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1年第1期|李延青:和石头一起生活
1
在村中央“戏楼下”一下车,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又说不上来。
这时,一个人晃着膀子从村委会走出来。
看到我,他把叼在嘴里的烟拿到手上,咧开嘴笑道:“回来啦。”
我知道这是马二,却觉得站在面前的是马一。
马一是马二的哥哥,和我是发小,长着一张驴脸,五十三岁那年突然病故了。现在马二从长相、声调到神态,竟和马一当年分毫不差;闭上嘴,那张无动于衷的脸就像一块石头。
“街怎么窄了?”阳光劈头盖脸,晃得我眼晕。
“没窄……硬化了。”马二潦草地往东看看,又往西看看。回过头说,“戏楼也拆了,停车方便。”
我这才意识到那座古老的戏楼凭空消失了,像谁拔掉了门牙,把嘴里的风光都袒露出来——村南连绵的山峦、峭壁一股脑拥到近前。时令才到清明,山风依然凛冽,野桃花、山杏花却不管不顾地开放了,在灰蒙蒙的南山上东一片西一片,不熟悉的人肯定以为那不是花,是裸露在荆棘灌木中的白色山石。
马二年轻时瘦小,长着一张狗脸。现在发福了,居然也变成了驴脸。
我说:“你越来越像你哥了。”
马二嘿嘿道:“都这么说。”
他钻进旁边那辆黑色迈腾,说去乡里开会。
我沿着街道往家走,感觉像是没穿鞋,脚不知该往哪儿放。
这条贯穿全村的东西大街,过去全部用西瓜大小的青石头铺砌,就连两侧的马家巷、邱家巷、陶家巷、侯家巷也都拿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铺砌着。多少辈子人车、牛马、猪鸡和雨水走下来,磨得石面锃光油亮,踩上去叫人心里踏实。乡村的街巷兼有泄水功能,暴雨激流能从石面上顺畅流走,细小的雨水便渗漏进石缝。石头的缝隙间不定会钻出蚂蚁或什么虫子,鸡们整天低着头一心一意在街上踱来踱去觅食,吃饱了就在街边的土地上打凉窝,交配完的公鸡一跃跳到旁边柴垛上,志得意满地引颈长鸣。禽畜也知道岁月静好。骡、马、牛、驴,那些大牲畜们在街上不疾不徐边走边排粪便,村人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人总不能和畜生一般见识。谁偶尔踩一脚,心里便骂:狗日的!想想骂得不通,就扑哧笑出声来。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只有每年上坟祭奠时才蜻蜓点水般回村一次。当年活跃在这个山村舞台上的长者,已在漫漫的时光里先后作古。人们指着野地里的坟头跟我说,这是谁,那是谁……我脑海活跃的仍旧是他们当年的模样。
我家临街,房屋却高出街道七八尺。先由四级石阶登上一个五尺宽窄的平台,再上七级石阶才能登门入户。褐色石拱门脸、石头墙壁,上着锁的老木门,老院里装着我童年、少年的全部时光。如今,这一片已经几乎没有住户,破旧、坍塌、废弃的石头老屋、石头茅房、石头猪圈、石头鸡窝……一副颓败景象。鲤鱼川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石头。山是石头,河滩是石头,所有建筑都用石头建造,就连死人坟头上的墓脚石,也就近去搬三块石头搭成。
雨季,汹涌咆哮的洪水翻卷出满河滩乱石。大水落后,预备为儿子盖新房的父亲,就扛着铁锤满河滩转悠。等到选中一块石头,相面似的端详半天,猛然挥舞铁锤砸落,便将石头劈出一个平面,接着左一锤右一锤,随着敲打,那块原本不规则的石头,就变成或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墙面石。男人们识得石头纹理,凭借大大小小的铁锤和钢钎,能将坦克般的卧牛石破解成二尺宽窄、五尺长短的平整石条,坚硬的石头在他们手下柔软得像是豆腐。讲究的人还要在石条上凿出或竖或斜的花纹,这道工艺俗称“洗石头”。儿子到了成家结婚年龄,即使买不起木料,父亲也要想方设法给儿子砌几孔石窑。
