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律治试图帮助华兹华斯写出对时代更有现实意义的诗歌
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华兹华斯、多萝茜和柯尔律治开始了短途的徒步旅行，沿着布里斯托海峡南岸漫步。在这次旅行中，还有随后的几个月里，柯尔律治作为诗人面临的一些心理问题被暂时搁置转移，或派上不曾预料的绝妙用场。
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此前计划合写一首诗卖给某个杂志，用以支付这次旅行的开销。合作双方的兴趣有了交汇点。这首诗得是一首民谣，是华兹华斯钟情的简单而传统的形式。但是为了取悦柯尔律治，它也要包含探索的主题。关于这点，柯尔律治想到了邻居约翰·克鲁克香克告诉他的一个梦境，有“船的骨架，上面还有一些人”。他也在重新考量社会的弃儿：那些因考虑不周或犯下无心之过的罪人，像流浪的犹太人（the Wandering Jew），相传耶稣在受难的路上，遭受一位犹太人的嘲弄，于是这位犹太人被诅咒在尘世行走，直到耶稣再次降临。该传说从十三世纪开始在欧洲传播，逐渐有了不同的版本，各版本中犹太人的性格和轻慢行为有所不同，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他当然对这些人感兴趣，但是要想为他们辩护是不可能的，起码这时不能。“流浪的该隐”该隐（Cain）是《旧约》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下的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弟弟亚伯，因此被上帝流放。社会弃儿的原型，则是更好的主题。罪责是理所当然的，不会涉及任何道德问题。柯尔律治提议以此作为合作的主题，华兹华斯不感兴趣。他自己静心一想也索然无味。这个主题能写出什么呢？该隐确实犯有谋杀罪。减轻罪行的戏剧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柯尔律治来说不行，尽管后来拜伦能够写出。他们一笑了之，放弃了这个主题。然而华兹华斯当时在读谢尔沃克的《航行记》——乔治·谢尔沃克（George Shelvocke, 1675—1742），曾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在1723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经由大南海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by Way of the Great South Sea），书中提及他的一位船长在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附近射杀了一只信天翁，里面提到信天翁是一种能带来好运的大鸟，能从南极飞来停在船上；有个人杀死了一只信天翁，从而招致了这地区守护神的报复。
他们一起沿着海岸漫步时，想出了关于民谣的计划，如能完成便可连同华兹华斯的其他诗歌一起发表（这对柯尔律治而言既是保证又是激励）。柯尔律治对这个想法兴趣浓厚，想象丰饶。华兹华斯后来说，他觉得自己要是贡献部分诗句会显得冒昧唐突，索性退出“一项我只能成为累赘的任务”。他们结束旅行回到家时，柯尔律治对这主题更加痴迷。他感觉华兹华斯和多萝茜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便持续写作了几周，专心致志的程度在他的作家生涯里堪称罕见。这种专心直到二十年后才再次出现——他在绝望之中逼迫自己写出了《文学生涯》。
柯尔律治这次的处境，以其特有的方式似曾相识，总体而言又绝然不同：与他以往的写作方式不同，与他通常认为自己该用的方式不同，也与华兹华斯不同。他发现自己在写诗方面完全无法和华兹华斯媲美，这也带来一种乐趣： 诗歌这块天地就可以完全交由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只在一旁充当哲学助手和总体的勉励者。他想帮助鼓励华兹华斯写出对时代更有现实意义的诗歌：这种诗使用通俗的语言，熟悉的形象和质朴的情感，深思而熟虑（与柯尔律治的冲动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柯尔律治感到自己最欠缺的）结合了道德端正和个体自信。
柯尔律治鼓励华兹华斯，帮助他找到进一步澄清自我的理由，也为他们之间著名的分工奠定了基础——他自己将扮演次要角色。结果是柯尔律治写出了《老舟子吟》《克丽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它们的主题、旨趣、风格乃至整体构思，几乎都是华兹华斯的对立面，也与他自己此前的诗风迥异。如果说柯尔律治急于扮演次要或者更专业的搭档，似乎为自身制造了局限，但同时对他也是真正的松绑。他天性易被泛滥的同情所累，在相互冲突的抉择面前容易犹豫不决。对于这样的个性，任何形式的局限都有一种优势。这种特殊形式的局限成果尤其斐然，哪怕只是短期效应。酝酿每行诗时，不用顾忌道德或宗教审查，技术性要求（有关情节、气氛、主旨、韵律）变得至关重要。他习惯要去证明作者的个人善意，这点即便没被麻痹，也变得明显无关，直至他写到《克丽斯特贝尔》中途。
如果说他抛开了一度如影相随的些许拘谨，部分是因为他寻求道德基础的过程中出现了心理转换。仁慈的姿态不必用力写进诗里，现在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柯尔律治通过抹杀自我、提供专业而有限的帮助，协助一位受尊敬的朋友。此外还有新奇的诱惑，他发现自己写作《老舟子吟》进展迅速，然后一鼓作气开始了《克丽斯特贝尔》。他得以宣泄，也是因为这种新颖、专业的模式刻意疏离而具象征性。柯尔律治为百年之后的诗人示范了象征如何能带来释放感。在此过程中，他动用了分量惊人的内在储备。他突然获得了表达能力，词语和意象凝练隽永，富有乐感，这些使他如今能够跻身主要英国诗人之列。
这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暗示柯尔律治的创作能量如何被长期压抑，他的其他诗歌也未能将其释放。他的阅读量无与伦比，只有一小部分被发掘并充分利用（我们谈到他的阅读时要记住，他此时不过二十几岁，年近三十）。对这个主题的详细阐释要看最伟大的文学侦探研究，约翰·列文斯顿·洛斯的《仙那度之路》（1927），洛斯主要关注的是《老舟子吟》和《忽必烈汗》。亚瑟·H.内瑟科特在《特里耶梅因之路》中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克丽斯特贝尔》，它堪称文学研究的一座丰碑。在长度相当的任何其他诗作中，人们从未发现如此广泛的阅读被突然释放。在完成《仙那度之路》之前的十五年和之后的二十年，洛斯试图以同样的手法分析其他诗人（他自己的阅读在二十世纪也是无与伦比，涵盖了自希腊和希伯来以来的所有主要文学）。但是这位最伟大的文学侦探经常承认，他找不到类似的例子。《仙那度之路》出版四十年来学者们的集体努力也证明了这点。艾略特的《荒原》偶尔被提起作为有趣的参照，但是并无真正可比性，因为那里使用的文学呼应和典故是刻意的手段。只凭这点而言，柯尔律治的这三首诗也堪称奇崛。
《柯尔律治评传》，[美]沃尔特·杰克逊·贝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0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