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农村新人”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深切地体现出时代变迁中边缘人向中心人物的转换。

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变革的推进，符合时代新语境和新呼唤的“农村新人”必然会不断涌现。作家作为时代的歌者，观照和书写这一类社会新人则是其创作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农村新人”主要是指在新的农村困局或农村新一轮改革浪潮下能够改变农村面貌的懂现代技术、懂资本运作、有知识文化、有市场意识的新型生产者，包括服务于农村基层管理的知识青年、乡村干部和回到乡村办厂的生意人等。

从父辈、子辈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看“农村新人”的合法性。传统农民在父辈群体中不断萎缩的同时，由于子辈无法从土地获得生活资源和生存资本而拒绝成为传统农民，选择去城市打拼。基于上述因素，那些愿意从城市返回农村，或愿意投身农村建设的“农村新人”就显得难能可贵，他们的到来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希望，改变农村现状的使命也就落在这些新人身上。他们大多拥有着农业发展新观念和新思维，或主动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或发展生态旅游等乡镇特色经济。此外，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城市甚至乡镇转移，也为农民返乡创业提供了机遇，使得“建设新农村”成为可能。

新世纪以来，关仁山、赵德发、周大新、叶炜、贺享雍、付秀莹、孙慧芬、罗伟章、叶凤群等作家塑造了诸多形象鲜明的“农村新人”。关仁山《天高地厚》中的鲍真，《麦河》中的曹双羊，《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等都属于“农村新人”的序列。鲍真和范少山以主人公姿态投身农村建设，体现出改造农村的主体性姿态和强大责任感。范少山对《创业史》的珍爱，表明其在改造农村过程中对精神支撑的找寻，梁生宝充当着其人生道路引领的榜样。

“农村新人”书写的背后是新时代语境下农民的精神史的新呈现。往往去城市奋斗的农村青年，对城市和农村皆留恋且厌恶。而返回农村则透露出对城市生活的悲伤，和寻求心灵安稳的渴望。其中，精神上的新价值追求和对农村的新认知，赋予着农村这片土地上生存着的可爱的人们以新姿态和新形象。如果说，高加林、孙少平试图离开土地、离开农村是为了摆脱无法抗争的命运的话，那么，新时代的历史赋予了农村建设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也为“农村新人”在农村“安身立命”提供了新可能。

能够改变农村困局的人往往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弄潮儿”，而新世纪农村、农业的发展则必然地需要“农村新人”在身份上具有多元性，旧式农民无法担负起改变农村现状的重任，也就很难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造福当地农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新人”这一符号的背后，不再受面朝黄土、天然向下的困局限制，而更多地拥有着“向上”发展的可能性，体现出职业定位和社会身份的新融合。他们在职业上依然是农民，但在社会地位上则显然有别于过去那种单纯的农民。换句话说，由于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以及区域农业发展的特色区块划分，“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往往在“农村新人”这里是分离的。而多重身份的“农村新人”正是拯救农村的希望。在《麦河》中，农民出生的曹双羊在返回农村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时，更为凸显的是一位农民企业家形象。

曹双羊是复杂、多面而立体的新人，是可以进入乡土文学人物画廊的典型。周新民、方越指出：“关仁山笔下‘新人’形象历史主体意识的发展在曹双羊身上得到了深化。曹双羊这一形象体现了关仁山对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光大农村发展道路的思考，也表现了关仁山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获得历史主体性路径的洞察。”（周新民、方越：《关仁山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流变论》，《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03期。）

曹双羊即为“约伯式”英雄。农村的发展，不仅需要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更需要约伯式平凡英雄，即在平凡的岗位上为自己、也为大众默默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平凡人。毕竟农村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平凡的工作者。曹双羊的三次脱变过程，体现出其逐渐走向约伯式英雄的过程。

