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中国及其完全置身其中的世界来说，2020年必定是一个被记住的年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后续效应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身处的时代：因疫情而“锁国”，全球化进程放缓，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大爆发；美国大选以极戏剧极不体面的方式引发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各个层面的不平衡在进一步加剧。当我们将眼光从对世界的凝视转向中国，我们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三农“问题仍然是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解决后现代、后疫情社会的问题，前工业时代的农耕文明会有所贡献吗？这是对当下农村价值关怀的起点，也是价值关怀的基础。很难想象缺少生机勃勃、充满文化自信的农村，我们的现代化是完整的和全面的。

一

谈及农村和农民，最核心的关键词是土地。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指出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土地是农村的根本，既创造财富，又提供栖居之所，还是往生之地，生产、栖居、往生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在农村，生产用地、住房和坟茔是混杂在一起的，它们井然有序地排列着，隐藏着大家默认的礼俗，劳作和休养生息、生和死自有其界限和分寸。较之城市，农村在前商品时代的千年变迁中始终能维持其原初的样貌，它承载了希望，隐藏着秘密，存贮着世世代代的记忆，土地是不动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土地的意义逐渐被消解进而失去其崇高价值。土地在消失，这种消失在物理层面上呈现出两种样态：荒芜的废墟和炸裂的新城。

就前者而言，在商品化时代，传统的农业劳作因不能带来高收益所以不再受重视，农民的土地财富价值观已经由凸显到下降，对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土地逐渐成为了一种负累，而固守土地的农民们又无力应对剧变，土地荒芜无可避免。《望春风》里“儒里赵村”在资本的碾压之下被整个拆掉用于开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祠堂也被夷为平地，又由于资金链断裂被弃置沦为废墟，远离市声，惟余寂静。阎连科的《炸裂志》则描写了“炸裂”村五级跳从小乡村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这一切看上去不可思议，披着神实主义的外壳，但又能一一找到它的现实对应。无论是荒芜还是炸裂，旧时的农村逐渐消失了，当我们试图回到农村，看到的只有湮灭的痕迹和衰落的历史，面对这一切，难免生出《黍离》中的感慨与质疑，“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农村在消失，农民也在消失，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农民”这一身份。《出梁庄记》中的农民们散入各大城市；《望春风》中的赵礼平顺势而为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其他大部分农民迁入“平昌花园”转变为市民；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变成了陈予倩，“农民”这一身份对她而言意味着原罪；《炸裂志》中的兄弟四人分道扬镳，将土地视为生命根本的情感价值亦随着代际变迁而逐渐消失。中国近年来与“发展至上”的世界性同步，并内化了这种世界性，将发展主义和成功学推向了极端。唯发展论、唯成功论不仅绑架了社会，同时也绑架了个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对社会和个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农村消失”这样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和农民生活都几乎变得不太可能。

二

当代日本正在步入“无缘社会”的现状，即丧失了血缘、地缘、社缘的社会，无缘死随时都在发生。当我们进入今日中国的农村，也可以看到一个“无缘社会”在悄然临近，大量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存在标识着血缘和地缘的淡漠与丧失。费孝通认为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世纪，国家农村政策的不断调整，农民离土离乡进城的常态化，电子产品和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农村固有的社会心理、伦理模式和价值体系，血缘不再是稳定的力量。随着农民、农民的子女们进城务工或者求学，再无可能单纯依靠血缘去继替社会结构。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那么离开了农村的农民，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情感，解除了与土地及与之相关的人情往来，在撕掉“农民”这一标签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与故乡的地缘，既无意还乡，又无法还乡。

