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2021年第2期｜曾攀：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转型与未来形态
曾攀，198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为《南方文坛》副主编。近年在《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现代中文学刊》《小说评论》《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发表文章数十篇。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曾获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评论奖等奖项。出版专著《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评论集《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人物传记《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丛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小说迥异于晚近以来的叙事形态，也不同于80年代的精神向度和形式迭新，如何把握中国现代小说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之后，直至当下的叙事转型及其未来形态，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能且只能通过目前现有的文本和精神状态进行新的估量，在此并不试图做凌空蹈虚的猜测，而是深入诸种想象性文本，在其细部及精神的延伸处，探究形式修辞的新形态，同时探索小说叙事的未来指向和文化维度。
具体而言，针对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当代叙事，其一是经验与认知的转化问题，这涉及到写作者以及文学文本的新对象与新形式；其二是现实与历史重估的问题，新的时代状况势必导致时间和空间的重新认知，同时也倒追历史，形成当代的历史意识；其三是类型与情感的交互，这一方面涉及的是网络文学与严肃文学的互动互渗与彼此借鉴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当下小说的类型化叙事及其透露出来的情感模式；其四是智能与诗性的互通，在人工智能逐渐渗透于文学写作与文学传播的当下，重新思考并实践新的叙事样态，甚至决定了小说未来的存在形式；最后则涉及的是小说叙事的形式更新，这既是以往着重探讨的文学文本内部的话语新变，同时也意味着外部的更新换代，文学尤其小说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也需要作出更多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小说需要在此过程中将自身及其衍生出来的形态不断问题化，以此适应新的迭变，也创造新的形式。
经验与认知
时间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学聚焦的对象也出现了更多元的形态，出现了不少我们现行读法很难进入的小说，首先提及的一个是90后小说家梁豪的短篇小说《世界》，写的以前在文学文本中没有关注过的网络直播，通过凸显网红万人捧场的线上与孤独寂寥的线下状态的相互对照，传达出在现实与虚拟的冒险中穿梭的人心与人性。“关了灯的房间，归顺到阳光的背部。夜晚如此漫长如此漆黑，夜里的人，各自揽着零零散散的异梦，合眼而眠。眼罩底下，爱，欲望，过去的片段，心虚，鬼胎，未来的启示，一只猫，熟悉的风声，所有或抽象或具象的梦的碎片互相堆叠，彼此杂糅，甚至自相矛盾，让梦里的人忙于应付而无可自拔。”这是一种新的经验表达，也代表着非同以往的认知的转型。正如梁豪所言，“小说何为？我不知道，只是恍惚以为，它始于我们觉得，流连于我们不觉，终于似有所觉，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我们都是摸‘象’；人，在真伪、虚实、耳朵与鼻子、美丑、爱恨和大小之间。”在不同的真相与拟像中，当代的生活变得含混，变得乱淆，于是需要新的秩序性探索，需要新的判断标准，这是当代小说存在的价值，也是未来的方向。
不仅如此，经验与认知的转化不仅意味着新的事物与新的题材的呈现，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写作者的自我陌生化，既往的对象与形式于焉发生新的转圜。李约热下乡两年，期间开始书写扶贫题材的小说，他之前写农民，写的多是苦难、悲剧、荒诞，现在对观照农民的态度改变了，在小说《喜悦》中，他提到如今对农民的叙事伦理有所转圜，那就是小说中提到的四个字：小心轻放。“李作家回城的时候，曾跟朋友们聊，他说来到乡村后，看到听到很多人的故事，他有一种‘小心轻放’的感觉，就是说对村里的人和事，要认真对待，要‘小心轻放’。就拿赵忠原来说，他算是八度屯最有威望的人了，表面上大大咧咧，但是心底是愁苦的。他跟李作家讲他在浙江工地受伤的情形，开始的时候像讲笑话一样，他还笑哈哈的，最后则流出眼泪。”试图将扶贫的五合村纳入到野马镇叙事的文学谱系之中。而从一种恣意放纵的野性书写，到小心翼翼地处理人物的身份姿态，这是经验与认知给于作者的新的转化。如果这样的农民形象置于整个新文学以来的乡土文学谱系，无疑显示出了现实主义书写的新的可能。
下面重点谈一谈余秀华，她之所以成为了一个显赫的时代文本，不仅与她的性别和经验有关，更重要的是她的认知形态和精神内烁，代表了消费时代的文化抵抗。余来自湖北农村，早在2014年，《诗刊》的编辑在网上发现了余秀华的博客，随后，一位脑瘫患者的诗歌，在微信公众号得到推广。她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当我们讲到“中国”的时候，就想到国家和民族，当我们说“睡”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字眼，其实我认为这两个词没有特别的地方。是“穿过”一词使得这两个毫不相关的字眼之间发生了联系。当然，穿过大半个欧洲去睡你，也有点意思。重要的在穿过，穿过是一种身体语言，本雅明有一本书叫《经验与贫乏》，这里面有很多像经验的体悟慢慢变得贫乏起来、变得枯燥、变得单调，变得毫无趣味。因而需要实实在在的“行走”，通过真正的经验，真正的能够撼动人心的主体经验。余秀华为什么能在这个时代触动人心？无疑与其经验及其认知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在谈中国的时候，我们去谈现在网络上和社会上的粗俗与庸俗现象，在谈非常司空见惯的“睡”的时候，无不充斥着性和欲望。这些类似条件反射般的所指反应已经显得极为贫乏。那么我们如何获取真正的经验？这就需要“穿过”与“行走”，真正置身于此在去感受之。所以这首诗的意义就在于，认为“穿过”是诗的灵魂。这首诗里用了很多重复和排比，比如中间的“我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后面都是“去睡，去睡”。“去睡”丝毫惊不起我的诗绪。真正让我有所触动，让我的经验能够“咔嚓一声”闪现火光的地方，是“穿过”这个独特过程。这种“穿过枪林弹雨，把无数黑夜按进一个黎明，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的经验才是这个时代应该感动我的。余秀华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的诗人？其中不乏有媒体炒作的原因——“脑瘫诗人”标签的爆炸式传播。我们的内心很贫乏，而余秀华的诗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映射出我们内心怎样的匮乏？在经济时代，这可能是“屌丝经济”的一种变形：贴上底层的标签，博取他者的同情。这是基于时代关键词和贴标签所生发的思考。本雅明认为从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阅读状况来看，现代人更容易被他人的经验所蒙蔽，被外界的喧嚣，被那些无法触及的经验所愚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接触的，或者说得出的是间接的经验。所以有着主体的认知的和非常浓郁的主观意识的经验是我们今天所匮乏的东西。
