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雨越下越大了，人待在屋里出不了门。母亲坐在桌边，跟我闲聊。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我的舅太公。那是母亲祖母的弟弟。他住在永嘉路的石库门房子里，和我爷爷奶奶家只隔了一条马路。母亲来上海时，总要过去一趟。

我那时太小了，印象里母亲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很少带上我。听她讲起永嘉路的舅太公，脑海中就浮出来一扇黑漆漆一天到晚关得严严实实的门，然后是一个胖笃笃的老头子，穿着老早那种灰长衫蓝马褂。舅婆奶奶则是安坐在窗前的影子，身后有个女佣人拿把篦子一下一下替她梳头。

我们梳头，随便梳两下就好了，舅婆奶奶这个头梳到我们走了都没梳完。

母亲说梳个头哪有那么久，是我坐不住，想出去玩了。

虽然母亲一说我不如谁会洗衣会叠被，我就躲开，讨厌她要我穿得像她厂里的缝纫女工，听多了，却也知道舅婆奶奶还有个儿子。他是和前面的丈夫生的，在台湾，每年寄钱给他们。舅太公自己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蓓蓓，小的叫莉莉，只比母亲稍微大几岁。蓓蓓读完书，正赶上插队落户，去了西安，丈夫和她同一年去的，反正回不了上海，就长住西安了。莉莉说是留在家里，可除了伸手要钱，别的一概不管，台湾寄来的钱七拐八拐最后都到了她手里，姐姐蓓蓓一分拿不到。

外婆背后很少东家长西家短，只有说到莉莉，忽然拖一句：莉莉最坏了。

我想知道莉莉怎么坏。外婆抽着烟，笑笑，就算了。只有一次，距离她去世还有两三年的样子，突然说，莉莉讲话真刻毒，那趟我去上海，她说以前住他们家还讲得过去，现在不是有亲家了，怎么不住亲家那里？妈妈看看她，头撇开，没说话。外婆在上海出生长大，淞沪开战前，外公辞了上海的工作回镇上，她拎着一只箱子随后也跟来了，脱掉穿来的旗袍、高跟鞋，烧饭，做家务，从早忙到晚，家里的米缸永远只有一个底，永远要拿铁皮勺子刮啊刮，听得牙齿酸半天，才凑齐一锅饭的米。虽然从来没听她讲过上海话，隔一两年总要回上海一趟。早先她有投靠的地方，后来那一家没得住了，就去永嘉路舅太公家。莉莉讲这话，不过是刺刺她，喔，你也晓得你亲家嫌你穷，门都跨不进？亲家在上海又怎么啦？还不是人多，地方小，地铺都打不下！母亲想什么我更清楚，自从她在上海家里收拾房间看到一封信，是叔叔从建设兵团写给我爷爷奶奶的，说现在不比以前，家里有外人，东西千万放好，当心偷走……之后，外婆也好，阿姨舅舅也好，从来没有在我爷爷奶奶家出现过，更不要说住进去了。母亲不牵这个头皮。

相比莉莉的坏，我更好奇她长什么样子。尖脸，细腰？只有上半身，下半身有时拖一根尾巴有时不拖，随时打人一耙然后跳起来飞走？

有一年，舅太公家有人——就是莉莉——新买了件大衣，母亲见了也想买。夜里我快睡着了，她还在“银枪呢银枪呢”地讲个不停。隔天，大概父亲给了她钱，下午吃好饭带我出门，一到店里就出不来了，枪毛太短不要，手感不糯不要，对着镜子左照右照，问了几十遍好了没有，天都暗了，才一手拉着我，一手拎着衣服袋子，去敲舅太公家的门。有人出来应门，倚着门问母亲买到了吗。半黑不黑的时候，房间里只亮了一盏灯，温温地放出昏黄的光，映在玻璃窗上，吸引着我进去。然而之后的事就像被什么东西一笔抹掉，我们进去坐了多久，母亲是不是展示了她的新大衣，莉莉长什么样子，一概没有留下。倒是回爷爷奶奶家的路上，车灯扫过，白天乌黑平整的路面就像翻起波浪，一个大坑连着一个大坑，比银枪呢更深地刻进我的脑子。我实在不知道白天的路和晚上的路差别那么大，很怕自己身上也被照出一条条印子，绣着小鹿的新衣服，蓝色小皮鞋，白天让我得意洋洋的东西忽然被车灯扫成另外一种颜色，发灰，发青，是家里来了穷亲戚外婆发愁米怎么办的脸色；洗澡忘了拿拖鞋肥皂，奶奶呵斥我痴头怪脑的脸色。我好像头一次发现衣服里面的我只有一副瘦的胸骨，穿皮鞋生出脚气的脚，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往前走。我也感觉不到母亲的快乐，早早预感到母亲的快乐不会长的，和她辛辛苦苦找了一天的银枪呢大衣一样，最后不过是扔进不见天日的地方，等不及烂成线头丝缕就不知去向了。

