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事件：“新工人文学”的自我表述问题
“新工人”的概念大致可以追溯到吕途的那本《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该书有意避开了当时颇为流行却极具歧视成分的“农民工”说法，但又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予以替代，于是只好将他们命名为“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因此所谓的“新工人文学”，它指称的对象，并不是截然新鲜的事物。无论是新世纪初应运而生的“农民工文学”，还是今天蔚为壮观的“新工人文学”，“底层写作”的代言抑或自我表述问题，一直都是广受学界关注的话题。就此来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那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早已成为讨论这一话题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回顾十多年前的“底层写作”热潮时不难发现，彼时的热闹更多只是“纯文学”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而并没有导向“底层”的真正“发声”。尽管在我们欣喜地读到诸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以及贾平凹的《高兴》时，赫然发现“农民工”群体终于成了久违的故事主人公，但我们不得不马上承认，这种文人式的“代言”其实离真实的底层相去甚远。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底层”，当时并不缺乏较为充分的理论探讨，从意大利的葛兰西到印度的查特吉，各色理论不一而足。但生活经验与文学才能之间的矛盾，终究使得“底层写作”逐渐走向一种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人们显然更愿意相信“底层”的自我表述，而对一切形式的“代言”都抱有怀疑，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的身份成为写作的重要参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拥有写作才能的人群之中，我们总会对那些特殊经验的拥有者抱有更多期待。
正基于此，许多作家都曾引起“纯文学”的广泛兴趣。比如辽宁作家鬼金，一位写小说的吊车司机，一度引起“底层写作”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因为从其身份以及写作的内容来看，他的作品理应包含底层叙述的常见素材。事实上，鬼金的小说时常围绕轧钢厂这个空间展开叙事，卑微艰难的主人公也多是工人及其子弟，这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工人文学的主要框架。然而又不全是如此，正如鬼金所说，他不为工人代言。他只是从个体生存的角度，体现生活的艰辛、生计的艰难，却不以频繁的死亡来讲述苦难，渲染底层所遭受的伤害。也就是说，小说尽管顺理成章地导向一种坚硬的社会现实，但作者有意要超越底层小说单调的社会层面，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宽广、更加深邃的精神内涵。就像鬼金所说的，要在文字的诗意里寻找心灵和思想的自由。因此，他不是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解决灵魂的问题。他努力在一种大叙事的框架之中融入自我的层面，时时显示出一种虚幻缥缈的“文艺腔”来，小说的意蕴也更为复杂。因此，尽管鬼金身为吊车司机，“底层写作”的代表性显然并不充分。同样，最近风头正健的三位“80后”作家，有着“铁西三剑客”之江湖名号的东北“后浪”，也承受着几乎同样的阅读错位。与人们对鬼金的期待相似，研究者也总是试图将这三位作家的创作与国企改制、东北“沦陷”、工人阶级子弟的历史意识这样宏大的词汇及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这些年轻作者其实是难堪重负的，甚至他们本人也在纷纷逃避这些标签化的阐释。
偶尔，“纯文学”领域确实有个别的另类，以其特殊的写作经验，带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很快，这种“新奇性”也将随着作者经验的耗尽而逐渐消弭。这里可以讨论的是陕西青年作家周子湘的创作。首先让人感兴趣的当然是作者的经历。她辗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打工，曾经作为女工在电子厂车间里偷偷写小说。这里有异乡的漂泊，有劳动的艰辛，由此也当然可以将她视为“打工文学”的实践者。这样的经历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而正是这种经历，铸就了她可贵的独特性。不可否认，周子湘具有代表性的几篇小说，比如《惘然记》《天涯厨王》《慢船去香港》等，都能或多或少看到她的个人经历。这种特殊的经历，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符号资本，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作者经历和文学教养都高度同质化，“纯文学”的突围变得异常艰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周子湘的写作虽然有些粗粝，略显老套，但依然显现出不可磨灭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在于作者对于底层人群有着非常仔细的观察，甚至有一种如在眼前的感觉，自然真切，并没有刻意拔高他们。一般看来，想象底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方面是强调民间的活力，将民间世界道德理想化。正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是一种将底层浪漫化的想象方式，并且一度非常流行。而另一种想象则是基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即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和庸众的对立视角。庸众是精英知识分子同情和批判的对象，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意在强调民间的藏污纳垢性。周子湘的小说其实对二者做了一种有效的融合。《天涯厨王》里既有李绣娘这种积极乐观、极具人格感染力、特别明亮的人物，也有段寄梦这样体现底层堕落的忘恩负义之徒。更重要的是，在讨论底层的堕落时，周子湘能从社会现实入手来剖析社会。我们注意到，小说里“底层”的所有悲剧几乎都来自人物的执念——他们都要去做一个体面人。《慢船去香港》里不满足于餐厅服务员工作的茉莉，想穿上职业套裙做一名秘书，不惜为此出卖肉体。这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定位，造成了个人的悲剧命运。《惘然记》里的阿昌不满足于开小超市，偏要去学成功人士到商会听课，甚至幻想成为区政协委员，最后他像骆驼祥子一样被城市掏空，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而李梦瑶和她的姐姐骗取阿昌的钱财，却只为追求享乐、去巴厘岛旅游。过去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底层的“作恶”背后往往都是善良的动机，比如骗钱其实是为了给父母治病。而在周子湘这里，她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幻想，体现出极为冷峻的一面。
