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些论述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别的文艺观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尤其强调人民性。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提出了文化艺术的“人民性”的概念，举起了维护作品人民性的旗帜。如马克思1842年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有针对性地说：“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1870年，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中，表达了对16世纪以来备受迫害的爱尔兰弹唱诗人的极大同情，肯定了弹唱者的残留作品为“最优秀的遗产”，评论“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文艺作品的人民性。

至于“人民”的概念范围，列宁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种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应该创作出反映最广泛人民群众心声的文艺作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家艺术家就要有人民立场，在创作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天职”，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我们一定要牢记创作的使命，从立场、观念上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端正文艺创作的方向。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批判“不把含有历史意义的合理内容作为当代意识来反映的艺术”，进而批评一些人不要只把自己的创作“局限于‘小鸟的歌唱’，只创造自己的、与当代历史的及思想界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

在今天，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原则面前，我们应当反思自己的创作：我们的创作是不是与人民、与历史、与时代背道而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面向人民，从感情上热爱人民，从行动上表现人民如何创造历史、创造新生活，就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陕西作家柳青、河北作家贾大山等，都为我们树立了热爱人民、深入生活的好榜样。当下的文艺新秀层出不穷，他们普遍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创作丰富，也创作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但总体而言，需要更多的青年作家克服浮躁心理，肯于像老一代作家艺术家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实践中，始终活跃着青年人的身影，而我们的青年作家艺术家也要在文艺世界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新一代作家艺术家们敢于走出自己的小安乐窝，离开高贵的象牙塔，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素材。现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与文艺创作者的生活积累息息相关，与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的广度深度紧密相连。列宁曾经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对于当下的写作者来说，就是要深化责任和使命，真切反映现实的巨变和人民的心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感恩人民群众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原材料。他们是历史的演出者和编剧，也是任何作品的评判者。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俄国阿·托尔斯泰也明确地说道：“艺术首先是人民的。因此，艺术的创造者和品评者是人民，也是我们大家。”“人民，就是艺术的法官。”别林斯基则说：“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毛泽东论及作品要通过社会效果来检验。周恩来也说，戏剧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领导回答”。人民，就是评判艺术的绝对权威。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针对文艺发展的大势和文艺界的一些痼疾而提出的。他高瞻远瞩地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这些都给我国文学艺术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要牢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作品。让我们用创作实践来证明吧，这是一条艰辛而光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