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返回现场:重建批评对文艺实践的关怀和引领
来源:中国文化报 | 金 宁  2021年01月28日16:06

在文艺活动中,批评和评论往往指向同一种话语方式。但若一定要对概念做出区分,我倾向这样理解:“批评”可以更多针对价值形态言说,主要涉及意义判断;“评论”可以更多针对表现形态言说,主要涉及完型评价。这样的理解并不严谨,因为在具体实践中,二者不会截然分开,可以相互置换或涵盖。有时也把“评论”作为一个大的概念,它包含批评、阐释和鉴赏。我在本文中使用“批评”一词,无非是想强调这一实践活动的引领力量,批评的地位应该得到凸显。

一位文学院教授对我说,如今网上飘的是段子,再有就是爽文和酷评。我们当时在谈批评写作,共同的感受是,如同爽文不能替代严肃意义上的文学,酷评尽管时常语出惊人、辛辣刺激,但真正直面作品、有理有据的批评,终究太少。

批评历来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批评缺失”实际上是个老问题。首先,多年来批评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虽然也可以看到好的批评写作,但总体上处在缺位或脱钩、离场的状态;其次,文艺生活日益多元化,面对多元化中的新旧杂陈、标新立异、良莠不齐,批评却功能退化,处在失语或异化的状态。要改善这一局面,强化批评在艺术创造、审美评价和价值引导上的积极意义,需要我们首先对其有一个恰当的定位,也需要对存在的问题有客观、具体的分析。

文艺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产,就“供给侧”而言,大致可分为创作、批评和研究三个部分。创作是文艺以作品形态的直接呈现,是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和精神生活的实现路径。研究是对文艺规律、艺术遗产、美学形态,包括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把握,它不仅要面向民族历史的深厚积累,更要面向未来文化的广泛可能性。不难看出,批评在这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无论古今,不分中外,实践证明,好的批评既对艺术创作有引领与匡正的作用,也对理论研究有丰富与深入的功效。换句话说,评论既引导实践,又反哺理论,三者共同型塑了社会风貌、审美生活和人的品格与精神状态。

文艺批评长期以来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缺乏理论的深度意识和价值引导意识,既不能击中问题要害,也无法对作品进行恰当的审美评价、优劣评判,体现出某种判断上的模糊。其次,缺乏认真解读作品的意愿和能力,空泛的表述、笼统的概括,看似深入,实际闪烁其词,本质上是处在一种悬置状态,既无法进入丰富的感性创造,也无法对作品的技法语汇和情感内涵作入情入理的解析。无论对创作还是对接受,实际上都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再次,圈子和面子、位子和票子左右批评实践,批评变成捧场,捧场就是交换,一派人情世故,或以“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等等。直截了当地说,许多批评就是在炒冷饭、吃闲饭;或者如同艺术家有了喜事,批评家就忙着去随礼一样。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最近20多年来,存在着一种所谓“批评下降、学术上升”的现象。以文学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教授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难分彼此,而最新锐的文学批评家其实往往就是当时的前卫文学理论家”(朱国华:《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按照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许多优秀的批评家,也是文学史家;反过来亦然”。他们既写批评文字,又写文学史论著,“批评”与“文学史”的品格在当时是“互渗”的。而近年来,比如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了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代史’,也为了使‘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能尽快进入‘学科体制’,研究者的态度和方法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不少研究者都在努力和即兴式、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态度保持距离”(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假如我们正面理解这一现象,从当时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难分彼此”,到后来的“‘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或可视为学术与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研究日益深化的结果。但这一结果未必具有必然性或正当性,其中埋下了问题的伏笔。

大致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可以看出,首先,批评被认为是一种“即兴式、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批评的学理定位出现了偏差,忽视了批评对研究的增益和反哺。这一偏差,归根结底,既是方法论上的偏差,更是认识论上的偏差。事实上,从历史看,批评与研究的分野是个很晚近才有的现象,今天被视为文论遗产的众多资源,几乎都是由广义的评论性文字积累而成。真正的批评,本身就是学术,如同批评史是构成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所谓“学院式”研究在逐渐脱离创作,似乎“进入‘学科体制’”的文字无非考据或探究义理,或将作品当作理论的注脚,拆解作品无非是要对应于理论的条分缕析。或者,理论是自说自话、圆融自洽的推论炫技,而批评不过是肤浅的印象评述与未经审思的感性表达。最后,现今的“学科体制”,包括学术评价机制似乎也没有给批评写作一个包容的空间。客观讲,“学术上升”的确使科研特别是高校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不应该忽视“批评下降”,二者间并不必然存在反向运动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我以为文艺批评要树立四种意识。

第一,批评要有学理意识。批评不是鉴赏,不是空泛的点赞或简单的评价,而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这样讲,理论是对层累的审美意识的研究,是对艺术传统、艺术规律及艺术价值形态的理性把握,它应该通过批评实践作用于当下的艺术创作。理论不是批评的外套,而应该是其核心依据和认识基础。反过来讲,批评使理论不断具有活力,强化问题意识,并检验其效用。批评可以锻造理论的实践品格,理论可以增益批评的学理底色。

第二,批评要有审美意识。要真正进入作品,要对作品有深入其内部纹理的解读。经典的批评首先是“懂作品”的批评,有内行的分析,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才有理性的把握。脱离了作品分析,批评就只能流于表面,不及物,不接地气,不知所云。艺术家觉得你说半天似乎与他无关,欣赏者更找不到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门径。最终,批评不过是或貌似高深或似是而非的空转。

第三,批评要有推进意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中重要的中介性的存在,既要有助力创作实践的诚意与勇气,也要有增进理论积累的目标与雄心。换句话说,批评要敏感地呼应艺术的创新意识,在实践中保持在场;同时,批评也要自觉地介入理论的原创意图,在研究中保持活力。真正的推进意识既不来自高高在上的压制,也不来自一团和气的捧场,而应该是讲真话。

第四,批评要有艺术史写作意识。古往今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事实上几乎大部分文艺作品都会在时过境迁中被抛弃。实话说这并不残酷,这是人类整理遗产的福音,历史一直在“断舍离”,即便这样,依然免不了有糟粕留给后人。今天的实践同样如此,批评需要有清醒的清理意识,激浊扬清,这既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基于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既是针对时代精神的需要,也是基于历史规律的预设。当然,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留存下来、流传下去,这确实是个理论问题。批评基于理论,也把这个大话题留给理论。

创作有发展,批评与有荣焉;理论有推进,批评与有荣焉。基于新时代文艺生态乃至精神风貌的塑造,批评必担其责;面对行将历史化的“断舍离”,批评应该在场。学者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面对创作的实际,面对当下理论的积累,以基础理论为批评高度,以历史研究为批评基底,以观念引导为批评指针,以关切现实为批评方式,返回现场,重建批评对文艺实践的关怀和引领。

(作者系《文艺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