余秀华是把她自己抛置到了她的经验世界里，这个抛置，是她的主体意识的一种呈现，同时也带出了她的自我认知。但我们现在却无法抛置，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东西都是间接的经验，都是肤浅的、表层的经验，我们似乎拿起手机就可以了解全世界了，我们就可以知道任何一切我们所要知道的东西，好像我们获取了经验，获取了知识，这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贫乏。我们不能像余秀华那样就生活在田埂之间，就在土地里干活。她就看着那只名叫“小巫”的小狗在她生命里活着，然后死去。她是把她自己，把那个孤独的自我抛置在世界上，抛置在她所生活的世界里。在她的诗歌中，会发现她所描述的一切外在的事物，比如“雪”、“狗”、“田野”等等，都有一个余秀华在那里，因为她把自己抛出去了，她义无反顾地把自己，那个原本孤独的自己变得愈加地孤独。通过“抛置”，她真正地化身于那个他者的世界。在此之后，她开始通过诗歌的语言去结构真正的自我。她将自我抛置在这个安宁、有序的乡村中，看似阳光静好，但却从未能够融入其中，更遑论互相接纳。这就使得她的诗歌有一种内在的断裂，有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强大的张力关系，这种关系，既有无声的对抗，也有不甘的妥协。诗歌开始第一句是铺满阳光、平静舒缓的温暖画面，但从“我会遇见最好的山水，最好的人”开始，主客体的裂痕凸显。实际上这个裂痕在“枯萎的月季花”身上已初显端倪——如此姣好的阳光与“枯萎”的调子并不相符，叶子的完好更是喧宾夺主。这喻示着不仅诗人的抒情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存在对峙的紧张关系，并且外在世界内部同样存在着对抗力，即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在“有序”的时光下，生活总是美好的，但诗人明白，这种美好是被选择性过滤的虚假。因而她要“穿过”光，撕开这层假象，以爱浇灌狂野生长的真实的痛楚，并热切地渴望这股爱的力量能够带她冲破黑暗，去遇见“最好的山水、最好的人”——他们的所在便是“我的祖国”，至此，诗人将不甘于此在的灵魂释放出来，大胆表明对周遭的环境的不认同以至抵抗。这满是荆棘的土地无法承载她的热望，现实与主体情怀之间的裂痕到达了极值。她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迷雾镜像中看到了“庙堂”，那是能够通向她心灵的神圣之境。但在这被阳光过滤了痛苦的具有迷惑性的时辰里，“世界把山水荡漾给我看”，她卸下自我的层层防备，甘愿孤身一人被抛置在世界广袤无垠的荒芜中，看似开阔，实则孤独。看似与亲昵地倾听世界的秘密，实则是在绝望地接受世界对她残忍的裁决——无论她如何向往那承载她所有美好热念的“庙堂”，她始终无法挣脱“枯萎月季”的命运。此时，费尽所有气力穿过重重虚假和幻象的她已经精疲力尽，无法呐喊。只能“流着泪，守口如瓶”，但缄默流泪，不是默认，而是对这现实无声的控诉，绝望的叩击。并将这残酷的现实称为“礼物”，反讽意味浓厚。
到了现实世界里面，我们如何通过一种真正的他者，来建构自我？位于他者之间，其实必定有自我。这必须通过对现存自我的剥离，通过实在的经验去寻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临界点。这就是当代文学在“生活化”的转向中，为什么能够触动我们的原因。因为她做出了“抛置”的牺牲。但如果只是单纯的“抛置”，你会消泯在、消逝在那个茫茫的外部世界当中、那一个茫茫的人间之中，继而被被人间的烟火所湮灭，所覆盖。因为太多的人是如此。我们回归到最平常的生活，但是却被它所淹没。所以余秀华的诗歌除了抛置，还有一个关键词，非常的重要，就是转化。比如《给你》这首诗歌，“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这“许多的夜晚”，其实就是余秀华抛置的过程。她把自己抛至到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夜和独处之中。但是“我从未放逐过自己”，表现出在他者的世界中余秀华虽然抛置了自我，但是依旧保持者独立的清醒的自我认识。她有着能从经验里面脱离出来的“自我”。接下来，“我让我的身体和心一样的干净”，“尽管这样，并不是为了见到你”，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转化的过程。抒情主体扑向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同时又回到了自我。类似的诗歌还有很多。这个转化的过程，是余秀华面对他者与自我，外在与内在之间一个搏斗的过程。她转向了这个搏斗的过程，转向了那个沉重的时刻。这个沉重的时刻曾经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包括脑瘫、与丈夫的关系、艰苦的生活经历等。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沉重的时刻，她始终扣住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并发出最真实的呐喊。
而在自我的经验之外，还涉及他者的映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后启蒙与后革命时代的生活化表达，这也是当代中国小说叙事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金仁顺的小说《众生》，涉及的是个体生活经验的细微问题，小得不能再小的日常现场，却能够激发出无边的认知面，尤其是当中所涉及的如何转化现实人生的困境，如何坚持内在的精神脊柱，抵抗外在的尖锐浑浊，这都不是空对空的虚拟之言可以抵达的，文学除了摹仿、再现，还有转化和升华，在这其中，转化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尤其是通过日常经验的转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形式与理念的出新，往往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新的想象。不仅如此，这也是当代小说在穷尽技巧之际的一种大巧若拙的形式表达，金仁顺《众生》通过平平无奇的生活，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平凡无奇的状态。正如作者在小说最后所提到的，“我很震惊，想起法国作家蒙田说过一句话：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我从来没想过，这句话居然会落实在我认识的人身上。”通过想象形成事实，这是小说的虚构的拟像，同时也是想象性的现实形态对照，也就是说，通过人物主体之间的新的交互与融合，生产出了新的生活及其价值形态，也创生出新的伦理认同。
