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经典化与诗学标准的重构
新世纪诗歌在喧嚣与沉寂起伏交替的文化语境中已然走过二十年，期间爆炸式地生成了无以计数的诗歌文本，早已把“诗人”的称谓变得普通且不再神秘，更让人们有理由确认这是一个“全民皆诗”的时代。同时，伴随着“海量”诗歌文本出现的，还有数量众多的诗学理论，为新世纪诗歌“复兴”增添了理论砝码，这也是需要及时梳理并给予充分关注的重要领域。新世纪产生的各种诗歌资源为批评研究提供了巨量的“样本”，无论是诗歌文本、诗学理论，还是诗歌活动、诗歌论争，每一个层面的“抽样”都显得异常地丰富，绝不会产生无法支撑理论言说的“孤证”现象。二十年时间足以造就一个“诗歌时代”，同时文学研究领域早已形成用“整数年”进行断代和言说的惯例，在当下这一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新世纪以降这二十年的诗歌发展做出回顾与梳理，并从中获得深刻的观照、镜鉴与启示。
有学者提出，二十一世纪因为诸多因素的制约，譬如全球化带来的差异性的消失、电子传媒对“智力”的屏蔽与阻击、社会与历史的“宏大叙事”的退场、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的变化等，已经成为一个让人产生“经典焦虑”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经典终结”的时代。如果这一判断果真成立的话，那么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对未来的影响也许更值得深入地探询与挖掘。“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成功的诗歌历史，归根结底都要靠经典诗人、经典文本的连缀和支撑，甚至可以说没有经典就意味着方向感的缺失，经典的有无、多少，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时代诗歌是否繁荣的重要标志；判断、估衡百年新诗的得失优劣，必须直面新诗创作和研究界日益浓重的‘经典焦虑’背景，注重经典维度的省察。”1诗歌在新世纪里同样面临着经典“失位”的问题，这究竟是诗歌自身的尴尬，还是理论建构与诗歌标准阙如的无奈，抑或是当下诗歌在“非历史化”语境下不得不接受的“宿命”，疑惑颇多。这里需要我们暂时悬置“文学已死”这种绝然的论调，深入到当下的诗歌与理论现场，扣摸诗歌的脉搏，探索出诗歌经典化衰微的深层原因，以及经典化与诗学理论建构的可能与途径，也许这才是我们在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应该持有的责任意识与态度。
一
纵观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诗歌经典化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随着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变化，以及文学观念、诗学理论的更新，诗歌经典始终处在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动态经典”。“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要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2 1980年代形成的“重写文学史”的观念对已有的、甚至是固化的经典秩序形成较为强烈的冲击，其背后存在着众多的因素，尤其大众文化、大众阅读与接受以及大众审美对经典产生的疏离与消解，构成对经典的真正威胁。1980年代中期以降，当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中站稳脚跟并结出累累硕果，文学的多元化态势变得势不可挡并最终确立后，诗歌经典的确认与留存就显得异常艰难且过程漫长。于是，新世纪里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局面：诗歌文本浩如烟海却读后很难留下深刻印象；诗歌批评与解读非常“卖力”却难有“公信力”；诗歌史尽管“盖棺论定”也只是“一家之言”；诗歌理论层出不穷却只能“空转”“高蹈”，写作与诗学主张各自为战、实难配合，等等。当诗歌写作冲破意识形态桎梏和“小团体”写作制约而走向自由、丰富、多元化之路以后，却也不得不承受诗歌经典化“焦虑”的苦痛。我们不仅看不到被多数读者共同接受、认可并期望能流传开去的“好诗”，即使让诗人“自选”经典恐怕也很难真正令读者甚至自己满意。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下诗歌没有了写作“标准”，没有可以通约的诗学“法则”，任何已经确定的“经典”都被认为是暂时的、局部的、甚至是“私人化”的经典，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接受“共鸣”。当我们一再为诗歌终于拥有了“按照自己内心写作”的“自由”而欢呼时，确乎看到了诗歌写作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的显明变化，特别是在激活想象力、词与物关系的调整、技艺的提升、对现实和生活的切近、展示求真意志等方面，诗歌表现得异常优秀，极大地推进了汉语诗歌的表现能力和表现空间，显示出诗歌写作的无限可能性。但同时也看到，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的导引和制约，诗歌在新世纪里更多地表现为探索有余而积淀不足的特点，也就是诗歌写作在“自由”的天地里野草般地“疯长”，处处“挖坑”却难掘“深井”，无法形成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诗歌经典。
