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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燃点：30位思想巨匠的顿悟时刻》一书汇集了西方历史上伟大思想家、作家以及科学家的“顿悟时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不同时代的30位思想巨人，包括柏拉图、伏尔泰、歌德、黑格尔、尼采、契珂夫等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尤其是他们的“火花”时刻。本文为其中关于里尔克的一章，原章节名为《应该到来的声音——里尔克：一个夏天的幸运》。

我们知道，运气有时会蛮横地降临，这包括获得认识的运气，也包括自我要求极高的文学成就的运气。1906年夏天，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就遭遇了这种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显得愈加合适，因为他那时似乎还不是一个已经江郎才尽的诗人。他所遭受的打击，是一次普通的解雇：那是他第一次尝试从事基本规律的工作——担任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私人秘书。然而这位他崇敬不已的老板那几天一直心情不好，开除了他。事情的起因是里尔克过于任性，在一些事情上越权了。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出言反驳，为自己辩解，这让罗丹变得更加不耐烦，最终将诗人扫地出门，“像赶走一位手脚不干净的侍从”。里尔克在愤怒之余，却也如释重负。他在被解雇的当晚写信给妻子克拉拉·韦斯特霍夫：“至于事情的经过，没什么好讲的，而能讲的事，我也不想写了。这件事大概一定会发生，所以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耐着性子静静承受着所有的一切，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而我本来也许还能再这样忍一两个月……如今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现在想要的……我想自我反省，有点儿想和内心的自我独处一段时间……别担心以后会发生什么，路有的是，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那时里尔克三十一岁，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他出版了几部诗集，其中有《图像集》和《祈祷书》。1904年，一本薄薄的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书名令人激动——《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这本书后来多次修订再版，最终在他生前幸运地创造了惊人的销量。里尔克一直想成为这样的诗人：他能从自己身上看到十分宝贵的自我，而这自我只为了随着世界的声音共振。虽然此时的里尔克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无论如何，他隐约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可能性——它们还有待发掘、领会和考验。

他独自在卡赛特街的一家小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开始了喧闹都市中的隐居生活。他觉得自己被抛回了自我之中，并将此看作重新开始的机会。同时，巴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这座城市是各种喧哗咆哮和匿名的胆大妄为的总和，不仅值得经历，更值得被书写。里尔克当时已经是一位天分极高且勤奋的作家了，为此做好了准备。1903年的夏天，是他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他告诉了女友露·安德里亚斯·莎乐美自己对巴黎夏天的印象：“还没到秋天，这座城市的树就变黄了，炽热的小巷被热浪铺开，不愿结束，人们穿过各种气味，就像穿过许多充满悲伤的房间。我走进了长长的医院走廊，大门敞着，慈悲怜悯中透出贪婪和不耐烦。我第一次路过上帝旅馆时，刚好有一辆车门大开的出租车驶过，里面躺着一个人，他浑身颤抖着，像一个破碎的木偶。他弓着身子，脖子很长，已经成了灰色，吊在一边，上面有个严重的溃疡。后来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几乎每一天……他们是路人中的路人，对一切漠不关心，沉浸在自己的命运中。”

沉浸在自己的命运中，对其他一切漠不关心——里尔克也做到了这一点，那时他正陷于众所周知的经济困难的境地。至此，人们总是向他提供一些微薄、得体的捐赠，以支持他的艺术。来自各方面的赞助者和支持者都有，他们热切地想帮助诗人摆脱世俗财务的烦恼。诗人自己也乐于接受：纯粹而完整的诗人存在，相对普通的社会而言，缺少了一些东西，需要一种可以承受的经济基础和生活保证；不言而喻，诗人无法得到这些，就像他说的，他无法靠自己获得。

就在里尔克刚开始担心，自己的冬天该在哪里、该怎样度过时，他收到了一封期盼中的邀请函：什未林伯爵夫人的妹妹爱丽丝·范德里希请他前往卡普里岛。那里的天空总是万里无云，气候温暖舒适，他可以在那里不受打扰地工作，度过整个冬天。里尔克不需要对方发出第二次邀请。12月4日，他到达了卡普里岛。他住在所谓的“玫瑰园”里，那是范德里希家族的迪斯科波利别墅宽敞花园中的一座独立工作室。现在，他可以继续进行在巴黎开始的文学探索了。他暂时不再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操心，投入为自己勾画的未来蓝图中，这在他看来是某种启示，而自己作为诗人的最佳意愿会决定它的实际效果。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沉迷于这些该来的声音，不想遗漏丝毫。我想要听到它们每一个，我想掏出我的心，把它对准那些否定和谴责的话语，不让它有任何逃避或回避的可能。但是同时，我又不想在听到那最后、最外在的声音向我说出最终的话语前，放弃我那有风险而无须负责的岗位，来换取一个更合理的听天由命的职位。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我才能接触到所有这些声音并保持开放的态度；只有在这个位置，我才能遇到命运、欢呼或权力意欲带给我的一切；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在某一天屈服，无条件地屈服，就像我现在无条件地反抗一样……”