一到饭点,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便端着饭碗,凑到我家门前,蹲坐在平台或街边的石头上吃饭。鸡一嘴鸭一嘴,讲述道听途说和坊间传闻。晚上,记工员以石为桌,在这里给大家记工。张三今天干啥了,记几分;李四今天干了半天,记几分。一一记录在册,是年底结算分红的凭据。现在,人们外出打工长了见识,喜欢宽绰,都跑到村外的承包田里盖新房,反正不靠自家地里产的那点粮食去生活。前几年回来,平台上还坐着六七个老邻居,是患心梗、中风偏瘫、得癌症的。凑在一起也没多少话说,人越老越像石头。现在石头还摆在那儿,他们都已经死了。
从坟上返回停车的戏楼下,我去南边的供销社买了盒烟。看上去供销社盖起来没几年,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吃饭。我认出她是九牙的闺女小巧,矮胖敦实的体型真像她爹。她也认出我来,一面找钱,一面哎呀哎呀说,看看、看看,说话间都老了。我离开村时她才上初中,这些年个头没长,只是粗胖了,脸盘更像她爹。她爹干了一辈子售货员,在村里这是一份轻松活儿,多少年都没人能撼动他的位置,这应该和他的出身有关。
我坐进车,落下车窗点了根烟。
村里人一直把这儿叫“戏楼下”,原本是全村最热闹的去处。大队部、医疗站、供销社、俱乐部都在这儿,开各式各样的会,看戏、看电影、看节目……偶尔来个卖瓜卖李子的,也把瓜车或担子停放在这儿吆喝。
车左面是那座拆了的戏楼。用五尺长短的灰白色石条垒起一人多高的舞台,舞台之上是砖墙瓦顶。什么时候建的,已没人能说清楚。
戏楼西侧是陶家巷。陶家那个老头长年累月坐在巷口一块黄色石头上,夏天拿把芭蕉扇,敞开白布衫,袒露着酱紫色的胸腹。他跷着二郎腿,一只鞋挂在脚趾上,优哉游哉看着日子、数着日子。数也白数,日子无非是黑白、阴晴、冷暖、雨雪,任谁也数不清。天冷了,白布衫换成一件黑呢子中山装,这使老头顿时端庄体面起来。
老头住在陶家巷内的三间破瓦房里。人们说他有个儿子,燕京大学毕业,后来做了察哈尔省国民党三青团的书记。张家口解放时被俘虏,关进监狱,写信让父亲去看他。老头那时年轻,背着干粮,步行100里到元氏,从那儿坐火车到北京,又从北京转车赶到张家口。在监狱,儿子跟他说了三句话:你白供我念书了……白养活我了……我这辈子算完了。老头就骂,看你这点出息,这么多年书都念到狗肚里了!领导说了,让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回村去,哪里土地不养人呢。爹在家等你!监狱将儿子的私人物品交付给老头,老头就背着包袱走了。不料刚到火车站,监狱的人又骑马追来,说他儿子上吊自杀了。老头返回监狱,看着地上儿子的尸体,愤愤唾了一口,转身就走。
不知道这老人是哪年去世的,他坐的那块石头也不知被打发到何处。陶家巷已经拆得不成巷了。
2
陶家巷对面是原来村里的供销社,三间石头老屋紧贴在戏楼前东侧。如今不知谁买下来,拆了老屋正盖新屋,红色砖墙刚垒到一人来高。
当年九牙每隔十天半月,就挑着两只荆筐,将收来的鸡蛋和废铜烂铁送到三里外的公社收购站,再从那儿的供销社进货——无非是煤油、火柴、食盐、肥皂、擦脸油、胶鞋、毛巾、毛头纸、铅笔、白莲纸等一应生活、学习用品。
冬天黑得早,吃过晚饭男人们总要到供销社来转一圈,坐一会儿,借以打发漫漫长夜。话没多少,抽得满屋都是呛人的旱烟。有一句没一句待到九点来钟,看看没人再来买东西,柜台里沉默了一晚的九牙就说散吧散吧。他嫌亮着灯废油废电。白天,没人来买货时九牙就拿个杌子坐到门口,折根扫帚枝靠在墙上去剔牙。春天或秋天的太阳暖烘烘的,剔着剔着他就睡着了。背后的石墙结结实实,仿佛他家那盘大炕。他的脸也像墙上一块石头。陶家巷口的老头也在丢嘴儿,那里是背阴,阳光只在正午前后才照到那里,没阳光老头也不挪地方,他习惯了屁股下那块石头。那块石头从来没有辜负过他,没有因为丢嘴儿让他跌下来。两个老头你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你,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如果不是偶尔的鼾声,他们就像两尊雕像。有个来买盐的把九牙喊醒,对面的老头也醒来,看看头上的太阳,起身回家去做饭。
九牙年轻时爱说话,脸上表情也丰富。村里在戏楼下开大会,控诉、清算地主老财。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说该怎么办?”九牙第一个跳起来,愤怒地怒吼:“砸了他!”
