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小说：新“小说革命”的可能之一
正视媒介革新，正视读者，正视时代，呼唤一种“既严肃又通俗”，既有文学形式“创意”又具现实关照维度，既有深刻思想性又具故事“创意”性的“中间小说”样式。
一
近来，文学界热议“新‘小说革命’”，议题发起者王尧先生曾将1985年左右以“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代表的形式探索称为“小说革命”，故而对当下重新显现必要性的“小说革命”冠以“新”字，并由此期待“解放小说”的种种可能。
小说“革命”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两个同等重要，且需要不断探寻的本源性问题。不过，《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这篇文章却仅限于对“必要性”的论述，对于更重要的“可能性”问题，只在文末很写意地点到“如果说，新的‘小说革命’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小说的新的可能性就存在于我们意识到的和没有意识到的困境之中。”而由此文所引发的后续讨论中，那些鲜有提及当下作家名号和书名号的对话与问卷，似乎并未真正提出有创见的“可能性”。
相对而言，在新世纪之初《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这篇访谈文章中，李陀更加直率也更加具体地触及了很多问题，并指出了可能的突破路径。
李陀谈到，80年代“纯文学”的出场，是对旧有形式的一种反叛，于是出现了1985—1987年间的“革命性” 变化。但是，当革命的对象土崩瓦解后，“纯文学”本身便成为一种常态。并且，伴随着90年代市场化大潮的来袭，“纯文学”越来越以其自赏的姿态退缩到一个小圈子中去。这一保守性导致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失却了现实社会的参与能力，二是作品越来越“难看”。
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既失去了现实批判作用，又不能以故事性吸引更多读者，那它还剩什么呢？由此，李陀提出严肃文学应该向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汲取营养，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为严肃文学探索一条新路，“试着写一种又严肃又通俗的小说”。
细看来，这篇二十年前的访谈录中，仍有不少观点能回应当下“新‘小说革命’”的问题，这可能不是李陀多有预见性，而是验证了王尧判断的正确性——“相当长时间以来，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李陀期许的“既严肃又通俗的小说”，其实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一些严肃作家所做出的努力，而非自我降格。
除了文中所提及的毛姆、格雷厄姆·格林、迪伦马特等几位代表性的西方作家外，日本战后文学发展史上也曾出现“中间小说”这个概念以及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在其经济、文化语境中探索“小说革命”的新方向。
在1947年由大阪书房《新风》月刊所组织的座谈会上，林房雄谈到“日本的小说要发展，其发展之路主要在纯文学与大众小说中间”，久米正雄将其概括为“中间小说”，用以指代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那类小说作品。在此之后，松本清张、井上靖、远藤周作、石原慎太郎等作家创作出大批“中间小说”，一方面尝试将“纯文学”大众化，另一方面拉高“大众文学”的水准，从而逐步消弭“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界线。
仔细观察我国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小说状况，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一条“中间小说”的脉象，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如果一直列下去，这个名单拉到很长。
再看近年来涌现出的青年作家作品，如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生吞》……越来越多兼具“文学性”与“故事性”的“好看的严肃文学”同时进入批评家和普通读者视野。
并且，从这几位青年作家的代表作那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松本清张所开创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影子。这些作品关注现实与历史，追求艺术性与文学性，同时又能做到“好看”。不知这些动向是否也可以看作王尧所说的“已在悄悄进行中”的新“小说革命”？
三
如果要在近年来的小说中挑选一个“中间小说”的样本，个人以为双雪涛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可算作典范。
且不论“东北”和“文艺复兴”这样宏大的地理、历史概念，单就这篇小说本身来看，在通俗文学所倚赖的故事性层面、纯文学所强调的艺术性层面，以及各类读者所期待的小说批判性层面都有所成就，自面世来赢得一片喝彩，且还在继续以电影、网剧形式破圈前行。
不论“80后”“90后”，或者任何一代作家，将个人性的“我的”生命经验转化为共通性的“我们的”故事，是“写什么”层面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对于更年轻的写作者来说，不沉溺的个人化小我，重新将自我放归到“我们”的历史中去讲述，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表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平原上的摩西》提供了一个青年作家处理大历史的成功经验，并将故事讲得精彩、耐看。
《平原上的摩西》中，独特视角类型的选用，是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共同称赞的一个要点。不论古今中外哪些大家已经纯熟地运用过这一形式，也不论双雪涛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算作创新，我们在这个小说里都看到了“怎么写”与“写什么”的和谐统一性：首先增强了故事层面的“悬疑”色彩，同时呈现出特殊时代语境下的“破碎”感。
对小说而言，不会有脱离意义的故事或者脱离故事的意义，也不会有脱离艺术的技术或者脱离技术的艺术。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必须是这些要素的结合体。这样来看，我们所期待的“中间小说”，不是让作家降格去迎合谁，而是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
何平《在“文学不革命”时代写作》这篇文章里谈到，“我们俨然进入一个细语众声的文学时代”，因此也正处在“文学不革命”的常态中。这一判断有其合理性，但这一判断却是基于当下文学的部落化、圈组化表象，在这一表象之下，仍有一个关于“好小说”的基本共识——那些在纯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或者其他“部落”出世，而被所有“部落”赞许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一点。只要有这一共识存在，这些“部落”就还在同一个“整体”之中，共同期待着“新‘小说革命’”的可能。
就王尧的文章所论来看，所期待的“小说革命”还仅在纯文学领域，而何平所言的“文学不革命”的时代，却绘出一个开阔的“多部落”版图，个人以为，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在这个开阔的版图上谈“小说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要总在小天地里打转，正视媒介革新，正视读者，正视时代，呼唤一种“既严肃又通俗”，既有文学形式“创意”又具现实关照维度，既有深刻思想性又具故事“创意”性的“中间小说”样式。
《日本小说》杂志创刊号的后记上登载过小说家武田麟太郎的一段话，这或许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继续倡导“中间小说”的演说词，虽然，这也不过仅是新“小说革命”的可能之一：
我很早就相信小说艺术的通俗化道路是正确的，并想付出实践。要把高高在上的小说从狭隘的实践中解放出来，使它归大多数需要它的人所有。站在孤独的个人主义立场上的那些枯燥无味的东西，被误解为清高的艺术。只有改变这种态度才是挽救钻入死胡同的小说的唯一方法。今天，就连那些热衷于通俗小说的读者也讨厌起内容低俗的通俗小说。这可正是我们亲手开拓小说正道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