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夫妇：蒙克屋的苹果树
编者按：在文学史上，花园与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从来都密不可分。对一些人来说，花园是个工作之余躲清闲的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独处的安静顾问。但对他们所有人而言，花园都扮演了某种哲学角色：为他们的思想赋予新的生机。澳大利亚哲学家、作家达蒙•扬，写作技巧流畅而潇洒，没有陷入陈词滥调之中，阅读本书仿佛和一个博学的朋友在繁茂的花园里散步。《应向花园安放灵魂》一书带领读者走近普鲁斯特、卢梭、奥威尔、狄金森、萨特等十三位作家、哲学家，看他们如何在花园、公园甚至是盆栽的滋养中，成为思想的巨擘。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遴选《伍尔夫夫妇：蒙克屋的苹果树》一章发布，以飨读者。
《应向花园安放灵魂：从自然到自我的追寻之旅》，[澳] 达蒙•扬著，王巧俐译，未读&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修剪过的树和我的手指。风雨交加。
——伦纳德•伍尔夫致里顿•斯特拉奇，1920年1月24日
没什么大不了的。
——伦纳德•伍尔夫致莫莉•麦卡锡，1921年6月17日
苏塞克斯一个凛冽的严冬时节，一个清瘦的男人正在修剪苹果树，同时把李子树绑到墙上。他穿着两双袜子，戴着两副手套，套了两件夹克，但毫无用处，依旧寒气刺骨。他已人到中年，越发觉得寒冷。而一月的那些日子，他的妻子说：“就像冰块被风吹散成一粒粒，一直砸在你的脸颊上。”
但伦纳德•伍尔夫坚持了下来。事实上，自从六个多月前他和弗吉尼亚在拍卖会上买下蒙克屋后，他就一直像个激动的男孩一样忙碌着。伍尔夫夫妇对这个房子非常着迷。最初让他们心动的，还不是那座房子和它外围的建筑和收割棚。在拍卖会前一周，弗吉尼亚骑车去了罗德梅尔，当时对蒙克屋的态度是保留和批评。这儿的房间又小又乱，没有热水，只有一个旧油炉，有一个很潮湿的厨房，还有一个狭小的储藏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房子被水淹过。不过弗吉尼亚的兴趣很快就被这座花园“深深的快乐”点燃了：一排排的果树、豌豆、洋蓟、土豆和覆盆子；一片令人舒心的起伏的草坪提供了避风港；总之，房子的大小、形状，肥沃土地还有荒野，这里的一切，其价格相当于今天的一辆二手沃尔沃。在拍卖的当天，伦纳德安静而又紧张地攥着兜里的八百英镑，尽量表现谨慎，但这对夫妇仍然雀跃不已。（弗吉尼亚写道：“我的脸都紫了，伦纳德则颤抖得像一根芦苇。”）
弗吉尼亚•伍尔夫似乎很喜欢园艺，连她自己都觉得惊讶。起初，她以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就是散步：天暖和的时候在罗德梅尔乡间散步，如果无情的寒风吹来，就在能遮风的草地上散步。她在日记中更像一个漫步者、一个张口发呆的人， 而不是一个景观设计师。她的漫步为她提供了小说的“原材料”。伦纳德在《每况愈下》一书中写道：“无论是在低谷，还是穿过浸水的草甸，沿着河边走时，她满脑子想的要么是她正在写的书或文章，要么就是在酝酿一本书或一个故事。”不过她和伦纳德都很喜欢在乡间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早些时候， 夫妇俩在罗德梅尔严格按照日程表散步，以免他们在乌斯河边待的时间太长，妨碍写作。
但到了第二年，弗吉尼亚就更喜欢花园了。水仙开得皎洁动人，番红花从球茎上冒出来，杏花也开了（那年三月，她愉快地用大写字母写下“春天到了”）。到了五月，这位看似清高的作家跪在地上，双手不住地干活儿，把身上弄得脏兮兮的，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暖风微醺的午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带着一种奇怪的热情给草坪除了一整天杂草，我得说，这就是幸福。”她的办公室是花园里的一个房间，原本是一个工棚，后来改成了一间书房，还用来储藏苹果。