过了几年，我读小学了，忽然有一天蓓蓓来了。她是椭圆脸，白皙得像我养在盒子里的蚕结的茧。母亲叫她姑姑，岁数相近，很快熟络起来。晚上母亲要上夜班，她和我睡一床。早上，我醒了，她紧张地问我一晚上轰隆轰隆什么声音。我说是石料厂开山的放炮声，她松了口气，说以为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晚上怕得要死，想着要不要逃命。说的时候很认真，一点不像开玩笑。可是，都1980年代了，日本人怎么会打进来？也太滑稽了。起床后，她洗把脸出门，说去外面转一转。外婆叫她去去就来，粥烧好，盛在桌上了。没几分钟，她抱着十几只包子跳进门，大叫这里的包子肉这么多，都漏到包子外面来了，又便宜，等她咬了两口，发现除了顶在外面给食客看的那一小坨肉，里面相当于实心馒头，喊起上当，大家才笑起来。

吃过晚饭，大家聚在灯下说起莉莉，说莉莉不好，舅太公也不好，太偏着莉莉，都是女儿，怎么说她也有份。她挥着手说算了算了，父母愿意给点给点，叫她自己去说，不如不要。老头子和他们天生合不来，特别是她丈夫，也真是没办法，地板每天都要擦，别人拿拖把拖拖也就好了，他非要像日本人那样跪在地上擦。老头子来西安那几天，他擦到老头子脚边，就叫老头子抬抬脚，弄得老头子一见他擦地板就逃出去，说吃不消边上有人磕头。她丈夫还喜欢往冰箱里放煤饼，说橘子皮茶叶哪有烧过的煤饼去味道效果好。老头子每天要喝牛奶，一开冰箱，一只煤饼；吃水果，一开冰箱，一只煤饼。什么时候开冰箱，眼前都是一只煤饼。她一边学她丈夫，一边又去学舅太公，回上海好多天了，大家说起他们还是笑到岔气。

又过了几年，舅婆奶奶去世也有两年了，蓓蓓又来了。这次是为了陪舅太公来。舅太公准备跟她去西安住了，去之前想和姐姐，也就是母亲的祖母、我的太婆见一面。这一次去，恐怕姐弟俩再也见不到了，毕竟太婆九十多了，舅太公也八十多了。

舅太公到的那天，弄堂挤满了人，像守着看越剧折子戏里的姐弟相认。舅太公进屋坐下，这些人也跟进来，劝舅太公想开点，自己女儿，随她说说么好了，这把年纪了，弄到要去西安，毕竟在上海都住惯了，北方哪有上海好，吃先不习惯。不管说什么，舅太公一概回应一个算不上苦的苦笑，说自己老了，不来事了。大家问不出，又去围着蓓蓓。蓓蓓说，莉莉嘴巴厉害，老头子也是被她弄得没办法，天天吵，实在也是过不下去了。叫我怎么办？我又说不过莉莉，只好把老头子拖过去，自己来管。反正老头子这次是下了决心了，你们也不要说了。

舅太公回上海后很快动身去了西安，在西安待到过世。火化后，蓓蓓把骨灰带回来，和葬在苏州的舅婆奶奶合葬了。

西安路途遥远，这边的亲戚谁也没去参加葬礼。大家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一死，永嘉路的房子要归莉莉了，蓓蓓白白服侍几年，一点好处捞不到。

渐渐又听说舅太公的家产不止永嘉路这一处，不用说，也落到莉莉手里。蓓蓓本来既不要钱，也没打算回上海，不料退休不久，喜欢往冰箱里放煤饼的丈夫突然急病去世，她连着住过几次院，渐渐觉得待不下去。虽然儿子女儿回了上海，女儿家那一点点地方，怎么也没法再塞一个人进去。最后儿子站出来，给她腾出八平方大的房间，安了床，装了空调。她又花了几个月，把西安家里的东西送的送，卖的卖，一样一样全都清理好，这才断了退路一身轻松地回上海长住了。

母亲想去看她，怕找不到地方，今天拖明天的，拖了总有小半年，找了个礼拜六，叫我陪她一起去。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看到她，还是椭圆脸，可是体重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皮肤变成旧毛线衣一样的紫红色，腿脚肿得老高，整个人像只做坏了又搁久了的俄国面包，膨胀得惊人，又粗糙得惊人。