本雅明在评论赫尔德诗歌的时候提到，人生的经验有一种完整性，但是诗人不能把这种完整的人生经验复制到诗歌，或者文学作品里面。这个过程需要一种转化，但这个转化其实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过程。或者说转化的本身是由痛苦所铺就。所以我们读金仁顺的小说，其中的人物主体往往会经历一个微妙而有节制的转化和转化的痛苦，同时也是为什么余秀华的诗歌在触动我们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想象。又如莫言的《一斗阁笔记》，其将金仁顺的“平凡如奇”加以翻转，执意将平凡无奇坐实，正所谓一寸短一寸强，随之而来的是一寸难。其中的《褂子》一则，写显摆逞能，装疯卖傻，“那些娘们儿，一定认为我疯了。我暗自得意。装疯卖傻是为了吸引女人的注意，她们注意我了，并且知道了我的抗寒和我的爱护衣服。当我拾满了一兜棉花到地头上找麻袋时，麻袋没有了，珍藏在麻袋里的褂子自然也没有了。”作者最后还不忘戏谑道：“装疯卖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显然代表了当代中国小说日常叙事的典范，莫言从既往独步中国文坛的长篇乡土写作，回归到细节的巧妙融合的生活现场，以愚笨包裹精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开始以吾（余）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然而到了最后的揶揄，却既可理解为一种自嘲，又更像是一种外在于斯的戏谑，冷不丁来那么一句，与古典小说中的惩恶扬善或教导教训颇为相似，轻松诙谐，又意味隽永，最重要的，莫言的大智若愚正说明了小说需要技巧，但好的小说，却又在技巧之外，需要形式的依托，这个过程中，故事又是超乎形式的——这是故事与形式的辩证。小说的形式表面上收束了，但故事却并未结束，还在呼啸向前，曲折蜿蜒，不绝于耳。坏的小说，故事在形式中是萎缩枯萎凋零的；好的小说，故事必定胀破形式本身，形成新的意味与想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小说形态需要提及，那就是革命与启蒙历史中所鲜有的，而在后现代的生活和情感中时有显露的一种叙述——有棱有角的多元主体与有情有义的复杂伦理。这方面在2020年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王松的《烟火》，写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天津，小说好看，过瘾，活色生香，一是独特的叙事语言，短句很多，繁复多元，内爆点充足，能够将人物最关键最具特点的部分以最简洁的话语传达出来，故而形成冲击力；二是人物的鲜活显豁，小说能够将一百多年前人情物事写活，这是真正的历史意识的体现，克罗齐曾经提出所谓的历史意识，不仅需要过去性，同时需要当代性。在王松的小说中，透露出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城市史，以及在此时空中人们的生活史和创业史，从他们的精神与生命沉浮中，窥探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那么问题在于，想象性叙事如何与当下的我们发生共鸣，《烟火》写的是天津，但实际上有一个国家及一个民族的影子；写的是天津老胡同里的烟火气，但是奋斗挣扎，命运的抉择，精神的坚守等，与当下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谁来署名的早晨”，下部为“谁来落幕的夜晚”，写一座城市与一群人的日与夜，开“爱心护送”车的小人物以及围绕着他的家庭、友朋及遭际，写出了哈尔滨的世情民生，“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年，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现当代都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参与者。任何一块地理概念的区域，无论它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所有文学写作者的共同资源。这点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动物那样，以野蛮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学领地，因为没有任何一块文学领地是私人的。无论是黑龙江还是哈尔滨，它的文学与它的经济一样，是所有乐于来此书写和开拓的人们的共同财富。”不仅如此，小说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人们朴素而日常的情感，他们的精神纠结、他们的细小盘算、他们的伤痛喜悦，在生与死的面前得到不同的参照，也做出了彼此的抉择，事实上迟子建写出了一代人的品格，也呈现出了一座城市的内在格调。
2020年，一场世界级的疫情爆发，与人们遭受相对照的，是精神乱淆与无依，因而亟待一场灵魂的与秩序的重整。弋舟的小说《掩面时分》，写疫情时的一次相遇，关于口罩与营生，关于感情与疫情，关于生死与恐惧，更是关于混乱与整饬，“上帝知道，三个月来，口罩已经成了我不折不扣的噩梦。没错，我就职的公司的确在从事医疗器械的国际贸易，但这并不是我的错，那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和从前我们一起卖保险没什么两样。我不该承受如此蛮横的摧残——我们这个行当一夜之间成了风口浪尖上的重灾区，全世界的人都跑来跟你谈口罩，有口罩卖吗，或者买口罩吗？这买和卖的背后，是你以前完全无从想象的量级。不到一百天，从我口头周转的口罩大概有几亿只，然而事实则是，几亿只虚拟的口罩充斥在我的艰难日子里，让我焦虑不堪，但迄今却没有一只有效地兑现在了现实的交易中。”这场疫情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世界的态势，而最后需要每个人回归内在的主体性，重整内心的秩序，重建精神的格局。
而另一场引发世界瞩目的大规模的扶贫攻坚也在中国大地上演，这里要撷取的，是关于下乡扶贫的小说叙事，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关于乡土及关于农民书写的姿态的变调。李约热小说《喜悦》，是贴近时代政治的作品，如何吞咽消化不做简单的传声筒，需要小说在建构自身的时代性时加以充分而有效的形式化，具体而言，既要保持在场，又要保持距离。“我把我经历的事情和伯恩哈德经历的事情放在一起，是想说明：第一，现实生活的魂是可以扎扎实实地在小说里安家落户的。现实空间和小说世界里的事物，魂是相通的，神是相似的。现实空间事物的聚变，为小说世界提供充足的材料，是汽车和燃料的关系。第二，既然魂是相通的，神是相似的，这也就够了，不要人为地拔高现实的海拔。‘和解’‘关怀’‘原谅’‘温暖’这样的美词，在现实空间里，都是浴火重生的词语，在小说世界里，更加需要有足够的细节铺垫和情感注入，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美好的词汇莅临。在小说的世界里，既要关心命有多重，也要关心情有多真。短篇小说《喜悦》，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完成。”