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从接受效果看知识与理想建构

我们必须正视当代大学生关于文学接受的两个有趣现象：一个是关于《平凡的世界》的接受，另一个则是对刘慈欣科学幻想小说的接受。在当代大学生的接受视野中，路遥与刘慈欣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们时代文学接受的两个独特景观。在多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排行榜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年借阅量，总是排在接受的第一位。与此同时，刘慈欣的写作，随着电影《流浪地球》的传播，许多大学生极为关注，也引起了包括赵汀阳等众多哲学写作者的高度肯定。路遥与刘慈欣的创作接受现象，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其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并不为学院派批评家看好，他的粗糙的语言叙述，老套的故事结构模式，无法直接激起批评家的阅读兴趣。对于经历过路遥生活时代的读者来说，路遥的创作并不特别深刻。同样，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写作也并不符合学院批评家的接受期待，因为他的文学性弱于科学性。但是，他们却超越了批评家的影响，长时间地引起大学生的广泛关注。这两个接受奇观，可能为我们正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所无法理解。在批评无法解释真实的文学接受现象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当代文学在知识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时代，如何建构“知识与理想”的价值？

当代作家的写作，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对于素有经验的老作家来说，这种挑战变得尤为激烈。他们仿佛只能在同温层找到安慰，并且与年轻一代读者形成巨大的隔膜。例如，当代作家的网络化写作不断引发巨大争议，传统的社会批判写作模式已经式微。广大接受者面对传统，形成了水火难容的两极批评。老一代作家，在社会批判式价值信仰上，虽然依然自信，但是，他们无法理解为何那么多年轻读者拒绝他们的写作。年轻一代作家，虽然在网络世界找到了巨大的读者群，但是，他们写作语言的网络化与写作题材的非现实化，几乎受到传统文学批评的致命敌视。年轻作家似乎不在意正统文学批评对他们的漠视，或者说，他们完全无视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

有一点值得注意：两代作家在面对批评时，都喜欢以“你以为你是谁”反击。人们似乎可以随时反问：“你以为你是谁？”这是一种自以为有理与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他们都以为拥有真理而不允许批评。在“知识与理想”的拷问下，接受者不再轻易迷信。作家失去了个人化写作的特权。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如果经不起“知识的检验”，那么，这种写作就失去了价值。同样，我们依然渴望文学写作能够给予生命理想启迪。如果没有理想的支撑，仅有知识的传达，我们依然无法达到“知—信—行”之间的自由过渡。传统的“知行二元论”之间，必须加入“信念”这一思想中介。没有信念与理想，知识无法指导行动。因此，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现时代几乎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挑战。

回顾我们所经历的文学时代，鲁迅的创作、王蒙的创作、莫言的创作、张承志的创作、张炜的创作、贾平凹的创作、王安忆的创作、余华的创作等等，都曾引发了巨大的文学好评。但是，在今天，即使是这些优秀的作家，也无法为青年读者普遍接受。其实，仅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间隔，难道这些曾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失去了自己本有的价值？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理解我们的文学呢？

文学家曾经以完全个人化的感性抒写或独特的个人经验为依据，强调写作的独立性，哪怕是胡思乱想，都可以在这种感性的极度自由中找到“生存的理由”，甚至可以作为创造性证明的根据。今天，我们会问：作家的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是否具有知识与理想依据？假如你的写作无法提供真正的生命知识，那么，我们凭什么为你的主观臆想叫好？如果你的写作完全沉浸在黑暗中并且把我们带入仇恨之途，那么，凭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对待世界？有人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那么，你今天依然在还原仇恨与丑恶，凭什么要求我们在喝狼奶的时候可以富有“人道与自由的理想”？因此，我们确实需要追问一个严肃的创作理论问题：我们的写作，到底依赖什么才能赢得时代的真正尊重？

这里，我们必须追问：作家是否能够提供科学知识的未来想象？作者能否解决我们在信息技术时代的生存困境或异化问题？作家能否真正探索青春的理想？回答我们青春时代的奋斗、爱情与信仰等等最现实的关切？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写作，到底如何才能捍卫汉语的优美与纯净的想象力以及知识传达的真理特性？或者说，我们的苦难叙事模式与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如何才能超越简单的国民性批判并能不断提供新鲜的经验？

