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文品、思想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岳阳楼记》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句话,千余年来,口耳相传,几乎人尽皆知。这句话的震撼力与生命力,为何如此强大?究其所以然,便知“先忧后乐”,是一种饱含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从范仲淹的人生履历中可以得到验证。西夏入侵,他受命带兵出征,身为军帅,命自己的儿子亲临前线,冲锋杀敌。他官至“参知政事”,立朝为公,坚持正义,不怕因此而得罪同僚。他在任地方官时,苏杭一带,风物佳美,山水宜人,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购置一处庄园,以备将来颐养晚年。他听后摇头:“如果百姓都有饥寒之苦,我独享优游之乐,山水再好,我心里能痛快吗?”同僚的这个建议,倒是给了他一个启发:他用自己积攒的钱,在苏州附近购买了一些闲散的土地,无偿提供给贫困的农民耕种,称为“义田”,后来逐渐扩大,成为“义庄”。这些举动体现了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这种组织形式也带给人们无限的思考。
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是因为他做官,是为了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不是为自己谋利。“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宋代的语汇中可能还没有出现,但它的实际的含义,范仲淹是践行了的。爱民与爱国,是一个整体,未有爱民而不爱国者,也未有爱国而不爱民者。到了当下,我们当然要继续弘扬这样的思想。
由《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我想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文学界,有的人似乎并不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有的人把“作品中只有感觉而没有思想”当作优点而加以赞美。但是,优秀的作品不仅要形式生动,更要思想健康。没有进步思想的文学,任其语言再美,笔墨再“纯”,也不能成为“钟鼎之音”。有人强调所谓的“纯文学”,只强调艺术性,不讲究思想性。可是,如果以“纯”为旗,而忽略对作为作品灵魂的“思想”的重视,这就必将使“纯文学”陷于被质疑的境地。
研讨一部作品,把思想倾向与艺术形式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艺术形式放在第一位,而忽视思想倾向,以此衡文,必失之偏颇。文学的含义,不管有多少种阐释,他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即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的思想的表达。文学作品如果缺乏优秀的思想,或者借“艺术”之名去贩卖无益于人生的异端邪说,那就成了文学的左道旁门。面对《岳阳楼记》,我们不妨想一想:尽管这篇作品文辞优美,但如果它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没有这种爱国家、爱人民的高尚思想,它能成为千古不朽的文学名篇吗?
文学史充分证明,文学作品的思想,是决定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依据。同样是写农民起义,《水浒传》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文学经典,而《荡寇志》则只能躺在图书馆尘封的书架上,冷落地等待着文学史家去研究。两部作品接受上的差异,与其思想性的高低密切相关。这难道不值得无视作品“思想性”的作家们深思吗?
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学术(当然包括文学在内)竟能“杀人”,乍听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却是事实。有的人因为看了那些诲淫诲盗的坏书,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甚至因此丧失性命。这“杀人”武器是什么?当然不是作品的文字,而是寄藏在作品文字中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学作品一定要表达健康向上的思想,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移情易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