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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感、凝练的语言、美妙的韵律，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内涵、语言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厚。无论创作、欣赏，还是批评、接受，诗歌一向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诗性智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语言，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彼此呼应，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

——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

陈才智

1.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诗歌尤其如此。中国诗歌的许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应的语词，如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象，其根源即在于语言。所以朱自清在《诗的语言》中指出：“本质而言，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为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暗示、含蓄等艺术魅力。

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但有四声的区别，词和词的连接往往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关系非常灵活。很多时候，逻辑连接词需要读者来填充，因而造成中国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富于包蕴性、联想性、多义性，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比如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给关键的“唐”“晋”二字，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和联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概念，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制，诗家所特有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体，往往更趋精练含蓄，语句叙述则变化多端，经常有跳动性。

比如运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运用紧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还有活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经常使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运用省略，比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还有上下句之间语意须互相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实际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还有错位和倒装，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声有色。

又如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联，实际语序应是“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因浣衣女子归来，才会在竹林外传来说笑之声，因渔舟顺流而下才会使河面上的莲花摇曳纷披。但仔细琢磨，王维诗句本意又不仅如此，其意蕴比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可以理解王维是先闻其声再分辨声音的来历和原因，先见其形再体悟莲动的起因。因此，其中既有平仄的安排，也有内容的斟酌。

2.诗歌是文化的一端

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白话新诗，中国的诗歌语言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嬗变演化、发展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不同脉络和流派。其间，语言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交相影响，互为两翼。

就诗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为文学之一体，诗歌本身就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学、绘画、音乐、风俗等相邻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诗学与书论、画论、乐论等不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常常需要互相参照才能有新的开拓。

诗歌的发展，既受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光辉。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背景的变化，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情况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文化影响诗歌、诗歌反映文化的程度，有的较快，有的较慢；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隐晦，有的显露，有的含蓄；有的变形，有的变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需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有的是影响，有的则只是暗合；有的是交叉，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

这里不妨以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为例。北宋文化吸纳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动趋向，适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宏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赵翼《瓯北诗话》）苏诗以后，议论成为有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典型而突出。苏诗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与俗、绚烂与平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语言，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比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饭瓮”乃山东民间俗语和歌谣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些各地的俗词俚语，被创造性地融入苏轼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苏诗还擅长用典故来题咏俚俗之物，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不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祟二人与豆粥相关的典故，诗的典雅气息油然而至。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尽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化生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锺嵘《诗品序》）。

回顾中国诗歌的历史，每一种体裁都有萌生、发育、成熟、衰老的历史。中国诗歌史，就是各种诗歌体裁和样式起承转合的生命史。从《诗经》之诗，到歌诗之诗，到《诗品》之诗，到诗余之词；由狭义的以齐言为主要句式的韵文，衍为广义的诗词曲等多种样式，涵盖乐府、五七言（还有四言、六言、九言和杂言）、古体和近体（包括律诗和绝句），以及新诗等，历经以赋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复古为革新，变文言为白话等各种翻新，诗体不断有新风尚，诗篇不断有新物什，诗人不断有新思想，诗论不断有新境界。

只要有人类的存在，诗歌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深信，在中国这个诗国里，诗歌一定会复兴。

（作者：陈才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修辞建构诗意

李少君

诗意被认为是一首诗最重要的元素，诗人写诗，都是要追求一个诗意。作家废名在强调旧体诗与新诗的区别时说：旧体诗因为形式是新的，怎么写都可以，都是诗。而新诗，因为形式是散文的，所以必须有一个诗意，再将文字组织串联起来。

那么，什么是诗意？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阐述，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其实，诗的表达，就是一种修辞技巧。《现代汉语大词典》又补充解释：诗意，就是诗的内容和意境。诗，说到底，就是以修辞手段建构的诗意。

中国古典诗歌有自己独到的诗意呈现方式，那就是对“情境”的强调。以情造境是古代最常见的修辞手法，所谓“寓情于景”，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还有“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含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

触景生情，借景抒情，更是非常普遍的诗歌技巧。境，可以理解为古代常说的“景”，也可理解为现代诗学中的“现场感”，即具体场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沉湎于安闲适意之境，心中惬意溢于言表，而其“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目睹万物之欣欣向荣，内心亦欣喜复欣然；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耶景耶，难以细分，情景皆哀，浓郁而深沉。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是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也就是王国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现代诗对情的理解，与古典诗歌有所不同，除了情感，还有情绪、情形、情况。

现代诗里的情绪有时是故意渲染、夸大和铺张的，铺张到甚至铺天盖地。情绪不同于情感，情绪更加个人化，是对当下现时的行为过程的具体体验。现代诗多侧重写情绪，写个体情绪的即时发散、渗透和蔓延，因此修辞也呈现出个人独特性。

