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问题与方法——2020年度文学理论评论刊物述评
随着社会时代环境的不断变化，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细读2020年度文学理论评论刊物文章，除却对于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代表作家及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以及对当下文学现场中层出不穷的最新文本的及时评论和密切关注之外，观念、问题与方法成为把握去年理论评论刊物学术动向的三个核心关键词。
文学观念的整合与辨析
文学概念的理清，能够为文学理论评论研究扫清障碍。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始终涌动着重视史料的热潮，李杨、程光炜、郜元宝、钱文亮等学者相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或“史学化”趋势进行论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学术理解。在2020年的文学理论评论刊物文章中，始终存在着关于这种文学研究倾向的命名、内涵和外延等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讨论。
《文学评论》开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笔谈”“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等栏目，专栏文章的研究话题涉及文学作品的译介、文艺概念的界定、文化品格的探究、抒情传统的影响、中国文论的境遇与知识学反思等诸多方面，对文学生产理论、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进行理论辨析，同时深入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视野的现实生态与适用性问题。此外，《文艺争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名作欣赏》《北方论丛》等学术刊物，先后推出了南帆、吴秀明、倪伟、陈培浩、罗长青、吴旭等学者的相关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学的路径与谱系、现当代文学史的命名论争、理论构想与实践矛盾等面向切入，深入探讨了“历史化”或“史学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与此同时，《文艺争鸣》开辟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专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研究”专栏，先后刊发了程光炜、吴俊、孟繁华、付祥喜、黄发有、武新军等学者的相关文章，通过分析现当代文学史及批评研究史的相关史料的耙梳、打捞与整理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从文学史料的学科建设、研究过程中的“窄化”现象、史识与文学史写作实践等多维视野出发，考察了当代文学史料以及文学批评史料研究过程的现实生态，深入辨析了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与局限。此外，王一梅的《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以“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周景雷的《新阶段、新时期、新时代与当代文学建构的再思考》（《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等文章，从理论上努力为“十七年”“新阶段”“新时期”“新时代”“新世纪”等当代文学概念理清边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概念与当代文学理论评论体系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除文学研究的整体视野与理论探索的史学倾向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理论评论刊物在2020年度的栏目设置和选篇方面，已经开始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建构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追求，重新思考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意义与方法，并且尤为侧重于对经典作品的重读、史料文献的整理与批评史的完善等。以《当代作家评论》为例，该刊物的“寻找当代文学经典”专栏对汪曾祺、铁凝、梁晓声等已被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的经典作家及其代表性文本进行重新评价和阐释；“当代文学批评家研究”专栏对洪治纲、贺绍俊等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同步成长的“50后”“60后”研究者的学术成就和理论建树进行整体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再评价”栏目对浩然、张洁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解读；“当代文学观察”栏目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代际问题、人民性与当代价值、乡土叙事与现代主义、网络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复杂关系等密切关注。此外，还敏锐地观察到影视改编、文学奖项、媒介传播等现象对当代文学评价体系的生成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众多文学理论评论刊物正以丰富的文本分析、全面的现象观察、周密的史料梳理与扎实的理论建构，尝试探索出一条当代中国文学著史的可能路径。
学者们还积极对文体的规范进行梳理。例如，杜书瀛的《宅居谈诗——诗歌现状及发展方向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以书信的形式谈论诗歌理论问题，消解了学术论文严整形式带来的严肃与隔膜。文章提出，相对于适应古代农耕文明经验的中国古典诗歌语言更多“直寻性”“肉体性”而言，今天的诗歌为适应现代文明经验中意义的多变和复杂，其语言乃至诗人对人生经验的把握和感悟方式更突出了“分析性”“哲思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诗歌阅读的难度。但是，不能因此强调诗一定要写得让人“读不懂”。当代诗歌“分析性”“哲思性”特征与传统诗歌“直寻性”“肉体性”特征，可以结合乃至融为一体。
新问题和新现象：地方、中国与世界
关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等议题，是2020年度学术刊物中的一种较为明晰的研究趋势。从事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专家学者们关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一话题的持续关注，微妙又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焦虑。在过去的一年里，《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理论刊物相继开设了“国际文学视野”“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当代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专辑”等栏目，持续追踪国际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先后推出了关于西方与东方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情况、评价机制及接受效果等话题的研究和讨论文章，涉猎对象包括铁凝、莫言、陈忠实、贾平凹、阿来、刘震云、余华、残雪、苏童等当代作家，以及贺麦晓、千野拓政、顾彬、冯铁等海外汉学家。
