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二天，接近黄昏，他们找到了安娜。老虎崖谷底地势比想像的复杂，灌木丛，乱石，沟壑。一个搜救队员先发现了她的手机，距离十几米远的地方，安娜在那儿，脖子摔断了。我不幸成为了目击者，这类死亡事件，无论与你有关与否，都难免被怀疑和猜忌。不幸中的万幸，作为唯一在出事现场的人，可以在某些细节和对话上作必要的修改和删除，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就是阴谋，只是不想让事件更复杂化。我想告诉你的是，轰动各媒体的坠崖事件的确是一次意外，而我惊魂未定，但无需担责。

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们普遍性的记忆短暂，凡事的关注度都不会持久。我不会那么容易忘记，互联网也有记忆，在某个搜索引擎上输入安娜的名字或安娜与老虎崖，相关事件的讯息便跳将出来。那天我被电脑屏幕上的一条大标题吸引了，《坠落的天使》，惊诧之中看了下内容，也无新意，标题党属性，吸人眼球罢了。我认识安娜三十多年，她不是天使，一个患有白化病的普通女子。只是，我仍无法相信，不幸有时就那么简单地发生，突如其来不经意的一个举动，竟然比苦心计划还奏效。

“来，就这儿。”她盯着我手里的相机镜头，佳能单反，沉甸甸的，沉到出乎我的意料。从镜头里看，辽阔的苍穹一下子在眼前打开，巨大无边，让人为之一振。安娜张开双臂，以一种飞翔的姿势，说了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她就不见了。我抬起头，在她空出来的那地方，一株累年青柏的枝杈兀自斜刺插入，给空旷的天空增添了几分寥寂。

至今，我不知道从老虎崖顶到谷底有多高，我知道安娜坠崖之后，老虎崖景区在那地方竖起一块牌子以警示游人：不要在危险处拍照。

我也很快就走了出来，将这年六月份的一个上午和老虎崖事件抛到脑后。一度，我真的就这么以为，天，安娜死了，我与她的故事结束了。可是，我发现自己总情不自禁哼着的一首歌，竟然与安娜时常唱的是同一首，我太熟悉这歌儿了，熟悉它的旋律和歌词……

我开始讲这个故事，只有当母亲，当女性死亡时，故事才讲得下去。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好莱坞烂俗编剧所言。

一

安娜不叫安娜，安娜是她在十八岁生日时给自己的礼物，Anna，优雅，文静，从容，也意味着意志坚定。

我第一次见到安娜大概六七岁，那时我家住城市偏西的地方，一栋老式房屋，这片地有几十栋相似的旧房，每栋八户到十二户人家，远近就一家名叫“太平”的副食品商店，还有一家粮店。旧屋改造姗姗来迟，但说来也就来了，居委会在这年走访每户统计常住人口，不时在晚饭桌上，听爸妈说起这事儿，这家那家未来楼房的面积，人口多的不一定住大房，隔壁王奶奶就一个人，不亏，最划不来的是戴家，仨儿子俩闺女，不知道哪儿得来的消息，凡动迁户院内的哪怕鸡窝大的棚子也算在新房的面积当中，戴家上下紧锣密鼓用捡来的碎石砖头和瓦块搭建小房，不过，院子就那么大，甚至都不能称之为院子，一个过道而已。王奶奶不喜欢楼房，住进去后整天骂骂咧咧，这人不跟猪一个样喽，一个屋吃一个屋屙。王奶奶怀念随意就能串个门子，隔着墙头拉呱，一眼就瞧得见左右街坊晚饭吃什么的过去，夏天我爸点燃艾草熏蚊子，王奶奶总是要过一把丢过道里熏熏自己家的虫子。

王奶奶家来了一个远房亲戚。那天一出门，几个邻居小伙伴围在王奶奶院门外叽叽喳喳，嘀嘀咕咕。我凑过去，吓一跳，门里站着一个外国小女孩儿，脸上和裸露的皮肤呈粉白透明色，睫毛和眼眉几乎跟皮肤一个颜色，头发浅黄，也接近于白。昨晚儿听妈妈跟爸爸提起王奶奶这个外甥女儿，打结婚再没来过，又说，“那个孩子……”妈妈回头见我瞪着眼睛在听，就没再出声，她不喜欢我听大人说话，尤其一个孩子不该听到的。我从来不知道妈妈认为的不该孩子听的话是哪些，她总在家里说话，冷不丁想起我，话说半截就咽了回去。

外国小孩儿都是在电视上见的，这个可是活生生就在眼前。女孩儿差不多跟我一般大，细条条的，穿蓝底碎花蓬蓬肩的裙子，警惕的眼睛从这一个的脸上转到另一个的脸上，嘴唇紧紧抿着，不畏惧，不羞涩。我盯着她看，就像看童话里的公主，虽然她除了肤色奇特，其他都很平常，头发软塌贴着头皮，指甲咬得乱七八糟，指甲缝里有黑泥，胳臂上有蚊子叮咬的红包和结痂。

“你家在哪儿？”我一开口，小伙伴也跟着问，“对呀，你从哪儿来？”

“你是坐飞机来的吗？”

“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儿？”

“她不说话，她是个哑巴。”

一个女人出现在女孩儿身后，眯缝着眼睛，这女人的头发密实，短短的，仿佛在头上扣了顶黑帽子。

“小翠，屋里来。”女人又冲我们说，“别围在这儿，走走走！”

我们一哄而散，有个小小子怪声怪气学女人说话，“小翠，屋里来。”

“嘻嘻，她叫小翠，我二姨也叫小翠。”

街上有走过的街坊叔叔阿姨，我们抢着报告，“王奶奶家有个外国小孩儿。”

听我们说话的大人摇头，不以为然的样子。

毫无疑问，小翠就是后来的安娜，我问过妈妈她为什么是外国人，妈妈说，“她不是，她是……”妈妈觉得跟我解释清楚白化病是很伤脑筋的事，干脆不理我的茬儿，“去，一边去，不该问的别问，”又警告我，“别招惹她。”妈妈是要我离她远点儿，但我理解成了另一个意思。多年后，当我和安娜在同一所大学校园“建立”起友谊之后，回忆过往，我调侃，“谁有幸与一个‘外国’女孩儿为邻。”安娜耸耸肩，“走到哪儿，我就像个被参观的动物，怎么办呢，人活着就得承担在这世上的命运。”

