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但却是一个现实问题。人们在谈论当代批评现状和问题的时候，往往指摘创作与批评的一团和气，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庸俗化，但很难见到具体的剖析和实证的指陈。因而这种指出问题的泛泛而论也就成了问题。茨维坦·托多洛夫的话常常被引用：“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的两种声音的相汇”，“文学与批评无所谓优越，都在寻找真理”。这是在本质意义上对批评家和作家关系的提炼、指认，人们今天肯定珍重“寻找真理”的定义的时候，包含着自省，也包含着期待。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优秀，在于他以自己真诚的阅读体验，直率坦言，说出自己的分析判断，进而在历史和美学的维度对作品进行把握；真正的一流作家也并不畏惧批评，还能从友善的有价值的批评中受益，检视自己的创作，深化自己的文学思考。衡量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重要的一点，是看他们的对话能否深入到有价值的文学问题，并达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在这方面，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场文学争鸣，或许仍有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出版之后，广受理论批评界赞誉。人们惊喜地看到，社会主义文学在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之后，出现了这样一部优秀作品。《创业史》被誉为书写农村社会主义的史诗。严家炎写了《〈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关于梁生宝形象》等五篇文章。严家炎对《创业史》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表现出了“宏大的非凡的气势”，“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我们已经有了不少了，其中有些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以一部仅仅写了互助组村里情形的作品，就能把整个中国农村的历史动向表现得如此令人信服，这不能不是《创业史》第一部独到和突出的成就”。严家炎进一步论证《创业史》的成功，“是作者在思想高度、生活深度和艺术能力几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的结果”。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中，严家炎对主人公梁生宝的艺术形象，进行了概括性分析：“主人公梁生宝，当然更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形象。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某些可商榷之处，他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但在第一部中，无疑已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还为以后的几部中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很宽的余地。作者在一个外表上质朴深厚的青年农民的血管中，灌注着十分坚定刚毅的共产主义者的血液。”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严家炎集中分析梁生宝形象，在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存在“三多三不足”问题，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严家炎说：“‘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

严家炎对《创业史》主要人物形象梁生宝的评价，立刻引起了争议，许多理论批评工作者都参与其中，像我们读到今天一些文章对这一场争论存在平面化、简单化的解读一样，当时的一些文章也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一些局限于具象问题低层次的指责相比，柳青的回应显示了很高的理论素养，表现出了更高的理论水平。柳青说，读到严家炎的文章，他不能沉默。“这不是因为文章主要是批评我，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柳青所说的“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文学层面，就是社会主义时代文学所遭遇的核心问题，也是柳青在创作中努力实践探索的命题，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英雄形象本身固有的现实性和作家赋予形象的理想性问题，也就是严家炎所认为的，梁生宝形象的意义，“提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属于文学创作如何加高人物、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艺术方法问题”。这样，批评和创作，提出问题和回应问题者，即依据对梁生宝形象塑造的讨论，又超越了具体的言说，而使对话交锋有了理论的色泽，呼应着时代文学思想的气息。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美学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外国一些经典作家有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未来方向的论述，为中国作家打开了境界，树立了理想目标。1859年四五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伦敦和曼彻斯特致信斐迪南·拉萨尔，阐发了有关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经典学说。马克思说：“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发表了和马克思相同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恩格斯在论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应该知道，继承了新文学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遭遇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新的时代要求文学打开新的理论资源，开辟新的文学道路，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思想成为作家创作的理论支撑，而从作品的格局中也能看出作家领悟与思考的深入程度。回首那个时代的理论氛围，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像后来一段时间那样，作为单纯的知识被归入教科书的冷库，而是和文学相遇于鲜活的现场，思想激活创作，创作呼应思想，充满活力。