不过，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都是伦纳德在打理草地、花朵、蔬菜和果树。甚至在伍尔夫夫妇搬进蒙克屋以前，弗吉尼亚就把她的丈夫描述为花园的“狂热粉丝”。作为一名剑桥学生，伦纳德在康沃尔度假，幻想着放弃奖学金，终身做日工。在他们租的阿什汉姆的乡间老别墅里，“那些土豆…… 蚕豆、扁豆、日本银莲花、海葵、夹竹桃和大丽花，还有一大丛杂草”让他无比欢欣。在工党的会议、政治研究和出版工作的间隙，他做果酱、采集蘑菇和野花、劈柴、拾捡苹果。他跟弗吉尼亚一起工作、打理花园，然后又是工作。（伦纳德给里顿•斯特拉奇写信道：“早晨，我们写七百五十字…… 下午，我们就挖土。”）
弗吉尼亚在写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一封信中打趣说：“我总是在花园里找不到他，他不是在树上，就是在篱笆后面。” 从她的信中，我们看到伦纳德是一个精力旺盛、令人费解又无比耐心的人 — 即便在最恶劣的天气，在个人最痛苦的处境中，他还会给树剪枝。1922 年 1 月，冰雹落在他们的壁炉里， 噼啪作响，狂风把树枝都吹断了。“伦纳德还在栽种植物、剪枝、喷药，”他的妻子满怀赞赏地写道，“不过，在又冷又湿的野外，他的举止带上了一种难以理解又令人敬佩的英雄色彩。” 买下蒙克屋将近二十年后，弗吉尼亚在最后一次精神崩溃中选择自尽，伦纳德彻底失去了她。她上一篇日记是在 1941年 3 月 24 日写的，结尾是：“伦正在打理杜鹃花。”
弗吉尼亚去世后，在饱受悲伤折磨的几年里，伦纳德侍弄果树、修理树篱、照料温室花朵，他的起居室里摆着黄色和深 红色的秋海棠，还有百合花、大岩桐。他又添置了两个蜂箱、两个温室，开拓了六英亩多的土地。一个年轻的小说家认为， 他选择穿棕色法兰绒衬衣是因为耐脏。他把银杏种子送给了一 个狂热的美国粉丝。来自苏塞克斯的作家戴安娜•加德纳说： “他修长的手指似乎总是带着点花园里的白色尘土。”他把白色的小苍兰和红色的仙客来送给了后来的爱人特雷基•帕森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伦纳德（和他的新园丁）在 1968 年的春夏园艺秀中一共获得了十三项一等奖。为防自己的作品和奖项 让人生疑，这位八旬老人在他自传的最后一卷《重要的是旅途 而不是抵达》中列出了一生中令他愉悦的事情，除了友谊、美 食、运动，他还写上了“园艺”二字。
1.生之苦
考虑到伍尔夫一生对园艺的热爱，我们料想他应该拥有愉快的童年回忆。然而，伦纳德最初看到的花园是让人难过的，花园带给他的是悲伤与疏离感，是他所谓的“生之苦”（Weltschmerz）［德语，意为“世界之痛”，出自奥地利诗人莱瑙（1802—1850）的话，意思是人们活在世上是苦恼的］。
父亲去世前，年轻的伦纳德和家人一起住在伦敦莱克瑟姆花园 101 号的一栋新房子里。这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富裕中产家庭，有一个慈爱却总是缺席的父亲和一个爱幻想却也务实的母亲。大律师西德尼•伍尔夫跟他的儿子一样，身材瘦削、精力充沛、头脑敏捷。据伦纳德回忆，母亲玛丽•伍尔夫性情温柔，有点女孩子气，有点古灵精怪。他们是一对快乐勤劳的夫妇，正直又宽容。在他们房子后面，露台背后，四面高高的砖墙围起了一个花园。在那里，小伦纳德跟八个兄弟姐妹一起， 在伦敦的灰土上开辟花园。
夏天的时候，玛丽找到了一处度假屋，然后伍尔夫家这一大帮 —“九个小孩、仆人、狗、猫、金丝雀以及关在一个鸟笼里的两只小白鼠”—— 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然后登上订好票的火车离开了肯辛顿，他们要在外面待一个月左右。
当时的伦纳德应是五岁，度完假，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后院，盼着看到他的花在脏兮兮的砖头缝儿里明媚地绽放。但他吓了一跳，花儿凋萎，鲜艳不再。那是一幅腐朽死亡的画面，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始的恶。伍尔夫的散文有一种老年人回首往事，历经沧桑又老成持重的气息，他对童年恐怖一幕的描述受到了《传道书》的启发，读来动人心魄。