那时候我们都玩疯癫了，跳房子，捉迷藏，猜梦——猜谜语，撞拐，踢毽子，拍花巴掌，几颗小脑袋凑一起看小人书，这些时候，我能察觉到小翠羡慕和跃跃欲试的眼神。王奶奶有时出来托付我，“桃子，带上小翠啊，小姊妹一起好好玩儿。”

然而，小翠不肯加入我们，她就只站在门内或墙根阴凉地里观望，啃着指甲。我们跟她说话，多半她都不吭气。那回戴家的丫头给出一个谜题让我们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手，衣服全撕破，说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猜对的，竟然有个小小子说是猪八戒，被旁边的一个弹了脑锛。阴影地里的小翠开了腔儿，声音细弱无声，我们都没听清她说什么，我追问一句，她抿了抿嘴唇，“蒜头。”戴家的丫头拍着手说，“对喽，就是大蒜头！”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听到墙另一面小翠在唱歌，那可是我最爱的动画片里的歌儿，“露露露……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花儿啊，你在哪里悄悄地开放，我到处把你找……幸福的花仙子就是我，名字叫露露不寻常，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就来到你身旁……”

我搬个小凳子踩上去趴墙头，小翠依在奶奶家的窗台，手里把玩一串钥匙，歪着脑袋，她唱歌的声音跟说话不一样，又清脆又欢快，我禁不住跟她唱，可我一发声，她便停下了，她看我，我看她，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玩儿？”

她将锁匙环套在手指上转着圈，不小心转到了地上，她捡起来后背过身，说，“太阳太晒了，我不让太阳晒我。”

我把这句话说给小伙伴听，他们都乐不可支，“她为什么怕晒？是怕晒黑吗？”

“她那么娇气，是怕晒糊了。”

到小翠再出现在门口，有小伙伴就冲她喊，“我不让太阳晒我，嘻嘻嘻。”

一个星期后，小翠跟她妈妈离开了，到秋天，我入学，转年开春，这片地旧房拆迁，接着，我们搬进了新楼房。我家跟王奶奶家隔几楼，她常跟老邻居在一个花坛那儿晒太阳，谁要是找她不能去家里，到花坛那儿一找一个准。王奶奶的身体不太好了，我上初中时，小翠来跟奶奶一起住，她转到我就读的中学，我和她同一学年不同班，偶尔遇见笑笑就过去了。她已经失去了神秘感，她有病，虽不是传染病那般可怕，但与常人有异，保持着距离最好。她没有变化的就是不主动跟人表现出亲热，或许因此没有固定的要好伙伴一起上学放学，看到她时多半都是形单影只。三年时间，我和她有过近距离接触，一次，仅一次。

学校所有的科目，体育课是我最厌烦的，每每跟一两个臭味相同的女友想法逃课，有时出不了校园，女厕所也成了我们暂避一时之地。那个星期二的体育课上到一半，体育老师在指导一个叫尹玉的女生做自由体操，老师站尹玉身后，双手掐她腰间，“注意下腰，弹跳时腿要有暴发力。”

我跟同桌的丹丹使眼色，悄悄向后退出队伍，朝操场一端的厕所溜去。确定不会被发现之后才笑出来，“孔大头就是个流氓，‘不错，挺胸，抬头，后背绷直，双腿分开’，他就没指导过我！”丹丹是个胖乎乎的女生，说话嗓门儿大，直来直去。

“你没人家漂亮。”

“他这样的早晚会被人打死。”

我和丹丹在厕所门外嘻嘻哈哈个不停，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大。

“知道吧，胡美丽交了个社会朋友。”

“她自己就是个社会人，又盯上珊珊了，我见珊珊的纱巾到了她脖子上。”

“她跟孔大头一样也早晚会被人打死。”

我们说的胡美丽是班上的一个女生，连班主任老师都感到头疼，打扮得花里胡哨，爱斜眼看人，一副瞧谁都不顺眼的样子，身边有几个马屁精，常找别人茬儿打架，老实的同学被她盯上了，只能“花钱消灾”。

“桃子，桃子！”厕所里传来喊声，把我和丹丹吓得不轻，厕所里这会儿怎么能有人。我进到里面，一时不适应里面的灰暗。

“桃子。”一扇隔断间半截门板上露出小翠白月光般的脸。

“天，你在这儿干么？”

“你带卫生巾了吗？”她可怜巴巴道。

我无比诧异，“你，在这里待了半堂课！”

她点点头，“没见到认识的。”

我回头问丹丹谁有可能来了大姨妈，丹丹说，“那就得问胡美丽了，她来不来都备着大姨夫，她没准日子。”

我和小翠“扑哧”笑出来，我说，“你去问，我跟她基本上不说话，你们两家住得还近些。”

丹丹说，“这也算理由吗？”

我告诉丹丹跟小翠有关的童年往事，那会儿我们绝不肯相信她是病人，“我死都愿意得这种病。”

“她应该生在外国，跟白种人在一块。”

“病就是病，外国人也有白化病患者。”

“将来她也得找个一样的人结婚吧。”

“那是吧，这病遗传。”

“再生个小白月光？咯咯咯。”

“结婚会很难吧，哪有那么合适的。”

“才不操心呢，越是奇奇怪怪的人结婚呀生孩子呀越早，等着瞧吧。”

这是我们在十几岁时说的话，安娜掉下老虎崖是快二十年之后的事。

二

我搭上公费教育的末班车上了本地一所大学，按现在的标准，属于三流院校。爸妈很满足，只要上了大学，将来的工作就有着落了。他们把工作看得很重要，彼时下岗潮兴起，家里的亲戚相继传来消息，小姨舅舅叔叔伯伯都“光荣”了，而爸妈所在的大国营厂早已经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下岗迟早的事，不会迟，只能提早。只是爸妈没想到，四年后，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都要自谋职业，我赶上了公费教育，但没享受到政府包分配工作的福利。