这实际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作家的知识能力与知识背景是否真正优秀？作家是否有能力将自己的创作建立在坚实而深刻的知识背景上？无论是历史知识还是科学知识，无论是现实生命存在的知识还是神秘生命存在的知识，作家能否保证知识传达的深刻性与准确性？如果作家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知识或深入独特的知识，那么，作家仅凭肤浅的个人经验或想象性虚构而创作，如何能够赢得接受者的真正尊重？第二，我们的历史现实生存记忆，是否只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或现代主义的视角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写作方式？那些朴素的青春创作理念，是否值得我们尊重并要求我们对此保持创作信仰？我们是否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学理想与生命理想？或者说，无论现实如何黑暗或现实如何异化，我们能否坚守最美好的青春理想？

按照我们对鲁迅、王蒙、莫言、张承志、张炜、贾平凹、王安忆和余华等优秀作家的创作理解，他们的创作的现实历史主义批判叙述与形象建构，在漫长的中国苦难生活体验中，仿佛最能代表我们对“苦难中国”的深刻理解，仿佛最能安慰苦难中国与苦难人民的心灵。问题在于，在高度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物质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的时代，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展示的苦难生活已经消逝的时代，我们的青年人已经具有了别样的知识要求与理想期待，我们的作家如何面对这一崭新的现实境遇？基于此，我们的文学，如何提供真正有益的生命知识，我们的文学如何探索古老而年轻的生命理想，就成为创作的“新思想任务”。当代文学早就进入大众接受的时代，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驰名中外的作家，似乎在当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激进的现实历史主义批判写作，仿佛根本无法激励当代大学生的阅读激情与美学期待或生命想象。

我们已经超越了文学的神话时代，写作不再是神圣的事业。许多作家在我们广阔的语言审视与思想审视中显得极端平庸，不少作家的生命知识、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乃至文化知识已经显示出从未有过的平庸。如果作家只能还原平庸的日常生活知识，甚至可能只会歪曲社会生活知识时，那么，这种不健全的知识，如何能引导人们认识“生命的真理”？为此，我们要对写作者推崇的那种极端偏颇的感性知识提出挑战。

必须承认，张承志与张炜，在独立的文学写作中，并非依赖于自己的感性经验或纯粹个人性的胡思乱想，而是依赖可靠的历史知识与生活知识进行书写。他们在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方面，曾经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因此，他们的写作，无论是从纯粹的历史知识的高度还是从生命知识的高度，都能经受住知识的考验。虽然他们的特别知识并不能为大学生所普遍理解，但是，通过文学写作重构这种知识的价值必须得到肯定。与此同时，他们一直都在探索生命的自由理想。虽然他们可能也陷入知识的片面理解中，但是，他们力图在历史知识或生命知识寻求“真正的理想”。从这些成功的文学范例来看，无论作家的创作是否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必须承认，“知识的确定性”与“理想的确定性”，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作家的个人化书写，不再被认可为文学的真正生命知识，更不会被认可为生命存在的真理。个人化写作，必须经受知识的严峻考验。个人生命理想，必须通过文学想象来张扬。当我们有着广泛而自由的接受选择时，我们对写作的知识与理想要求就变得极其重要。

二、文学写作惯性与对象世界建构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满足知识的深刻要求与理想的自由探求。“知识与理想的探求”，其实就是指导作家写作的“导航标志”。作家的世界建构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并不需要太多的变革，只需要永远的坚守。对象世界建构，是我们永恒的任务。你建构什么样的世界，就可以体现出怎样的思想尊严。建构对象世界，需要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切割成了无数的知识。无数的专门知识者仿佛都变成了知识的怪兽，在信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知道此而不知道彼。在知识面前，我们仿佛都是无知者，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无知”似乎具有了别样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只有有限的知识。然后，只能通过这些有限知识建构我们经验的对象世界。