在卡普里岛上，里尔克状态很好。他听到了该来的声音，而且即使没有什么可以听的，他诗人的特殊身份也让他听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他会走很远的路去散步。一位矮小不起眼，乍看上去甚至有些丑陋的男人，用那双大得出奇、炯炯有神的眼睛观察着一切，这让人不敢再想到“丑陋”二字。他偷偷听着世界上隐藏的美好，写下冗长而散漫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被认为是谦虚的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练习，让人描述在获得满足的一瞬间产生的想法时，拥有了成为不朽的可能：“夜晚是明亮而遥远的，似乎并不单单停留在土地上；人们会感到，它铺在海面上，盖住了整个空间，覆在自己身上，遮住了从无限的深处看向他们的星星。这一切都反映在夜幕上，又被它留在了地上…… ；就像天空在持续变幻……满月后的第一个晚上，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城墙被映照得明晃晃的，橄榄树的叶子完全像是由夜幕做的，就像从天上、从更古老的被废弃的夜空中剪下来的一样。山坡看起来像月亮一样摇摇欲坠，像未解的难题般，从房屋间耸起。”

1907年5月31日，里尔克途经那不勒斯和罗马，回到巴黎。他觉得自己像一位迟到的归乡人，虽然年轻，却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制订了一份工作计划，而如果忽略它没有精确描绘未来这一点的话，这份工作计划也可以被看作一份生活计划。他预估了可能获得的经验，这种经验应该可以转化为诗学方面对知识和细节的关注：诗人应该来者不拒，不困倦、不疲惫，绝对不能执着于他那不可欺骗的自我，而应该安心地专注研究语言的可能性。更好形式的语句可以是保护，也可以是威胁，只有在语言的可能性中才能找到永久的居住权。说得更明白些，里尔克此时在语言中训练自己，这让他有了提高——他成了自己的导师。除了他一直坚持的信件来往之外，他还不惜一切代价地预订书籍阅读。他成了国家图书馆的常客，在那里研读百科全书、辞典、导游手册、历史杂记、逝去的日子里那些遥远而被人遗忘的事情。有时，当他从书籍的曙光重新回到城市的乌烟瘴气时，他的脑袋会轰鸣；那个他一直在等待的重要声音，已经变成了悄声耳语，帮助他完成工作。后来，里尔克毫不吝啬对这段并非清闲的、紧张但足够充实的读书和工作时间的怀念，也许正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欠了太多时间；在他 1910年出版的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中，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珍贵的闲适：“啊，命运是多么幸运啊！坐在继承来的房子中一间宁静的小房间里，一切都完全安静，而且固定不变，外面明亮的浅绿色花园中，第一只山雀试着啼了起来，远处传来村庄的钟声。静静坐着，看着正午的太阳在地上投下温暖……做一位诗人。思考着，如果我可以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住在那无数无人问津的封闭村舍中的一间里，我会成为怎样的诗人。我会需要一间独特的房间（那是三角墙上的明亮房间）。我会带着我的老物件住进去，比如家族相片、书籍。我要有一把躺椅，还有花和狗，以及一根结实的拐杖用来走多石的小路。别的都不需要了。只有一本泛黄的象牙色皮面精装书，章首的词头必须是老式的花样：里面的内容是我写的。我写了许多东西，因为我有许多想法，还有许多关于很多人的回忆……”