校址地处偏僻，据说是由兵营改建的，校园林木掩映，四季花开，毗邻乡村和山色。周围的荒地正大兴土木，一两年后，满目荒凉所在耸立起高楼大厦，楼堂馆所，还聚集了众多的国外投资者，此地被谓之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而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短暂的工作就在开发区一家外资企业。

我们住的寝室是一栋两层高灰白色的建筑，楼上女生楼下男生，走廊一端是公共厕所，学校的浴室则每周五开放一回。寝室内墙壁泛黄，地板是土黄色，就仿佛无论如何也擦不干净的样子，到处是划痕，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屋顶比一般房子要高，吊着日光灯。203室，八张床位，四上四下，一个柜子，也是土黄色，被子统一军营绿，一张长桌子。报到那天外省市学生由学校派出的车辆从火车站或长途车站接来，本地区学生自便。我不是最早到校，一个叫王荣的女孩儿先于我，她是改革开放以来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被“专车”送来的，所谓的专车也就是村里向城市送沙石的大货车，送货顺带着送大学生。床位事先安排好的，都贴着名字，邓晓芹，杨朵，柴玉秀，白雪梅，金爽，陈娜。杨朵最后一个出现在寝室，她跟其他外市学生同坐一辆客车，她妈妈在接待处跟高年级的志愿者矫情会儿，质问为什么新生到校没有见到一个老师或领导，显然是觉得没有被足够关心重视。

杨朵妈妈进到寝室后，目光在我们几个女生的脸上打量一两秒钟，原本我们在吵吵嚷嚷地自我介绍，询问来自哪个地市，有什么特色，柴玉秀在我上铺，她跳上去晃着两条腿说，“今后四年，你都将是我的下级。”我一下对她产生了好感。

杨朵妈妈说了句“这么乱呢”，让屋子里安静下来，我们的笑脸在一张紧绷着的严肃面孔前变尴尬了，于是，转头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柴玉秀“嗖”地从上面跳下来，将地板跺得咚咚响。我的东西最少，因为可以随时回家，王荣扛来的是一个大包裹，其他人都拖一只带轮子的箱子，杨朵则是两个簇新的大旅行箱，被报到处的两个男生搬上楼。

“你的床？这不行，你不能睡上铺。”我们都埋头做自己的事，耳朵支棱着，听杨朵妈妈说，“学校依据什么分配的床铺，不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吗？”语调放缓了些，“跟谁换换吧。”杨朵说，“你还不走呀。”杨朵的声音有股子懒散劲儿。

“这位同学，”不知道杨朵妈妈叫谁，我们都没抬头，直到我肩膀被拍了一下，“叫章小桃是吧。”名字在床架还都没揭下来，杨朵妈妈自然看到了，“小桃哇，阿姨跟你商量下，我们家朵儿睡觉不老实，踢被子蹬枕头的，真怕她会掉下来。”杨朵说，“你就不盼着我点好。”

“去，别不懂事，小桃，你跟朵儿换一下好吧，阿姨谢谢你了。”

“啊？”我一愣，完全没想到，即使要换也得先问问杨朵的下铺陈娜呀，怎么这一下子冲着我来了呢，因为我在她们进来时叫了声“阿姨”显出了几分礼貌？

寂静，凝固了一般。片刻，柴玉秀咳嗽起来，她一出声，凝固就像搅动的蛋黄一样散了，虽然没有人说话，但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弄出了些细微的响动，而我仍然没回过神儿。这时，王荣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我带来一些大枣，自己家种的，可甜了。”她从一只小布袋里捧出几捧大枣搁桌上，白雪梅伸手抓过一个在衣服上蹭了两蹭，“嗯，真甜。”

柴玉秀递给杨朵几颗，“来，尝尝。”杨朵接过去，她妈妈喝道，“你不能吃，没洗！”杨朵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女孩子不讲卫生，”杨朵妈妈转而对我说，“小桃同学，你出来，阿姨跟你说句话。”听不出来客气，像班主任老师让底下的同学交作业时的样子。

杨朵说，“得了，别给我拉仇恨了。”

“怎么跟你说的，大人说话时别插嘴。”

“一个大人一个孩子说话时我可以插嘴吗？”

“你还说？”

“你找校长去吧，给我弄个单间。”

“你！”

我说，“那就换吧。”

杨朵看看我，不置可否。

杨朵妈妈终于有了笑容，“哟，小桃你真是个好孩子，你是哪里来的？本地的呀，十几了?十八，几月份生日？哟，那你比我家朵朵大，你是姐姐，以后多照顾着朵朵。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做家长的哪里放心得下哟，你还好，离得近。朵朵，快把你的东西拿出来收拾好，你看看都带了些什么没用的，这个柜子大概能用得上。”

我们偷眼瞧着这对母女把两只旅行箱里的东西倒腾出来，除了衣物都堆在桌子上，杯子，掌心小风扇，化妆品，BB机，录音机，磁带，钱包，泡泡糖，老虎布玩偶，花露水，几本书——我发现是我喜欢的三毛的书，跳棋，折叠镜，相机（杨朵妈妈说谁让你拿这个，你爸爸要问的），竟然还有一盒蚊香——她最怕蚊子叮咬，还有些杂七杂八我们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杨朵妈突然一抬头，“怎么连个窗帘都没有？”杨朵说，“前面就是操场，谁看你呀。”

“没人看就不讲究了吗？你是女生，又不是那些秃小子，说你呀，但凡多用点功，考到北京上海去。”

这句话打击到了除王荣之外的每个人。杨朵停下手里的活儿，“妈，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得了。”

“说得轻巧，我把家就扔了陪着你？”

终于，这对母女停止了拌嘴，该分别了，杨朵妈妈又扫视我们一眼，在我这儿又展示了一下笑容。杨朵和她妈妈出去后，屋里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杨朵的一个小物件从桌子上滚落到地上，柴玉秀踢到一边，“奇怪了，她怎么不问陈娜？”

陈娜自嘲，“大概嫌我太胖，万一压塌了床，把我们家的大小姐伤了怎么办。”

“当大小姐回家当去。”