她儿媳和我差不多年纪，斯斯文文的，打过招呼，回房间收拾换季的衣服，一件件叠齐了，放到收纳箱里。

母亲称赞她会收拾，家里弄得干净，一看就是很好的人。言下之意，对婆婆也是和气的，孝顺的。

儿媳一走开，蓓蓓马上告诉母亲，房子在六楼，她这种样子，自己下不去，别人也弄不动她，儿子儿媳房间也不方便进去，整天待在这八平方里，像坐牢。

母亲安慰她，儿子儿媳肯留下她，蛮好了。离开上海这么多年，总还是和儿子住在一起好。

停了停，她问我母亲：“你说我这是在跟她抢地方吗？这房间前面她儿子在住，我来了，他只好住学校。现在要上学还好一点，放假了，不见得叫他住学校不回来。她嘴上不说，心里一定恨死我了。本来一家人过得好好的，突然跑出一只老太婆。”摇了摇头，又说，“都说好人有好报，我现在是一点都不相信。”

母亲叫她别这么想，她说：“真的，跟你说，就是我西安同事的儿子，三十几岁轮到一个出国的机会，签证办好了，机票也订了，他母亲生病进了医院，一时之间看又看不好，做儿子的没办法，想来想去丢不下老娘，美国也不去了，总以为还年轻，谁知道这趟机会放掉，再也轮不到了，四十刚出头，老得不像样子，和老婆关系也不好。所以我是一点不相信，什么好人有好报啊！”

从她家里出来，母亲说起她儿子，离婚几年了，一个女儿归前妻，这个老婆是再婚的，让出这八平方，很不容易了。我一边听，一边想着按辈分我要叫表舅表舅妈的这对夫妻，不知怎么就想起“贫贱夫妻百事哀”来。

母亲的几个表姐妹结伴去看蓓蓓，母亲又跟去了。回来告诉我，她儿媳的儿子放假了，在夫妻俩的房间里搭了张小床。两人结婚后关系本来还好，现在为了蓓蓓，动不动吵得不可开交。她儿媳一有怨言，她儿子就要跳出来护着她，说母亲不容易，才住了几天就嫌弃她，赶她走？蓓蓓夹在中间实在住不下去，拉下脸给莉莉打电话，想叫莉莉便宜点租间房间给她，说起来总归是她们爸妈的房子。莉莉哪里肯，一口回绝。

不久，蓓蓓那边又传来消息，她儿子打了她儿媳一巴掌，把她儿媳气走了。蓓蓓喊儿子去追，儿子不愿意，说不回来就不回来。蓓蓓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叹气，说儿子已经离过一次婚，总不能看着他再离一次。快刀斩乱麻地叫女儿找了一家养老院，硬从那八平方里搬了出去。

养老院在徐汇区，旁边就是104公交站台，离龙华寺很近。看母亲老是念叨她，我陪母亲又去了一趟上海。

病房一样的双人间，她的气色比上次好，腿没有那么肿了，整个人清爽很多。虽说想走几步还是很难，人既然到了这里，也没有什么好想了，过一天是一天。那天她女儿也在，说是休假，过来看看。来之前我说过还有点事，母亲催我先走，说好时间到火车站碰头。看我不放心，她女儿说会送我母亲去公交站，坐到终点站就是火车站，又硬要送我下楼，一直送到养老院门口。按辈分我要叫她阿姨，看她穿得比我还年轻，无论如何叫不出口。