互联的，相通的，事实上就是写作者将自身与广大的乡土世界，与质朴醇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除此之外，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等，都聚焦了扶贫攻坚的乡土经验。这都是对当代中国小说重要的经验拓展，而且代表着百年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出的新的转向，当代叙事更加切实地专注于脚下的这片土地，甚至表现为一种“向外转”，“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代表的是一次文艺思潮的涌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面向，意味着文学向自身内部发动的一次巨大挑战。其并不是简单的对外在世界投去目光和添加言辞，而是在充裕的向内开掘之后的向外延伸，是一种文学的主动转身与自我探求。质言之，是向新的美学诉求、表现形式与话语空间进发，牵动文学之文体、形式、语言等层面的重要变革。就具体的文学现场与文本肌理而言，对‘物’的重审和抒发，以‘知识’的重组与重构为核心的写作探索，倚重历史事实与时代现场的求真与务实所激发的‘非虚构’形式，如此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向外转’的主要内容。物、知识、非虚构，三者并不是表面上的简单并列，其内部有着深层的交叠与关联，共同指向文学内外的写作标的、结构话语和叙事形态，这是文学‘向外转’的思潮中最重要的三个面向，在当下的文学现场得以广泛呈现并融入文学的内部机制，进而走向自身的成熟，标志着当代文学‘向外转’的真正确立。”将思维与叙述延伸至更为切实而深远的中国大地，深入到乡土世界的内部，表现那里大多数人们的苦难及其超越，这已成为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种叙事转型，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未来形态。
现实与历史
如前所述，作家需要走出语言与形式的书斋式写作，走向无远弗届的大世界、大天地之间，这便需要多重形态的时空拓展和精神延伸。海外华文女作家陈谦的小说《下楼》，写的是丹妮远渡重洋，空间变迭，但是历史所遗留的创伤依旧存在，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创伤彻底显露出来，时间的讯息和历史的包袱，在人物的身上不断显露，从而同时将时代的与个人的精神状况显现出来，构成阔大而幽微的心理状态。黄咏梅的小说则擅长“以小见小”，不故意拔高人物精神，也与宏大叙事保持一定距离，可以说，在黄咏梅那里是一种宏小叙事，此中之“小”，不是走进死胡同的那种小格局小情绪，而是负负得正，小小得大，代表着一种日常的盛宴，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新的可能性表达，人物得以在充分的丰厚的主体性中获得新的觉悟和精神，从而走向更阔大的世界与境界。
这里还不得不提到文坛的常青树王蒙的长篇小说《笑的风》，从中国的北方乡村到省城到上海到北京，从海外的德国西柏林到希腊到匈牙利到爱尔兰，王蒙的作品可以对应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最重要的，其与知识人的阅读史、精神史、心灵史相与随行。从《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意识流小说的新探索如《布礼》《夜的眼》《海的梦》等，再到自传性写作的新尝试《王蒙自传》，王蒙的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标的，形象地说，这是一种“以大见大”的书写，宏阔的气度，无论何种题材人物，都能体现大手笔的表达，这其中，小说的吞吐，它的气息气象，它的立意，与历史与时代的激荡共振，以大见大的胸襟和气魄。“写不出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的小说来，怎么对得起师友读者？怎么对得起吾国吾民、此时此代？”在我看来，文学写作的四重境界是青春—沉稳—老到—赤诚，王蒙小说纵横捭阖，嬉笑怒骂，一气呵成，形式不拘一格，故事从心所欲，语言臻于化境，从“少年老成”演变为“老年赤诚”，潇洒自在，从容恣肆。
梁晓阳的《出塞曲》，思绪理路纵贯南北，从亚热带的广西北流，到广袤宏阔的新疆。作者200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断断续续写了15年，2018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11万字，当时作为非虚构发表，2019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字数是煌煌65万。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蕴含着三个打通：文体打通、南北打通、灵肉打通。可以说，文学叙事的经纬度文体的融合和打通，代表了当代中国的小说的新的尝试，尽管其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从传统来看，纪实性书写不只是狭义的写实概念，其同样可以是虚构的抒情的融合；现代来看，自叙写作擅于表现內面，述写情绪，是一种向内突进的文体，通过剖露心迹，袒露内在。小说所表达的行旅史、成长史、心灵史、文化史，既有阔大的构架，又有细部的生活，关键在于小说如何将碎片再熔炼再精炼，从而显得在宏阔之中，兼及饱满和丰厚。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转化，此一提法乍看显得虚空，然而如果综观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形态，可见其中的变迭之大，跨度之大，尤其在时空变动中融入情感和生命，便更令人瞩目。在之前所提到的余秀华的诗歌《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余秀华走红之后，评论的聚焦点更多的在于其作为草根文学、媒体效应等文化现象、标签符号的研究和分析，而不是在其诗歌本身。毫无疑问，她的身份与随之而来的特质是促成她的诗歌走进大众视野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但究其根本，她的诗歌能够持续走红并不断引起讨论的最本质原因，还是在于她的诗歌在这个麻木复制的机械时代给人们贫乏、干枯的生活带来了崭新的体验与触感。她通过对自我近乎残忍的剥离和抛掷，换取了主体精神的孤独与冷傲，又仅凭血肉之身清醒而决绝地一次次“穿过”她在兹而渴望挣脱的残酷现实，从而在其诗歌中注入了源于沉重伤痕的真实经验，这份经验是融化了她的血与泪的。因而是这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绝无仅有且不可被复制的独特体验。并且，她没有止步于“穿过”，“穿过”之后她带着这份与痛苦博弈之后内在主体的清醒与独立，观照着这个世界，在与世界的对话中，“转化”了这一种泣血刻骨的经验，以一种看似平和舒缓的节奏缓缓诉之。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纯净，保有了那颗愈加干净诚挚的诗心。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众多“草根写作”中，余秀华是不可取代的也难以超越的。她既能够代表草根群体，又能够于此剥离出来，代表她自己。也许，余秀华的文学创作还不能达到能够被称为“经典”、“伟大”的高度，但无疑是优秀的。她的诗作中所爆发出的力量能够直击人心，并且能够唤起与她没有相似生存体验的众多读者的痛点。她的灿烂与纯净，恰恰反应出这个时代的干涸与贫乏，难能可贵。