在莱克瑟姆花园里，伦纳德•伍尔夫的悲伤不是由某一具体的事物引起的，而是由世界本身引起的：万物被摧毁或变得支离破碎；冲突很快取代和谐，死亡转眼吞噬生命— 常春藤生长，蜘蛛觅食，花朵枯萎。对年轻的伍尔夫来说，宇宙是一个战场，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永不停止的力量之间的战争，宇宙不是上帝的神迹而是徒劳的斗争。这就是伍尔夫在《自然的温柔》一文中所描述的自然：“冷酷而凶残，黑暗而阴郁的法则。”
正如伦纳德所见，这种野蛮的行为没有什么宏大的目的、理由或意义。当伍尔夫投身追求真理时，他知道，绝对完美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人总是容易犯错，无法周全。人类的理想和冲动终究没有意义。他在《播种》一书中写道：“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地感觉到，一切最终都无关紧要了。”他一生都在给朋友和同事献上这个听上去刺耳却给人解脱的建议，而且往往是用大写字母。
当然，伦纳德•伍尔夫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造一座花园”。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节制、自律的人，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会恋爱、哭泣和愤怒。他写给弗吉尼亚的情书非常温柔而又非常热烈，他们彼此都会取绰号（他是“小猫鼬”，她是“小芯棒”）。有一次，他把大拇指拉脱臼了，他梦见要掐死一个人，他计划在锡兰“工作一上午，下午找妓女”。伦纳德从没有停止过恋爱、学习、写作、游说、聊天、出版或者照顾生病的妻子。他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座右铭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伦纳德在《播种》和其他地方表达的观点，都倾向于存在主义而非虚无主义。虽然他尊重基督这个历史人物，据说他还出版过《登山宝训》，但他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像他的一些同龄人，用民族主义…… 法西斯等主义来代替宗教。他觉得这些绝对化的、僵化的群众运动已经破坏了文明的成果，把幸福变成了一句政治上的“脏话”。
伦纳德认为，纵使我们有强烈的激情和理想，但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争取。任何信条或信念，都无法掩盖希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我们在追求让人兴奋激动、带给人启迪之物的过程中，所做的事大都是一场徒劳（伦纳德估计， 他这辈子做了“十五万到二十万个小时的彻底的无用功”）。伦纳德勇敢观看这个世界的美，但也看到了它的虚无：我们奋斗着、爱着，但宇宙终究是一场各种力量参与的、巨大的、麻木的游戏，没有任何最终的计划或目的。
他一直到死都坚持这个存在主义的信条。事实上，在他遇到弗吉尼亚时，他的宇宙观已经很坚定了，当然也有对人类内心的看法，他觉得人的内心长期处在虚弱或野蛮的状态。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工作时形成的，那里给了他一种更接地气的、关于自然“阴暗面”的教育。
2.丛林