杨朵回来了，也太快了，大概只把她妈妈送到楼梯口，她说，“你们在说我妈是吧。”她几步进来，仰面跌到床上——原本我的床，“我终于脱离苦海了！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树上小鸟叫呀，我们大家一起来呀，唱出一个春天来呀……章小桃同学，我无所谓上铺下铺的，不过呢，我东西是太多了点，在下面要方便些，你看，这床下好塞进这两个箱子。”

杨朵刚才无精打采的样子变了，我们目瞪口呆看她又唱又叫。蓦地，她停住，坐起来，“跟你们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女生，那脸，白、白，是不是叫白癜风，好瘆人。”

杨朵一下子就暴露出她的没心没肺的个性，的确如此，她也是个被娇惯坏的孩子，四年中，她跟寝室里的每个人都吵过架，鸡毛蒜皮，谁在她睡觉时说话声音大了，谁吃饭时没喊她，打扑克对家出错牌手太臭诸如此类。但她不记仇，你心里的怒火还在燃烧时，她差不多就忘记了这回事儿。事实上，杨朵跟我们的关系都不错。她有钱，也大方，经济技术开发区甫一建成，她请我们去咖啡厅喝过“苦水”，去酒吧蹦过迪，去卡拉OK唱过歌，她带来的那架理光相机为我们在校园留下了无数张倩影。我们也常借她的衣服穿，除了身材壮实的王荣和超重的陈娜，而邓晓芹瘦，金爽太矮小，最得便宜的是我和柴玉秀，三个人的个头儿胖瘦差不多，柴玉秀大三谈了恋爱，跟男友约会——也不过就在校园内树林里走走——三天两头换件衣服，给男友造成了家庭富裕的印象。我、柴玉秀、杨朵属于铁三角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起了变化，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杨朵眼下说的白癜风女生。

我心里不免一动，想到了小翠。初中之后，她进入二十四高中，全市有名的模范高中，高考录取率高，而我和她几乎就没再碰面。会是小翠吗？我正想着要不要和她们解释一下白癜风和白化病的区别，屋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门口，我一扭脸，天，真是小翠，刚要开口，小翠将食指竖在嘴唇上，点头示意我出来。

楼梯口那儿没人，小翠说，“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呢。”

“我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

“为什么我不可以在这里？”

“我以为你会到外省市呢。”

“哪里都一样，不过就为一张文凭。”她伸手将我肩上的一根头发拿掉，“以后别再叫我小翠了。”

“嗯？”

“安娜。”

“安娜？”

“我改名字了。”

“哦。”

一时无话，我没转身离开是感觉她还有话要说，安娜背依楼梯，一只脚叠在另一只脚上，这是要聊下去的姿态。通常我算不上是个健谈的人，但要是遇上对撇子的就不一样了，从小到大，不乏好朋友。安娜是个例外，我想我们之间不可能成为朋友，虽不反感，但也没有想走近的期望。

“你……”

“你，”

我们同时说，我笑了，“王奶奶老没见了，身体还好吧？”

安娜摇摇头，她不想谈这个话题，“过两天，你们就要军训了。”

“你不军训吗？”想收回这话来不及了，安娜说过不能过多时间暴露在太阳下。

安娜耸耸肩，“我的病倒成了躲避很多事情的借口。”又笑道，“去年军训还能摸到真枪实弹，步枪都上刺刀，挺有意义的，今年就只剩下正步走、跑步、匍匐前进了，还能打打拳，花拳绣腿没技术含量，又晒又累的，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你怎么知道的？”

“跟学姐学长聊过的，还好，只有两个礼拜，以前都是一个月。”

我印象中的安娜沉默寡言，有些孤僻，这番话倒让我又刮目相看，刚报到就熟络地称起学姐学长了，或许之前我忽略了她的社交能力。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她，安娜五官挺精致，童年时头发浅黄，现在是一种深麦色，看上去有点异域风情。

安娜的头向我倾了倾，声音低低的，“你寝室的那个，跟她妈妈一块来的，在报到处那碰上了，嚯，她妈妈那劲头儿，跟个政委似的。”

“没准儿就是呢。”

“这样的人别招惹她，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一住就是四年，相处起来不会太容易。”我后来才体会到她这话的意义，安娜在高中时就住寝室，十二个人同居在一个空间里，她就是那会儿锻炼和磨砺出与人打交道的情商。安娜还曾借我一本书，有关于提高情商方面的，而我只喜欢看小说，琼瑶、亦舒、三毛，也看金庸梁羽生，汪国真的诗也余温尚在。安娜那本书倒是被同室其他人翻得有皮没毛的。我现在也觉得情商固然可以培养和修炼，很大的原因还在于个人的天份。我以为寝室里王荣的情商最高，农村来的女孩儿说话特别暖心，又谁都肯帮助，和事佬，谁跟谁闹别扭她都两头劝合，在背地里也不议论别人，凡事都直来直去讲清楚。寝室的卫生几乎就是她打扫的，从没有过抱怨，也不在意我们嘲笑她乡下妞儿。有一年假期返校，王荣带来一大瓶蜂蜜，她村里有养蜂的人，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到真正的纯粹蜂蜜。

三

大学生活在军训之后，就正式拉开帷幕。最初，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不敢懈怠，也因由高中时期紧张的惯性，认认真真上课，小心与寝室同伴相处，更谨慎对待异性，每天的活动线路基本就是三点一线，课堂、餐厅、寝室，加上图书室。没多久，惯性就被打破了，轰轰烈烈奔赴大学生涯的快乐场。寝室的活跃是从陈娜买回一个呼拉圈开始的。她要减肥。