另外，诗歌经典的形成，涉及到诸如诗歌品质、技术深度、诗歌家视野、文学史写作、读者接受、审美习惯、诗歌选本等级和入选次数、诗人影响力、诗歌评奖等多个层面，甚至还要牵扯到外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语境等诸多复杂因素。总之，一首诗歌是否被确定为“经典”，往往不只取决于普通读者的接受和喜爱程度，多数情况下，是由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和深具影响力的诗歌批评家们确立并传播开来。同时，诗歌经典还具有某种“时效性”，多数经典文本属于“相对”经典而非永恒、绝对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经典，要经历一个历史化过程，也就是不仅要承受时间的“汰洗”，同时也要经历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反复确认的过程，最终形成一种广泛的认知共识。而新世纪以来，诗歌经典的“缺失”首先是“历史化”的缺失。诚如艾略特所言：“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下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3，我们暂时还不具备诗歌经典化必需的时间长度，身处流动不居的诗歌现场很难精准确认诗歌经典。历史化视角不仅仅需要充分的观照时间，更重要的是将诗歌放在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之中，在相对较长的时间“纵轴”上考察，以百年新诗形成的传统和标准来判定诗歌经典的“纯度”。纵观新诗百年的发展演变，在对于新诗的诸多问题——譬如诗形、诗美、诗性、口语、意象、音律、纯诗、节奏以及戏剧化、叙事等进行的辩难、争鸣中，逐渐形成了关于新诗认定、解读、批评的标准，尽管这种诗歌自律没有充分地展开，而且标准最终也没有形成谨严的诗学条律，，但是在理论的博弈、彼此接受和妥协中，大家还是能“心照不宣”、约定俗成地遵守、执行，在某些并不成熟的规则的观照下慢慢积淀下许许多多的诗歌经典。关于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界和批评界大多认为诗歌存在着“标准”，同时一致承认诗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终极的标准。标准只在一时，或一地，或一类诗歌中有效，因为它只是一种有边界的“场域”，在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传统、现代、个人、团体等各种因素的彼此影响和制约中，标准才得以被认可、接受和执行。
非常吊诡的是，中国新诗尽管一路栉风沐雨，伴随着无数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和诘难，但还是“坚挺”、执着地走过百年历程，然而却在新世纪里陷入一种深深的“惶惑”之中。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不懂“诗歌”了，“什么是诗”竟然在当下成为一个“问题”，新诗合法性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和质疑。探究这现象背后的原因，最终指向一个问题：诗歌标准的缺失或不统一造成诗歌经典的“失位”，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当然，有的人并不承认诗歌标准的存在，认为诗人写作并不是按照先验的、既定的标准来进行的，任何试图确定一个诗歌标准本身就是在扼杀诗歌、消灭创造。这种将诗歌标准与诗歌创造对立起来的观点，现在看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颇之处。诗之为诗，尤其是新诗，虽然没有外在的统一的范式、标准，总还是存在着支撑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基因”，这是新诗作为一种文体得以独立存在并与其他文体相区别的根本，是“质”的规定性。不能笼而统之地否认诗歌存在“标准”，否则必将深陷“先验的迷惑”之中，从而导致读者反应与接受的混乱。诗与非诗，在当下究竟由谁判定，是诗人、读者抑或是学术权威？譬如，是不是现在谁声称自己写的是诗，它就是诗呢？哪怕它的形式更接近散文或杂文的形式，也得必须承认、接受它是诗？如果读者认为这诗人写的是诗，就应该确信它是诗吗？抑或是权威人士的认定是诗，就一定是诗？现在看来，恐怕任何单方面的确认都难以服众，甚至还能出现三方彼此互不买账的局面。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或不统一，导致谈论诗歌的焦点越来越涣散，每人都有自己的判定准则，方枘圆凿，无法形成高度一致的认知，诗歌经典化的难产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诗歌经典化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权力？或者说经典的形成与确立究竟取决于文本的内在品质，还是取决于外部建构的权力？这两种倾向在目前来看，恐怕是建构经典的外部权力因素被认为更大一些。经典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固然存在，尤其是在编选、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影响——外在政治语境的强势介入、社会思潮的潜移默化以及编选者的个人喜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经典的传世，除了外在的权力制约，更多的取决于文本自身的价值和品质，甚至是在内在品质克服权力的制约之后而得到确立的。
二
