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记忆与历史影像
文史分流自唐代以后逐渐清晰，但文史不分始终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统，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史学研究注重文学笔法，文学创作则有着浓郁的历史背景。如唐诗中就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很多历史恰恰是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而保留在历史记忆的影像中。
文与史的分合
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其中有一句“春风不度玉门关”。如果我们从诗人的角度思考，诗人看到的是出了阳关和玉门关以后远离中原家乡故土，黄沙、荒漠、故人稀少，不复昔日如梦的繁华。但是从历史的视角，至少能寻觅到三个方面的景象：第一，玉门关、阳关的内与外。玉门关和阳关是出敦煌以后的两个关，阳关在南面，玉门关在北面，诗人的“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也好，“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好，都是指从内地跨入西北大漠的关口。玉门关和阳关内外，是地质地貌景观迥然有别的两个天地。第二，玉门关、阳关内外人文环境亦别有天地，关内是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和汉人主导的政权，以农耕经济为特色；关外则是多民族来来往往的舞台，是天山南北的绿洲和辽阔的牧场。第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后会思考，玉门关外的西北是否就是春风不度、黄沙大漠、人烟稀少的化外之地？我们所说的玉门关和阳关之外，即史书记载中的西域，实际上拥有灿烂的文化，民族众多，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地位显赫，西域与中原内地始终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以“历史眼”看穿历史，读诗而跳出诗外，这样会有更深的理解。
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表现了豪门寒门、士族庶族的几世恩怨、快意情仇，也揭示了中古时期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阶层的重组。
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场景宏伟，气韵悠长，不仅蕴含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复杂历史纠葛，彼此进退，也为我们描画出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经济地理区域过渡线。
最能引起思绪起伏的是唐宣宗李忱的“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吊白居易》），每读此句，都不禁掩卷思量：白居易所写的诗歌多反映百姓疾苦和现实生活的惆怅，也不乏直指宫闱秘史、关系对皇帝个人的道德评判。这些诗句在何种社会氛围中，才引起其后世的如此惆怅和悲伤，甚至思念和感伤之情呢？
最能发生反转效应的是白居易的“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跳出诗人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会触摸到历史的多面镜像；最令人动情的是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愁心、明月、清风，似乎是抒情诗常用的词语，但我们的视角也可无关情缘，而是追随诗人游历的脚步。我们可以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联想到背后支撑的是完备而快捷的交通网络；我们还可以从黄巢的一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感受到他的杀气与豪气，但是否想到还有怨气与怒气展露其中，是否想到正是积蓄已久的怨气转变成怒气才使千百万民众加入起义的大军？
有“诗圣”美誉的杜甫，他所创造的诗歌，有“诗史”之称，表明了杜甫的诗成为历史的见证，诗与史融为一体。白居易被誉为“诗王”，正是因为他的诗具有浓郁的现实关怀色彩，妇孺皆能吟诵。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众多现实主义诗人，以他们大量的诗篇引领我们揭开重重的迷雾，走向或更接近历史真相的殿堂。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前世的诗赋也有经典之作，唐朝以后诗歌也很发达，而且宋以后文人群体更加庞大，创作欲望更强烈，留传下来的诗文也更多，为什么独唐朝被推崇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呢？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的主导形式，代表时代特点和达到高峰的形式。宋被认为是词的鼎盛时代，元的元曲、杂剧，明清时期的小说，这些历经演变的文学形式占据着主流、主导地位，并达到顶峰，亦成为那个历史时期文学的代表形式。
唐诗的繁荣与黄金时代
唐代诗歌发达乃至称其为黄金时代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唐朝建立以后，尤其是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之治的出现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发展，社会生活秩序也趋向安定，各族民众不同形式的交往频繁（主要是中原和北方及西方、西北民族的交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物质基础逐渐雄厚，杜甫著名的《忆昔》歌颂的就是唐玄宗开元盛世物质富足的场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不从事生产的人，这些人才能创造出精神产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不一定同步，但文化的繁荣一定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大一统的国家和众多民族，注入不同民族的新鲜血液，各民族经济、文化之间频繁交流，物质生活比较富裕，才有条件产生大量的诗人、作家；这些人的眼界、情感会逐渐扩张，其作品不但题材广阔、形式多样，而且诗风也大多健康、淳朴、浑厚、雄壮，充满时代精神。因此，政治上的安定，经济上的发展，各方面的交流的频繁，是诗人大量涌现、唐诗繁荣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门阀士族衰落，中小地主大量出现，政治氛围比较宽松，门第之风也大为衰退，中下阶层会展现出比较自由活泼的精神。文人和诗人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会反映一种更贴近生活、更贴近自身的活泼的精神。文学也就因此从半贵族式的宫廷风格走向民间，越来越贴近大众，诗歌就成为一种比较奔放、自由的文学表现形式，而为一般民众所爱、所歌、所唱诵。因此普通民众被激发出丰富的创作激情，从而涌现出大量的作家，这是社会阶层变化的延伸，也使得文人的群体扩大，整个文学创作从贵族、半贵族走向民间、大众，所以很多诗歌读来都朗朗上口。