我们时代的作家写作，在苦难的历史中国社会的情感要求下，曾经形成了两个极端对抗的文学创作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与“先锋主义的文学传统”。作家建构对象世界，往往按照创作惯性或创作的先锋主义原则来进行。在这种创作惯性中，当代中国作家，一方面坚持鲁迅所引导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最大限度地遵循先锋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并以先锋主义姿态看待现实生活与生命存在的历史。

按照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当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我们今天阅读鲁迅，不一定要选择《鲁迅全集》式阅读模式，我们可以把鲁迅的文学写作与他的杂文写作分隔开来。例如，我们可以选择鲁迅作品“德汉对译本”的阅读模式。外文出版社的鲁迅作品集，只有五个小册子。这些文本，都是鲁迅的纯粹文学作品，包括《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鲁迅的纯粹文学写作，在这五个作品集中得到了充分显现，我们可以在德汉语境中来理解鲁迅的文学创作。显然，鲁迅这五个作品，依然闪耀着自己的时代创作光芒。我们把这个五个作品作为整体阅读，也许可以超越鲁迅作品文学接受的单纯汉语理解。鲁迅的这些作品，显然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就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绝望时代的极端否定以及对改变这个绝望时代的希望的极端迷茫。鲁迅的激进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完全建立在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物质生活贫乏与精神生活停滞的现实基础之上。“极端的贫困”，造成了国民精神的根本异化。“极端的社会停滞”，造成了社会的极端愚昧和社会批判的完全合法性。从社会批判意义上说，从国民性改造意义上说，这些作品具有永久的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

必须承认，在中国人的物质主义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时代，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国家想象方式与国民认知方式。只有鲁迅这种苦难绝望的叙述模式，才能契合我们的心灵。但是，在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与技术主义主宰的时代，仅有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模式，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对曾经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崇拜，受到情感与现实的极大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并评判这一写作传统，或者，我们要寻求读者对这一传统的崭新理解。

不过，现代主义或先锋派的文学创作传统，在现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主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了人的生存境遇的异化体验。这种先锋的知识体验与生存的高度异化，造成了世界的分裂与世界的隔阂。作家的世界建构，很难摆脱时代的孤离主义要求，即文学创作的现代主义要求或先锋主义要求。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要求，肯定不是网络文学时代的历史虚构游戏，也不是刘慈欣的科学幻想主义写作。在物质生活贫困的时代，这不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思潮。在那个时代，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写作是最时尚的写作模式。人的异化处境与人的孤独体验，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写作姿态”。卡夫卡的写作、福克纳的写作，乃至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是那个时代文学激进主义的写作理想与信念。在当代科学知识异化与政治经济极化的时代，人类生活被置入更加特别的生存处境之中。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存知识中，我们需要新的理想，我们需要拯救异化时代的国民生活与国民情感，建立新的生存信念与生命理想。

从中国文学意义上说，作家建构对象世界，必须遵循理想的生命德性原则与生生不息原则，以此弘扬生命自由的力量。作家的世界建构，是作家永远的写作任务。你建构什么样的世界，你能建构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任务几乎是“作家的天命”。同样是苦难叙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何能打动青年的心灵？我们已经说过，路遥的叙述语言的粗糙以及叙事方法的单调，在他所处时代，都是叙述形式与叙述话语的落伍者。那时，现代主义的文学叙述方法或者古典主义的叙述方法，都在大行其道。路遥的语言叙述，不仅无法与张承志、张炜、莫言和余华等相提并论，而且无法与贾平凹和陈忠实相提并论。但是，路遥的作品，却能够在不同世代的青年心灵中扎根，其中，必然有着最深刻的缘由。我们作为批评家，可以不断确证艺术的伟大，但是，任何批评家都无法真正左右文学的接受。最朴素的文学接受，一定有着最为深刻的民族国家情感认同与生命理想认同。这并不是说，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与异化的先锋体验，就一定可以左右文学的接受！事实上，你可以从《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找到“永恒的信念”。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用来思考三十年来《平凡的世界》的文学接受奇观。《平凡的世界》展示了苦难时代青年人的生命理想与心灵希望。孙少安与孙少平兄弟，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并没有被苦难压倒。他们始终都在探索美好的生活，他们胸怀着对爱情的纯真信念，他们用自身坚韧的生命实践，捍卫了朴素而永恒的理想价值。也许，这正是《平凡的世界》感动青年人的地方！

