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这句话在2020年被频频刷屏抚慰人心。让人百感交集的2020年已然过去，但是对于中国及世界而言，这又是一个必定被记住的年代。人类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一体化进程放缓，局部地区的分歧冲突、各个层面的不平衡加剧。这场横扫全球的新冠疫情及一系列后续影响，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九死一生、重新活过的感觉，并使我们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及人类的处境：疫情改变了什么？文学尤其是小说，又能何为？

卡尔维诺推崇“以轻写重”，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 （《美国讲稿》）。由此观之中国小说的发展，从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到现代白话小说，小说发展的每一步历程都在给自身解缚，层层卸掉沉重的盔甲，变得更加开放自由。报刊杂志的兴起和发展，女性进入文学创作队伍，科技的进步和媒体的更新带给写作与传播的各种便利，给小说带来无限生机活力，使之逐渐成为创作主流和文坛霸主，并且越来越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欢迎。只有小说这种文体，才与我们复杂的生活、广阔的现实、幽深的人性以及无边的想象相匹配，也最考验作家的写作功底与综合能力。小说比其他文体有更大的容量、自由度和创造性，或许是生活和时代最好的表达方式。

一、从非虚构到虚构

每一个人都置身纷繁而具体的时代生活，每一个人也只熟悉和了解跟自己有交集的那部分生活。这正是个体的局限性和写作的有限性。但是对于小说写作者而言，首先要有“强大的胃”。要成为生活的杂食家、知识阅读的杂家，要珍视个体来到世界之后的一切遭逢与馈赠，汲取生活与人生赐予的各种营养，在有限的生活中去发掘无限可能。无论是对过往经历记忆的漫长梳理与反刍，还是对当下生活多种面向的深切洞察与体验，无论是广博的阅读与阅历带来的知识与经验储备，还是对于未来脑洞大开的展望与想象，都可以成为小说创作的无尽宝库。胡学文说：“我一向认为优秀的小说不是阐释了什么，而是能提供可阐释的空间，空间越开阔，进入的路径越多越复杂，小说就越有意味。”（喻向午、胡学文：《文学的生命在于变》，《长江文艺》2019年第12期。）小说应该是自由的媒介，像去星际旅行一样，创造和链接新的多重空间，也对写作者对生活与世界的吞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要有自己的主场。所谓“主场”，就是你最熟悉的、也最擅长的领域，是一个人的根据地，可以建立起自我写作辨识度的地方。这就要求写作者首先要写自己熟悉了解的东西，对“强大的胃”进行追溯和梳理、反刍和缝补、想象和发现。宁肯的“城与年”系列短篇小说，正是对自己童年经验的消化，他说：“小说的创作是有来源的，写你所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内心，给你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你最陌生的东西也是你的内心，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小说家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一批50后、60后作家书写的是过去的乡村（如韩少功、葛水平等），因为那正是他们所经历和熟悉的。而江西作家阿袁对大学校园生活和教授师母生动有趣的描摹，正是她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写作主场。作为一个在县城生活了几十年的作家，樊健军的主场就是他的县城叙事。主场的建立还需要我们做生活的有心人、观察者，在日复一日的同质化生活中去关注不一样的人群、发现生活内部的纹理皱褶，开掘特殊情境下的人心人性，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地和表达方式。相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方面，只要你扎实深入地去了解，总会有所发现和收获。比如曹军庆的短篇小说集《会见日》是他两年来深入戒毒所采访所得，关注的是容易被大众生活忽视和遗忘的区间；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写一个怀才不遇的看守所管教三十年来追捕逃犯，但是作者自己并没有任何相关生活经验与素材，而是通过查阅大量卷宗后凭藉个人的写作才能虚构而成；蔡东写《来访者》这个小说，做足功课去了解心理咨询这个新兴行业，却没有简单地去描述各个心理咨询案例及故事，而是以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双向打开与疗愈、分担与救赎，来直击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现场，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环境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焦虑情绪和自我催逼。