然而来到了城市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新的身份，面对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农民始终是外来者，缺乏根基，难以立足。陈金芳开始是随时可能被踢走的插班生，然后是依附于城里人的“圈子”，继而成为游走于资本圈的交际花，最后则是被资本割掉的“韭菜”，在被切割为各种封闭生活圈的城市，她从未真正融入某个圈子，她的真实面目从来就无人关心，她仅仅活在人们的讲述和转述中。“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抱有这种意识的农民们，当他们以希冀好的生活在别处（城市）来建构另一个“我”时，其实已经宣告了主体性的溃散。他们身处一个新老价值观交替的时期，发现自己流离失所，处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夹杂于残存的传统和未知的变革之间。由于无法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标准，他们的社会身份只能是负面的。这些人被大众忽视、甚至边缘化，为了重塑自己的身份，建立社缘，他们只能通过不懈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努力去抓住现在，但往往又与公众期待不相一致。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叙述者“我”被赋予了旁观视角，并在讲述中反复强调自己绝不介入的立场，“我”的故事和陈金芳的故事是平行的双行线，但在“我”犹豫不决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叙述故事对于叙述者有着自我宽慰和疗伤的作用，不过同时也消减了真实事件那种无法言说和难以呈现的本质。在眼见她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过程中，实则混杂了同情和自怜两种情绪，既有以拯救者自居的救赎心态，又有物伤其类的伤痛。陈金芳选择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而“我”则被父母和妻子遗弃在北京，他们都是孤独的当代人，陈金芳面对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农村问题实则就是城市问题。

农村只是今日中国的缩影，在城市中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各种各样的焦虑充斥其间，所有不平衡通往的终点就是无缘社会。在被划分的等级生活中，所有人，不仅仅是农民，都在臆想更好的生活在别处。为了去往别处，不断地失去血缘、地缘、社缘，然而无论处于哪一层级，都不过是将生活屏蔽在真正的生活之外，而互相区隔只会导致更大的分裂。

三

农村、农民与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人休戚相关，当农村彻底变为一个无缘社会，无缘死逼近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法幸免。然而看到消失的农村和农民，指认无缘社会的到来，并非最终目的，怎样度过这个惶惑时期，怎样克服心理上的犹豫和不安，寻求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探讨新的农村和新的农民的生成才是目的。这种新生体现在新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回到现场。创作者走出书斋，将自己置身于复杂的现实生活，大量的非虚构作品的出现力图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反映当下农村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道德图景，记录农民的真实生活轨迹。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为代表，非虚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客观性，还在于它回到现场之后重建的那种关系，即大量的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落脚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现状的复杂情感。“在现场”强调了其文本反映现实的有效性，而出走——返回的叙事逻辑则强化了内在的情感表述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关注，获得共鸣。

第二，重返过去的时间。在高速向前进的现代文明快车上，在“发展万能论”的主导之下，放慢脚步重返过去的时间，才能唤醒遗失的文化记忆，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价值的现代化。《望春风》中的“我”与春琴蛰居在便通庵，用传统的观照自然的方式来判断时间，在时令、季节的转换中体味、认知时间，而不是限定、规范时间。对过去的自然时序的回归，是基于某种留守和抵抗，这里抵抗的对象，既包括了利己主义者，也包括了现代科技文明，还指向了由权力、资本、城镇化、拆迁等组成的现代性的专制主义。在强大的他者面前，重返过去的时间是逆流而上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废墟上的希望太过渺茫，不过正如自然循环的时间一样，我们终究会望见四面而来的春风。

第三，塑造具有“时势权力”的新农民形象，恢复以信任为核心的乡村伦理和礼治秩序。在剧变中，新的农民能够提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获得别人的信任，这样的农民可以支配跟从的群众，获得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是费孝通所说的“时势权力”，它应时代变迁而生。“新的农民形象”，并不是指那种超凡脱俗的“高大全”式的典型英雄人物，而是泛指一种农民群体，是处于变化成长中的，既继承了传统美德又不断滋长新农民元素的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他们用信任而不是契约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既追求法治，又努力用礼治去维系传统，疗愈创痛。

对农村、农民的关注试图对应的不是理想的历史，而是正在衰败的历史，废墟出现的地方，总体性的虚假表现便被根除。现代人需要的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在此处生根，然后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在对话中黏合重塑已经破碎的共同体。本雅明说在事实领域里是废墟的地方，在思维领域就是寓言，聚焦消失的农村和农民，不仅仅是为了警示和批判，更是为了建设，为了在破碎中寻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