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文学世界的中国之旅
内容摘要
对于当下中国学界、读书界和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读者来说，让 - 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早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本文试图以《沙漠》《诉讼笔录》《流浪的星星》以及《乌拉尼亚》等几部代表作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为主线，回顾过去三十五年来勒克莱齐奥“中国之旅”的历程，揭示出其小说世界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大致经历了“施与者”与“接受者”之间心灵相通、心智相拥、智慧互动的三重奏，并进而指出这样的地理与心路历程 , 堪称 20 世纪下半叶法国作家与中国接受者心智相通的奇遇 , 值得载入中法文学交流的史册。
关键词
勒克莱齐奥；译介与接受；中国之旅；中法文学交流
作者简介
钱林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法比较文学、法国文学。
让 - 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1940— ），对于当下我国学界、读书界和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来说，自然不是陌生的名字，而是耳熟能详、日益熠熠生辉的名字。事实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长篇小说力作《沙漠》（Désert, 1980）的汉译本《沙漠的女儿》被率先迻译，他的声名就已为我国读者所知晓。借助于我国译者、出版界的合力引介，迄今为止，其全部小说作品，差不多都相继被翻译成了汉语，为广大读者、学者所不断研读和接纳，经年不衰，转瞬之间，已三十五个春与秋。在这漫长而“慢热”的三十五年流布过程中 , 得益于我国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学者、批评家的积极参与和长年开发 , 其小说世界的跨文化创造特色与魅力焕发出新的生命和艺术张力，以更为靓丽的风采吸引了我国一代又一代读者，为他们所乐意接受，从而使这位风格独异的法国小说家 , 成为我国广大受众最为喜爱、亲近的法兰西当代作家。这里所说的亲近，是指心灵上的吸引和交融，我们会常常会喜欢很多作家，而亲近却需要生命和性灵上的真正共鸣，需要心气相通、心智相拥。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的中国之旅 , 堪称法国作家和中国接受者心气相通、心智相拥、智慧对接的奇遇 , 他的跨文化小说创作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 , 构成了 20 世纪中法文化关系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成就了 20 世纪下半叶中法文学交流史上堪载史册的盛事, 值得我们认真梳理、思考和探讨。
01
《沙漠的女儿》：作者和译者心气相投的初遇
1963 年夏 , 勒克莱齐奥在法国南方海滨城市尼斯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这一年他刚满 23 岁，便以横空出世的处女作《诉讼笔录》（Le procès-verbal），举步法兰西文坛而崭露头角，荣膺有影响的勒诺多文学奖。自此至 1975 年间，他差不多每一两年都有小说新作问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高烧》（La Fièvre, 1965）、《洪水》（Le Déluge, 1966）、《逃之书》（Le Livre des fuites, 1969）、《战争》（La Guerre, 1970）、《巨人》（Les Géants, 1973）等小说，声名鹊起。当这位法兰西文坛新秀成名后，开启“远游－写作”的跨文化小说创作新航程时，他将目光首先投向了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 视为“东方之旅”的首站 , 不料却与中国失之交臂。差不多四十余年后 , 勒克莱齐奥曾这样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讲述过，他当年如何热切向往中国、投奔中国，又何以与之失之交臂而留下深深遗憾的心路历程。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勒克莱齐奥小说创作日趋丰盈和成熟之际，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之时。我国学界在大力引进外国文学的潮涌中，自然也将目光投向了法兰西文坛这位风头正盛、风格独异的小说家，这才开启了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中国之旅”新的契机，开始了真实意义上的与作者创作同步进行的译介与接纳。最先翻译到中国来的作品，就是他 1980 年发表的获奖小说《沙漠》，中译本名为《沙漠的女儿》，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出版 , 面市全国 , 开启了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的“中国之旅”的第一站。