作家的世界建构，自然不能从外在生活法则出发，我们不能为了文学的模式而写作。作家的世界建构，只能出自作家自身最深沉最内在的信仰。我们无法虚构我们的生命世界，我们的世界建构必定出于我们至深的写作信念。作家建构对象世界，必然按照历史知识与生命知识的探索，建构属于我们时代的生存理想与生存信念。基于生活与历史的知识，作家需要不能拓展自己的生存经验。作家的世界建构，离不开我们的生存经验与历史经验，离不开我们生存境遇与现实生存的情感体验。

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很多作家相信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按照批判现实主义原则，从人民性立场出发，对苦难的表现，就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探索，就是对诗性正义的弘扬。在现代社会中，专制社会的世袭制度或专制的等级社会早就不存在。虽然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倾向，但是，我们需要按照全新的公民社会观念来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在新的社会正义理念下的现代社会变革要求。由于阶级观念的消解，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的观念已经不存在。贫富悬殊虽然依然存在，官僚主义虽然依旧存在，但是，我们可能更多需要面对的，不是政治经济文化运动，而是新型社会形态下的人性抗争。因此，我们必须摆脱极端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必须摆脱官民冲突的二元论社会结构模式，回归人性美丑的视角探索现代社会的尖锐矛盾与情感冲突。

基于科学的知识原则，作家的世界建构，必须是为了理解我们“共在的世界”。例如，我们正在面临的世界，需要科学主义的想象。对于许多作家来说，这个世界的建构，是他们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的传统写作习惯与文学信仰，恰好缺少科学主义的视野与科学主义的想象力。许多作家面对科学主义的世界，似乎处于完全无知状态。在对科学主义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想象科学的生命世界？这就给当代作家提出了全新的思想挑战与想象力挑战。我们的文学理论视野，在思考我们的世界建构时，必须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正处于政治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信息化的生存语境中，我们完全无法回避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在科学主义中重新思考和建构我们的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这是当代作家最紧迫的思想任务与知识学任务，这是任何以人性与人道或永恒的人性问题探讨为创作任务时也无法逃避的事情。

通过知识建构对象世界，是文学的现代思想责任。如果我们长时间停留在自己的狭隘经验中，就不可能真正建立理想的世界或新知识经验的世界，因为世界正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当代作家的傲慢与自信，在新知识面前，有可能显示出特别的愚昧与荒唐。不过，文化传播还是可以操纵人的情感与日常情绪，因为焦点事件往往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普遍愤怒。奇特的传播操纵，可能让人们长期停留在恶心的文学事件与文学形象之上。这就需要我们作家进行新的世界建构，也需要我们进行新的理想与知识表达。传统的世界建构方式或知识和理论固然存在，但是，我们还必须有新的世界建构方式。全新的综合的世界建构方式，或者历史现实的建构方式，可能是作家的必然选择。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在提供历史世界建构法则或观念时，是否能够提供给读者真正的科学知识与生存理想，帮助接受者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显然，只有新的科学知识与新的生命理想，才能充分激发我们时代文学创作的崭新激情。

三、文学形象创造与对象世界建构

通过文学形象建构对象世界，这是文学艺术的古老传统。“活着的艺术形象”，有助于对象世界或生命世界的建构。对象世界建构，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必须真正回到文学形象建构上来。这一问题，在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中已经被耽搁许久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热衷于讨论“文学形象问题”，特别是关于典型形象理论的探讨，但是，90年代之后，文学理论建构突然发生了转向。随着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批判，文学理论探索并没有回到文学意识形态问题，也没有回到传统的文学政治问题，而是回归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新估价之中。文学理论家强调文学理论问题的辩证研究，他们系统探讨文学语言问题、文学形式问题、文学叙述问题以及文学价值问题。但是，有一个文学理论现象必须引起重视，这就是：传统的“文学形象问题”，不再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对象世界的建构中，“文学形象建构”必须成为艺术最核心的理论问题。