中午时分，总有些男生端着餐具在食堂门口吃饭，这样就有机会看女生一个个从他们面前飘过，喜欢的女生走过时他们就相互调侃，大声说笑，把女生称作“仙儿”，每到陈娜经过，男生们鸦雀无声。没有女孩子不在乎男生的感觉，陈娜深受刺激。除了胖，陈娜其实挺好看，皮肤像剥了壳的鸭蛋，眼睛大大的，圆嘟嘟的鼻子，我们为她减肥打气时肯定她若身材苗条就是美人第二，排第一的则是由王靖雯改名王菲的歌星。杨朵有王菲的所有卡带，我们最爱唱《我愿意》，这首歌也在某个时候成了203寝室的通行令，无论谁说句什么话，我们集体大声说，“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一到晚上，寝室就上演呼拉圈表演项目，陈娜笨蛋，转不几圈喘着就败下阵，虽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倒让呼拉圈在女生寝室流行起来，学生会举办了呼拉圈友谊赛，以各女生寝室为参赛单位，203寝室进入了前五名。呼拉圈的热度降温后，紧接着，我们又学起了跳交际舞。

周末，学校食堂摇身一变成了舞厅，新生差不多都是伸长了脖子的旁观者，不会跳，也不好意思。有一个人例外，安娜。第一次看安娜跟高年级学长跳舞真是惊艳，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女生又兴奋又羡慕。食堂空间大，屋顶几盏瓦数不高的灯光，昏昏暗暗。学生多是穿深色的衣服，黑压压一片，偶有几个鲜艳的身影闪过便让人眼前一亮，目光也就集中在这片亮色之中。安娜穿条白色的裙子——天已经冷了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她的舞伴则着白衬衫，他们跳得流畅默契，整场数他们两个人耀眼。安娜在校园正逐步成为一个活跃分子，凡活动都能看到她，朗诵、唱歌、联谊、社会实践、演戏、游园踏青、英语讲演——她是外语系的，也爱运动，羽毛球、乒乓球，如果个头足够还可能打篮球。有几回，我在学校树林的小径上看到她跟外教散步，这地方通常是那些谈恋爱的男生女生来的地方。安娜成了别人非议的对象——原本她属于特殊的存在，她像一个反转磁场，吸引着各种各样的目光和背地里的议论。我们寝室也在说她，都是听来的，她对外教投怀送抱，因为她想出国，现在就开始找能帮她的靠山。我几乎可以肯定——直觉——安娜跟外教不是那种关系，安娜落落大方，不像我们跟老师打招呼都脸红，或者在外国人眼中安娜更容易交流沟通罢。

我们决定请安娜教我们跳交际舞，柴玉秀先提出的，“桃子，你跟那个‘浪里白条’熟，你去问问她肯不肯教我们。”

安娜入学一周就得了这个绰号。学校公共浴池里，一片黄白皮肤的女生中，安娜白赤赤的身体格外引人注目，我不记得谁给起的，反正就这么私下里叫开了，我差点儿把“白月光”告诉寝室的伙伴们，忍住了没说。

“没有别的人选的话我去试试。”两天前我跟安娜还坐在一起吃饭呢，为赶作业我去食堂晚了，饭厅里没几个人，安娜在一张桌上喊我过去，平时也总能在食堂看见，隔着距离，身边也都有其他人。安娜说学生会搞男女生混合拔河比赛，问我要不要参加。我摇头。安娜开导了我一番，大意就是可能大学这四年是未来所有日子里最值得回忆的，所以呢不能浪费光阴，多做点事，就算傻事错事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将来回忆起来只剩下模模糊糊的东西，有个词叫虚度，懂吧。如果换作别人，我可能会跟她热烈讨论，面对安娜，只是安静地听着。她忽然问饭票够用不够用，这个月她有剩余。那时我们的伙食定量，用粮票，女生每月二十四斤，我还好，平时吃青菜的时候多，要改善就在某个周末回家。寝室同伴中只有王荣总是亏空，饭量跟男生一样大，偶尔吃回带肉的菜也都是我们——更多是杨朵接济的。

那天跟安娜吃饭时不知道怎么又提到了王奶奶，安娜告诉我当初她妈妈安排她跟奶奶住，一来是照顾奶奶，还有其他考虑，就是要继承奶奶的房子，奶奶自己没有亲生儿女。奶奶曾经也确有过打算，但变了卦，要把房子留给另一个远亲侄子，不过，安娜可以一直住到结婚嫁人。

我同情道，“谁照顾不是应该留给谁嘛。”

安娜耸耸肩，说起了别的。

安娜很热心地教我们跳舞，从简单的四步三步开始，她看了看杨朵的那些卡带，选了王菲的《又见炊烟》作为音乐背景。

“挺胸，抬头，别呀，别看脚，肚子收回去，不是让你撅屁股，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只要踩到音乐的点了怎么走都行。”

当我和杨朵在舞厅磕磕绊绊实践时——场上有好多都是女生跟女生，男生跟男生跳——问她，为什么不让安娜教，杨朵是我们寝室唯一没有跟安娜搭手学的，她只看只听，悟性却比我们都好，而王荣根本就教不会，两条腿和胳臂就像四根棍子。

场上的音响很大，我和杨朵说话时得贴着耳朵，她说小时候她爸爸单位会议礼堂经常举办舞会，她妈妈总要她跟着她爸去——监督，耳濡目染，熏陶得也差不多了。另外嘛，杨朵直截了当，“我不想跟她有接触，就是不想。你不知道，我家那儿的马路两旁种着树，一到夏天就生一种虫子，就这么大吧，褐色的，身上全是毛，你打树下走，虫子就可能掉下来落身上，我宁愿在马路中间走，也不想让那虫子掉我身上。”

我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是能理解杨朵的。安娜想拉我参加一些活动，我不参与并非是对所有的活动不感兴趣，我总觉得安娜不像她表现的那样坦然快乐和积极向上，有装假的成分在里面，她伪善，不真实，这才是我不愿接近她的原因。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更让我认定了对她的认识。那事发生在大四开学伊始，即使在多年后，每每想起来还会为之颤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件事几乎毁了我的人生。

暑假一过，归心似箭，四十天没见寝室同伴，委实有些想念，虽然平日相互间有些小矛盾和摩擦，大局比较团结，至少三年中没有谁想要换寝室的。那些稍不如意就要换寝室的女生对谁都是一种威胁，大家都不愿与之同室。最早一起换寝室是发生在刚入校两个月的时候，203隔壁，两个女生为洗脸打架，最后演变成两拨人混战。每天我们洗漱都是拿着脸盆去水房，那个女生把水打回来在寝室洗，溅到地上的水又不及时处理，另一个女生踩上去湿了拖鞋，争吵逐步升级为各自用脸盆向对方和对方的床铺泼水，被溅到的其他人自然不满，于是，分成两拨人，一拨负责去水房打水，一拨负责泼对方，围观的男生吹着口哨，“这是泼水节到了吗？”