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制订的练习计划，把1907年的夏天变成了一个工作的盛会，这个夏天闪着值得纪念的光辉（其实早就开始了）。这个夏天远道而来，此前在巴黎就已经宣告了它的开始，当时脾气暴躁的罗丹开除了他的秘书；然后，这个夏天在卡普里岛涂上了斑斓的色彩与心情，甚至经过那儿冬天的洗礼，变得更强壮了；现在，夏天还在，他可以用工作为自己做证。里尔克是一位现实的漫游者，游走在物质世界和知识世界之间。当他把钉在图书馆里的目光再次移到明亮的日光下，他的眼睛会感到刺痛，理解了人类的存在所依附的东西：那是一张由各种关系和各种可能性编织成的无边的网，独立存在，同时也在不断更新，没有真正的开始，也没有结束。他认识到了一种更高的秩序，一种值得相信的理想状态，以真实的箴言为标准，但无须与它们完全一致。被说服的生命对诗人来说，是一次冒险，它很可能一成不变，但富有挑战性的是接受新的面具；如果这次冒险成功了——这并非万无一失——那么我们眼前就不再是幻象，而是艺术作品，只有超越了它的同类和艺术家内心的危机，它才能成为如今的样子。里尔克写道：“艺术品永远是‘走出危险’的结果，是‘走到尽头’这种经验的结果……人们走得越远，经历就会越自我、越个人化、越独特，艺术品最终成了这种独特性必不可少的、不可打破的、最接近其本质的表达……艺术品为那些不得不做出它的人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帮助——总结：念珠串中的珠子用一生在祈祷，它总会转回来，为它的整体性和真实性做证，然而只转向它自己，无声地对外界产生影响，没有名字，只是一种必要、一种现实、一种存在……”

与一些人认为的不同，创造艺术品并成为艺术家，这和普通生活的距离并不遥远。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并非飘浮在所谓的正常之上，而是和它待在一起，恰好无懈可击地与滑稽可笑的纠缠和反复尝试的解放捆绑在一起。基本上对于所有人来说——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这都是对生命的肯定。审美上的（甚至可以说每一种）创造力都来源于此。对于世俗生活的断念、我们存在中的阴暗面恰好与此相悖，它不会甘于沉默，会试图引人注意，并且想继续发挥作用。里尔克现在明白了，所有这些都有自己的时限和秩序，他表示赞同：“啊，我们计算年岁，在各处制造断裂，停下，再开始，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我们遇到的事通常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出生、成长，被教育成自己的样子，我们基本上只是在场，谦逊恳切，就像尘土一样，随着季节或明或暗，完全散布在空间中，不要求停留在任何别的地方，除非是让星星感到安全的，用影响和力量编织成的网。”

里尔克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燃烧自己，还带来了一个值得夸耀的结果。1907年7月14日，他合上了《新诗集》的手稿，筋疲力尽又如释重负。然而这伴随着他的好心情却崩溃了。他感到自己好像正遭受着损失，却无处申诉。物质世界还是那个他用插小三角旗来标记的世界，如今在他看来却正在朽败、衰老。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人们在室内度过整个夏天，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亲爱的上帝：我过去一年在忙些什么啊……现在，这里的冬天已经来临，阴郁的早晨和傍晚已经开始，太阳还在它以前所在的地方……这让我很忧伤。它带来了无可慰藉的回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城市夏天里的音乐似乎还在不和谐地响着，所有音符都像在起义。也许只是因为，人们已经深刻地了解了一切，对一切都做出了解释，并且和自己建立了联系。”

夏天结束了，忧愁又回来了，但里尔克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种糟糕的情况有所成就。他知道，尽管此刻精疲力竭，自己的可能性还远远没有穷尽。应里尔克的期望，一直有人帮他打理财务，而他自己也学会了理财。靠财产过活的里尔克几乎不受影响。人员关系密切的家族企业是市民阶层的幸福，但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只有和妻儿分居异地才能和睦相处，因为这样他们对他来讲，才算重要和珍贵，而且不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打扰。里尔克理想中的存在是在留下痕迹的同时，又能冷酷地悄悄消失，他想要“像没有名字一样轻盈地”生活。这种理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里尔克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从中学到的知识并不比别的知识好，因为它虽然了解他个人确切的需求，但最终还是愿意在总体上保持简朴：“有时，我会路过塞纳河路上的一些小商店。旧货商、小古董书商贩或者铜版画商人把他们的展示橱窗摆得满满的。从没有人走进过他们的店铺，他们显然也没做过几单生意。但你会朝里面看，他们坐在那里，读着书，不为明天担忧，也不在意收益；他们会养一条狗，狗就趴在脚前，或者养一只猫，猫会沿着书架巡视，就像在擦拭书脊上的名字，来渲染这种静谧的气氛……我有时希望，买下一个这样琳琅满目的橱窗，自己养一条狗，在里面坐上二十年。到了傍晚，只有后面的房间亮着灯，前面一片漆黑……从街上望去，这就像一次圣餐……在黑暗的空间中显得宏伟而庄严……就像我说的，我毫无怨言。这也很好，而且可以更好。”

