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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先秦时期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古典阐释学命题。宋儒朱熹为之注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按照一般性的理解，这一命题说的是后人在解读经典时，要以严谨的方式阐述而不创作改变，以完全接受典籍的态度遵循文本，相信上古之言。对于经典上记载的圣贤话语，要谦逊地因袭、传承，不要加入自己的先入之见，以自己的理解演绎原有文献的内容。换言之，这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阐释理解与方法范式，让阐释者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文本解读，专注经典原义挖掘，而不进行过多主观发挥。然而，同样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即他自己还是“作”了一些东西，只不过他是“知而作”而已。由此，不禁让人形成疑问：“述而不作”真是一种崇尚不空言而又含有保守、不创新意向的阐释取向吗？

若想正确解答疑问，必须弄清楚“述而不作”命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立志通过整理上古“六经”文献为社会“正名”。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即让上古的礼仪成法、圣语王言以“原貌”的形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实际上，孔子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但是，他一直秉承客观审慎的治学态度，以“追迹三代之礼”为目的，视“整理”为“印证”，要将经典中所蕴含“道”的最初原义不加改造地揭示出来，所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发现其时的人们已经对经典产生了诸多“误读”，“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关于夏商文明之礼乐，缺少史料，仅存传说，客观上已使人们对“六经”的理解存在偏颇的可能。如果进一步追问，误解更有可能源于文本自身：由于文本具有历史性与当下性双重属性，作为文本语义载体的符号也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某些改变；由于不同读者在解读中对文本内容信息有着不同理解，致使因语言技术干涉引发的古今释义分歧，时有发生；由于语境存在时空差异，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为阅读者设定了异质性明显的理解情境，甚至让许多“误读”变成了“错读”。对于这一点，孔子虽没有直接的论述，但从其关于“名实”“名言”等范畴的言说中，可以探析出他已注意到相关问题。

孔子坚信，尽管时间的推移会使得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产生不同，但是经典中所深藏的“道”是不会改变的。“道”有着不随时间、地域改变而改变的独特属性，它具有不会被打断的逻辑性、延续性和一贯性。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上古圣贤思想的精髓具有永恒性，不需要后来者的修饰、雕琢，只要人们能按原义去表达它、理解它，自觉把握它，社会中的一切自然会名实相符、等级有序，人们也就自然懂得安身立命的道理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阐释者在阐释活动过程中面对文本只可作“无能为力”的复述。事实上，作为阐释学命题的“述而不作”自身在内在含义表达不变的情况下，亦存在着事实偏转的可能。

第一，“述”是阐释学的一种自解原则。按《说文解字》语，“述”是遵循、继承之义。对于孔子来说，就是对先王之业的遵循与继承，或曰在思想与行动两个维度上对圣人及礼乐制度的崇圣性的“尊崇”。在他看来，先王的礼仪成法内载着“道”，是不可妄动的。“道”是完整的、给定的，只需要人去“正焉”，但对“道”的解读并不是机械复读式的。“述”同样需要解释理解，只不过要依明确的核心而展开。“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释之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于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述”被具体操作化为“以经解经”的自解式阐释方法论。此种“自解”存于经典在理解与解释中归属于信仰论与目的论的一贯性与整体性。也就是说，对文字的解读需要基于经典内部的互证活动而完成。从形式上看，其解读空间是封闭的（局限于经典内部——主要指“六经”），只可依经典上记载的文字彼此释义对方。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它又使得人们对“道”的解读拥有了“鲜活性”，表现为主体的积极阐释、理解与运用行为。孔子在《论语》中不断强调“道”要内省，这实际上是鼓励个体要对经典持有创造性的理解态度。虽然经典的作者已经把道理精义讲述清楚，但是读者依然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将“道”融入生命的体验全过程，要在不违背“原义”的前提下，对“道”作出个性化的认知发挥。

第二，“不作”与“有作”的辩证。《尔雅·释言》说“作、造、为也”。《尔雅注疏》就这三个字释曰：“谓为营也。皆见《郑风·缁衣》篇。”显然，按经典的自解原则，“作”的意思是“营造”与“造就”。但在《尔雅·释诂下》中，作为训释字的“作”还有另一解释：“浡、肩、摇、动、蠢、迪、俶、厉、作也。”前面的八个字与“作”是古今字的逻辑关系，所以清儒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总结出“上作，起也；下作，为也”的论断，即“作”可解为“兴作”或“兴起”。于是一个明确的结论出现了：“述而不作”之“作”不是与书写有关的“创作”，而是指在遵循先王礼法制度的过程中，不制作、不兴作。换言之，不让“述”建立于舍王道而改从非王道之事之上。“子曰：吾自卫而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在“述”经典时还进行了“正”，即将新的精神注入原本仅在贵族间流传的文献，并使之普及一般平民。此处的“正”，其实就是“作”。由此推论，“述而不作”的实质是“述中之作”，“作”是个体的独特理解与阐释，但其前提是对经典之道“原义”的发掘与领悟，不是对文字的肆意发挥。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理解，作为阐释学命题的“述而不作”核心是对“道”的完整性的尊重与维护。“道”在与生生不息的个体生命的结合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样态。“述而不作”一方面确证了先王礼乐制度的绝对真理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阐释者之于文本理解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认为，“述而不作”的重心实在“述”中之“作”，正是在其作用下，中国阐释学才被开发出极大的创造性理解空间。就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而言，“述而不作”缔造了中国经典阐释活动中的“崇古”情结；确立了文字解释的依经立义原则；促成了推源溯流的阐释方法；助推了返本开新的阐释学思维理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西阐释学史比较研究”（17BZX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