勒克莱齐奥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天才小说家，他在 1963 年 ,以气势不凡的成名作《诉讼笔录》横空出世 , 一发而不可收 , 驰骋法兰西文坛近二十年后 , 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沙漠》这部极度关注被剥夺、被蹂躏的弱势民族和弱势文明的生存境遇，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介入性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正不期而遇地走进了我国新时期知识界、读书界的期待世界和接受视野，与中国译者（含出版界）相遇，这是这位法兰西文坛新星作者和中国译者心气相通、不期而遇的相逢，堪称法国作家和中国接受者心灵相通的诗意相逢，而此种作者和译者的诗意相逢，恰恰铸成了勒克罗齐小说世界在中国接受的第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们说《沙漠》（即《沙漠的女儿》）开启勒克莱齐奥小世界的“中国之旅”，是法国作者和中国译者心气相投的初遇，是不期而遇的心灵相通的诗意相逢，主要指这“不期而遇”的相逢，是施与者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接受世界不谋而合，是小说作者所致力追求的社会政治介入创作倾向、审美取向，与译者的翻译选择，在审美向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一致，亦即翻译的选择与作品思想艺术的认同。这一点，只需我们重读一下当初小说作者亲笔“寄语中国读者”和“译者序”及稍后译者的评介文字，便一目了然。
将作者寄语和译者译文序放在一起对照一读 , 就不难发现 , 两者不约而同地对小说作品鲜明的反殖民主义批判立场和深刻的思想艺术的认同、肯定，作者在小说作品中所着力描写、展示和彰显的，正是译者所看重、推崇和欣赏的，充分地证明了法国作者和中国译者的首次相遇就一见如故、心气相通。令人欣慰而欣喜的是，译者对小说作品反殖民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艺术的肯定和赞许，也很快得到了出版界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呼应。勒克莱齐奥《沙漠的女儿》之所以作为中译先驱译作而率先进入中国，不仅是作者和译者心气相通的双向选择，也是中译者和出版者不约而同的共同选择，其不期而遇、不约而同的选择结果，就使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举步中国之旅首站，大放异彩，深受我国广大读者的拥戴，大获成功。
译者（接受者）和作者作品的首次相逢一见如故，但彼此间真正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却是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汉译《沙漠的女儿》问世翌年，译者发表了题为《美与刺的统一——读法国当代小说〈沙漠的女儿〉》的评论文章，在译序的基础上，对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思想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作出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沙漠的女儿》以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笔调，真实地描写了非洲大沙漠人民的苦难历史和女主角拉拉的生活遭遇，作品通过这些描写，一方面暴露了殖民主义的罪恶与黑暗，另一方面赞扬了被压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由的热爱，并纠正了译文序中某些过于匆忙的审美误判，认定《沙漠的女儿》拒绝平庸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论文作者据此进行具体论析，认为这部小说“美”与“刺”相结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正义的歌颂，对邪恶的谴责；二是对美的歌颂，对丑的鞭苔。该特点主要是由艺术形象来体现的。小说成功地创造了沙漠的女儿拉拉这个人物，通过这个形象，肯定了生活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了生活中必须否定的方面。因此，作者对这个女主角的创造，实际上就把自己评判生活的美学标准、把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假恶丑的批判贯注到全书的艺术描写里，形成了小说美与刺相谐统一的艺术格调，而小说这种风格的鲜明和强烈，很大程度决定于作者对这个人物心灵美的开掘的深度。小说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致，描述她的命运，挖掘她心灵的美质，一往情深，而使这个人物具有较高的美学意义和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些论析和评判对《沙漠的女儿》思想艺术的认识、理解，应当说是相当贴近、到位的，可见，译者和作者是心气相通的，两者不期而遇的心气相投的初逢为作者的文学世界“中国之旅”开了一个好头。
02
《诉讼笔录》：法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心智相拥