最后要有发酵之后的裂变，完成从非虚构到虚构的飞跃。作家是生活的酿酒师，非虚构和虚构是其处理写作素材的两种方式。对于最初的小说写作者而言，可以先进行非虚构的记录与整理，然后从中找到小说的生长点。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任何一部小说的生发和完成，都需要作家调动起自己所有的储备与能力。对于一些成熟的作家而言，对同样的素材与领域，直接采取了虚构的处理，实现了写作素材的最大化利用，更彰显了小说家个人的才情与虚构能力。如曹军庆的《会见日》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如果直接简省地写出非虚构作品也会吸人眼球，但是他却认为“我要处理戒毒所里的素材，就必须解决好写实（非虚构）和想象（虚构）的问题，否则难以避免人物及其命运的重复和雷同”，从而以一系列短小说的形式，彰显出卓然的虚构想象能力，不仅写出了暗区里的秘密与伤痛、人性的磨炼与挣扎，也写出了一个个家庭在灾难性打击下的爱与暖，涉毒者在泥淖中的自救意识与求救愿望。常小琥的《回家》关注精神病院，讲述的是一位精神科小医生“我”与三位精神病人的交集，一边是极端情境下生命脆弱痛苦时对爱与温暖的无比渴望，一边是正常社会的秩序等级、世俗人情对他们的排斥、偏见、谈之色变、另眼相看。小说虽然写的是极端情境下的特殊人群和生命表现，但是它之所以能激起深层共鸣，恰是因为以虚构的方式在题材领域的特殊性中踏勘出生命人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王传宏的小说《宝三快跑》关注的是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城市生存问题，他们是“废掉的一代”，让人想起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里的“三和大神”们，不但事实上真正“无家可归”，而且被抛出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成为可有可无的“多余人”。还有王秀梅的小说《屋顶上的爱默生》，直接取材于“拾荒哲学家”上海乞丐网红的新闻事件，却把它与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嫁接，从而故事好看又有某种陌生化效果，并让小说具有生活的实感与意义的超拔。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却是以虚构的方式抵达最高的真实。这是因为一方面小说如詹姆斯·伍德所说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在描述我们的生活形态、从死亡与历史遗忘中拯救生活的肌质有着独到的能力；另一方面小说可以挣脱现实的束缚和“历史的缺陷”，表现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以及人心人性。小说家所有的虚构想象、表现手法，不同的题材视角，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和抵达真实，关于社会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乃至整个世界的真实。

二、个人、时代及主题创作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当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的时候，它也许就是一个小说的时代。小说是一个时代最好的表达方式。小说不单要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它还要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卢卡契在《小说理论》里提到：“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然而，生活获得重要性，仅仅是由于它是理念和体验理想的那种系统——它起着调节作用，并规定着小说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典型代表。”一个人要与世界发生联系，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这对于小说写作者而言，涉及文本内外两个层面的关系：

一是小说里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要求人物的塑造“本色当行”，符合具体的时代背景与人物身份，不能混淆穿越。比如你让一个农民说出一番文绉绉的充满哲理的话来，你在过去年代的故事讲述中闯入今天才有的“共享单车”，这就不合常理。就像俄罗斯方块和超级玛丽是80后一代的游戏“回忆杀”一样，每个年代都应该有它流行的标记性的物件与风尚，并与个体的成长记忆紧密相连。如范小青的中篇小说《大哥刘里明》，通过一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串起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刘里明属于那种有些旧式做派的中国男人，对朋友有求必应甚至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他能够帮助到他人不是个人有多大能耐，而是靠的大包大揽的口气、百折不挠的行动和盲目乐观的心态编织出来的关系网，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裂缝和社会人情。而随着物质的丰富、文明的发展、现代的规范，刘里明那种一厢情愿、一往无前的处世规则也就慢慢行不通了，“大哥”只能淡出江湖，成为过去时代的暗影。范小青与其说是对刘里明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饶有兴趣，不如说是她对人生阅历中那一个个具有年代感的旧事物的怀想与迷恋：军大衣、电冰箱、单位分房、下海大潮、开始用电脑……每一个事物都是时代的印记与风尚，每一个事物都承载着个体遥远亲切的记忆与情感。而如何写出并供后来凭吊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年代感，或许正需要年轻写作者的抽离反观与殚精竭虑。

二是写作者自身与时代的关系。涉及的话题是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写作者如何书写和表现我们的时代，如何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写作生长点。这既有外在的提请呼唤，又有内在的焦灼思虑。尤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信息与媒体时代，“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很容易就让我们与时代落伍。这要求作家要关注我们的时代变化，了解熟悉各种新的社会潮流和文化现象，比如共享经济、大数据、宅生存、云端聚会、电商微商、直播带货等，把林林总总都纳入写作者“强大的胃”，进行自我感知与发酵，或许就可酝酿出具有时代感的小说。如同样是写精准扶贫，杨遥的小说《父亲和我们的时代》就处理得很巧妙。他从个人化的角度侧面地反映农村变化，塑造父亲这个时代的新农民，从而增加小说的艺术审美性，从同类题材的书写中区别开来。母亲去世让父亲生活的劲头一下子泄掉，穿着邋遢、生活潦倒，连儿子都觉得丢人不想回去。然而父亲无意间对通过微商卖农产品有了兴趣，通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适应和跟上这个时代，找到个人存在感，整个生活和精神状态都发生改变。