但是，自19世纪20年代末期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整体概念伊始，这一语汇所指涉的就是一种不断动态变化的对外交流、国际文学活动生态，而非囊括全世界各种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的文学史界定。因此，想要解答中国文学如何面向世界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以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向外看，也需要调转眼光向内看。与世界范围内的他者相遇是中国自我文化发展的必要环节，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动态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于中国本土的地方经验、空间诗学与文学地理等思维范式，采取吸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发现、挖掘地方路径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特殊价值，有利于我们弥补既往文学研究中的史学思维的不足。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当代文坛》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专栏，这一专栏在2020年度先后刊发了陈国球、张泉、张光芒、李怡、刘大先、李永东等学者的理论文章，以粤港澳、京津冀、巴蜀、江南、绥远等“地方性知识”视野的丰富性，不断扩充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阐释维度与理解深度。
同时，近年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为代表的东北“80后”作家以一种有意识的共同体内部写作，开启了青年写作的新的文学格局，也引发了文学研究界的密切关注。在2020年的理论评论刊物文章中，许多学者从当代“东北文艺复兴”出发，对“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或“边缘人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进而推衍至对流行文化中的东北元素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的关注，如黄平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从东北到宇宙，最后回到情感》（《南方文坛》2002年第5期）、丛治辰的《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刘大先的《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7期）、江怡的《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杨晓帆的《希望，还是虚妄？——当“东北文艺复兴”遭遇“小资”读者》（《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9期）等。这种视野一直延续至今年年初，2021年第1期的《小说评论》开辟了“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专栏，推出王德威的《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呈现出从现代中国之“东北文学”到当代中国之“文学东北”的阐释维度。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围绕东北书写展开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分歧的讨论，将逐渐跳脱与溢出纯文学场域的视野局限，在文化与社会的双重维度获得超越文学的生命张力。
媒介变革之下的视野与方法
新世纪以来，媒介的更新与演进不仅改变着文学的传播途径，也形塑着文学的生产方式与评价体系。相较于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在数字人文思维范式和文化视野的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现实困境与潜在挑战，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机遇与可能。在媒介变革的深度影响下，2020年度理论评论刊物中的文章在聚焦当下文学现场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视野与方法。
《当代作家评论》的“当代文学观察”栏目，关注到媒介时代当代文学生产的新概念与新方法，如自媒体写作、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新时代稿酬制度以及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与价值重构等。《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刊物则先后开辟了“后人类研究”专题、“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研究”专辑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专栏，对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人与技术的关系、文学艺术与科技的变奏、艺术批判与数据生产中的数字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虚拟艺术体验中的身体及其理论等议题展开探讨。部分学者敏锐地捕捉到当下文学现场中关于赛博朋克、VR技术、人机协作等新技术话题对于文学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着关于“磕cp”“粉圈化”“弹幕”等因媒介变迁而涌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与即时性符号文本和文学生态的交互关系。此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文坛》《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论坛》等理论评论刊物中，虽然没有特设相关的栏目，但也散见着邵燕君、李静、陈舒劼、钟舒、李彦仪、徐刚等学者关于中国现当代科幻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章。
从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表层深入肌理，媒介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制度的生成。在2020年的理论评论刊物文章中，有人持续关注现当代文学纸质期刊与思潮、评论共同发展的现象，如尹林的《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发展》（《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黄发有的《论文学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也有人关注数字媒介生态与当下文学现场和文艺理论结构的渗透、交互关系的新现象，如胡友峰、朱丽的《媒介生态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单小曦的《文艺的媒介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媒介理论研究》（《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等；还有人关注到媒介变革对于当代文学评价体系的深度影响，如刘诗宇的《互联网中的当代文学史“隐文”——从豆瓣读书评分说起》（《长江文艺》2020年第12期）。
文学反映时代，可以采用“宏大叙事”的方法，而对与媒介嬗变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开掘，同样可以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长久以来，既往的文学研究大都偏好从宏大的文化思潮和历史背景入手，来观察文学脉络的发展与变化，与此同时却极有可能忽略了生活细节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尤其是下半年的文学理论评论刊物文章中，呈现出一种以微观史的视野进入作家作品的丰富内部的研究尝试与评论趋势。许多研究者与评论家从“自我与日常”“生活、空间与城市”“世俗审美与日常书写”“通俗文化、日常生活与媒介叙事”等角度出发，寻找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作家差异性的具体生活经验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多样艺术呈现为依托，通过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变迁，重新发现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的新的阐释空间，也为解读当下文学现场平添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可能。
承前所述，2020年度理论评论刊物文章彰显出了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学术追求和眼光，既往的文学研究理论与观念的含混和芜杂需要理清，当下文学现场的新动向与新问题也亟待关注和解决，而未来文学发展的路径与方法则更值得我们持续探究和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