几乎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以时而带有预见性，时而超出常人理解的对于专一性的主张来实现自己的使命感，这让他受到了一些同事的嘲笑。但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崇高的存在形式，他已走入其中，至于其他事——如果一定要做，遗憾的是，通常必须做——只是谋生的手段。就算在生活艰难的时期，里尔克也没有考虑过放弃写诗去做别的事。作为诗人，他没有时间和精神上的限制，不仅仅用即兴诗和题献诗来酬谢朋友和支持者，还会用提高得越来越显著的诗艺来报答他们。从没有哪位诗人是以如此朴素的抒情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几乎无法想象的纯熟地步的。可以肯定的是，里尔克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文字工作者，他从手工匠人成为艺术手工匠人，最终成了艺术家。他做的一切都服务于这个目标，他并不总是把它挂在嘴边，却水到渠成地成了现实；反过来说，其他一切都服务于他头脑中的艺术理念和写作中的艺术技巧，让它们日臻成熟。他穿越半个欧洲的旅行，为他积累了各种各样诗学上的视觉材料，他准备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梳理它们。1922年，在他去世前四年，里尔克创作完成了《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最终达到了他艺术水平的巅峰。同时到达巅峰的还有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其中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他自己，绝大部分是另一个声音，来自一个更高的全能和存在。第一首哀歌的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基调：“在我呼号时，天使之列的哪一位/会听得到我？倘若/他突然将我置于心上：我会猝死于/他更强大的存在。因为美好即恐怖/的开端，这恐怖我们尚可忍受，/甚至还会崇拜它，因为它冷静得不屑于/将我们摧毁。每一位天使都是恐怖的。/因此我压抑着自己，忍住了/暗中抽噎的冲动。/啊，我们还能指望谁呢？不是天使，不是人类，/机敏的动物早已发觉，/我们并不能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中安心地栖居……”

不，我们不能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中栖居，而在那个未被解释的世界中，留下的空间可能也不多了。人类必须为此做好预算，他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漫游者，他无处安放的家乡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是此世中的彼世，是超出时间安排的秩序：“此时此地的我们，在这时间的世界里没有一刻感到满足，却仍被它束缚着。我们一再追溯过去，追寻我们的起源，接近那些似乎会追随我们的人。在这个最大的‘开放’世界中，所有人都是他们自己的样子——我们不能说‘同时’，因为废除也是以时间为条件的，往昔坠入无处不在的存在深处。”由此，里尔克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满怀痛苦和热情地深刻牢记这短暂脆弱的尘世，让它的生命在我们内部‘不可见’地再次复活。我们是不可见物的蜜蜂……”如果有人理解了这些，他的一生就不会和蜜蜂或天使一样了：对他来说，“所有昔日的塔楼和宫殿都存在，虽然早已看不到了；而现存那些我们生命的塔楼和桥梁也看不到，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肉体依然永存……”

尽管有着这样的深刻认识，里尔克自己在尘世的终点并不庄严，疾病和死亡不允许他有所偏爱。里尔克的身体渐渐不支，不再希望“肉体永存”，但他仍然是一位优秀的朋友。1926年5月17日，里尔克在他去世前半年的这个日子，用这副躯体满怀忧郁地写道，自己的一生“如此完美的和谐”，“我本可以常常将它看作我内心的孩子：轻盈而无用，可以被携入精神世界深处，经常被高高举起，只赋予骑士风度的重量，变得可见，只为不吓到不可见的东西！我内心正是这样。它是我的朋友，我真正的捍卫者，我心灵的守卫，我一切欢乐的赠予者，从不会有所保留，把每一份都特别分配给我，刚好在我感官的交点将它们送给我……我感谢它在我天性的基础上，带我沉醉于某个果实，沉醉于风，沉醉于涉过草地，由此变得更坚强。 它让我坚不可摧，不容侵犯，同时又能从内心涌出诗句。而且，它的沉重让我读懂了群星的启示。也就是说，我忧心于和它的分歧，而为了与它和解，我又产生了新的忧虑。医生无法理解我在这种折磨中经受着什么，尽管这种折磨迅速蔓延了全身，如此严重，如此糟糕……”

《生命的燃点：30位思想巨匠的顿悟时刻》，[德]奥托·A.波默著，聂宗洋译，未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