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儿童文学及其现代概念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术化的研究出现还是较晚的。二战之后，随着西方学术界对流行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当时作为其研究分支之一的儿童文学研究逐渐走向第一次繁荣。儿童文学研究从发展初期就较为重视批评理论的发展。在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发展势头依旧强劲，重点从意识形态研究转向国别和文类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研究视角，如翻译、流行文化、性别研究和出版研究。但是，儿童文学理论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虽然借鉴了不少成熟的批评理论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发展出一种适合自身特点的批评理论。儿童文学专家彼得·亨特（Peter Hunt）指出，不能把其他的批评理论直接搬到儿童文学上来，因为广义的文学批评理论阅读文本的方式和儿童阅读文本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研究的国际领军学者彼得·亨特和剑桥大学前任教育学院院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指出，叙事理论对于儿童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应用前景。
为何叙事理论对儿童文学有着独到的阐释力？和其他广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叙事理论更关注的不是显性的故事内容，即“讲什么”的问题，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往往被忽略的叙事形式，也就是“怎么讲”的问题，包括叙述声音、聚焦角度、隐含作者、叙事距离等非内容性的文本特征。叙事理论将前者称为故事，将后者称为话语。故事和话语的两分法是叙事理论的研究起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叙事理论揭示了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本质特征，即成人叙述者和儿童受述者的交流模式。这一区分还可以进一步解释儿童文学所特有的一些子文类的本质特征，例如图画书的双重叙述者，即文本叙述者和图画叙述者。这两者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相互指涉、填补，抑或矛盾、冲突乃至颠覆。此外，叙事分析也经常关注叙述声音和聚焦者的融合或分离，即故事叙述者和感官经验接受者有可能不是同一人，也就是“谁在讲故事”和“谁在看（听/闻）”的区分。再者，叙事理论所提出的“副文本”也日益成为文学研究的常见术语，即文学作品之中不属于“本文”（区别于“文本”概念的“正文”）的元素，例如封面、前言、插图、后记、脚注，乃至宣传册、广告、花絮等。这些也是当前日益媒介化的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活力来源，但在传统文学研究中也极少被关注。因此，在叙事理论的介入下，一些在以往的儿童文学批评中未被揭示或自觉阐释的儿童文学本质特点得以凸显，进而让我们得以从更全面的视角审视儿童文学的本质以及儿童文学新形式新体裁的特点。
这方面最早的专著是Mike Cadden的《儿童文学与叙事理论》（2010），对儿童文学的叙事常规、图画书中的非自然叙事、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张力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最近则有Kai Mikkonen的《漫画书的叙事研究》（2017），从叙事的主体性、图画聚焦、话语和观点转述等角度对漫画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经典叙事学因建立了叙述声音、聚焦、叙事时间和空间等基本概念而备受关注，近二三十年已发展裂变成为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等流派的后经典叙事学，其特点是重视语境研究和跨学科性。这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向。尼古拉耶娃将后经典叙事学开创性地引入儿童文学研究，她在《为学而读：儿童文学的认知进路》中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了年轻读者对小说的认知和情感投入，探索了小说如何激发感知、注意力、想象力和其他认知活动，引起了学界强烈关注。此外，美国著名认知叙事学家丽莎·尊希恩也在采用认知叙事学理论研究儿童文学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她提出儿童文学的多层认知嵌套具有和成人文学所不同的特点，从常规三层认知嵌套降级为两层认知嵌套，给儿童文学带来不同的认知主体性建构机制。这些新兴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开创了儿童文学叙事研究的新气象。
叙事理论对儿童文学研究的适用性尤其体现在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分析上。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在选择叙述者的类型和聚焦角度的时候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很大的影响，如《哈利·波特》采用了其作者最欣赏的作家简·奥斯丁的第三人称受限全知视角来通过哈利的视角讲述主人公的道德上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一视角在创造人物主体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儿童文学不断尝试打破常规，创造出儿童读者喜闻乐见的新艺术形式，这在形式上也打破了我们对于儿童文学及其子文类的传统定义，例如国内近些年大量引进的欧美图画书，如《忙忙碌碌镇》等。这些作品介于故事、图画书和科普读物之间，包含了丰富的文本层次（故事层、气球对话层、插图层、图内文层）。不同层次相互竞争，造成了丰富的阅读方式和顺序，这都是其他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到位的。因此叙事理论在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形式时尤为适用。
国内的儿童文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走向繁荣昌盛，在采用新研究方法和跨学科视角上有着可喜的进展，例如方卫平、赵霞、陈恩黎等对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以及谭旭东、胡丽娜的媒介研究，他们积极采用文化研究、大众传媒、狂欢化等西方理论术语，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语境特点和生产消费机制进行了创新研究。但叙事研究仍比较少见，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起步期主要有梅子涵的《儿童小说叙事式论》和杨鹏的《卡通叙事学》。前者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儿童小说的叙事模式，后者讨论了美国和日本卡通故事创作的艺术规律以及中国原创卡通的出路问题。这两部专著将经典叙事学研究首创性地引入儿童文学研究，具有奠基性的开创意义。近些年这方面研究则聚焦于儿童文学的各个子文类，在严格的叙事理论指导下开展深入研究。谢芳群的《文字和图画中的叙事者》对儿童文学的叙述者类别和叙事功能进行了探讨，常立等的《让我们把故事说得更好》梳理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叙事话语特点，聂爱萍的《儿童幻想小说叙事研究》研究了儿童幻想小说的叙事模式、视角、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特点。
国内的儿童文学叙事研究成果近些年不断涌现，但美中不足的是普遍采用较早的经典叙事学，而叙事学发展更新迅速，正如尚必武所说，“现在的叙事学国际前沿基本上指的就是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庞杂，术语众多。若能将后经典叙事理论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推动研究方法论进一步创新，应能为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增长点。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创新意义，例如从认知嵌套、认知地图等脑认知叙事机制探讨图画书主题意义，对儿童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话语的场域建构研究，以及对灾难体裁儿童文学中的叙事压力和修辞伦理研究，都是崭新的研究方向。积极推动儿童文学的叙事研究，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能积极推介前沿研究范式，进一步将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推向纵深化、前沿化和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