伦纳德在斯里兰卡待了近七年，这段经历再现了莱克瑟姆花园的惨痛教训，同时加深了对这个年轻的英国人的影响。伍尔夫一番恶补也没通过剑桥和公务员的考试，只能在国内做比较低级的工作，不过他的分数足以让他在殖民地选择一个更好的职位。所以，1904 年 11 月 19 日，不到二十四岁的伦纳德•伍尔夫起程前往南亚。炎热、恶臭、苍蝇、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炽烈的忧郁气氛（伦纳德的信中充斥着这个词），这一切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荒唐的梦。”他用了整整五个小时写信，描写首都科伦坡的一切。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经常生病，他患痢疾、感到难以忍受的恶心，还有中暑和慢性湿疹。这里的虫子让他备受烦扰：就在他写信的时候，有两只蟑螂爬上他的腿，一只蟋蟀飞到他背上， 还有蚊子和苍蝇这种“小瘟神”，甚至有一只“会飞的大甲虫”飞进他的眼睛。他的狗查尔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和食物，很快就死了。伦纳德开启了他的第二次人生— 崭新的、充满困惑的异域生活。
伦纳德在给里顿•斯特拉奇的信中写道，他早年的人生乏味、孤独、缺少陪伴。多年来他一直有轻生的打算。他说： “生活的疯狂和痛苦让我惊愕。”他担心自己再也笑不出来。为了避免无聊和疾病，他逼着自己打回力球、壁球、网球和曲棍球，他还嘲笑侨民。（他写信给斯特拉奇说：“这些女的，不是妓女就是巫婆或传教士，要么三者兼具。”）尽管伦纳德 带有殖民者的态度，但他最终还是喜欢上了锡兰人和这里的风景。他喜欢用僧伽罗语跟佛教徒交谈，研究他们的东方哲学，他在难以忍受的原始、孤独的丛林中打猎、骑自行车， 度过了漫长的时日。他十分喜爱动物，那是一种简单、纯洁的爱。
更重要的是，伦纳德在工作上始终努力。他对英国人和锡兰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感到不安，并认识到法律的缺陷，但他认为法律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严格施行它，宁可在实践中看到缺点，也不可非法地回避问题。这种观念的产物就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体，他一面勤劳地工作，一面心存疑虑。起初，他数钱、核账、签署信件、处理当地纠纷，后来升职了，他负责锡兰东南部的汉班托塔区，主持绞刑，但他很不情愿做这个。1908 年年底，他晋升为政府助理特派员，他写信给里顿•斯特拉奇：“我工作，上帝啊，我就是这样工作的，我把工作简化成了一种方法，又将它上升成一种狂热。”他在自传的第二卷《播种》中写到了他喜爱高效率的工作 — 他总是追求“最经济、最快…… 最有条不紊”。作为一名行政长官和地方法官，他用武力和一贯的态度实施法律，不管法律本身有多不公正。这让 伦纳德在英国人眼里和锡兰人那里都不受待见——当地人说， 伦纳德就是哈雷彗星带来的“恶魔”。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 不懈，追求秩序和精确，尽管他对殖民统治存有疑虑，但还是 信奉法律。他因此获得了晋升和更大的权力。
但是伦纳德以严厉的行政措施，掩盖了他心中对英国统治的许多质疑。对他来说，殖民统治岌岌可危，无法主宰丛林（死亡与疾病之地）。在他心中那个冷漠、暴力的宇宙中， 一切都不会持久，一切文明成果都脆弱不堪，终会消逝。在他看来，心灵也是如此 — 快乐与理智充其量只是暂时的成就。他后来与弗吉尼亚的婚姻更是加深了这份领悟。
伦纳德的小说《丛林里的村落》里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1911 年，他返回英国后写了这部小说，因其中对农民生活的忠实描写受到英国官员和锡兰人的赞扬，自出版以来，一直在锡兰当地印刷发行。
这本书揭示了一心向往文明的殖民地心态。小说不是从英国殖民者或泰米尔人的视角来写的，而是从僧伽罗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了锡兰丛林中一个名叫“贝达加马”的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伦纳德•伍尔夫不愿对丛林的野性进行浪漫化的描写。这是一片低矮的森林，饱受干旱之苦，还有阵阵热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渗出白色的汁液，树枝上挂着稀疏的地衣。这垂死的干旱森林深处长满了荆棘，覆盖了贫瘠的泥土和沙地。他写道：“所有的丛林都是邪恶的，但没有哪个能比贝达加马村庄周围的丛林更邪恶。”
