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行动：“新工人文艺”话语的知识光谱
2002年“五一”劳动节，一群由全国各地来京打工的青年工人（以孙恒、王德志等人为代表）成立了一个艺术团体，名为“新工人艺术团”。随后他们又进一步创办了民间公益机构“工友之家”，其初衷是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益服务。这是一个有着自觉的身份意识、明确的文化诉求和行动理念的民间组织。他们提倡劳动文化，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创办了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农园、打工子弟学校、新工人剧场、打工文化博物馆等，由此形成了以“皮村”为代表的带有实验性质的新型劳工社区。在此基础上，这些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文艺青年开始创作电影、戏剧，拍摄纪录片，出版原创歌曲专辑，发表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策划打工春晚，举办“劳动文化论坛”“工人文化艺术节”……今天学界视野中的“新工人文艺”逐渐成形。
但是直到学者吕途（也是“工友之家”的重要参与者），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别出版了两部引起知识界关注的关于农民工生存现状的调查与访谈录——《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与《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及2017年女工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号“界面·正午”上发表的一篇“爆款”的非虚构写作作品《我是范雨素》，阅读量突破了三四百万，这群具有多重身份且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的文艺创作者才集体浮出历史地表，成为新的文化现象，占据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和文化精英的视线。因此本文所谈论的“新工人文化”“新工人文艺”更多地指向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特定群体（以皮村文学小组为代表）的文艺创作与文化行动。我们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有着怎样的思想观念？他们创作了怎样的文艺作品？文艺给予他们怎样的赋意？
一、命名：现实感与象征性
如何讨论这一新现象，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对其进行理论化和问题化的考察，这无疑是一个挑战。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和探讨，他们大多以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和政治学为基本方法或理论框架展开。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比起“新工人文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更想追问的是“新工人文艺是如何形塑而成的”，及其背后的思想与知识谱系。在我看来，工友之家与其说是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不如说是一个还在实验中的文化组织。因为这个社区的整体生活方式更有影响力的其实是它的文化面向。对于工友之家而言，形塑新阶级更重要的方法是文化。
新的工人组织被召唤出来，很显然是源于社会的现实危机与文化危机。而这些危机在话语层面上首先表现为命名的危机，即何为“新工人”的问题。“新工人”，无论是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内部成员还是外部的研究者，甚至是官方，基本上毫无争议地将其指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主流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在这一命名问题上没有障碍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正是这种一致性无意中遮蔽了，或者说让人更容易忽略这一命名可能潜在的问题。
其实，对于“新工人”，人们更为熟识的称呼是“农民工”。然而。对“农民工”这一命名表示不满的首先是这个群体自身。“新工人”是打工者群体自我正名的一次命名，“他们认为‘农民工’这个词有歧视性，既非农民也非工人，像二等公民，是强加的……所以他们要自己来定义，叫新工人”[1]。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对“新工人”这一命名有着更清晰的阐述。她在三个层面上理解“新工人”：第一，区别于过去的老工人，主要是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工人，即这是一群被排出公有制体制的工人；第二，与“打工的”这一称呼也有差异。“新工人”这一命名要超越被雇佣的劳动者的含义而成为国家和历史主人翁的代表。第三，这一命名特别强调创造新兴工人阶级和新兴工人文化的诉求。这种重新命名的尝试是这个群体寻找身份认同和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过程，也是人们想象一个新阶级的重要症候。可以说，“新工人”的自我命名是主体身份意识的一次觉醒。
众所周知，“新工人”更早的时候被称为“民工”或“农民工”。从“农民工”到“新阶级”，命名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建构一个新阶级主体性的可能与限度。“农民工”一词尽管被打工者群体所否定、弃用，但这个曾经的命名更为直观地呈现了农民和工人相遇的历史时刻，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时刻。它内嵌于二元对立的城乡差异的结构性社会关系中。以“农民工”为名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工人阶级的问题，也是农民阶级的问题。2002年工友之家成立之初并不叫“工友之家”，而是以“农友之家”为名的。彼时的创办思路与行动理念与“三农”问题、乡村建设路线息息相关，发起人孙恒等人在“三农”问题的背景下设想和展开运动路径。这是工农联盟的左翼思想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一次新尝试。然而，将“农民工”重新命名为“新工人”，将“农友之家”更名为“工友之家”，这一过程中，打工者的自我身份确认更为清晰地指向了工人而非农民。对农民身份的排斥，一方面很容易在话语层面上遮蔽掉新阶级形成过程中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危机来源，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这个新命名仍旧没有摆脱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指引。“农民”这个最初从日本舶来的转译词，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一直被视为前现代的代表，被视为传统的、落后的社会力量，甚至是盲流，是乌合之众。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新工人”为名既提出了新的诉求，也可能带来新的阶级区隔。而落到现实层面上，中国的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建构能否剥离农民问题而实现，仍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如果新工人阶级仅仅只是以工友之家为代表的打工者群体的自我命名，或许我们可以把新的命名视为一种自我期许，一种形塑新阶级的文化动力。然而，在话语等级体系中用“新工人”为打工群体重新赋意的同时，户籍制等国家实际制度并没有改变曾经的“农民工”、如今的“新工人”作为暂居者和边缘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于是，农民工群体在“新阶级”的命名下被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处境之中：在话语层面，他们是新阶级，是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极具价值的主体，是未来的希望；而在现实层面，他们仍然是落后的客体，是历史的负担。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使得“新工人”这一命名可能沦为对“农民工”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的象征性安抚，抑或是自我的想象性激励。