在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时，还要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认识。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当我们谈论时代感的时候其实强调的是时代带来的变化：因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媒介的发展、政治的气候带来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的新动向、新气息，并对人和写作的影响和改变。是个体身上投射的时代烙印，是时代带给个人的机遇或限制。另外要看到也有不因时代发生变化的东西，它是人与社会的通约性，文学对时代的超越性，比如“内容为王”、商品贸易与人际交往的规则规范，比如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人的生命与情感经验的共通部分。比如像《1984》《使女的故事》《失明症漫记》《午夜之子》这样超越时代的伟大作品。好的小说是对时代现实的提升和超越。它不光是写生活中的可能，更要写生活中的不可能，超经验的经验。现实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定链接着过去与未来。好的小说要有打通这三者的野心和抱负。历史从来不是无声的过去，相反，今天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定性和评价，将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与民族对未来的选择，文学的力量正是通过好小说的超越性得以体现的。主题创作应该属于组织层面上的时代提炼与呼应，如这几年屡屡呼吁并践行的精准扶贫、农村题材创作，强调的是文学创作对时代变化尤其是时代主潮的关注。但是要对“主题创作”这样一个概念做一个厘清的话，需要注意的是：主题创作不是主旋律创作，更不是迎合时代进行政策图解；主题创作不能主题先行，那种先设定主题再填补材料的违背文学规律的做法早已被历史否定了；主题创作不只是一时代一社会的主题，不能去窄化理解，一些永恒的关乎生命与人性的文学主题比如真善美、爱恨生死，人心人性都可以视作主题创作。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关注时代变化，不能只强调一端，而忽略了文学性和小说本身的特质，既要了解时代潮流，又要坚持文学本身。二是要落脚点在人。是为时代书写，更是为人的写作。无论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小说都是对人最体贴是丰富的观照。三是要正确看待与处理文学与时代同构的问题。主题创作既是对作家关注现实、投身时代的提请与呼唤，同时又要注意与时代同构对创作带来的某种规训与限制。塑造时代新人，不一定都要去正面的塑造，更不是以前扁平化的高大全形象，它一定是丰富、立体、复杂的；不一定只写眼前这点时代现实，也可勾连起历史文化与未来想象。如老藤的《遣蛇》《战国红》等小说都涉及精准扶贫，但是他把现实题材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相嫁接，并且在创作手法上设置悬疑、追索秘密，把农村题材写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从而让小说的时代感与历史感融合，现实性与文学性兼具。

小说是更深广地折射时代和体恤人心的。它可能在重大现实或瘟疫灾难面前反应滞后、无能为力，但却蕴藏着后发优势和无限力量，持久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生活。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无用之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疫情书写，文学史上也曾产生过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这样伟大的作品。而2020年这场席卷全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新冠疫情，起初文学在其面前是相当无力的，只能做一些记录、写一些诗歌。但是现在，关于疫情题材的好小说慢慢就出来了（比如林森的《诗人》等小说），有对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认知、精神状态的深切探索。当然，文学对这场疫情的表现和反思还远远不够，小说的力量还远未凸显。张炜说，任何时候都是作家的黄金时代，就看你去怎么写。一切有待来者、交给时间。

三、写实、想象及对想象的写实

如果说对于写作素材的处理目的在于讲出一个好的故事，那么写实能力强调的是要老老实实、稳扎稳打讲好一个故事。有再多的构思与想法，最后都是要落实到纸上、化为一个个文字。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猎奇和讨巧，而是要靠真实厚重的细节、情节去推动。都说小说讲故事容易，写生活难，要写出生活毛茸茸的质感、纹路清晰的内里和流水般的平中见奇，要符合生活与审美的层次性和逻辑性。不是要贴着现实写，不是对生活的照搬和复制，而是要有现实感和真实性，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沉浸其中，要令人信服。对现实的观照不庸俗不虚假不陈旧，如实提供新的思考和发现。它可以彰显出小说家对现实的仿真能力、对历史的把握能力以及叙事的功力和耐心。它可以像新写实小说那样写出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一地鸡毛，也可以像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武昌城》那样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演绎人物的故事命运、捕捉真实而意味深长的生活细节，还可以像王安忆的小说叙事一样拥有针脚密布般的写实风格。

