来，倒像是从远处飘过来的。她说，抑郁症，而且是重度，还有焦虑症。

是的，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在儿子成长过程中，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她早就习惯了隐藏不好的那一部分自己去承受。他们为夫妻时，他不能接受儿子惹是生非，在学校犯一些孩子常犯的错误，无论是考试还是与别的同学发生什么，她都不会如实地告诉景崇文，他被不在场了几乎一生。

她看见他开始哭起来，像个婴儿那样哭起来。她伏下身去试图握住他的手，却突地扑向了他弯曲颤抖着的双膝。她也哭了起来，像他们年轻时那样，拥抱在一起痛哭一场，也许一切就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屋子里没有开灯。窗外，天车呼啸而过，亮着灯的车厢里几乎没有人。天车闪烁在大雪的夜里，一次又一次开向她并不知道的地方。    

蒋在：中国作协会员。英美文学硕士。诗歌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小说见于《十月》《钟山》《上海文学》等。小说集《街区那头》入选中国作协“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二〇一八年卷。参加过第三十六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年度小说新人奖、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