二、诗学：文化与阶级的错位
当“新工人”被区别于“农民工”或“打工者”时，“新工人文艺”也就有必要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文学”、1990年代兴起的“打工文学”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草根文学”等。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将“新工人”的文艺与“新工人文艺”区分开来。“新工人文艺”的倡导者从以下三方面强调了“新工人文艺”“新”的内涵：
一是创作主体，新工人文学的创作者是新工人，或者至少有过新工人生活经验的作者；二是批判意识，新工人文学对工人的身份有某种自觉，认同“劳动者创造世界”的理念，对现代、工业等文明有所反思和批判；三是未来视野，新工人文学追求一个更加平等、公平的现代世界或人类文明。[2]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工人文艺”是双重危机的产物。它既要作用于“新工人”的阶级危机，又要克服当下的文学危机。上述对“新工人文艺”的阐释使得“新工人文艺”看上去不同于之前文学界所讨论的由知识分子书写的“底层文学”。“新工人”不再是文学中被代言的客体，而是可以自主发声的主体。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未经启蒙而横空出世的文艺创作者，“新工人文艺”的创作者也是被启蒙者。
2008年，工友之家开始创办工人大学，最初旨在提供免费的电脑职业技能培训。很快，工人大学的课程规划的重心就由电脑技能课转向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的“公民教育”，其中包括了社会学、文学、法学等课程，授课者大多是学院出身的各专业领域的学者。从吕途所教授的课程大纲中，我们可以窥见工友之家对新工人文化和未来生活蓝图的想象：工人文化；团结经济；劳动价值；劳动权益；乡村建设；社会性别。[3]通过这些课程，工友之家致力于培养“市民化”的打工青年，而以范雨素、郭福来、小海为代表的皮村文学小组也是这些努力“市民化”的打工青年的一部分。这些课程构成了“新工人文艺”创作者的知识背景，无疑也影响了他们的文艺观念和审美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新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看似掌握在“新工人”手中，实则作为创作者的“新工人”，很可能是在知识分子话语的推动下，不自觉地去思考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说，“新工人文艺”也是一种经过知识分子形塑的文艺。
具体到“新工人文学”，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两类：一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二是现代诗写作。“新工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以范雨素、李若等人为代表，常见的主题是城乡差异，作品中往往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苦难、控诉与悲情。这些情感确实表达了批判的意味，但这种批判是软弱的，不具备改变现实的力量。非虚构写作作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文类，之所以能成为“新工人文艺”的创作武器，一方面源于非虚构写作所仰仗的“阶级诗学”和现实主义的美学面向同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契合，另一方面则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推动。正如刘卓在分析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时所指出的，非虚构写作背后的动力来自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写作，却没有产生介入现实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虚构’以相对简单的叙事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原因——在后一个语境中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发言者、接受者，他们有着相同的认知结构。”[4]
至于“新工人文学”的诗歌写作，同样充满了形式的意识形态陷阱。“新工人诗歌”往往呈现出卡林内斯库所说的先锋的或媚俗的面向。诗歌作为一个有着高度的形式要求、自成体系的文体，具有更强的“纯文学”意味。且不论“纯文学”审美观念的意识形态起源，诗歌这种自带内在的思维方式、语言惯性和修辞策略的文体，是否真的有助于敞开工人经验、批判社会现实，而不发生美学上的异化，这是值得斟酌的问题。尤其是当“新工人诗歌”的创作者，如小海，沉浸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时，毫无意外地都会追求“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于是，那些原本对工人而言十分熟悉的工厂空间和雇佣制度下受剥削的打工生活，在诗歌中难免产生变形，与现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批判的力量也由此减弱。另一些“新工人诗歌”则充斥着“梦想”“青春”“灵魂”“奋斗”等已被高度商业化、景观化的陈词滥调。[5]而“温情”与“悲情”这两种情感体验是大多数“新工人诗歌”的通病。“温情”诞生于庸俗的个人奋斗的“励志型”话语，它用廉价的感情掩盖了剥削与异化的阶级问题。而“悲情”则容易发酵成一种后革命时代的“左派的忧郁”，亦无益于改变现状。
如果说“新工人”阶级是呼唤阶级话语的复归，那么提倡“新工人文艺”也就预示着重启“阶级诗学”的行动。然而，诸如“工友之家”这种狭小而流动的社区，在中产阶级与精英阶层推动下进行的文化与行动，是否可以生成新工人新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还有待证明的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新的阶级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化上、阶级意识上拥有话语权的“新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一个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有主导权，在社会公共事务上有广泛参与性和行动力的新阶级。如何塑造这种崭新的历史主体性，才是左翼话语和“新工人文艺”真正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注释：
[1]工友之家：《劳动文化论坛资料集》，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2009年，第13页。
[2] 张慧瑜：《另一种文化书写：新工人文学的意义》，《文艺评论》2018年第6期。
[3] 郭佳：《追问新工人文化》，《人间思想》第十一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9年，第297页。
[4] 刘卓：《“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5] 罗岗，田延：《旁观他人之痛——“新工人诗歌”“底层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精神状况》，《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