自汉译本《沙漠的女儿》问世后，中国读者差不多等了近十年，才读到勒克莱齐奥其他的汉译小说作品，先是刊载在《世界文学》（1991 年第 2 期）上的五个短篇小说《蛊惑》（Fascination）、《时光永驻》（Le temps ne passe pas）、《雨季》（La saison des pluies）、《齐娜》（Zinna）、《曙光别墅》（Villa Aurore），再是长篇成名作《诉讼笔录》和短篇小说集《梦多和其他故事》（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中译本题为《少年心事》），两书皆列入柳鸣九所主编的“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标示着我国文学界对勒克莱齐奥的介绍和接受已走上了自觉发展的阶段。柳鸣九在序文中对两部作品的思想艺术进行了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明确地将勒克莱齐奥界定为 20 世纪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与著名的米歇尔·图尔尼埃、莫狄阿诺并称新寓言派的三杰。柳鸣九先生不止一次、不止一处强调，所谓“新寓言派”，已“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只不过是指法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7）。“新寓言派”中不少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哲理寓意之一，颇有卢梭主义余绪的气息”（334）。具体论及到勒克莱齐奥上述两部作品，柳鸣九认为，《诉讼笔录》是作者精心构制的一部骇世惊俗的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亚当·波洛的原始化、非人化和物化的揭示与描述，赋予这个臆造出来的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以奇特的怪异性，使之成为作者本人所寓意的形象载体：其中“原始化”（346），显然是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传统，“非人化”（347）隐含着圣经中对伊甸园那纯净世界的理想，即生态平衡的理想，而“物化”（348）则颇有我国古哲“万物与我为一”的哲理味道。在艺术形式上，初露头角的勒克莱齐奥在该作中，几乎汇集了那些反传统的先行者，如“新小说”、荒诞派、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所有“实验”，而又善于超越。而《少年心事》在柳鸣九看来，则是勒克莱齐奥再现卢梭风致难得的佳构，论者以诗意的笔致，细致地解析了作者笔下一群少年浪游者所体现的卢梭式的精神意蕴。
随着勒克莱齐奥一些作品相继介绍到中国，这直接推动了作者和译者的直面交流和对话，而作者和译者的对话和交流，又进一步促进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1992 年秋，勒克莱齐奥携夫人来到中国，在法国大使陪同下，前来南京参观访问，会见了主要译者许钧教授，他对后者说“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许钧，《我和勒克莱齐奥》3—4）。对中国译者如此尊重、信任，这使许钧受到鼓舞。自此，勒克莱齐奥每有新作问世，会在第一时间寄给许钧，而许钧教授阅读后，便带领自己的弟子翻译，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于是，我们就读到了作者著名的《战争》和《流浪的星星》（Étoile errante）的中文译作，新世纪之初，我们又先后读到了他另外两部长篇《金鱼》（Poisson d’or）、《乌拉尼亚》（Ourania）。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作均附有译介者或作者亲笔撰写的译序、后记或导读、寄语，或阐明创作主旨、或解析作品特色，内中不乏有思考、有眼光的评论文字。《战争》延续了勒克莱齐奥成名作《诉讼笔录》所开创的关注现代文明的种种诟病、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主题和笔法，是作者早期现代性极强的作品，要使这部摒弃了传统小说几乎所有构件，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作品，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这部写“战争”的小说，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战争”？“战争”的根源何在？它发出的是怎样的声音？表达的是何种寓意？读者若要读懂它的内涵，听清其中的呼声，是该“用脑”还是该“用心”？所有这一切，均由论者在序文中向读者娓娓道来，是一篇别致而有趣、颇费心力的导读。在译者袁筱一看来，《流浪的星星》这部小说，通过两个女主角寻找家园的流浪途中所遭际的等待、希望、绝望、死亡和宗教期许的描述，表达的依然是作者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作者选择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的主视角，故事情节都是以她们的所见、所感、所触和所想而展开的。在视角上和时间上，采用了平行不悖或交替对称的手法，伴之以一种俭约、凝练、朴素却不乏优雅之美的经典语言和技巧。至作者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更成了我国学界和圈内圈外读者热议的对象，在报刊上和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有相当分量的评论文章，由此而将勒克莱齐奥的传播和接受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这一时期中国接受者（译者、研究者和读者）究竟怎样认识、理解勒克莱齐奥这位“另类”作家的创造，从而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呢？——在他们眼里，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真正的流浪者”，一个为数不多的“在流浪的过程中真的发现了自己的家”，且回到“自己家”的人（袁筱一，《文字·传奇》171），是一个远离尘嚣，始终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始终坚守对人性、对人的精神、对人类命运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不平凡的“行者——作者”，他的出现正适逢其时。