吃过中午饭，我从家里出发，肩上斜挎一只绿色帆布旧书包，里面有给伙伴们带的小礼物，七副我织的线手套，用我爸曾经发的劳保手套拆成线织成的，原色白，用我妈染面料剩下的染料染成了蓝色，染料大概是有年头了，不太着色，上色也不均匀，有些花，效果倒是满好看。我编织有一套，手头快，用时不过三四天时间，也差不多能想到柴玉秀会说什么，“怎么，我们成了手套党了吗?”书包里还有我妈交给我的两千学费。从上一年开始，公费教育不再，学费从一百五猛涨到两千块。两千块对大多数人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我妈在我出门时叮咛了又叮咛，恨不能跟了我去。背的这只书包不常用，来来去去装几本文学书籍，跟伙伴们出去逛街时装些零碎小东西。进入大三之后，我们周末出去的时候越来越多，我、杨朵、柴玉秀三人帮，开发区几乎被我们逛遍了，也没有特别的景致，一条宽马路，两旁是高楼大厦，咖啡厅、蛋糕店、酒店、卡拉OK厅，几家日韩餐馆——为来这里开工厂的日本韩国人服务，很快也有了录像厅和影院——我们看过不少电影，《甜蜜蜜》《泰坦尼克号》《小鬼当家》《离开雷锋的日子》《甲方乙方》《玩具总动员》……

街道上几乎没有树木，人们在阳光底下都是躲在楼宇的阴影里走路。马路的一面有大片的新建居民楼，四层或六层，清一色，就像克隆出来的。白天马路上没几个人，空旷而寂静。到傍晚，外资工厂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都聚集在一个叫五彩缤纷的大广场上，得此名大概是因广场四周竖立着几根彩色的柱子，赤橙黄绿青蓝紫。广场有喷泉、石雕——后来还养了一群鸽子。有时能碰上外国人，最多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日本人很好区分，男人都是西装领带，彬彬有礼。韩国人若三个以上说话就很吵，有时我们也会把台胞看成日本人。

到学校快三点了，先去缴学费，这个时间刚好避开了高峰，去年这天就出现了学生和家长扎堆——有家长不放心孩子带钱就跟来了，校办里的人乌泱乌泱的。我们称之为校部的教职员工办公楼跟学生寝室一南一北，与食堂错开一栋楼的距离。操场上迎面遇见陈娜和她的两个老乡女生，刚缴费回来。扑过去，抱个满怀，尖叫。每回假期回来寝室都会像烧开了水一样沸腾，你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遇见什么样奇怪的人，有没有中弹——搞对象，做家教挣了多少钱。我们几乎就在喊着说话，仿佛声带就只剩下了高音区。

“你好像有点瘦了。”

“怎么是好像？！”

“你瘦了！”

“这才是我的好姐妹，这裙子真好看，气我，知道我不能穿裙子。”

“哪里是气人，是鼓励你，哎，都到了吧。”

“到了到了，哦，告诉你，杨朵妈妈也来了。”

“来干么？”

“杨朵说她妈是去别处公干，拐个弯儿。”

“我们是不是又要听杨妈妈的教诲了。”

“你这会儿能碰上她们，快去吧。”

我顺着食堂门前一条红砖甬道走，这条小道一直延伸到拐弯处，一低头，两步远的红砖上躺着一个钱包，这样距离才看到也是因为钱包跟红砖的色泽接近，我走过去拾起来，“谁的钱包！”四下看看，几十米开外有零星的学生。钱包比手掌长些，皮质，鼓鼓囊囊，簇新，钢制搭扣，很漂亮。寝室八个女生，只有杨朵和金爽有正经钱包，我们用的都是挂历纸叠成的，平日装零钱和饭票，夹张自己最喜欢的个照。

钱包被我握了又握，手心出汗了，心怦怦跳，我感觉都快要拿不住了，一下子，钱包塞进书包里。

“桃子。”有人喊，我差点儿跳起来，怔怔看着安娜从我身后过来，脑子一下子乱了。

“你脸怎么这么红？”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结巴着。

“刚到，我也去缴费，走吧。”她忽然笑了，“瞧，女政委来了。”

杨朵和她妈妈拐过食堂朝这边过来，母女两人在争吵着什么，还没走到跟前，杨朵妈妈急切地问，“两位同学，钱包掉了，你们有没有捡到，红色的。”杨朵妈妈显然没认出我，杨朵冲我挤挤眼睛，做出痛苦的表情。

“钱包？”安娜摇摇头，“掉在这儿吗？我们刚过来，已经过去好几拨人。”

杨朵妈妈怒气冲冲，“让你装书包里偏拿在手上显摆，你很能是吧，我后悔给你买了那个钱包，你以为我和你爸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十块八块的？这好，都丢了，你就喝风吧。”

杨朵说，“我是故意的吗？”

“为什么总不听大人的话！”

“哎呀，我去死好吧。”

“把钱给我找到再去死，你快给我想想掉在哪儿了？”

“你吵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好像就是这片儿吧。”杨朵两手画了一个很大的圈儿。

“那就瞪大眼珠子给我找！”

我的脸一直发烫发胀，感觉有点神志不清，而身体正经受着掉进冰河变冷变僵硬的过程，我不知道再持续一会儿，会不会猝然倒地。就在这时，安娜扯了扯我袖子，我一哆嗦，她看我一眼，“我们得赶紧的，不然今天缴不上了。”

我要感激她吗？让我摆脱了临近崩溃的“危险”？不，相反，我对安娜的恰好出现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无数次想，将钱包装入口袋是我的一念之差，在杨朵和她妈妈找来时，如果没有安娜，我会审度处境，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何况，杨朵是我的好友。因为安娜，因为杨朵妈妈让事件没有喘息地发酵升级了。在我和安娜回到寝室时，学校广播站已经在反复播放寻找钱包的消息，杨朵跟在她妈妈身后，一个一个寝室去询问，两千六百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几个月的收入，即使条件不错的也不会对上千块的损失无动于衷听之任之。