文学形象建构的直接功能，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最生动自由地建构对象世界。从创作理论的转向来看，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形象问题与图像学研究问题以及语图关系问题，开始成为文学理论的流行性思潮。作为形象建构的纯粹技术问题与形象建构的功能价值问题，在当代文学理论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这就是说，“中国形象”不仅是文学理论问题，而且是政治学与传播学问题。从政治学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形象大多是落后的贫穷的形象。中国乡土社会，曾经给西方人留下了无尽的贫穷落后印象。“中国形象”，长期被人理解为“阿Q形象”“祥林嫂形象”“孔乙己形象”与“许三观形象”。必须承认，这是苦难的中国国民形象！后来，现代中国形象建构的社会主义变革，往往被西方传播者显现为“愚公移山”与“改天换地”的木版画中的劳动者形象。1980—1990年代，中国电影为世界所接受的，也只是那些乡土中国的苦难生命形象或者中国传统历史生活叙事的侠义形象。例如，《黄土地》《老井》《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通过政治传播的方式，通过电影艺术直观的方式，传播到“另外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形象与政治形象建构，并没有找到理想的叙述模式。即使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也只是停留在“改革开放”与“四个现代化”的理念上。这个现代化的形象与改革开放的形象，并没有变成中国形象的直观建构。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西方社会比较易于接受的政治学观念，并没有成为中国形象建构的核心词语。此时，美术学意义上的图像学建构，在罗中立的《父亲》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艺术试验中得到了证实。图像学理论，将美术创造本身转换成纯粹的图像问题。我们可以不必评价主题、色彩、形式等具体技术问题，只需要让一切回到图像学自身。我们可以从图像中找到怎样的美术意义与生存象征意义，就成了美术理解的核心问题。图像学理论，将中国形象的建构转变为形象直观问题，为知识与理想表达提供了最直接的图像建构或形象建构。这种图像建构，显示出特殊的文化意义与政治社会意义。

中国电影艺术还没有自觉地把“中国形象创造”看作是电影艺术的最核心问题。在电影的图像演进中，改革开放的意识或现代化表达问题曾经主宰了电影主题叙述。例如，社会的变革图像，社会变革的历史对比，社会变革的创新律动，都是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态度的体现。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形象”？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似乎还没有真正思考这一问题。基于知识与理想的内在规定，“文学形象建构”必须建基于历史生活文化知识的深刻洞察之上。形象学理论的回归，为中国形象与形象学再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那么，什么样的思想与图像建构才是“中国形象”的自由表征？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是政治学问题，而且是艺术学问题，或者说，只有以艺术学的方式回答政治学的问题，才能显现形象建构的特别重要意义。

从政治学意义上，“中国形象”不仅是新闻传播学问题，不仅是视觉图像传播问题，而且是艺术学的自由创造问题。中国文学艺术形象建构，包括文学、电影和美术，都应该对中国形象形成历史纵深的认识。中国形象的建构，既需要知识又需要理想。“中国形象”，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不应把中国形象固化为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也应该探索变革中的中国人形象。中国人古老的生生信念，古老的生生之德原则，都可以构建自由的生命理想。中国人始终强调生命自由力量，是在天地宇宙中的浩然之气的融合。这种精神理想，必须得到自由表达。中国人在古老的变易思想中，推进了自己的思想与技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民间生活与民族生活理想中显示出极其强大的力量。当现代化的革命理想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价值信念之后，“工业化革命”带给中国人全新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也发生了重大革命。真正的中国形象，必须在这种新的价值观念下才能自由创建。

从艺术学意义上说，中国艺术家必须从形象学建构回答中国形象问题，也必须回到中国公民形象的现代创造上来，必须回到中国价值的自由建构与中国自由形象的审美建构上来。中国艺术家必须给世界贡献中国形象创造的智慧，这可能是写意的生命理想艺术形象，也可能是凤凰涅槃下的民族精神意志形象。它不仅需要全新的知识想象与知识建构，而且需要审美理想与生命理想的持久表达。