浮生若梦的《劫天运》（原名《养鬼为祸》），是网络叙事中神鬼传说的代表作，作者来自广西崇左的龙州，那里95%的人口是壮族，此外还杂居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龙州自古有着驱鬼、养鬼的传说，而书写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鬼怪神魔题材的，也所在颇多，如火炎焱的《我在广西养小鬼》《异闻录：尘封30年神秘事件》等小说，同样有着关乎其类的叙笔。但这里要提出的是，壮族文化内部具有斑斓多样，对鬼怪神魔的描述，只是其间隐而不彰的元素之一。回到小说《劫天运》（《养鬼为祸》），其中讲述了主人公在回乡祭奠外婆的过程中，经历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鬼”，通过外婆的死、媳妇姐姐的揭示以及我对真相的探索和自身的修炼等几条线索，由此牵出了诸多的养鬼宗派以及围绕其中的正统与邪道、仇恨与恩情、罪恶与拯救。在这部长达数百万字的小说中，呈现出了少数民族地区鬼神传说在现代叙事中的独特性：其并非某种架空式的纯粹想象，而是基于文化经验与生活实感的在地化体验，鬼神故事与传说所传导出来的阴郁气氛、惊悚故事，在小说人物跌宕起伏的撞鬼、斗鬼、祛鬼等经历中，牵引出民风的愚昧与淳朴、人性的丑恶与良善以及生与死的较量与沉思。在这些鬼怪邪祟连篇累牍的书写中，“鬼”只是一种叙事所假借的介质，而“养”（避、驱、斗等）的过程就是故事讲述的经过。福与祸、恐惧与安宁、波澜起伏与平凡静好，也在一幅乡土风情长卷中缓缓铺开。
历史的自然代入且于焉如何形成反思的力量，如何重整精神的秩序，这是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种重要向度，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写70年代知青史、家族史，路内《雾行者》写90年代的打工者、经商者与文艺青年等在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主体，梁晓阳《出塞书》写50-80年代盲流，等等。并且也出现了对古典的重塑，如邱华栋的短篇小说集《十侠》、徐则臣的短篇小说《虞公山》等，都显露出了特有的历史意识，回归传统以汲取题材的、语言的形态，以及最重要的意趣的形式的能量而重新发抒，对其吸收，也对其审视，形成具有创造性的当代文本，以完成历史的重现及其重估。
类型与情感
关于类型与情感的辩证性话题，针对的最主要对象自然是网络写作与严肃文学写作的形态，而在纯文学的书写中也同样有所触及。纵观当代小说的类型与情感性叙事，家庭/家族叙事是最为常见的。邵丽的《黄河故事》、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吴君《小户人家》、葛水平《养子如虎》、李骏虎《家谱》等，从聚焦家庭琐事与个体私史出发，以小见小，以大见小，时代历史也归之于细部的微观的呈现，在生活的现场中开掘人心人性的向度。也有人性的幽冥不定，如陈鹏《黑夜之黑》、笛安《我认识一个比我善良的人》等，人的善恶、明暗、生死等，从抽象走向实在。艾伟的《敦煌》，直陈情感的无可归宿与难以落稳，追及历史讲述的判定性难题。其中不再是宏大与微观，不应执拗于大与小，而是消解与重建的问题。
陶丽群《七月之光》讲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受伤的老建，如何在乡土世界中疗愈，由是触及了自然再造与乡土重估的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革命的战争的模式，尤其是置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陶丽群《七月之光》将当代中国乡土世界的状貌掺入其间，在类型与情感的彼此加持中完成新的叙事形态构造。
而类型与情感的转化更为突出的地方体现在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中，值得讨论的，是其中的写作方式问题。当然，生产方式中包括了写作者的创作、公司网站的推手以及诸种网络文学衍生物等。当然我这里所用的“生产”一词，正是出于网络小说最为人所诟病之处，那就是在网络文学书写中的模式化的自觉与不自觉的统一：自觉是因为流行的文学模式容易得到读者接受，故而类似之前所提出的北川云上锦与夯夯的作品，会主动地靠近和贴合流行的叙事类型；而不自觉则主要由于网络文学创作的外在因素——公司要求、网站风格、文学类型、阅读模式等等——对作者的规训。而多方面合力所形成的模式化书写，也成为了网络小说创作的常态。这本也无可厚非，因为那既是网络叙事建构自身辨识度和提高读者接受度的一种方式，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对模式化的迎合，也是网络文学不可计数的粗制滥造的重要原因。就像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所提到的，“复制”确实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而网络小说也经常由于自身自觉与不自觉的模式化过程，影响了其文学性与美学性。
从写作方式而言，集体创作、枪手写作、软件写作甚至是抄袭借鉴等，都呈现出了当下网络文艺的新的书写方式。曾经风靡网络的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出现了颇具争议的抄袭问题，小说作者唐七公子被匪我思存等网络作者指责抄袭，这样的问题在网络文坛并不鲜见。写作方式的问题，也即将成为或者已经成为这个讨论网络写作的重要议题之一，这是我们讨论网络写作必要受到的一种冲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抄袭风波，固然是网络文学写作问题的一个极端，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网络文学叙事本身的积重难返的模式化写作。而要打破这样的模式化与类型化，“经验”的介入势在必行。本雅明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经验与贫乏》中便认为，“因为感情的松弛扩展越是取代（我们较为接近地把其成为神话的）成分的内在气魄和形体，联系就越少，就越会产生一种无论是可爱的、无艺术性的自然产品，或者脱离艺术、脱离自然的造作物。作为最终的统一体，生活是创作物的基础。”从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书写方式和阅读状况来看，我们很容易被他人的经验所蒙蔽，被外界的喧嚣所搅扰，被那些我们无法触及或不愿深究的经验所愚弄，我们如今接触了越来越多的间接而贫乏的经验。正因为如此，“生活”的实感经验作为写作的资源和要素，才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写作者才能真正获取自我的主体经验，并以之渗透进文学的叙事过程，从而摆脱笼罩在自身之上的“匮乏”。因而，“经验”的获取、运思与建构，对于网络小说创作中的模式化的打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从某种意义而言，少数民族网络作者无疑更容易获致自我意识，从自我的身份认知出发，到结合本民族的神话传说、文化政治、人文理念以及历史地理等等，实现从写手到作家的转变，以及从炮制到真正的书写的转变。因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回到写作经验本身，回到语言构建本身，也便是回到文学本身和创造力本身。如是这般的网络文学，能够想见，会是怎样的令人期待。