诗歌经典化的建构的基础是诗学理论的建构，无论是经典的形成还是被“颠覆”，其背后一定是某种理论在推动，譬如诗体解放之于新诗的确立、格律之于“新月诗派”、纯诗理论之于“象征诗派”、戏剧化之于“九叶诗派”、 象征主义之于“朦胧诗”，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迥然有别于“前代”诗歌的理论创新，新经典的生成与建构才有立足的依据和存在的根基。换句话说，越是远离“经典”才越有创生新经典的可能，如果只是“臣服”于原有理论的阴影之下而缺少创新意识，受制于经典的巨大“参照”作用，那么新经典将毫无建树和存在的必要。应该说，新世纪以来诗歌理论和主张犹如“井喷”一般地涌现出来，譬如“第三条道路写作”、“完整性写作”、“第三极神性写作”、“草根写作”、“70后诗人”、“中间代”、“下半身写作”、“诗歌地理学”、“生态诗歌”、“废话写作”、“反饰主义”、“物写作”、“非诗主义”、“新口语写作”、“新红颜写作”，等等。诗坛一方面看似进入一个命名膨胀的时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理论与命名的暴涨彰显了当下诗歌写作的无限活力和最大的可能性。新的诗歌理论或运动具有打破陈规积弊的能量，给诗歌写作带来无限的敞开性。虽然有时这些理论和命名略显浅薄，或是单纯地追去某种声势的“震撼”效果，还缺乏学理的深层积淀和普适性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与命名对诗歌冲破写作的“瓶颈”、拓宽写作空间的探索意义是巨大的。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留存和积淀下来的经典，往往多是在诗潮涌动更迭和诗学转换的初期形成的，或者可以说，是“经典”的横空出世预示和带动了诗潮更迭和诗学转换，如郭沫若《女神》之于浪漫主义、徐志摩《志摩的诗》之于新格律诗、李金发《微雨》之于象征主义、戴望舒《雨巷》之于现代主义、北岛《回答》之于朦胧诗，等等。新世纪诗歌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形成“结构性”的诗潮更替，也没有完成诗学的转换，依然是在“第三代诗歌”开创的包括言语构成、语感声响、意识背景等层面在内的写作秩序中缓步前行，甚至可以说当下的诗歌理论始终处于“结构”过程中，还没有生成足可以“破茧而出”的“解构”力量，诗学标准只是“微调”而没有明显的变化。同时，诗歌早已摆脱“第三代诗歌”那种集团化、小团体写作的状态，进入相对平稳、静寂的个人写作，因而在既没有新思潮导引也缺少艺术革新的背景下，如何才能积淀与生成诗歌经典？
新世纪诗歌经典化首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形成对诗歌内在品质为考察核心的相对普适、统一、清晰的认知和标准。“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作品的呈现和评选结果，也是一个立场、标准的伸张。经典化的宗旨是一个途径，在寻找、建构、沉淀，呈现我们新诗的标准。”4正是对“经典”应该具有的内在品质缺乏深入且富有建树性的研究与关注，新世纪20年里，诗歌始终处于自由而野蛮的“疯长”状态中，当下有必要进行“理论”收割，探索、寻找诗歌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建构被普遍接受的诗歌经典的基础。
首先，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最高本质同时也是精神基础的是对人的生存的体验和揭示。诗歌尽管不是哲学，但是诗歌在美学意义上的“人”的自觉，与哲学层面上对人的思考是一致的。对人的问题的思考是决定诗歌哲学深度和美学深度的基点和标尺，也是判定诗歌生命的不二律条。新世纪诗歌普遍流于“庸常”，走向日常诗意，期望通过呈现物象而抵达本质。但是，绝大多数诗歌只能停留在“观照”事物的层面，缺少抵达本质的笔力和意志。新世纪诗歌一直呼唤写作伦理，不单单是对“底层”人们生活的关注和描写，写作伦理的最本质核心是对人的关怀，无论外在艺术形式如何变换和更新，人作为诗歌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实物本主义的核心依然是人本主义，对物的澄明最终要上升至对人的理解和关怀。新世纪诗歌对生活的普泛化的摹写，惯常性的“伤感”生活的琐屑，造成了诗歌的同质化和平面化，若想从这样的诗歌中筛选出经典将无比艰难。其次，诗歌要在重构自身与现实、时代的关系过程中提升品质。新世纪诗歌在“个人化写作”的金字招牌下再一次回到“吟风弄月”，在密闭的书斋中自我优越，将西方诗歌原型语象反复翻炒，或者成为柴米油盐的流水账和生老病死的备忘录，唯独缺少一种宽大的精神视野，缺少面对现实发言的勇气和深度介入现实的意愿。“现实”与“时代”不能被“窄化”，更不能偷换概念将其导向凡俗，当下诗坛充斥着太多这样将“凡俗”当做“现实”的诗作，已经造成了深度“审美疲劳”。反智、琐碎、贫乏、平面阻击着诗歌对智性、完整、丰富和深刻的追求，而我们恰恰是对后者的怀着深深的渴望和眷慕。譬如雷平阳《杀狗的过程》、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郑小琼《铁》等诗歌之所以被读者广泛接受认可，就在于诗人对诗歌精神的坚守。诗歌充溢着人文情怀、正义批判，有对生存的理性追问，也有悲悯下的自我反思，将经验的个人性转换为公共性，同时不抹煞经验的特殊性。从当下的诗歌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角度看，这种产生“振聋发聩”艺术效果的诗歌已经具备了“经典”的求真品质，遗憾的是，这样的诗歌在新世纪里实属凤毛麟角。第三，继续推进语言的再造与重塑。新世纪诗歌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重新发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经历了世纪初的“分裂”与各种先锋“激进”理念和姿态实验之后，逐渐回归到诗歌的根本——语言之上。