人们便把那个地主老财拉到河滩,拿石头砸死。叫“砸核桃”。
那时九牙是骨干。
有一年夏天,小学的围墙被暴雨冲塌,跌出一把锈死的手枪。那个白净的外乡教师成为人们眼里的“特嫌”。审讯不出所以然,九牙带人将他拉到河滩,也砸了“核桃”。
原本百无一用的石头,偶然被历史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致命的武器。
3
石头肯定不知道,在无穷无尽的光阴里,自己将和人类发生怎样的关系。是作显赫的墙面、台阶或墓碑呢,还是被用来絮里墙、垒猪圈、盖茅房……
鲤鱼川山上的梯田,一层层用石头砌起来,那是旱地,靠天收;平缓处的水浇地也拿石头围住,怕水土流失。学大寨那些年,一到冬闲村里就组织社员去河滩“改滩造地”。把选中的地块整平,再去附近的山脚拉来沙土垫上。总是地还没种熟就被洪水冲走,冲毁再修。一村人,人人都像愚公。
改滩造地最积极的要数四队队长马翻申。马翻申年过五十,脸已是石头模样,心却活跃。晚上,他在供销社感慨:“人啊,混大真是不大点事儿,你看看人家陈永贵。”
陈永贵那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却是大队支书出身,靠的是将“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高产稳产的大寨田。马翻申是生产队长,两人就差一级,所以他修滩造地最积极。可惜满河滩石头没帮上他的忙,马翻申至死都是生产队长。但他儿子当上村支书,就是马二。
4
陈保枕着块石头睡了一辈子。
人们说,枕石头清神明目。
那块瓠子般浑圆的石头,色泽黝黑乌亮,分不清是石头本色还是叫陈保脑油浸透的。
枕石头到底能否清神明目,石头自己不清楚,人说啥算啥。
陈保干巴瘦小,只有一米六的个头儿,面无表情的脸孔不怒自威。每次闹运动,他都是上级宣传队、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暗中操纵着几户人家,今天揭发这个,明天批斗那个。为啥陈保总能得到信任?很多年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几年前,看到母亲留给我的一张40年代末的地契,上书“见证人:大队长陈保”,这才恍然大悟:上级看重的是他的历史表现。
看到陈保从街上走来,人们不自觉会远远避开。陈保像是一道孤独冷漠的影子,却没人敢忽略他的存在。
人清楚鸡蛋碰不过石头。
5
人利用石头干这干那,石头有时也捉弄人。
放牛汉年根住在学校旁边一间草屋里。这人一年四季不洗脸,邋遢得叫人实在看不出他的年龄。
一吃早饭,年根就自东向西沿街吆喝:“放牛喽——放牛喽——”各生产队的饲养员听到吆喝,便将圈里的牛放出来。年根从西返回来,集合起等在街上的牛们,去他想去的地方放牧。傍晚,暮归的牛群回村,街上又响起他的吆喝声:“圈牛喽——圈牛喽——”
牛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生产队,也认得圈。年根是提醒饲养员把牛收好。
那年,村后沟出现一首“反诗”,用粉笔写在一块青石头上。诗曰:“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天不和人说话,不是打就是骂。”
这事件惊动了县里。武装部派军代表进驻到公社,派民兵将那块石头抬回去封存起来。然后召集教师、初高中生、识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让他们分别写几行指定的字上交。一时间人心惶惶。传说他们写的字已送往北京,去请专家验证笔迹,查出来轻则判处无期徒刑,重则处死。那些日子,人们在田间地头、饭场、供销社全是议论这件事。就是碰上不认识的,我们村的人也会凑上前,主动和人家谈起来。那情景像是满河滩石头都活了,头挨着头,叽叽喳喳争抢着发表议论。
没等笔迹验证结果出来,案件突然宣告侦破:年根到大队自首了。
消息传开,人们咧着嘴笑成一朵花。
大队干部一拍大腿笑骂:“咋就忘了,这货当年上过扫盲班哩!”