再看另一位网络作家江边傩送的作品，如《极品神医》《极品神相》等，一方面透露出来的是网络文学固有的模式化倾向，其既有一种表层的接受和认同，同时也必不可缺地带有作家主体与个体经验的参与，后者是摆脱简单的模仿和遵循，实现对类型化与模式复制的打破，这种突破有赖于内在经验的发现、发抒和发掘。江边傩送小说中的神医、神相等形象的成功塑造，便是对主体经验开掘的结果。寄寓于医学层面与面相学知识上的虚构性书写，显然对网络写作的“极品”模式，进行了新的题材探索和美学尝试，尤其是将新的学科元素和传统文化掺入小说的文本世界。在《极品神医》中，医学成为了小说人物主体意识之昭彰的基本途径，其中围绕着人性的亲与疏、围绕着正义与邪恶以及亲情、友情、爱情的纠结缠绕，令人物本身的发展与人物关系之间的张弛，变得富于张力，同时也让故事的推进更为引人入胜。在当下社会，人类主体之间的交流变得贫乏，缺乏沟通，人们变得敏感而脆弱。个体经验的体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变得匮乏起来，变得枯燥和单调，变得毫无趣味。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经验，要真正的主体经验。网络文学以什么元素和内蕴，真正触动读者并且留下痕迹？或者说，如何通过自我独特性的认知和召唤，对抗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写作。真实问题也是难题。因为我们在观察网络文学的时候，可以发现在网络上和市场中趋俗的类型写作，非常司空见惯的通俗化和模式化书写，譬如游戏、玄幻、悬疑、盗墓、武侠、言情、科幻、仙侠、灵异、耽美等，触目皆是，无非是网络文学世界对读者和市场的迎合。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市场和渠道为王的时代，网络文学是否可以尝试那些独一无二的或者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历史和生活？可以断言，那里的写作资源和想象空间，尤其是经过生活实感的洗练和印证的点滴丝缕，无疑将成为更为吸引人心的所在，也可以作为网络书写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
在探讨中国的网络文学时，将从网络文学探究包罗万象的网络文化，再从网络文化向网络文明转化。德国人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就在于对“差异性”的理解不同，文化强调的是差异性的存在，而文明则见证了差异性的消解，更趋向的是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网络文明还将通过文学与文化的话语实践，构造出自我的生存空间、语言生成场域以及新的象征符号与意义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性，正在慢慢形成，新的全球性话语既然开始建构，关乎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也将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现在便是我们建构网络文论的最佳时刻。毫无疑问，网络小说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学趣味。这是对于文学读者来说的。而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关心的则是网络文学的批评和理论建构问题。在我看来，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异军突起，对于文学研究者，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网络资源、数据资源、文学文化资源，甚至是国家民族资源。说得直白点，网络文学的繁盛，更需要自身的研究和批评，需要自身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树立具有全球意识的，而且是系统的网络文学理论，构筑合理可行的网络文学评价方式，创造中国化之符码、中国化之话语。
纵观文学历史，每一种成气候的文学，都伴随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交互，两者之间是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20世纪初，五四新文学运动，科学民主的文化理论，与五四新文学形成了共振；20、30年代，左翼文学的崛起，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文学理论的推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兴起，则是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推动；新时期则更是出自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推波助澜，形成了新的文学高峰。21世纪，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异军突起，也迫切需要与相关文学理论的互动。从世界范围来看，网络文学在中国可谓异军突起，影响甚至波及国外，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通过网络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全球视野的文论思潮，进而发出真正的中国的声音。这样证明了，网络文学在整个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网络文学内部不仅存在着类型和题材上的分野，而且还蕴蓄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区隔，以及文化与文明的探讨等等，因为这里可以得出结论：网络文学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场域。德勒兹曾提出“块茎”理论，在整个网络文学生态中，具有显著的特征。网络文学内部所生产出的多极文化元素，构成了不同意义的岛链，彼此独立，相互之间拥有自身的体系和系统，但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分享着诸多共有的象征与符码。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在地域形态、身份意识、主体经验等层面，都昭示出自身的独特性与独创性，理应成为整个网络文学创作界域的重要版图。而主体经验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在于，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体验或说经验是具有延续性和生产性的，故而在这里引入网络写作的未来想象的论述，是为了通过文学所真实书写的现在，推演出自身的未来，铺陈出新的文学文化图景。
