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
“轰隆——”一声巨响，2020年收尾之际，江西于都县贡江两岸人头攒动，于都大桥破土动工了！这将是于都县城横跨一江两岸的第五座桥。可是，86年前8.6万人急需渡河，宽阔的河面上却连一座桥也没有。
一
1934年秋，于都河同样热闹非凡，数十里河面千帆云集，军民万众一心，正在搭建长征浮桥。船工、战士、民工，送茶水的姑娘、表嫂们，活跃在船上、水中、岸边，呼喊声、吆喝声、号子声，响彻整条河。
刘伯坚忽而行走在左岸，忽而行走在右岸，对河两岸的人们来回奔走，他的心也在左岸、右岸忽此忽彼地跳荡。
刘伯坚时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协调军民两方面的劳力、物资配合。造桥者，深知此桥的作用。红军主力已经秘密集结于都，一场伟大的握别日愈迫近，数十万人的生死离合在此一别。
沉重的夯，击打木桩，水花四溅。四、六个人将绳子拉起，重重的夯一拽一松，有节奏地飞扬、砸下，将水中的木桩一截一截砸牢，将长征千秋基业的第一步扎牢。热烈的号子沿河回荡：
（领唱）兄弟呀大家一起，
（众合唱）哎——嗨！
（领唱）来打夯呀么，
（众合唱）哎——嗨！
（领唱）用力地打哩格呀，
（众合唱）吆儿吆呀，
（领唱）用力地夯的哩格，
（众合唱）哎——嗨！
刘伯坚不会打夯，却情不自禁地跟着喊，心潮澎湃地鼓舞士气。嗓子喊哑了，激情如滚滚河流向着远方。
二
月亮升起来了，照在波澜不惊的于都河上。刘伯坚把酒向天，与叶剑英饯别。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两人凝视着泠泠波光，双手紧紧相握。刘、叶并肩整训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两人在中革军委、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都是默契的搭档。在时隔28年后的1962年八一建军节，荣归赣南的叶帅，望着滚滚的于都河，把一肚子没说的话，浓缩成一首小诗：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昔日的离别渡口，巍峨耸立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这首小诗铭刻于碑右，日日与流水唱和历史。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于都河上空国民党军队的侦察机不停盘旋，刘伯坚协调军民每天下午5点多钟开始搭浮桥，夜晚红军过桥渡河，天一亮又迅速拆桥，8个渡口5座浮桥，600米宽的河面上反复拆搭15次之多，8.6万人顺利渡河，开始了伟大的战略大转移。
刘伯坚的豪气，则凝固在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他的简历跟红旗一样耀眼：1895年出生于四川平昌；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随后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聂荣臻、蔡畅等同志的入党介绍人；1926年应邀归国在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1928年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1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功策划了宁都起义，使这支起义部队成长为中央红军主力——红五军团……
三
“1935年春，天黑漆漆，风冷飕飕，山一座连一座，像奔跑的怪兽。箩筐晃悠晃悠，一头是我，一头是衣被。大家呼哧呼哧翻山越岭，深一脚浅一步。谁也不能吭声，谁也不敢打手电。挑担的红军叔叔不时地揩汗。前头拄拐杖的爸爸停了下来，我小声地哭：爸爸真的不要我了？爸爸叹气，抹去我脸上的泪花花。再送过一个小山包，他又停下来了，我哭起来：爸爸真的要把我送给后面那个老太婆了！爸爸转身把我抱起，又送了一程。最后，他倚着拐杖不走了，我又哭又叫：‘爸爸——’老太婆一把抱过我，大手紧紧捂住我的嘴。爸爸掰开我死死拽紧的手，抹了一把脸，转身就走……”
2015年春，笔者采访了刘伯坚唯一在世的儿子刘豹。满头银发的老人几乎背驼成90度，忆起那个凄冷的春天，像孩子般又哭又笑。当年他才四五岁啊，那一幕永远烙印在他心里。
别后再次与父亲刘伯坚“相逢”，是在1949年9月。彼时刘豹已是20岁的后生，更名改姓叫“发生牯”。他刚从山上挑着一担柴，穿过瑞金武阳围热闹的小街。两名解放军战士找到了他，站在圩场上高声念着刘伯坚的遗书：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
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于饿死……
“满大街的乡亲都惊讶不已，指着我议论纷纷，原来这个苦命伢子是红军大官刘伯坚的儿子！我站在旁边，手里扯着一根菉箕，说不出高兴，说不出难过……我不记得自己是谁的儿子了，只知道不是老太婆郭贱姑亲生的。我一直回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长什么样、在哪里……”
四
刘伯坚别子后，便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率领独六团以及机关、剧社、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向信丰油山突围。风餐露宿，枪林弹雨，一次次被包围，一次次突围。1935年3月4日，他左腿负伤不幸被俘，关押在大余县。
1935年3月11日一大清早，县城的青菜街已熙熙攘攘。卖白菜的、斩板鸭的，还有正吃着热气腾腾烫皮的，不约而同地向街头望去：“哐当——哐当——”，刘伯坚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一步一步走来，脸上带着一丝沉静的微笑。
之后，刘伯坚用对敌人无惧无畏的浩然正气，在狱中写下了《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阶下囚”刘伯坚入狱即修书一封往西安家中：“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感情虽好……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这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清醒地认识生死大义，从容地准备告别人生。
步入审讯室，提审官上前，谄笑道：“刘部长，请坐请坐。你的老朋友王贤选特意从赣州赶来看望你！”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刘伯坚漠然瞧了一眼前来的人，转身就走。
刘伯坚是何等之人，岂会轻易中计。那人的确是王贤选，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前不久，自己的儿子刘豹正是托付他找人家安顿的。但突围之前大家都通过气：若被捕，互不相认。
竟然王贤选也被捕，豹儿近况如何？接着他想起自小寄养在西安的虎儿，还有出生几个月还未谋面的熊儿……
1935年倒春寒，刘伯坚在牢中，带着手铐、脚镣，就着如豆灯光，写了一封又一封家信。直至3月21日牺牲前一刻，他掷笔作别，时年40岁……
刘伯坚先后写了四封遗书，现存三封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向参观的外宾深情介绍：“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这薄薄的几封别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大山，永远耸立于世。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于都河畔，渡口前半截浮桥随波轻荡。在会见于都县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时，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理想、革命宗旨……”喝着于都河水长大的红军后代，在现代化的“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桥”“于河大桥”上砥砺前行，正建设着新的“于都大桥”“国家长征文化公园（于都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