学生们唱歌一样背诵着那首诗,相互笑着:“娘的,还真形象。”
“这回年根可找到不花钱吃饭的地方了。”社员们笑笑眯眯地说。
6
我家北房,1942年被扫荡的日本鬼子烧毁,一直没能力重建,残墙断壁间长出一棵尺八粗的椿树和一棵碗口粗的野杏树。1976年,父亲终于攒够了石头木料,开始重建。那时候村里“成大工”都是请乡亲“窜忙”——管饭,但不出工钱。
头天晚上父亲去请方刚。方刚说:“叔,我先答应你一天。后天我和老海约好去起石板,过了后天咱再说。”
父亲说:“行。你明天来吧。”
第二天,方刚来我家窜忙。方刚是个光棍,三十大几还没娶上媳妇。人们戏弄他,说一村男人就数他劲大,遇到沉重的石头都是喊他搬扛。方刚有点二,却不傻,嘻嘻笑道:“这是给叔家干活哩,咱不耍滑。”
隔天,方刚去起石板。鲤鱼川有一种岩石,能分解成半寸厚、数尺长的平整石板,最适合做房檐,是盖新房的首选材料。私下里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村西山上的“石窝”就出产这种石板。不知多少年开采下来,“石窝”已成漏斗状。
老海说,他和方刚清理出石层断面,他在上面用钢钎撬,方刚在下面接着。干这活儿,上面的人须辨识石层纹路,先将数根短钎打进石层,再用长钎沿着缝隙慢慢撬动,这样一块完整的石板才会一点点剥离下来。干了半晌,两人一上一下抽着烟歇息,突然一块黑板大小的石板自行脱落,正砸在方刚后背上,等老海把人刨出来,已然没了气。
在我家干活的人们听着,谁也说不出话来。
和石头打交道,人有时候会生石头的气,石头有时候也会和人翻脸。
7
土地一承包,村里的高音喇叭就成摆设,蹲在大队部房顶那根高高的杉木杆上,像一个废弃的喜鹊窝。
入冬后,山上森林刚刚落叶,大喇叭忽然吱吱啦啦响了半天,终于说出话来,是喊冬闲的男人们上山砍树。要求将伐倒的树干运到公路边,按粗细长短计算工钱。
广播的不是村干部,是买下村里一处山林的人。那两年村干部发不了补贴,就陆续将村里的山林一道沟、一面坡卖给个人。买下山林的将树砍了,卖到煤矿上作窑木。
一天,有人砍倒的一棵树,砸落一块斗大的山石。石头从高处奔腾滚落,人们见状一齐惊呼“躲开!躲开!”小数在低处砍树,眼看石头奔自己而来,扔掉斧头就跑。他往左边跑,石头就往左边滚,他拐向右边,翻滚的石头被什么东西一挡,追着他也滚向右边,落在他背上,小数被活活砸死。看得人们心惊胆战,目瞪口呆。觉得那石头是一心一意要砸死小数。
小数是砌石窑的好把式。儿子眼看就到娶妻成家年龄,有的人家买不起木料,就用石头砌两孔窑洞,预备给儿子做新房。砌窑的把式先用主人家借来的木料搭起“木牛儿”,再在“牛儿”背上用攒下的石头一块块砌起来,石头和石头要像牙齿整体咬合在一起,然后再将“木牛儿”撤掉,一孔窑洞就建成了。若是把式手艺不过关,砌窑的石头咬合不紧,“木牛儿”仍然受力,木料撤不下来,砌窑把式的名声就彻底砸了。小数手艺好,冬季三里五乡常有人请他去砌窑。
人们说,小数耍了一辈子石头,临了临了还是伤在石头上。
8
有一年清明上坟,陪我的本家哥哥指着路边麦田里一个坟头说,那是咱家三明。三明是我本家弟弟。虽然身份证和在单位他已改名叫“李兰菊”,但村里仍然叫他三明。
李兰菊是三明的高中同学。名字像姑娘,却是男生。他和三明都没考上大学,但他参加省高速公路局的招工考试,被录取了。不知为什么,他又不想去干这份工作。三明请他吃了顿饭,花五千块钱买下他的档案。三明就成了李兰菊,去高速公路局上了班。兰菊一报到,就被安排去参加培训,学习操作一台国外进口的机器。据他说,那台机器有一间房子大,从上面的进料口按比例加入石子、混凝土等原料,经过机器一番加工,出来的混合材料就能直接去铺高速公路。兰菊学习很用心,熟练掌握了操作技术,被任命为管理机器的组长。