如果说，当代诗歌在50-70年代是政治的、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观念的、90年代诗歌是经验和知识的，那么，新世纪诗歌总体来说就是语言的。诗歌在80年代中期受西方“语言学—哲学转向”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完成自己的转型，在历经90年代的“知性”与“口语”的双向锤炼之后，终于在新世纪里可以顺势而为“心无旁骛”地投诸于语言，提升语言在诗歌中的价值“地位”。当下诸如“语言是现实的边界”、“词语在对我们诉说而非我们把它说出”、“语言是人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诗首先使语言成为可能”等理念正逐渐被诗界理解、接受并实践着，让语言回归语言本身成为一种意识，语言的内在的、本质性地位正在被确立。然而，恰恰是诗歌语言的本体性地位的回归确立，直接影响和冲击了那些习惯于将诗歌视为“记事”、“咏史”、“抒情”、“明理”的“工具地位”的读者阅读习惯，因为这样的诗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范围，出现对诗歌的厌弃并咒骂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在推进诗歌语言的本体性意义的同时，也要警惕那些“语言自恋”现象，既不能将诗歌引向过度修辞或成为现代版“掉书袋”，也不能让诗歌陷入一泻无余的“口水”深潭。如何运用包括日常口语、典范现代汉语、外来语、网络用语、方言等在内的语言以提高诗歌素质的密度，建构自由的、个人化的诗歌语言机制，同时又不会与读者产生接受的隔阂，这是需要诗歌界充分思量并为此付出努力的。
“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互文性”，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早已经形成了相近的主题意蕴、表达方式、艺术技巧、体裁模式等，其中有继承也有突破、颠覆，而文学互文性的形成其实就是文学标准的潜在建构的过程。文学经典的标准千差万别，但是存在着一般规律，也就是文学经典的“公约数”。新世纪诗歌既要强调“个人化”、独创性，也不能放弃普遍性，不能以牺牲普遍性为代价而单纯追求独特性，经典一定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因此，探索、建构诗歌的标准，绝不是徒劳而是规范诗歌艺术秩序的举措，对当下诗歌经典的生成与流传意义重大。
三
文学经典化是历史化过程，也是与文学相关的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部作品能否成为名篇，不是由某一时期某一个人确定的，而是在历史上由公众确认的。能够得到公众持久认同的作品，才是名篇。作品的公认度，也就是民意的认同程度”5。经典的生成不仅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地域、传媒等诸多外在因素，包括诗人、读者、批评家在内的“公众”才是影响经典生成的最核心因素。换句话说，人是经典形成的主因。首先，诗人要有明晰而持久的经典意识。当下诗歌写作存在严重的轻率现象，诗人对诗歌没有多少敬畏之心，动辄一日能完成几首甚至十几诗的传闻也并非都是虚言。试问，这种“轻抛轻掷”的写作究竟能积淀出多少经典呢？诗人要树立经典意识，以严肃的而非戏谑的态度对待诗歌，那些真正名垂青史的诗人一定是凭借诗歌的质量而绝非数量，哪怕被奉为经典的诗歌只有区区一首，也毫不影响诗歌和诗人的历史地位。经典意识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责任，诗人坚持经典意识其实就是在保持革故鼎新的写作冲动和活力。原创性是经典的基石，经典因为“经典”而被模仿，很少见过因为“模仿”而成为经典的。同质化的自我复制或平面化的无限细碎必将与经典无涉，当下再也不是仅仅依靠数量就能“夺锦标”的大跃进诗歌时代了。
很多人认为，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应该被视为经典生成的核心力量，“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6。又如，“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是由于评论家的交口称誉、教授们的分析阐释或是在大学课堂里进行研究，而是一代一代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7。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不断被赋予的过程，不同时代的读者依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持续对经典进行挖掘、阐释并发现新意。也就是说，经典具有无限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持续解读而阐释不尽，它不是一成不变和绝对客观的。经典在不断被重新赋予意义的过程中显示了可读性和耐读性，而这正是当下诗歌“吸引”读者的最为直接的手段和策略。新世纪诗歌一方面要承受读者群的无限流失，承受着“写诗的多于读诗的”尴尬。另一方面，诗歌貌似并不关心读者的接受反应，有的诗人坚持诗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而藏进幽闭的象牙塔，有的诗人在“口水”和滥俗的诗写上一路狂奔，庞大的读者群体在新世纪诗歌的经典化中的意义并不被看重。在新世纪这样一个集后现代主义、商业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电子讯息以及“不阅读”为一体的时代下，诗歌经典若想通过读者阅读而积淀，似乎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下我们越来越多地体会到诗歌经典化过程中读者的参与度在下降，远远没有了八十年代“朦胧诗”那种群体诵读的壮观，甚至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经典“单句”也不再被“念念不忘”。时过境迁，那种以读者为经典化生成的核心的观念，在这里似乎应该反思了。