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看严家炎和柳青的争论，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现实思考和理论能力，严家炎论及梁生宝形象，着眼整个文学在塑造人物上的规律问题。严家炎说：“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严家炎的言说，呈现出清晰的理论背景，应该是学习接受马克思关于“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的论述的结果。柳青对严家炎的反应，和严家炎的对话，也并不拘于具体的细节和局部，而是显示了开阔的视野，阐述了自己把握人物形象时的理论思考。柳青说：“任何杰出人物（英雄）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是他们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出现，是某个时期社会矛盾或者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那个时期杰出人物（英雄）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某个时期的杰出人物（英雄）的主观行动决定那个时期的社会矛盾或者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柳青的思考，会让人回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氛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19世纪思想遗产成为作家们广泛吸收的资源。我们也能从柳青的思考中读出普列汉诺夫和黑格尔的影响。普列汉诺夫说，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件具有个别面貌，而是因为他受时代影响能为所发生的社会需要服务，“因为他的见识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黑格尔也说过：“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种人，他能用言辞把他的时代的意志表达出来……他使他的时代现实化了。”正是在这种坚实而通透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柳青谈及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时，说梁生宝的“社会意识特征和他由于受出身的影响和受艰难生活的影响而形成的毫不任性的个性特征相结合，就是我现在所描写的精神面貌”。柳青进一步说，他根本没有意思把梁生宝描写成超越历史、锋芒毕露的英雄，梁生宝不是英雄父亲生出来的英雄儿子，也不是尼采的“超人”。“他的行动，第一要受客观历史具体条件的限制，第二要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

柳青是一位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并且把自己的理论思考融入到创作之中、灌注于人物形象之中进行艺术地体现的作家。柳青在创作《创业史》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描写社会主义时代发展了的历史、发展了的人，必须顾及他们身上携带的历史基因，同时要有新的思维，敏锐地发现时代赋予他们思想感情方面的特质，书写他们从历史走过来后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强烈愿望。同时，柳青也意识到，他书写新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愿景的时候，并没有丰富的经验可作参考，因此，在文学历史还没有为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提供充足的资源的条件下，自己和同时代作家都面临着难题和挑战。现在我们评价柳青的创作，能够看到发展着的现实依托和他赋形于作品的理论逻辑。现在我们看严家炎和柳青的争论，看他们因为人物形象塑造问题而产生的交锋，既紧贴文学创作实践，又体现出理论思考的深度，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进而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这既显示出提出问题的能力，又显示出讨论问题的水平。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却产生思考的一致性。在严家炎和柳青争论之后不久，当代文学领域出现了关于“中间人物论”和“英雄人物论”的讨论思潮。严家炎和柳青的讨论中已经隐含着这样的命题，但是，我们看到，严家炎和柳青并没有受制于具象化的命名和思维的局限，但又有很高的理论高度。考察严家炎和柳青讨论的话题，他们思考和言说的方式，或许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当代文学中的这些命题，依然有延续性，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场争论的三年之后，严家炎被派遣到西安做“精神性劳动”。在陕西作协院子里，他意外邂逅受到运动冲击从皇甫村回来参加运动的柳青，两个争论者由隔空对话到零距离接触，有多次对话。严家炎为柳青的人格所折服，柳青则表达了对批评文格的尊重。由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文学语境，柳青问严家炎写作此文的背景，严家炎说没有文学之外的原因，他仅凭自己阅读《创业史》的艺术感受。严家炎也对自己文章的表达方式作了检视。柳青和严家炎开诚布公的交流之后说：“你谈梁生宝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1972年，严家炎获知柳青夫人马葳受迫害而辞别人世，“辗转而托，请人给柳青带去一本书”，表达自己的哀伤。1978年，柳青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严家炎前去探望，“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2006年，严家炎到柳青墓前祭扫，柳青女儿柳可风告诉严家炎，柳青后来也承认“‘理念’写得过多等缺点”，严家炎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半个世纪前的一场争论，其高远立意，其专业水准，以及它所散发的寻找真理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温情，有着令人回味的义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