有一次他去看我父母,正好我也回去。他问我:“哥,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我说,也就五千吧。他涨红着脸,两眼放光说:“我、我,比你还多哩!”我说,好啊,三明。咱家谁过得好都是好事。我说的是真心话。说完却闪过一个念头:科技含量这么高的工作,到底还是没离开石头。
还有我们村的张宝成。他在铜矿当工人,虽说是在坑道采矿石,但毕竟挣工资,全村就他家养着一条狗。后来,他被国家派到非洲修铁路,出国不说,还拿双倍工资,惹得一村人眼热。三年后他从国外回来,村里人问他在那儿干什么。他说,筑路基,铺石子。
去年,我们村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到远洋货轮上当了船员。我问,你们运送什么。他说,铁矿石。
省里那条高速公路竣工,一个边远省份将三明他们和那台机器一起租走。有一天,三明值班时不慎掉进进料口,巨大的机器将他和石子、混凝土等搅拌在一起,就这样死了。
再路过三明坟头,我总想:要是三明不叫李兰菊,他还会死吗?
9
这条石头铺砌的东西大街,白天黑夜,黑夜白天,经年累月,说不清经历过多少事。那座高高在上的戏楼如同神,把世间的恩怨情仇、生生死死看在眼里,知道俱是过眼烟云,从来不动声色。不像人,啥时候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记在心里。
那年,从外面运回一口大红棺材,停放在戏楼前。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站在杌子上,痛哭流涕读了一封信,意思是请乡亲们帮助安葬她父亲。死者叫马向前,年轻时外出经商,解放时把家安在县城。现在是叶落归根。
满街行人没有一句话,默默等姑娘念完信,男人们哗啦涌上前,抬起棺材走向墓地。
马向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老人们又说起,早年间河北民军驻扎进村里,要吃要喝要女人,住着不走,马向前独自翻山越岭,到山西叫来八路军才将他们打跑。有些陈年旧事就如四季轮回,一辈辈在街上流传不衰。
鲤鱼川风俗,出殡的棺材抬起来,不到墓地不能落地,落地是为不祥。听说陈保是枕着那块石头入殓的,快出村时抬棺的人一齐“脱肩”,棺材扑通掉落在街道上。这种事村里几辈子都没发生过。
尤家老娘出殡那天,正遇上瓢泼大雨,人们冒雨将她送到墓地。出殡回来,戏楼下早已空无一人。尤家老头让两个儿子跪在暴雨中,感激地高喊:“孝子给乡亲们磕头了!孝子给乡亲们磕头了!”
两个落汤鸡似的儿子,在雨水流淌的石头大街上,冲着四面磕了一个头又一个头……
人到底不是石头,是非恩怨嘴上不说,却心里有数。
惊蛰一过万物复苏,百虫萌动。临近清明,就连山高地寒的鲤鱼川麦苗也开始返青,冷风中已能嗅到泥土腥气。车开出村上了公路,我忽然想起,在冷冷清清的街上没看到踱步觅食的鸡。
作者简介
李延青,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巡视员、副主席,编审职称。曾结集出版:《延青短篇小说集》、长篇系列散文《鲤鱼川随记》、报告文学《追踪开国英雄》、小说集《人事》。主编:《文学立场——当代作家海外、港台演讲录》;“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境外谈美》《境外谈佛》《境外谈文》《曾国藩日记》(全本注释)等。
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首届优秀编辑奖”、《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优秀编辑奖等奖项,短篇小说《匠人》入选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