主角斯林杜是个怯懦的男人，他有两个美丽的女儿彭吉•梅尼卡和欣尼哈米，他努力在这个村子里生存下来。他辛勤劳作、猎杀动物、采集食物，但总是欠村长的债。在丛林的“活生生的墙”中，像斯林杜这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技术的村民是很无助的，村长和他的人却应有尽有：他们偷取钱财、食物，甚至妇女。他们就像丛林里的野兽一样，掠夺本村居民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当彭吉•梅尼卡和欣尼哈米拒绝成为性奴时，她们和她们的父亲遭到残忍冷酷的奴役。这个故事带有希腊悲剧中的宿命论：最终，三个村民被谋杀，两个被监禁，其余的逃离自己的小屋。随着丛林渐渐吞噬村庄，只有彭吉•梅尼卡一个人留了下来。伍尔夫用哀怨的笔调呈现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
丛林向围墙内移动，最后围墙垮了，瓦屋顶塌下来。一堆红色的破陶土堆上长出了杂草，围墙的丛林树枝伸进茂密的灌木丛。那些大树的苗芽高高地露了出来。到第三场雨停后，院落和房屋已完全消逝了。
作者的观点也很明确：腐朽与毁灭总是虎视眈眈，伺机接管一切，它等着人类的失误，等人变得自私，然后破坏掉社会脆弱的平衡。丛林首先是内在的，然后是外在的——首先是人心的贪婪与虚荣，然后随着文明的倒退，迎来的是“无法穿越的杂乱的荆棘与蔓草”。
3.婚姻与战争
1911 年，伦纳德卸职后带着这种想法回到英国。不久后，他与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斯利•斯蒂芬的女儿弗吉尼亚•斯蒂芬结婚了。弗吉尼亚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她身上结合了权贵的信心、自命不凡，还有肢体和社交上的笨拙。虽然弗吉尼亚不像姐姐凡妮莎那样富有古典美，却给刚从殖民地回来的年轻小伙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伯里克利［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前 429），古希腊著名政治家、民主制度的代表人物］聪明文雅的情人的名字“阿斯帕西娅”［伯里克利的情人，以美貌与智慧闻名希腊］称呼她（“我爱上了阿斯帕西娅…… 倾倒在她的脚下”）。幸好，这种感觉不是一头热，尽管弗吉尼亚更为谨慎，她不知道如何对待她眼中这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但她的确用笨拙的方式与他调情。他的弟弟艾德里安写道：“她求爱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只会行动，还会抛媚眼，我敢说她会成功的。”
伍尔夫定居伦敦时，弗吉尼亚和凡妮莎已经搬到了布伦瑞克广场，那里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大本营。伦纳德经常造访布伦瑞克广场，在那里与弗吉尼亚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激动的几个月”。他们直率地讨论书籍、艺术和政治，还交换了对婚姻的看法。他们俩都特别坦率，谈到了自己个人的缺陷、朋友的情事和种种荒唐事，以及对孩子的希望。第二年，即 1912年8月，他们结为连理。
伍尔夫夫妇虽然没有孩子，但拥有充满爱与温柔、琴瑟和鸣的婚姻。他们都十分勤奋，专注于写作，喜欢直率、机智的对话。从他们在蒙克屋的写作中可得知，他们留给了彼此工作和社交的空间，又没有牺牲每天的亲密时间。但弗吉尼亚经常病得很厉害，很让人担忧。她一开始是头痛和全身乏力，很快就发展成厌食、产生幻觉和肢体疼痛。在他们结婚头几年里，弗吉尼亚就自杀过一次，吞下了大量麻醉剂“佛罗拿”。她在苏克塞斯的哥哥乔治的达林岭别墅里疗养了几个月，体重急剧下降，还动手打了护士。她需要一直有人照顾，通常就是伦纳德。