“我去你家找过你。”回来的路上安娜说。我机械地点点头，我不在乎这个时候她说什么，我只想确认她是不是看到我捡了钱包。我努力还原当时的情景，钱包在一拐过食堂的角落，或许她没见到我将钱包装入书包，但我的状态和紧随其后的杨朵跟她妈妈，她能猜测到了吧，那么冰雪聪明的人。

“现在的家长挑剔得厉害，我花了钱了，你要怎样怎样，有时候感觉在某些学生身上花费时间是麻袋上绣花。”

安娜在说当家教的事，她去我家时我不在，我妈对她一顿夸奖，又懂事又孝顺，王奶奶住院端屎端尿的一点都不嫌弃，亲生的儿女也不过如此，当家教挣的钱都交给王奶奶，桃子你要好好跟小翠学学。

我在一个寒假也尝试过跟几个大学生举着写有“家教”的纸牌，等在人流密集的商场门前，被试用过两回，不成功，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害怕被监视。

“什么时候你也能像小翠那样帮衬着你妈。”我妈的话让我不胜其烦，忍不住呛她，“我小时候是谁说过让我离她远点的？”

“谁说的？我？我什么时候说过那话。”

“白化病白化病，她是病人！”

“那也算不上是病吧，我倒觉得小翠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

“让她来当你闺女吧！”

“你吃了枪药了？不是你跟在人家屁股后头……”

“那是小时候，现在我长大了，我要离她远点儿。”

“她怎么你了，主动要给你介绍学生教呢。”

“不稀罕。”

“没出息的玩意儿。”

我和安娜走到寝室楼梯口，她突然说，“桃子，奶奶把房子的遗嘱改了，给了我。”

“哦。”

“大概是被感动了吧。”

“……”

“过年时奶奶住院，同病房四个老人，吃喝拉撒得要人伺候，他们的儿女为老人端便盆时胳臂伸得老长，离脸远远的，让我想起一个相声段子，朱元璋用珍珠翡翠白玉汤大宴群臣。呵，我没那么做，还要观察一下，奶奶拉的屎是硬了是稀了，假装是营养师会调理饮食。你以为我不嫌臭吗？我都是跑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吐，我得克制，一直以来我都是遭遇白眼和避之不及，所以我明白，顺从或听话，别人会让你过得好点。”我根本无心听安娜感慨她的人生，又怀疑她跟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性，我只想躲开她，躲到一个没有他人的角落里。

推开寝室的门，几个同伴——杨朵此刻跟她妈妈在“走访”楼层的各寝室——面沉似水，眼神凝重，齐齐地看着我。心又剧烈地跳起来，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胃口痉挛成一团，我要绷不住了。

“你知道了？”柴玉秀问。

“……？”

“晓芹。”

“怎么了？”

“晓芹死了。”

“啊？谁？晓芹……”

我一屁股坐到靠门口的床上，恰好是晓芹的床，“哇”地哭出来声来。

四

我和王荣在上岛咖啡，坐在大玻璃窗下，此刻，华灯初上，窗外马路上车流如梭，对面的大饭店霓虹闪烁。我们吃了份台湾香肠饭，然后是经典咖啡，王荣说，“无论如何我请客，别跟我讲什么尽东道主之谊的废话。”

距离我们走出校门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当初我们都各自留下了通讯地址，我收到过王荣在内的三个同寝室伙伴写的信，我没有回信，联络也就断了，好在我家仍在老地方，王荣找到我也不是那么困难。十几年前那个土得掉渣的穷乡僻壤的乡下女孩已经蜕变成城市白领，她在北京一连锁快捷酒店当业务主管，这次是为加盟店培训管理人员而来。我记得当初她信中告诉我在当老师，问她怎么改行了。王荣说，“穷呗，我们老家那个镇上只有一所学校，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跟男朋友去北京打工，在一家小饭店当服务员，管吃管住呀，男朋友当保安，也管住，不然就流落街头了。后来一家国际酒店招工，大学生优先，到了那儿，我才对这一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前就以为是端盘端碗的。好好干呗，干到了领班，我是被这家连锁酒店的部门主管‘挖’去的，现在差不多的旅游城市都有我们的连锁店。”

“真好。”我由衷道，反观自己，马马虎虎，小职员，离了婚，因为这个我妈和我爸感觉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

王荣伸手过来在我的胳臂上拍了拍，有歉意有安慰的意味。我笑笑，不会把王荣所说看成是一种炫耀，她虽变化很大，但脸上仍然保持着曾经的真诚笑容。

“你跟谁还有联系？”我问。

“陈娜，哦，她现在是律师。”

“是吗？”

“她好厉害，用三年时间自修法律课程，能想像吗，当初摸底测试她两门不及格呀。”

“是的呀，总说减肥也没有衡心。”

“你呢，你们铁三角还联络吗？”

我摇摇头。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说你的吗？”

我心一跳。

“当时固然有晓芹死亡的阴影，那么年轻就得了脑瘤，死亡太早太近了，但就是没想到对你的影响那么大，你突然就像换了一个人，不是沉默寡言就是神经兮兮，我们分析一定另有原因：你失恋了。是这样吗？现在能说吧，是谁？本校的还是‘社会’上的人？这个人的能量一定很大，让我们的桃子失魂落魄，丢盔卸甲的。”

原来她们是这样想的，我松了一口气，思忖了思忖，“我对死亡有种天生的恐惧感，至于那个人嘛，我差不多都忘记了，初恋原本如此。”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晚，你可是把我们都吓到了。”

我苦涩地一笑。

“哦，那个浪里白条怎么样了？你们那会儿走得挺近啊。”

“我们从小就是邻居，又在同一所中学。”

“结婚了？做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她不在这城市，不然怎么也能遇上。”

“别不是出国了吧，她对托福很感兴趣的，祝她一切都好吧。”