如上所见，周子湘的小说固然体现出令人振奋的独特性，然而随着作者生活环境的改变，这种异质的力量也开始慢慢消弭。是的，“纯文学”总是会面对众多这样的写作者，其身份的特殊性往往因其生活经验的耗尽而逐渐消失。这也难怪，再特殊的经验也会逐渐为人所知，写作所内含的兴奋点也会日渐稀薄。这大概便是“纯文学”内在的一种体制化的“收编”力量吧。这样看来，所谓“新工人文学”的自我表述问题便显得更加紧迫。人们其实一直都在期待，真正的“新工人”能够无须代言，自己讲述底层的故事。然而这一切只有等到媒介力量的介入，通过某些事件的契机，才能获得实现的可能。这里显而易见的是，相对于艺术形式更加复杂的小说作品，诗歌这种简洁而直观的形式，往往能够获得更强的传播效力。
因此这里不得不谈到的是“我的诗篇”的意义。秦晓宇的“我的诗篇”计划，包括图书出版、电影创作、工人诗会、工人诗歌奖评选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无一不是高度依赖信息媒介的包装和运作而展开的，这便不可避免地使之沦为某种意义上的消费时代景观。然而即便如此，这里依然残存着某种单纯而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如秦晓宇所言的，他希望将工人诗歌带给人的感动和启示传递给更多的人，“把这份底层的诗意从边缘地带带到聚光灯下”[1]。被秦晓宇列入“我的诗篇”系列的六位作者，此后也被观众所熟悉，他们分别是在大地深处工作的煤矿工人老井、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建筑工人铁骨、服装厂女工邬霞、彝族充鸭绒工吉克阿优，以及已经去世的“90后”工人许立志。他们都是极为普通的劳动者，同时又是优秀的诗人。他们用简朴的汉语写作，以不同的方式书写劳动，抒发悲欢，重新将当代文学中缺席已久的“工人诗歌”发扬光大。
纵观“我的诗篇”里的诸多作品，显然包含着对于“新工人”群体命运处境的思索，无数漂泊的诗，写满了生计的困顿，心灵的囚厄、孤独、茫然，以及生与死的纠缠。其经验的深度、情感的厚度以及直指人心的力量，终将使得那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逐渐摆脱“匿名”的状态，成为“有灵魂的个体”。且看陈年喜的这首《炸裂志》：“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不是钢铁的错／是神经老了 脆弱不堪／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玄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上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看得出来，作者试图以诗歌的方式追求平等与尊严，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主体意识和政治意识。这无疑有利于打破文化精英对于文学的垄断，将底层的“发声”与社会正义、历史真相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此，陈年喜的身份连同他的创作，已然足够令人震撼。然而，将“新工人诗歌”以更加悲情化的方式铭刻在当代文学历史现场的，是已经去世的“90后”工人许立志。在震惊中外的富士康“11连跳”之后，这位年轻的工厂诗人用他的纵身一跃，重新将“新工人”的自我表述“事件化”。相较于诗歌写作者凭借个人化的极端经验甚至死亡，才换取了媒介时代人们的注意，更多的新工人群体其实是通过相对温和的方式实现自我表述的。比如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非虚构文学，便对从“打工女孩”到范雨素等女工群体的历史浮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2011年，为了深入了解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诗人丁燕先后在多家工厂打工，历经200多天的生活和采访，记录下了从乡村奔赴城市的普通女工们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她们的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以及流水线上柔弱灵魂对于现代工业洪流的追问。这些真实而深刻的工厂生活便是那部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的来源。打工女孩的寻梦历程，亦被美籍作家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中记录过，但人们更加熟知的显然是“打工诗人”郑小琼的那部《女工记》。《女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既是一部关于女工们的大型组诗，也是调查和采访之后的历史实录，可谓是诗歌与非虚构写作的完美结合。在郑小琼这里，工友的名字被郑重其事地当作了诗歌的标题，这意味着每一个无名的女工，其实都有自己的名字，都有个体的命运与尊严，这便让那些原本默默无闻者的声音变得具体而生动。
非虚构所竭力推进的文学民主化，让所有的普通人都有机会通过文字将自己展示在公众面前。2017年，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文章《我是范雨素》，便让人们记住了家政女工范雨素。作为在北京漂泊打拼的数以万计的外来打工者中极为普通的一员，范雨素只有初中文凭，但这并不妨碍她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的命运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我是范雨素》的开场白。尽管她的文字并不乏修辞的力量，甚至灵光一现的语句还特别能抓人，但她的文字更多还是蕴藏着一种平静和温和，她只是朴素地记录自己十几年一路走来的故事，以其真实的力量征服无数的阅读者。《我是范雨素》能够成为网络“爆款”，乃至引起文学圈的诸多争论，显然与媒介和事件再次将“新工人群体”推向大众注意力的前台密不可分。对于多数人来说，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所体现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具有十足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也正如范雨素所说的，“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这里真正打动人的除了苦难本身，还有人类与苦难搏斗的过程与痕迹，以及在对苦难的超越与领悟中产生的宽广深厚的爱，这也是令中产阶级观众无比着迷的地方。
因而，范雨素所带来的“新工人群体”的社会能见度，不由得让我们重新思索那个悬而未决的自我表述问题。范雨素之后，“皮村文学小组”的《新工人文学》杂志，也让越来越多的劳
动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尽管他们在表达形式上还略显简陋和粗糙，但似乎并不妨碍写作者真挚情感的流露。无论如何，这种艰难的自我表述都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注释：
[1]秦晓宇：《以诗为证》，《炸裂志•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