伦纳德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看护和监护人，他安排她的一切用餐、社交电话、工作日程，但这些事情也拖垮了他。他日渐消瘦，并伴随着头痛。他没有放弃，是因为他爱着弗吉尼亚， 急切地想让生活回归正轨。但一切都只是印证了他的那个观点：这个世界不可能一直和谐安宁，必须孜孜不倦、坚忍执着地掌控它。里顿•斯特拉奇在给克莱夫•贝尔的一封信中说，伦纳德“自始至终都没有抱怨过一句，也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势利”。他想，那大概是出于“犹太人的教养”，伦纳德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对此表示赞同。不过这也是伦纳德在锡兰工作时养成的自律，也是他童年的经历使然。对伍尔夫来说，理智只是一种暂时状态 — 有些人在保持理智方面也就是比其他人强一点儿。他不感到可耻，也不因畏惧而退缩，这只是一件需要认真处理的事。他在《重新开始》一书中说，弗吉尼亚的症状“与普通人相比只有程度之别，而无性质之别”。只要长期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缺乏锻炼，任何人都可能从健康状态走向精疲力竭乃至发疯。他继续像平时那样直言不讳道：“每个人都有点儿发疯的迹象。”
伦纳德婚后两年，“一战”就爆发了，他感到恐惧，同时也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对他来说，这场可怕的战争摧毁了英格兰的广大乡村，连绵起伏的土地上原本到处都是“平房、农舍、商店、棚屋、鸡舍、小屋和狗窝”，战争不仅摧毁了乡村景致，还破坏了乡村生活的节奏和意义。当然， 他们所在的苏塞克斯没有遭到轰炸——那是下一代人的事了。相反，苏塞克斯发起了许多战后重建项目，为军人提供生计和住房，并推动经济复苏。可怕的是，战争的伤亡十分惨重。战争结束的时候共有三千五百万士兵伤亡，其中包括伦纳德的弟弟塞西尔，他被德军的炮弹炸死了，另一个弟弟菲利普身受重伤。伦纳德对此的感受是，这是一种无比的浪费——维多利亚时代终结了，一个更加迷茫的高速发展的时代开始了。像往常一样，伍尔夫没有长篇大论地表达哀思，而仅仅是反思人们浪费掉的机会。他在《重新开始》一书中写道：“我觉得破坏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能用更好的东西替代你毁掉的一切。” 伍尔夫说，这场战争不啻一次“晴天霹雳”，击中了他们这一代人，这与他们所期盼的温和的文明传播完全背道而驰。但事后看来，他看到现代战争的力量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的内心和社会当中。他在西方文明中看到的伟大成就，是对可贵的个性的发展和保护。他称这种个性为“我”，那个“我”是偶然的、脆弱的。他在《重要的是旅途而不是抵达》一书中说，我们不可能总是能阻止摧毁“我”的力量，只能管理它或者推迟它。因此，伦纳德在战争中和战后都投身于国际联盟的工作。虽然他的工作并不能保证和平与进步，却有助于在一定时间内遏制暴力和野蛮。
随着“二战”的临近，伦纳德依然持有这种观点。先是他的朋友里顿•斯特拉奇和罗杰•弗莱死了，接着是他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驾驶救护车时被杀。伍尔夫的母亲也过世了，尽管他们不是很亲近，但伦纳德还是强烈感受到了她离去的事实。他在《每况愈下》中写道：“当灵柩缓缓地落入坟墓，我感到了与她的第二次分离。［第一次是出生时脱离母亲的子宫 ］”这些失去，都为“二战”定下了一个可怕的基调，战争对伦纳德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只能“无助、无望”，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到来。