事实上，文学的生命理想决定了文学形象的建构。同样，文学形象建构有助于文学理想的自由表达。在文学艺术形象建构中，作家必须基于自身对世界的生命知识与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胸怀审美创造的理想与自由生活的理想，建构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的生活形象”。至少，从价值观意义上说，我们不能过度强调丑恶与仇恨，我们更需要在公民生活意义上想象全新的公民国家生活与公民生命自由。公民社会需要建立的，不是仇恨的敌意的人际关系，而是温暖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它需要公民的平等合作，更需要公民之间的宽容与友爱。这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也是自由生命理想的想象性建构。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现实生活的异化世界与异化观念，那么，我们的文学就永远无法超越现实生活束缚，永远不能自由地展望美好生活的可能。

文学形象建构，作为知识与理想表达的重要问题，它最直观地回答了文学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问题，最直观地展示了生存的价值与信念。文学形象建构是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全部意愿都必须通过形象回答。可能有的人会说，“情感表达”才是文学的目的。不过，这个文学目的，只能通过文学形象的建构才能完成。从目的论意义上说，“生命情感的表达”，是文学的根本目的，但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文学艺术形象建构”才是文学的本体存在形式。没有文学形象的建构，文学的情感表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因此，我们必须重估文学形象问题，或者说，“文学形象建构”必须成为对象世界建构最直接的方式。科学幻想小说的科学理念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科学幻想的生存形象。一切新的科学理念，必须通过生存者形象的建构才能完成。形象的建构以及形象背后的生命建构，比科学的先锋理念以及科学的未来图景更加重要。没有科学幻想的生存形象建构，科学幻想作品将失去了真正的文学意义。因为没有形象的科学幻想艺术，就变成了通俗的科学传播作品。纯粹的科幻作品，只有科学知识学意义，并没有文学形象学建构的生存论意义，这也是刘慈欣的系列作品给予我们的创作启示。

四、知识与理想建构及文学的敬重

按照知识与理想的原则，我们的文学必须探索生命存在的理想，必须提供生存想象的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我们时代的生存理想，建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青春激情与生命激情。这不仅是我们面对苦难生活真正应该有的生命激情，也是我们面对物质主义生存时代应该有的生命激情。我们必须重拾真正属于青春生命的文学理想，这可能比科学主义的文学想象更加重要！为此，我们必须重估《平凡的世界》这一文学接受现象引发的新文学理论问题。路遥创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在苦难体验中从来没有失去理想的信念。他相信，理想的生活与理想的人性，可以战胜生活的黑暗与苦难。如果说，孙少平代表的理想充满了生存的探索性，那么，孙少安所代表的理想则充满了生存的现实感。在孙少安那里，最朴素的生活理想，就是让大家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这种生活理想逐渐变成了“社会的现实”，这正是路遥所展望的“美好生活未来”。同样，孙少平的爱情生活选择与朴素的爱情理想，充满了最友善最深情的人性温度。

在知识与理想的双重要求下，纯粹的苦难叙述，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知识要求与理想渴望，我们必须思索苦难背后的根本生命存在问题。作家必须想办法解决现实生存问题，不能陷入科学主义匮乏的自怨自艾之中。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极其痛苦与压抑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进行属于中国形象建构的“新生命展望”。