第三，制度问题。唐朝实行科举制、学校制度，使得大批普通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唐朝科举制每年录取的人数很少，学校当时也还没有普及，但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是具有导向性的制度，被大力提倡。而科举制、学校及其代表的主导精神，即要提高整个社会文化素养，加强大家接受知识的可能性，使知识分子的群体不断扩大。唐朝在进士科的考试当中加入了诗赋，诗赋又叫杂文。诗赋进入科举当然是风气的带动，也反映了社会风尚，以及社会对诗赋的推崇，人们通常认为诗赋最能反映文人士子的才华。同时，诗人需要会作诗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将诗赋列入其中，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给唐诗的发展带来了推动力，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文人都推崇的体现文学才华的形式；另一方面，诗赋进入科举考试又进一步拓展了唐诗的发展空间，使之具有更广泛的现实需要。
第四，唐代诗歌是继承前代文学优秀遗产的结果，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跃升。当时民间的民歌已经趋于成熟，唐代诗人所继承的遗产一方面是汉魏南北朝以来乐府歌词与唐代民歌，但又能推陈出新，提高一步；另一方面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特别是七言诗这种形式及声律对仗到南朝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后来就成为一种技巧与形式。五言诗和七言诗的技巧与形式被唐代诗人继承和发展，并注入新的内容，而使之成为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成熟、完美的作品。此外骈文的优点也被吸纳进诗歌，所以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吸收了前代的优秀遗产，又有发展和创新。
第五，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城市的发展促进了诗歌经久不衰的繁荣。所谓城市的发展，都城的发展最具有典型意义。都城人口集中，成为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人口的不断增加成为重要的趋势。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地增长，流动性也日益频繁。都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决定了科举制在都城举行。另外铨选制也在都城举行。科举制要解决身份的问题，即出身问题。读书人在科举及第之后就有了进士身份，可以做官。铨选是有了做官的身份后要参加的选拔考试。铨选考试对象除了具有做官身份的人，还包括几类人。如某人已经做了一任县官，四年任期满了，需要待选，要到中央参加调选，即吏部主持的铨选考试，再根据综合情况，决定下一任做什么官，是升职，还是平调，或是继续待选，有的可能会等十年。当时的交通逐渐便利和发达，使得很多文人和士子都聚集到京城，他们有丰富的游历经历，或参加科举，或参加铨选，也有投靠亲友的，总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无法到京城久住。来到京城后，他们就会有很多聚会活动，聚会的时间也会很多。比如参加科举考试，一年就录取几十个，大量的落选考生聚集在京城，累年复读备考，这些文人、士子频繁聚会应酬，饮酒、作诗、唱和往来、展现作品，蔚然成风。这样一来就涌现出大量的诗歌作品，给我们留下无数美丽的诗篇，也给我们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拓展了无限空间，更使后人可以从诗歌走进历史。
诗亦载道
唐朝拥有众多的诗人，一部《全唐诗》收录的近五万首诗篇，大概只占很小的比例，更多的诗篇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人陆续做过补遗等，在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失传的唐诗。能够流传千年并为世人、时人、后人所称颂、铭记的，大多是我们今天经常吟诵的诗篇。
我们在欣赏和背诵唐诗的时候，会因优美的词句、幽深的意境、丰富的情怀而陶醉其中。而诗歌往往为时事而作，诗人抒发抱负和理想的背后，有特定背景和现实关怀渗透其中，因此可以提供大量重要信息和珍贵资料。诗人游山历水，欣赏美丽山川，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的历史地理风貌、人文景象和人间情怀；诗人送往迎来、酬唱应和，我们可以浸润在词句中的历史事实、人际交往的场景。
通过诗歌的不同类型，如聚会、宴饮时候的唱和之作，可以借此睹物阅人、咏事抒情，寄托诗人的思绪。但是诗人在落笔以后的发散思维其实有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时候，欣赏唐诗的角度和文学是不太一样的。文学研究更注重创作、词句、情怀，但历史研究更注重寻找诗句里面的信息，理解并重新诠释诗文中的历史。
诗人普遍存在时代局限性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性，需要我们深入诗文又能超越诗文。诗人的现实关怀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历史的大趋势，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所致，但诗人如果缺少了现实关怀，也就缺少了我们能捕捉的“历史眼”。
正所谓文学记忆之于历史影像，即历史不乏诗歌，诗歌中蕴含着历史。文以载道，其实诗亦为文，亦可载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隋唐五代城市社会各阶层研究”（18A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