总而言之，网络文学不缺故事，不缺好故事，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与独特题材的网络文学，更是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在故事性的展开中，从来都不缺乏好的题材和经验。而从边缘到中心的想象空间的拓开，也势必带来新的书写方式，创造出新的叙事范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市场化层面的审美主潮和写作模式，因为后者往往能够折射出的写作者与阅读者分享的隐秘心理，以及集体无意识的匮乏与快感。但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该蕴含更为宏大的意旨，那就是其中的民族性、国家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民族性是前提，国家性是态势，而世界性则是一种广阔的视野。未来想象事实上是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现实进行新的延伸，而不单单只是类型化的玄幻，以及比比皆是的“想象界”。因为后者事实上并没有让少数民族网络写作结构出具有主体与地域意义的“想象”，更遑论其本来所具备的民族和世界视野。从匮乏的模式化的想象，转向自我的内部，真正回到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与当下，进而推演出新的版图和场域，在碎片化和快餐式的网络写作中，必定能够重新凝聚叙事的力量，重塑文学的再造功能。
相对于当代网络文学的写作，严肃文学则进一步掘入人物主体的精神世界。映川短篇小说《有人睡着就好》，表面上写人物为身体之病与精神之症所困，也许可以回归好好睡觉，好好生活的原始主体，然而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揭示当代浑浑噩噩、忙忙碌碌的人们，如何重整内心，不仅要好好安顿自己，更需要善待他人。这其中牵涉到的是情感的播撒以及在此过程中隐现的精神的共情。张楚的中篇小说《过香河》，可以说代表着城市与乡土的新时代特征下的现实主义书写，对于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其一，现实主义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现实却又始终对当下的经验认知存在一种挑战甚而挑衅的姿态，从而不得不去直面和重估现实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无法回避现实的内嵌式存在。现实主义成为了文学最本质最经久不息的表达，但其如何翻新，何以形塑新的可能性，焕发新的生机，这是当下的文学写作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其二，现实主义的当下书写需要历经多重转化，以及在转化过程中形成新的形式、新的可能、新的反思乃至新的批判。
智能与诗性
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出版于2015年，但在2020年，因为篡改高考志愿等新闻的爆出而重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小说问世多年之后，其中情节在现实中不断浮现，可以说，东西的叙事以其智性与洞见，形成强烈的穿透力，不断印证着时代的变与不变。艾伟《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充满智性的叙事结构，作者苦心经营，专注于小说架构本身，始终呼应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与人物心理的演变，并且契合内在的叙事伦理，塑造精神氛围和价值取向。李洱的《应物兄》，更是直接强调知识分子的归宿与命运，知性在康德那里被翻译成understanding，类似于把握物理认识的那种能力，理性是更高级的，具有超越性的认知能力。具有一种统摄力和穿透性的把握，能够实现新的总体性的建设和未完成状态下的预见，可以说，几乎每一次小说革命，事实上都内含着智性的推送，如浪漫主义对应工业化的批判，更遑论现代主义小说中如卡夫卡对人的异化的表达，而现实主义要更进一步向前推进，生产出现实主义新的可能，无疑需要智性的力量。智性写作亦将成为现实主义书写创造新的可能的重要方向，实现对过分感性及其所带来的片段化碎片化的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智性叙事同样可以视为情感叙事的一种特殊类型，并非没有或杜绝情感，而是相对隐匿的，是被知识与理性改造过的文化形态，其同样指向精神的觉知和主体的认同。在多元文化视野中，单一文化形态的洞见可能会带来盲视，不同文化之间也可以有立场和观念的差异，甚至可以有所谓“片面的深刻”。但是文艺和美学不应走向极端和狭隘，而应该更为包容和扩大，立足于社会整体与总体历史，并将之与不同文化类型与社会形态进行参照和辩证。在不同文化之间或协调或排斥的过程中，人工智能也将会在未来形成自身的文化，我将之称为“智能文化”，甚至可以演变成为一种现代的“智能文明”，这样的文化或文明会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极，与其他文化/文明共存和沟通，当然也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对抗和取代。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和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后者主要体现在：其一，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分依赖而产生同化；其二，人类被人工智能所异化；其三，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伦理危机；其四，人工智能压抑、挑战甚至取代人类。当下的人工智能所带来及可能带来的意志、精神和伦理的危机，需要重新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性主体建构，突出主体内部的革变，也强调两者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诗性主体的建构：一方面不失自身形态而协调和融入人工智能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应对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所可能产生的变形与变异。首先是语言。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诗人是在世界的暗夜中呼唤圣灵的人。诗性语言与人工智能的语言不同，后者也许可以不断模仿、复制和汇集语言，但是却无法创造自己的语言，更无法形成自身的风格。而只有人独特的、复杂的以及无限的经验付诸诗学和创造，才能保持人的独立性、精神性与神性，并且给人工智能增加新的素材，创生新的可能性。其次是价值。需要建构自身的丰富的主体性，恢复人之为人的美学和人文价值。人自身如能秉持灵性，便可思考、可顿悟、可反省、可转圜，精神的曲折和延宕同样珍贵，这是人工智能所无法达到的，同时也是人的自身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立足形成的内部变革，牵涉到的是文学文化的价值再造功能。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现实的追求与灵魂的归属是诗性的两极，自然之气和天地之物可以使人动情、催人生思，从而能够实现艺术的创造和精神的再生，灵魂和幽思只有经历天地自然和世间万物的激荡和洗涤，才能真正创造出如诗般“动天地，感鬼神”的理想生命。人工智能主要是以概念化、公式化、编程化与模拟化为中心，即便阿尔法狗能够战胜围棋世界冠军，但它只代表“技艺”的集大成；即便微软研制出来的机器人小冰能够挪用语辞进行诗歌的拼接，但是其中之思想性与艺术性却难以成型，无法蕴藉复杂丰富的诗意，更不能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呼唤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性主体建构，并不仅仅是对其进行反拨和对抗，也不仅仅是关注人自身的性灵、信仰和神性，而更多的是一个完整的无限的内部探求，塑造有着自我之灵性与诗性的审美主体，对人工智能进行新的启发和校准，为人工智能提供更为良性的、善性的以及诗性的精神和文化范本。