虚构和想象是小说家的基本能力，更是作家的职业素养。现实生活越是庞杂与荒诞，科技和媒介越是进步发达，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越是难得。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各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情比作家的虚构故事更令人震惊无语。文学想象在强大现实的逼迫下一退再退，萎缩坍塌。有些作家干脆把新闻直接放进小说，成为“新闻串烧”式写作。如何在强大庞杂的现实面前展现出更加强大的虚构想象能力，这需要写作者的殚精竭虑和强大自信。写作者既要贴住现实，又要和现实“隔”开一段距离。既在，又不在。需要留出打量和审视的空间。保持不间断的观察、阅读和思考，倾听外部和自己内心的声音，让灵魂变得深刻。所谓“新闻止步的地方，正是文学的开始”，虚构既是“有中生无”，折射和延伸现实；虚构更是“无中生有”，在不可能中建立可能性。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小说中对想象的写实能力。它让想象不是停留在空中楼阁的层面，而是飞扬与坚实并举，让天马行空的想象落到一砖一瓦的实处，让在空中搭建房子可能可行。卡尔维诺说：“想象是一个可以落进东西的地点。”阿来说，想象不只体现在结构故事，最厉害的想象在于重建细节、重建场景。这种对于细节和场景的重建就是想象的及物与落实，是哈利波特的扫帚，《百年孤独》里的“飞毯”，需要叙事想象有铺垫，有层次，有细节，形象而准确。不是天花乱坠瞎编乱造，而是自圆其说、自成逻辑与系统。

卡尔维诺非常看重小说叙事的精确。他在《美国讲稿》里认为精确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明确的构思、形象清晰的视觉以及语言词语的准确，要充分表达各种思想与想象的细微差别。他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极富想象力与精准性，建构了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少年柯希莫在12岁上树后一生都没下地的完整而实在的树栖生活。比如他在树上怎么解决吃喝拉撒，他在树上怎么实现他的社交生活和传奇经历、怎么恋爱助人，卡尔维诺都写得细腻真实、严丝合缝。《树上的男爵》通过树栖生活的扎实想象传递出作家恣意飞扬的思想，即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坚持人的选择和个性、贯彻人的完整性。虽然一生都在树上生活，但是男爵一点都不避世厌世，反而比许多人更加热爱这个世界，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参与社会、帮助他人，而他选择高处是因为“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树上的生活”因此象征着理想、高尚，富有精神性。湖北作家陈应松的小说也有着奇崛坚实的想象。他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是他的重返森林之书。书中的动植物百科跟他的语言和想象一样纷繁壮丽，甚至导致了他的小说叙事重心由人物故事向生态书写转移。森林有多辽阔，草木有多葳蕤，他的想象就有多么神奇而坚实。而那个睡在白辛树上的孩子，跟《树上的男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森林的精灵，美好的化身，可以和自然万物对话感应，他在结尾的漫游奇境，更是脑洞大开，令人惊叹。90后作家李唐的《影子驯养员》亦体现出奇异坚实的想象力，并且吸纳了科幻元素。小说借助失业青年白河通过再就业改变家庭困顿的故事，搭建起实化、具象的“影子工厂”及影子孵化过程，包括影子孵化成功后如何从孵化器中剥离进入人体进行链接和驯化、成熟后再跟人切割分开作为商品。小说通过影子的驯养想象和意涵挖掘反思了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实用主义和人类挥抹不去的孤独处境。

从写实能力、想象能力到对想象的写实能力，这是小说功力的层级进阶过程，也让小说创作从稳扎稳打到逐步自由飞翔，进入更加高级自如的境界。

回望2020这一年，有太多的艰难不易，也有太多的疑惑不解。在这个科技进步与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与内卷化并行的时代，在这个碎片纷飞、壁垒时起、分歧丛生的时代，我们深化也窄化着对世界的认知，感同身受着人类的强大与无力，或许只有文学才是我们精神的背景墙。只有用文学诉诸人心，只有用小说去触摸时代，才可以抵抗那些平凡与琐屑、困惑与困厄，化解那些有形无形的壁垒隔阂，留存重新获得内心安宁与世界整体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