成长视角下的“农村新人”审视。精神成长甚至逆成长是考察“农村新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生发出更隐秘的阐释空间。青年总是通过走向生活、接受生活的考验而完成“试炼”，曹双羊从出走到回归、从迷失到再次振作，体现出在不同价值观念冲击下的被裹挟的、城乡观念抵牾冲撞下的找回自我的过程。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评价标准和道德观念变迁对曹双羊的“试炼”与“造就”。张光芒曾敏锐地指出新世纪以来文化逻辑和时代价值标准的变异的新趋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在此阶段，传统善恶美丑判断的认知框架已经无法解释时代价值失范的新变：谁拥有了“成功”和荣誉，谁就拥有着真善美的发言权；客观评价转变为主观化评价，运气好的人就是成功的人，运气不好会被说成人品不好，人品替代了主观运气的位置，那个原本意义上的“人品”被人们搁置了。曹双羊从堕落到醒悟的成长轨迹，恰恰说明了现代城市环境对人的钳制与形塑，也显示出曹双羊对现代城市文化、现代价值评价标准的接纳之后的反省与扬弃。这就是新世纪的都市新环境对人的“胁迫”与“造就”。在刘震云《手机》中，当书写农村时，整体基调是安宁祥和的，充满着朴素与温馨，主人公严守一也是本真的、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一旦回到城市则一切连接着压抑、悲伤、虚假和表演，与“有一说一”的基本宗旨相违背。曹双羊“出走”与“归来”与严守一类似，身处农村时情绪温和，远离农村后其行为则显现出焦躁、残忍甚至狠毒；在亲人身边则心底踏实，陷入都市“漩涡”则表现出本能的抗争、攻击意识，甚至迷失自我。

对曹双羊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过去往往过分关注于其对土地的眷念和对“共同体”的奉献精神，而忽视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生价值实现上的追求。当我们去细致思考曹双羊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觉醒和醒悟之旅时，在歌颂和赞扬其为“共同体”的奉献观念之外，更应看到个体意识的彰显的情境下个人的“归路”问题，以及个人如何与“平庸”作斗争的问题。在主体性高扬的时代，“我首先是我自己”。曹双羊的出走与归来、资本原始积累中所体现出的残酷和其进行土地流转实验中所体现出的热情，皆是对超越旧自我的一种践行，皆是内心的不平和不安定下的一种呼唤，或者，是对目前“幸福”生活的不满足，是对难以企及的生活的冒险。

将曹双羊与《平凡的世界》里的王满银作比较，更有利于获得对“农村新人”的精神处境的谱系性认知。年轻时的王满银走南闯北，对传统农村生活是弃绝的。然而，其在发现自己的皱纹和白发后突然醒悟，选择回到农村，回到妻儿身边。醒悟的背后，是冒险失败后的回归，也隐含着其对家庭、对亲人未尽责任的忏悔。过去，批评者多因王满银身上的二流子习性而对其给予批判。然而，需要重新发现的是：王满银实则是世俗版、低配版的高加林和孙少平，王满银和高加林、孙少平一样，身上都有着独特的“鲁滨逊气质”，都饱含着路遥对农村理想新人的期待。单就其不甘做传统农民、勇敢地闯出去这一点来看，其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意识恰恰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村所急切呼唤的。即在某种程度上，王满银更符合当时对“农村新人”的期待。这就显示出作者路遥对农村、农民的深刻思考。和王满银一样，曹双羊也是一个被作者注满生命力的人物，曹双羊具有诗人气质，敢于冒险，其身上也体现出类似于王满银的忏悔与回归：“回到麦河，回到可以触摸和依靠的土地，陪伴着我的儿女，养一养破碎的心，安度晚年，直到化为尘土。”对曹双羊这一个体进行聚焦和透视，我们会发现：其回归不仅是服务于农村建设，而更多的是自我实现，追求人生的完满。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实现自我的欲望和冲动，并通过不断地“向上跳跃”来对过去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创伤进行疗愈。回归是长期摸爬滚打之后，使自己的一辈子趋于圆满的必然归途，精神皈依是繁华落尽后的自然选择。进言之，冒险是小人物实现人生辉煌的必然选择，寻找未来人生意义和价值是出走与归来的深层次动机。与其说，曹双羊的归来是为了扮演好自己“土地守护者”的角色，还不如说，是为了更好扮演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心灵守护者”的角色。所谓的曹双羊人格的升华，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意义的重新塑造与定位。在孟繁华所说的乡土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下，社会文化身份的“农民”在变迁，也在固守，固守着生养自己的土地，寻求精神栖息地以安妥自我灵魂。总之，在曹双羊这里，追求现代生活是其权利，其出走和返回都是对现代生活的追求。

从王满银到曹双羊的变迁，实则是从被拒绝、不认可的农村的边缘人到拯救农村困局的中坚力量的转变过程，时代的变迁导致了评价态度的“颠覆”，这或许是“王满银”和“曹双羊”们自己也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