尽管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尧斯曾指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看来，单纯地将诗歌经典化的任务交给读者，只是一种理想。经典化需要读者提高对诗歌的关注度并且提高对诗歌的欣赏能力，它有赖于全民的整体教育、文化水平，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提高过程，非短时间可以完成的。由此看来，在当下提升批评家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公信力将成为诗歌经典化的最快捷、最有效的路径。在诗歌经典化建构的外部要素中，诗歌批评作为一种“专业解读”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诗歌经典不是绝对的客观存在，它有赖于发现、阐释和批评，甚至是一代一代批评家持续地发现、阐释和批评，因此专业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批评家往往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他较一般的读者有更丰富的诗学与美学造诣，往往又是社会权力或某种反体制的力量的代表，他的阐释更具有权威性，对当时乃至后世的读者会有重要影响。”8批评家不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更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深入诗歌现场，“见人所未见，知人所未知”，对瞬息万变的诗歌写作做出精准的判断和阐释，从而引导诗歌写作的方向和读者的审美趣味，因此，批评家的鉴赏能力和批评的公信力就成为当下“经典”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下诗歌批评界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批评的软绵无力或是“片面的深刻”，不吝溢美之辞却罕见振聋发聩之语，诗歌批评缺少“求真意志”，功利主义盛行，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批评家在大众中的号召力，因为权威与合法性有时并非同一。批评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在浩瀚的文本中发掘那些“潜在经典”，通过经典建构起一个时期内的诗歌标准和诗学规范，“假如没有一系列这种意义上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一个有共同目标的批评界就无法存在”9。缺少经典的时代很容易就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因为它没有建构一个只属于自己时代的“地标”，而批评家就是这个“地标”的设计者和承建者。当下诗歌批评界的努力不被认可和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评家认可的文本多属于“批评的经典”，也就是它只在理论研究和批评内部有效，甚至有些诗歌文本只为诗学和批评而生，它很难成为一种公众的经典。这种“批评的经典”和“公众的经典”之间的鸿沟在当下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是令很多人深感疲惫的“真实”，有些人在努力消除这种鸿沟，但也有些人却乐见它的存在，这种心理的深层奥秘很值得玩味。
新世纪诗歌缺乏经典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究竟意味着诗歌的危机，还是生机？在经典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本质”和“建构”之间的分歧。“本质”派认为经典的生成是因为它符合艺术规律，经典一经生成就意味着“永恒”，而“建构”派则坚称经典是在权力的制约下形成的，它是“有条件”的存在。新世纪诗歌在喧嚣浮躁间也曾出现了一些“经典”，但明显属于“伪经典”，它既经不起艺术本质的“推敲”，更没有什么长效机制支撑它，“旋生旋灭”的经典多半是一个文学笑话。流行不能成就经典，金钱也不能买来经典，权力更不能保证经典的久远，在经典问题的认识上，当下应该更倾向于“保守”一些，宁愿相信和接受经典的“永恒性”，也好于幻想通过诸如经济、传播等外部“权力”去建构经典。尽管我们知道时间是经典最公正的筛选者和评论家，但是此时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将经典化的工作推给“时间”，恐怕是一种“懒人思维”，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新世纪当务之急不在于完成诗歌的深度经典化，而是应该在“浅层”经典化上做出尝试和努力，在后现代、差异化、多元文化语境中寻找普遍性，建构相对统一的诗学标准，尽管这种寻找和建构异常艰难，但不可否认这是诗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因为经典都是在比较中生成的，比较就要有标准，而新世纪诗歌此刻恰恰缺少的就是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