母亲看着我笑了笑，说肚子饿。

她去厨房烧海苔酱油面。我跟过去，贴着门，看她烧水，摘葱，剪海苔，从一只小瓷罐里挖出两团雪白的猪油，一边继续想着那天。

其实我那天并没有什么事，我只是长久没去龙华寺了，想去龙华寺看看。其实我去龙华寺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不想一直待在养老院里，又没有地方去。以前我一到上海就会去找的朋友现在几乎都不来往了。可能因为我不在上海，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也不知道意思，像只戆大。如果我在上海，朋友会多一点吗？我实在不知道。我想起Z，她去西班牙了，不然我会去找她，她就算很忙也会抽空带我出去吃饭，逛她喜欢的衣服店。要是我还不想走就跟她到家里，继续聊天，坐在地毯上看书、睡觉。但是问题当然也不在这儿，不在Z去西班牙了。事实就是，以前和我一起吃过饭八卦过的人我再也不去找他们了。上次去看小姑夫，他像个瘫子一样坐在沙发上，歪头看我一会儿，忽然大着舌头说我像个上海小姑娘。小姑姑说，她本来就是上海小姑娘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话只会让我尴尬，比直接说我难看还要让我难过。经过一扇玻璃橱窗，我瞟了一眼，看到佝起的背和变样的脸。龙华寺还是龙华寺，塔还是塔，店里的八宝饭还是八宝饭，素鸭还是素鸭，怎么一晃我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等红灯的时候我又犹豫起来，觉得事情未必这么糟，说不定我和C还有挽回的可能——我终究还是想起他了，毕竟我们交往过四年。可是等我过了马路，买门票进了龙华寺，我就知道，没有可能的。菩萨也帮不上我，祂的慈悲只能让我伤心，不太自然地坐到没人的地方。后来，我真的忘了，去素斋馆吃罗汉面。前面的人对着柜台说：“多给我点油面筋。”盛面的人果然多盛了一勺油面筋。轮到我，我学样说：“多给我点油面筋。”盛面的人拎起眼睛说：“这么多，还嫌不够？”要是三五年前，我大概瞧也不瞧那碗面，一转头走了。现在我就像没听见他说什么，把面捧到最角上的地方。是因为C吗？是他煞掉我的傲气？是他让我觉得，我其实不过如此，和坐在这里吃面的人没什么两样。不，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要差一点。最起码，前面那个戴绿色贝蕾帽的女人就比我漂亮。我也没有那边那个女人穿得好。面有点淡，反正这面就是这个味道。后来我看对面的男人往面里加酱油和辣椒油，也加了点酱油和辣椒油。再后来，在火车站我又看到他，和我同一趟火车，同一节车厢。车厢接头处有人在放手机音乐，一个哑沙沙的性感女声一直在重复：芭芭拉的糖，芭芭拉的糖……

我不知道谁唱的，因为没有再听到过。我记住它只是因为它恰好在上车的一瞬间被我听到，让我觉得自己新得茫然陌生，既不知道以前，也不想知道以后。跟谁跟一切都毫不相干没有瓜葛。

我以为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不是我母亲，不会长久记着蓓蓓、蓓蓓的儿子儿媳和女儿。这些人我听过就忘，过后也很少想起。对我来说，他们已经被时间大笔一挥画向另一个区域。他们在那个区域活十天活一百天一千天，对我都一样。他们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还活着，我也只是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或者还活着，和我多少有一点血缘关系。

可是事情总是要起变化的。忽然莉莉去养老院看了姐姐蓓蓓，留下一万块钱。很快，所有的亲戚都说莉莉变好了。之后的事于是顺理成章：莉莉忽然觉得这么多年没和镇上的亲戚们来往，商定在上海聚一次。母亲的一个表姐打电话问她去不去，她说不去了，莉莉的电话马上来了，母亲只好找了一堆理由，也是想去的呀，不方便出门，腰痛，颈椎也不好，以为把事情推掉了。莉莉的丈夫马上也打电话来了，大家都去，缺她一个算什么？要是她不去，算了大家都不聚了。我母亲被这话吓倒了，好好的事，怎么能坏在她头上呢？

一去三天。第一天打电话问她，她说就是在家里聚聚，饭吃得很好，听上去很开心。第二天再打，说白天去迪斯尼了，中饭也是在迪斯尼吃的。问玩了什么,她说就是坐着吃吃东西，聊聊天。我不懂了，三百多块钱一张门票就进去坐坐，什么都不玩？她也不懂了，什么什么？门票这么贵？等会要去问问。

第三天，母亲抱着几双酒店的一次性拖鞋回来了。我问她迪士尼的门票问了没有，她说问了，没买门票。没买门票？我迷糊了一下，恍然她们去的是迪士尼小镇，不是迪士尼。不过对我母亲来说迪士尼和迪士尼小镇是一样的。这天太阳又大，莉莉夫妻俩前前后后招呼，又是找车，又是带路，晒出一脸的汗。坐车、吃饭，都是他们来，她们觉得过意不去，想回请一顿，到底争不过，还是他们买单。她实在想不到姑夫这个人这么好，真是个好人。看她头脑这么简单，我说她，他要是真的好，不会说你不去大家就不聚了这种话。我本来想说无赖才这么说，忍了忍，没说出口。

回来两个礼拜，母亲欲言又止地告诉我，莉莉他们来了，住在火车站边上的旅馆里。

我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不过也好，上次不是欠他们一个情吗？正好趁这次还了。

母亲还是欲言又止。因为中午是她一个表姐的女儿请客，其他几个表姐的儿子女儿也要请，这样我也得出面请一下，不然就太没有礼数了，他们每家都带了礼物呢。

这倒是想不到的。我以为这是她们这一辈人的事。真的不去不行，我也会去，语气犹豫，然而下一秒，我想起脑中盘桓了许多年的形象：尖脸，细腰，只有上半身，下半身有时拖着尾巴有时不拖。