虽然这场现代战争带来的杀伤力前所未有，但看似不可阻挡的大规模屠杀，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他写道：“有史以来，男男女女…… 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灾难，面临着群体性的野蛮、愚蠢行为带来的残酷的后果……1939 年八九月，我们在罗德梅尔和伦敦的所有人，平静、沉重、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这一切。”
战争还未结束，弗吉尼亚在 1941 年自杀了。那时她刚写完最后一本书《幕间》，她越来越抑郁，这种心理状态是压力与过劳的后果。她的日记断断续续，有时内容显得十分病态。她在那年一月写道：“这就是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吗？它们让人回忆，它们在说：停下来，你已经够好了吗？天哪，在我这个年纪全部的生活都是如此美好…… 可是，在山的那边，不会再有玫瑰色、蓝色、红色的雪了。”头痛、失眠和幻觉再次发作，这吓坏了她。伦纳德早就察觉到精神错乱的“早期”迹象，并试图控制她的病情。他写道：“她唯一的机会就是屈服，并且承认自己病了，但她做不到。”
鉴于伦纳德的生活与婚姻状态，他的世界暗淡无光就不奇怪了。对伍尔夫而言，从锡兰令人疯狂的水牛和蔓草，到弗吉尼亚的精神错乱与战争，只有咫尺之遥。在《重新开始》中， 他写道，二者都是噩梦，只不过一个是私人生活的噩梦，另一个是公共生活的噩梦，不管是哪种，生活都是一场与丛林展开的持久战。
这种哲学，完全不是英国农舍花园里的太平美梦，在那里，花园的野性给人的是多姿多彩的感受，而不是骇人听闻的现实。怀着这种观点，伦纳德没有躲进冷清、安全的都市公寓，没有待在砖石大楼里远离失控的生活，还真是出人意料。据我们所知，他的确没有。跟其他伦敦同胞不一样，他热爱乡村。花园和苏塞克斯的美景令他着迷。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伦纳德•伍尔夫充分看到了花园的可怕和凋败，却一生都在跟泥土、虫子和暴风雨打交道，双手沾满泥土。
他当然不指望在花园里找到永恒。弗吉尼亚有一次叫他进屋听收音机里的希特勒演讲。他说：“不去， 我在种我的鸢尾花呢，到希特勒死了我的花都还开着呢。”（据《每况愈下》一书所写，那些花的确开了很多年）。可是，伍尔夫也知道，这种小小的长久，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他在《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里写道：“我对自己的这些琐碎之物并不在意，我的书、我的出版社、我的花园、我的记忆，它们会在我死后继续存在多年。”面对死亡，花园也无法带来些许慰藉，但花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象征，它是对死亡的公然挑衅：紧紧地拥抱生命，尽管到头来一场空。他写道：“我把工作看成我们生而必需的事情，甚至，工作就是一种自然法则。”
伍尔夫也把花园当作远离人群、远离“愚蠢和非人性”的避风港，他在《重新开始》里写道：“每次我成功地从人群中挤出来自己待会儿，总能松一口气。”
4.花儿与骨灰
伍尔夫在蒙克屋花园里做的，远不只是继续坚持或躲避社会的羁绊。他热爱园艺，他的投入有一种哲学意味。具体而言，他在直面外部世界和他内心世界的两种剧烈冲突。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一种秩序与混乱对峙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各种形式：法律与社会失序、理性思考与非理性信仰、和平与暴力、理智与疯狂。在每种情况下，伦纳德似乎都站在前者的一边。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一直在追求安全、理性、精确、正义和心理平衡，不管这个愿望多么难以实现。他在《重要的是旅途而不是抵达》一书中，将其概括为希伯来人持有的正义与仁慈以及希腊人崇尚的自由与优美。他的《播种》一书里的一段话更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痛惜童年就已经丧失的安全感：