那一夜的记忆仍然清晰。晓芹同乡带来的讯息让寝室充满了压抑和悲怆的气氛，任何事情在死亡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们在杨朵妈妈离开后，默默地爬上自己的床，各怀心事。同伴们辗转反侧一阵子便入睡了，只有我闭不上眼睛，黑暗掩盖了我的惶惶和无措，心口一直在灼灼地烧着，杨朵妈妈已经给这起事件定了性，一个人匿下了钱包，这行为比小偷更恶劣，他（她）将受到报应和惩罚。而惩罚对我来说从捡到钱包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万籁寂静中，我瞪着又酸又涩的眼睛凝视着黑暗，凝视着那颗炸弹——挂在床头栏杆上的书包，那是挂书包的老地方，我没有换到别处，是不想引起别人的怀疑，以往只要我不用，没人会动它。我在里面临时塞进去两本书，将钱包夹在书之间。此刻的我神经高度紧张，有根针掉地上也会让我蹦起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实在疲倦了，但并不意味着一下子能入眠，我眨了下眼睛，就这时，听到悉悉簌簌的声音，有谁从床上下来了，我感觉自己的床摇晃了摇晃，白光一闪，一只白白的手臂慢慢接近我的书包，那只手就要伸进去了，我猛地坐起大声喊叫，紧接着，两道手电筒亮了起来，“谁呀？”

“怎么了？”

“桃子，你这是要吓死人啊！”

我大汗淋漓，喘着粗气，原来是个噩梦。

第二天非常煎熬，本想可以找个借口不去食堂吃饭，找个机会处理钱包，放到一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这个地方必须是杨朵和她妈妈走过的途径，却不想陈娜也不去食堂，让王荣替她打饭回来。

“桃子，你说，那个捡到钱包的人会心安理得么？我觉得不会，那次我在商场门口看到地上有五块钱，还没捡呢心就乱蹦，跟偷似的，你有过这体验吧？嗳，你捡到过钱没有？”陈娜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说话。

“……没……”

“两千六百块，我的天！”

“……”

“再也看不到放屁精了。”

“……嗯……”

“你说，她总放屁会跟脑子那个瘤有关系吗？”

“……不知道……”

“这才刚刚开学就发生这些事。”

“……”

“吃完饭还要帮杨朵去找钱包，我觉得没希望，昨天她跟她妈找了好几个来回了，要么八双眼睛，不，七双眼睛比两双眼睛管用？”

“……”

“桃子，你又睡了吗？”

“……没……”

寝室七个伙伴，还有在半路上加入进来的同班同学，十几个人的队伍沿着杨朵和她妈妈在校园里转悠的路线，展开地毯般的搜寻，一路走，一路找，一路嘻嘻哈哈。

“杨朵，你不会连小卖部都领你妈转了吧。”

“我跟我妈说学校过两年就搬迁了，这里将成为历史，一草一木都要看看。”

“我们是赶不上新校楼喽。”

“杨朵，你又打喷嚏，肯定你妈又在骂你呢。”

“我太心疼那只钱包了，磨了好久才给我买的。”

“杨朵你脑子坏了吧，两千六不心疼，倒是心疼不到一百块的钱包。”

“感觉杨朵这次回来的确有点二百五。”

“你是搞了对象吧，有人说谈恋爱会让人变傻。”

“少来，你们。”

我低着头，仿佛在留意目光所及之处，实际上我什么也看不见，眼睛发花，两腿又沉又轻，深一脚浅一脚，浑浑噩噩混在队伍里。一行人在校门口停下，已经回到起点了，听一个女生说，“警察？”

大家都循声望去，两个警察在跟门卫说着什么，门卫抬手指了指，接着，警察不紧不慢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着校办公楼的方向而去。

“出什么事了？”

“连警察都惊动了，事儿还不小呢。”

杨朵突然说，“可能是我妈干的，昨天就要报警。”

“报了也好，让警察好好查查，没学过雷锋拾金不昧么。”

“要真查出来，会不会开除？”

“不管了，我们走，走哇桃子，发什么愣啊。”

杨朵挽起我的胳臂，也挽过另一个女生，大家簇拥着走，一边叹息，几乎有种尘埃落定的满足感。一个女生唱起了《我愿意》，很快，变成了大合唱……大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很多年后，每每面对他人回顾青春岁月的感慨，我脑海里就会浮现一群青春女孩儿煞有介事模仿王菲的画面。

钱包事件最后不了了之，警察的介入，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承诺——为归还钱包的人保守秘密，这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仍有不幡然悔悟之人。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我迫不及待回家，只有回家才可以堂而皇之拿走书包。我将钱包放在小树林中一个球形的绿色植物中，对面是一张长椅，稍微留心一点就能若隐若现地看到那颗“炸弹”。而我再也没有从那地方走过，直到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早晨一睁开眼睛，伙伴们都挤在窗前，从玻璃上望出去，大片大片的雪花在空中弥漫，雪已经在地上、屋顶、树木上积起来了，就像给万物覆盖了一层白色的防护性外壳。

“好大的雪啊。”

“我家那面从来没下过雪。”

“我想作诗一首。”

“就你？最多是啊，雪啊，真白，真白，太白了。”

“就是我！雪啊，真白，真白，太白了！”

“哈哈哈！”

我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涌上一股宽慰和平的感觉，两个月来，一直灼灼的胸口上的刺痛消失了。我穿上外套，系上围巾，打开门，王荣在后面问，“干什么去？”

“别管。”

我走进漫天的大雪中，走进树木中的小径，走过那株被雪盖住的球形植物，身后是一长串深深的脚印。我看见安娜从小径的另一头踽踽而行，她喊我，我冲她一笑，那天我和安娜就在碰面的地方堆了一个不太像样的雪人，“我想起了《雪孩子》，哎，你什么时候看的这个。”

“五六岁吧。”

我们就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展开了一段回忆杀，从《哪吒闹海》《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阿凡提》到《花仙子》《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黑猫警长》《米老鼠与唐老鸭》……一口气罗列出几十部来。

“那时候我们哪里知道，生命正以最快的速度走过最美的时光。”

这像句诗。

我和王荣在上岛咖啡见面的几个月后，就仿佛是因由我们话题涉及而被招引而来似的，安娜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