那晚我很早和母亲去了离家不远的饭馆。每次玻璃门外人影闪过，就伸长了头去看。进来的人当然有腿，有脚，穿一套粉红的法式小香风外套，没有一点七老八十的味道。然而，寒暄过，她转过身，背是驼的。

母亲说就是这几年驼的。我竭力不去想那其实就是被她独霸的房子变的，其实就是那幢房子——这种想法太低劣了也迂腐——但是她看上去不像上海人，倒像马来人，黝黑瘦小，皮色光滑紧绷，脱掉外套，露出大红的蕾丝紧身衣，贴颈戴了一串珍珠项链。有亲戚问她手上的金镯子，她笑笑，说是宝格丽的最新款，玫瑰金，引来一片赞叹。

这天我受到赞叹是点了一条鲥鱼。本来母亲点了鲈鱼，听说有鲥鱼，我叫他们换了鲥鱼。鱼上来，有人嫌这鱼鳞都不刮的，一听莉莉说这鱼好，马上也跟着说起好来。看着鱼分光，盘中只剩汤水，我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我没让母亲失面子，也没流露出心里的冷。有些人说得没错，我的确对人不够热情，不过我不是冷冻人。我有我的热度。看到有人喊拍照，凑趣地点开手机，换着角度，想拍出最好的效果。镜头中的人觉察出我的用心，笑得愈加动人，微笑中又有一点别的，我几乎咯噔一下，捉到夫妻俩眼睛里射出来的两点光，太明显地流露出他们心里的精明。那就是两点精明的光，忍耐了这么久再也藏不住，那才是真正的他们。

回到家，我点开照片，想确认我的感觉没错。可这又怎么样？母亲是绝不会相信我这种感觉的。我凝视着屏幕上那两双三角形的眼睛，就是这样也不说明什么，他们已经上了年纪，这样的眼形不是这个年纪最常见的吗？我决定放弃“他们不是好人”的念头，把外婆生前那句“莉莉最坏了”也扔到一边。说到底，莉莉有没有欺负姐姐，占姐姐的便宜，蓓蓓自己都没有办法，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不过看着母亲恭敬而热切地接电话、别别扭扭用上海话喊他们“小孃孃小姑夫”不置一词。不到一个月，他们又来了，提前说好不要再惊动我们这些小两辈的人，都是要上班的，不像他们，每天闲着没事做。又有一次，他们来了，只悄悄告诉母亲，约了她去火车站边上的旅馆碰面。

母亲看来完全忘了外婆的话了，也不知道永嘉路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她看见的是莉莉拿出一万块钱，流着油汗给她们带路，请她们吃饭。

我本来还想说，让人说好话真是容易，看母亲脸有愠色，把话吞了回去。

这么多年过下来，我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儿，把话说到一个地方就自动停住。

隔天，母亲叫我帮她把莉莉的电话存一下，他们下个月要去养老院了，这是新的手机号。

他们也要去养老院了？我不大相信，总觉得他们会有另外一种归宿，至少比蓓蓓高级的归宿。

不用买菜烧饭，有人打扫卫生，方便点。女儿在国外，也照顾不了他们。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

我把手机还给她，忽然想起来，哎，不知道蓓蓓姑奶怎么样了？很久没有听你说起她了。

她蛮好啊，养老院对他们蛮好的。

你们好像很久没有看过她了？

看过的，她们前面还去看过她。她的语气像是在为她，为她的那些表姐妹们辩护。

雨声变小了，过了一会儿，就停了。我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来。母亲提议去楼下散散步。

到了楼下，母亲说，那辈人就是这样的，也说不上是心善心坏。他们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我陪母亲走出小区，又走了一段。路上的车灯扫过路边的花坛，仿佛照见了某种寒碜、青灰的东西。那些暗处的东西，似乎只有我才愿意看到。

路变得平坦了，十点钟的晚上，空气中有一种近似甜美的安宁。河边的长春花开了一大片，我哼起了那首“芭芭拉的糖”，感叹那种崭新的感觉过去得那么快。不知不觉，事情就成了这样。没有人再同情蓓蓓。我不是也说不出“我不去，我不请他们吃饭”。就算外婆活过来，面对他们热切的邀请，也硬不起心肠……再讲下去也没用，虽然，这个时候，我就像看得到这些话尽头的我，至少一部分的我，仍然走在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