在我的一生中，虽然经历过几次人世的凄怆，比那个满是尘土的常春藤和蛛网的花园更加凄楚，但我再也没有找到任何安全和文明的地方，能比得上煤气灯下的苗圃。
这是伦纳德内心的斗争。他在《每况愈下》中写道：“即便是做一个普通的文明人，也是艰难而痛苦的。”
让伦纳德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直率。他认识到这一根本冲突，承认自己的力量和无助，并且坚持下来。尽管他是个公众人物，但也是一个肉体凡胎，他相信自己的“我”是宝贵的，湮灭它是“非常可怕而且野蛮的”。对伦纳德来说，家就是这个“我”的庇护所。尤其是花园，那是他挑选的一座避难所，在那里可以远离公众事务，也许还可以远离弗吉尼亚反复无常的精神病发作。然而，由于他的诚实，蒙克屋从来都不是逃避现实的地方。相反，花园让他看到了在世界上以及在他内心不可避免的冲突景象。这呼应了他一生参与的公开斗争和生存斗争。他可以在认识到衰败、暴力和腐化的规律同时， 享受自己严谨、精确的品位。他的苏塞克斯花园既是“残酷和危险”的锡兰丛林，也是井然有序的殖民地办公室。它表达了战时的焦虑，也倾诉了居家的渴望，同时也记录下来之不易的文学和婚姻中的片刻满足。花园诉说着衰败与生长、死亡与重生。
在这方面，弗吉尼亚自杀后，蒙克屋就显得更重要了。在发现她遗书后的几个星期里，伦纳德一直陷入呆滞的状态，有时什么都做不了。他在《重要的是旅途而不是抵达》一书中写道：“我就像一只被猎杀的动物，精疲力竭，只能凭着本能把自己吃力地拖回洞里。”不过，他仍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撰写文章、打理霍加斯出版社、编写《新政治家》和《政治季刊》，还有在费边社和工党的工作。当然，毫不意外，他还在打理花园。弗吉尼亚死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办公公寓再次遭到炸弹袭击。伦纳德还在悲痛中，他驱车前往伦敦，但是很快返家，回到花园。第二天，几个骑单车的少年在乌斯河边玩耍时发现了弗吉尼亚在水中的尸体，这时离她 自杀已经三周了。他在太平间认出了她，第二天又接着打理 花园。他的日记是用绿色墨水写的，已经模糊了，上面写着： “工作。驾车。纽黑文。验尸。花园。”伦纳德将弗吉尼亚火化后，将骨灰埋在大草坪上的一棵榆树下，那里有两棵榆树，分 别命名为“伦纳德”和“弗吉尼亚”。每一次伦纳德走在草地 上，或者听到榆树发出的熟悉的沙沙声，他都一定会痛苦地意 识到已经失去了她。战后，当伦纳德和他的新伴侣特雷基•帕 森斯“满怀热情地…… 打理花园”时，他都会带着对埋在附近的弗吉尼亚的怀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也常常打理果 园，包括那棵“普罗瑟罗先生”— 五十年前在蒙克屋时他和弗吉尼亚给一棵苹果树起的名字。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称 这一切为“命运”，它不是某种神秘的天数，而是历史力量的 累积结果，包括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历史。试图摆脱这种命运是 没有意义的，他只能用“沉默、坚定的自制力”让自己淡然地 习惯这一切。
因此，伦纳德这位人到中年的才子，在苏塞克斯天寒地冻的一月，穿着两双袜子修剪苹果枝。待在花园是他在亲身对抗他又爱又恨的世界。这种对抗不会持久，他也不会活得太久。但这种努力是值得坚守的，因为这恰恰是写作与阅读的意义所在：追求一种更清晰、更冷静、更诚实的生活。伦纳德用他脏兮兮的双手和冻僵的身体，直面生活中最基本的不确定性——他一次只修剪一棵苹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