我们发现，作家的德性实践决定了写作的价值。作家在探讨德性时，足以保证文学的德性价值。从德性意义上思考生存问题与形象建构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理想自身”。现实的生存方式，必然要求我们认同现实的生存法则，无所谓德性与美丑善恶判断。现实的准则，决定人们总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人性的丑恶与残暴，很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强者法则。理想的生存方式，则必须探讨生存的正义与生命的勇气。理想与德性，必须成为生存的根基性法则。此时，一切关于人性与生活的美好想象，就会主导形象的叙述与生命的自由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许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的意义，也许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狂人、涓生、魏连殳和过客的意义。那个人性被压抑被侮辱被损害的时代，不仅根源于专制社会的黑恶，而且根源于科学匮乏与政治经济的贫困。物质技术的极其不发达，始终没有解决人们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连最简单的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民族国家，不可能真正具有生命自由解放的信心与信念。我们在苦难的时代唯一希望被拯救的，并不是精神的生命，而是我们饥饿的身体。人性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就根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极端贫困。这是当代大学生完全无法想象并且无法体验的极端贫困，甚至可以说，这种贫困，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似乎是极其古老而遥远的传说。其实，它就是我们正在活着的许多人最艰涩而苦难的历史记忆。这种生存苦难，正是我们生命存在中最至深的恐惧。由于这种物质主义的极端贫困，最终导致我们精神想象上的极端贫困。贫困的生活导致贫困的文学，贫困的身体导致畸形的精神，贫困的历史构成了贫穷而丑陋的中国形象。

我们作家的当代写作，必须超越单纯的情感记忆，在全新的知识想象中眺望生命的历史与未来。我们需要在新的知识与理想想象中，安顿我们的生命与青春。作家如果没有真正的知识能力，就不能在知识的时代赢得接受者真正的敬重。任何生命知识，都不是简单获得的通俗生存技术，而是需要长期生活实践才能获得的理性能力。唯有从科学主义与物质技术主义出发，才能优先解决我们的生存知识问题。虽然物质技术主义解决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并带给我们后现代生存的巨大困惑，但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生存困境，显然是比贫困的物质主义时代更深刻的人类境遇问题。这需要我们建构新的世界，寻求新的解决途径，以知识与理性拥抱生存的现实与未来。

作家不应是客观描写时代真实的人，更应该成为解决我们时代苦难或生存困境的智者。我们必须在建构世界时提供新的想象，必须在建构世界时始终保持最纯粹的青春信仰。无论社会多么黑暗，无论世界多么黑暗，这种艺术的初心或生命的原始信念，我们永远无法回避。重建文学理想与生命理想，这是我们时代写作最重要的任务。没有理想的探索，没有生命的理想信念，我们对生命的想象，就会变成短视的行为。

其实，知识与理想的要求，是对作家创作提出的根本性生存挑战。它不仅需要自由的审美想象，而且需要真正的生命智慧。这种要求，不是现实性的，而是挑战性的。它要求我们自由地想象，自由地探索，真正提供全新的生命存在智慧。作家必须始终保持对理想的热情，生命理想是我们精神生活世界永远飘扬的自由旗帜。唯有理想的建构，才能赢得我们时代的真正敬重。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信息技术的时代。很少有人可以不受到现代技术的影响，或者说，不懂得现代技术就无法自由地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人面临着全新的生活选择与生活信仰变革。现实不再以贫穷的方式向我们的生活提出否定性挑战，而是以技术的形式向我们的生活提出否定性挑战。你必须接受现代技术主宰的生活，与此同时，现代技术与政治军事意志的结合，极容易造成现代生活的悲剧。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须具有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对当下技术主导的生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必须展望人类生命的异化悲剧，因为技术主导的悲剧与贫穷主导的悲剧完全不同。人类共有的生活处境，让文学的知识探索与理想探索显得更加具有普遍性。

在社会生活发展变化到了一定阶段，人们希望更强烈地思考“生活的美好”。或者说，在思考希望与美好时，虽然可能与丑恶和绝望联系在一起，但是，艺术不能陷入无限的绝望与丑恶之中，这是艺术的生命理想要求。按照文学的理想主义表现原则，“知识与理想”始终在文学的自由表达中，因此，属于理想意义上的生命形象建构，最终会赢得我们的真正敬重。这就是说，理想主义精神让我们敬重，友爱与正义原则让我们敬重，反抗邪恶的创作勇气让我们敬重。知识与理想，必须成为我们时代文学写作的“内在根据”。如果我们的创作无法经受知识的考验与理想的考验，那么，我们通过文学建构的知识与理想，就不可能获得普遍自由的生命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