当下我们正处于“弱人工智能”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广泛运用的人工智能类型，这只是一种工程学方法意义上的程序逻辑化的智能形态，而人工智能还要继续往“强人工智能”乃至“超人工智能”方向发展，这就要与人类世界的文化以及与人的精神性与无限性对接，在此意义上提出诗性主体的建构就尤为必要。因而，无论是前面提到的语言与灵气、诗意与信仰，都指向人的包容性、无限性和创造性，文化属性与人性互通，这是更高级别的人工智能的追求目标。我们经常谈到人工智能与诗性、文化及人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双向建构的形态。例如特斯拉的AP智能系统的发展，从开始只有方向和安危的反应，发展到后来的更多向度的识别，再到将来他们可能开启的对人的认知与人性形态的研究，如加塞变道等行车不规范所带来的危险。人工智能只有将全面的完整的无限的人自身纳入考量，才能真正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从低级的人工智能向更高级的人工智能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性主体的建构，一方面使人工智能的缺陷不至于陷入更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则使得二者向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
自五四的问题小说而始，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疑问、质问、设问的经验。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处理问题反而重新激发出问题本身的丰富性，而在20世纪50到70年代，文学提出问题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新时期，文学重新设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寻根文学是代表。到了新世纪，文学自身遭遇的危机问题，如AI写作，文学面临的超现实问题，也意味着未来命运需要重估，包括城市与乡土的书写问题，以及生态自然的新发展理念下小说如何重整内在的形式，将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话语，形塑文学内在的美学伦理，传递当代中国叙事的精神向度。在此过程中，促进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彼此参照、协商，这是一个不断磨合和补充的过程，也是我们今天谈人的主体建构与人工智能之关系的核心命题。而只有诗性的存在，人才能从有限走向无限，从现实走向理想，从当下走向未来，这是人的永恒命题，也是人工智能走向未来的真正命题。
结语与形式的更新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指出她正处的时代，“我们并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运动着；我们本身也在运动着。”在她看来，对于“我们正在走向何方”，应当是评论家需要“告知”人们，或者至少应当去“猜测一下”的。文艺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代中国小说叙事转型的内在现实，同时也代表着如何打造未来形态的外在需求。伍尔芙试图对形式的固化重新考量，提出一种文体综合论，打破其间的畛域，以创生新的可能。“小说或者未来小说的变种，会具有诗歌的某些属性。它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表现他的想象和他的梦幻。但它也将表现出生活中那种嘲弄、矛盾、疑问、封闭和复杂等特性。它将采用那个不协调因素的奇异的混合体——现代心灵——的模式。因此，它将把那作为民主的艺术形式的散文之珍贵特性——它的自由、无畏、灵活——紧紧地攥在胸前。因为，散文是如此谦逊，它可以到处通行；对它来说，没有什么它不能涉足的太低级、太肮脏、太卑贱的地方。它又是无限忍耐，虚心渴望得到知识。”她甚至指出，未来的小说将成为一种更加综合化的文学形式，“在那些所谓小说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几乎无法命名的作品。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不得不说，在融通与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再造，是当代小说的重要发展向度。
昆德拉把西方小说史或欧洲小说史划分为三种形态：以拉伯雷、塞万提斯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上半时”，以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下半时”，以及以卡夫卡、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第三时”。“上半时”小说文体自由，属于小说的原生态；“下半时”小说文体固化，呈现出程式化特征；而“第三时”小说是对“下半时”小说的反拨和对“上半时”小说的复归。不同文类之间实有相通之处，李敬泽的《会饮记》《咏而归》等著作，“它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则是对文体的打通或说打乱，以重铸新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到何为“体验”：“显然，对‘体验’一词的构造是以两个方面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在伽达默尔那里，体验一词及其所代表的生命精神，对抗的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意味着主体内在意义的延续性存在；而当代中国小说同样需要以新的文化经验、生活体验和未来想象为核心，建构起真正的内在经验，以此勾连经验与认知、历史与未来、类型与情感、智性与诗性的内在理路，终而寻向无远弗届的精神状态、文化立足及未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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