比如，同是写现代人的孤寂之静，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所阿的写法是：“世界上所有人迹罕至的寂静，此刻都跑来跟我坐在了一起”，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则如此写，飞机在降落时，“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很有现代感，突出飞机降落时的轰鸣与人内心渴望回到安稳大地以求安心的对比；特立尼达岛的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的诗句：“暮色中划船回家的渔民，意识不到他们正在穿越的寂静”，既肃穆又迷蒙，还有某种梦幻感，仿佛一幅印象派的画……这些诗，都将各自感受到的情绪渲染到极致，突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寂寞。这是一种现代诗的诗意。

无论情感和情绪，都有情的要素与元素，“情境”这一概念完全可以借用于当代诗歌创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时空急速运转变化的时代，截取诗意和保存诗意更显必要。

上述对诗的认识和理解，是我理解和创作诗歌的一个基础。当代生活由于移动区域扩大，空间感和时间感都改变了，细节、具体场景、瞬间感受，都可以作为一个个情境单元，成为诗的主题和关照对象。

比如我有一首短诗《抒怀》，是和一位友人谈论各自理想的，我只是在一个具体语境中把眼前所见和心中所想表达出来，但因使用了一些特别的修辞手法，就呈现了独特的诗意。全诗如下：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这首诗完全是白描手法，把和友人的谈话和情景还原，把此时此景、此情此感加以固定。其中，“间以一两声鸟鸣”使用了旁白手法，使这首诗显得鲜活，有人，有景，还有声，不只是一幅画，还成为一出小小的情景剧。

以诗的方式保存情感、感受和意义，截取一个个“境”，以诗的方式做现实的切片，来储存一切，并使之永远保留。诗的方式，就是修辞方式。

（作者：李少君，系《诗刊》社主编）

诗歌，语言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张力

从上古时期的《诗经》《楚辞》，到中古以后的唐诗、宋词、元曲，再发展到现当代诗歌，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展现了语言艺术的永恒魅力。诗歌中蕴藏了大量创新语言现象，其中不乏对后世影响久远的常用词语和句法，对汉语的发展和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月亮”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李益的《奉酬崔员外副使携琴宿使院见示》一诗中，“庭木已衰空月亮，城砧自急对霜繁”。这里的“月亮”不是一个词，而是短语，指“月光明亮”，后来在唐诗韵文格律的作用下，由短语化为表示“月球”的名词。“朝夕”的产生亦是如此，它最初产生于《诗经》“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中，“朝夕”本是并列的两个名词，在诗歌韵律的作用下变成了一个双音节词。

成语被看作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形式短小、结构稳固、内涵丰富等特点。诗歌以其独特的韵律特点（如诗经以四音节为主）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催生了大批耳熟能详的成语。《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中有60%左右的成语源自诗歌，如“天作之合”出自《诗经》中的“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壮志未酬”来源于唐代李频的《春日归思》“壮志未酬三尺剑，故乡空隔万重山”；“石破天惊”最早出现在唐代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量词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系的一大特色，在汉语语法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量词有很多就是从诗词韵文中产生的。如《汉语大字典》提到，“簇”的量词用法来源于白居易的《题卢秘书夏日新裁竹二十韵》诗中，“几声清淅沥，一簇绿檀栾”；“点”的量词用法始见于苏轼的《洞仙歌》，“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此外，介词的发展也可以在诗词韵文中找到端倪。据考察，“打”的介词用法最早出现在宋代辛弃疾的词中，“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鹧鸪天·戏题村舍》）。

在诗歌中，句法层面的创新现象也层出不穷，诗歌为很多句法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绝佳的语言环境。

如紧缩句是汉语的一大特色，指分句间经过语音紧凑和词语缩减，而形成没有语音停顿的特殊复句，如“天一黑就下班回家”是由“只要天一黑，就下班回家”这个一般复句紧缩而成的。诗歌对紧缩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蒋绍愚在《唐诗语言》中说，在散文中由两个分句构成一个复句，往往用一些关联词语来表示分句间的关系，而在唐诗，特别是近体诗中，这些关联词一般省略不用而造成紧缩句的大量出现。

例如，近体诗“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严恽《落花》）”中的“问花花不语”，就是由“我问花，但是花却不语”省略关键词和停顿而形成的紧缩句。紧缩句式在现代汉语中也可见到，如一则体育新闻标题“赢球不可怕！缺谁谁尴尬”，其中的“缺谁谁尴尬”就是受诗歌韵律的影响而省略了关联词“无论……都”。

诗歌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的享受，还在语言层面给汉语的创新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诗歌犹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宝藏，值得我们不断开垦和深挖。

（作者：张力，系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