勒克莱齐奥被称为多元文化之子的作者，在中国接受者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却依然是一位典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化境遇中的现代作家”（董强，《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100）。在精神追求上，他“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生灵，关注他们的命运，这正是我国有识见的翻译家将之举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理由之一（许钧，《我和勒克莱齐奥》5）。勒克莱齐奥传入中国，对我国接受者的影响是缓慢的，也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和文字，曾令我国译界和批评界的才俊之士心仪、折服，以至使他们的创造和才思发生着生命的蜕变：“我真正的翻译生涯是从勒克莱齐奥开始的。他为我奠定了一种翻译的方式：无条件地走近一个人，为他的文字力量所俘获，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字交付给他——并且，这个交付的过程需要相当的努力。而对于我来说，交付出自己的文字，也许就是交付出了人生的大半”（袁筱一，《从翻译勒克莱齐奥开始》）。“施与者”的惠予和启迪，使“接受者”不能不发自内心的激赏和感激：“人类的名誉，‘人类的境遇’（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小说的题目）——感谢法国文学，感谢像勒克莱齐奥这样的法国作家，以他们的世界视野与人文情怀，以他们有时被人嘲讽、有时被人滥用的‘浪漫’，关注着六角形的法兰西土地之外的无垠世界，关注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以外生活着、伸展着的各色人群”（董强，《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104）。勒克莱齐奥文学世界的中国之旅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对我国学者，特别是译者和研究者所产生的心智相拥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03
《乌拉尼亚》：小说家和批评家智慧对接
自《沙漠的女儿》1983 年首次迻译到中国后，勒克莱齐奥文学世界“中国之旅”经过二十五年 “慢热”的传播与接收，至新世纪初的头十年，特别是 2006—2008 年间，随着小说家一部远古神话之作《乌拉尼亚》，荣膺我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手评选的 2006 年度“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和作者荣膺瑞典学院评选的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时段节点期间，可谓是勒氏小说作品大踏步进入中国的关键年份。自此之后，我国学界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创作的译介和研究迈向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新世纪的头一年，我国读者就读到了勒克莱齐奥的一部长篇小说《金鱼》的汉译本，接着是他的长篇小说《乌拉尼亚》( 紫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标示着他的小说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随之不久，各家出版社又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饥饿间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 (2009 年 , 余中先译 )、《巨人》 (2009 年 , 赵英晖译 , 许钧校 )、《看不见的大陆》（Raga Approche du continent invisible）(2009 年 , 袁筱一译 )、《燃烧的心》（Cœur brûle et autres romances）(2010 年 , 许方、陈寒译 , 许钧校 )、《非洲人》（L’Africain） (2010 年，袁筱一译 )、《奥尼恰》（Onitsha）(2010 年 , 高方译 )、《迭戈和弗里达》（Diego et Frida）(2012 年 , 谈佳译 )、《墨西哥之梦》（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2012 年，陈寒译 )、《寻金者》（Le Chercheur d’or）(2013 年，王菲菲译 , 许钧校 )、《脚的故事》（Histoire du pied et autres fantaisies）（2013 年，金龙格译）、《逃之书》(2012 年，王文融译 )、《梦多的故事》(2012 年，顾薇薇译 ) 等，经过近三十年渐进的认识、理解和“慢热”的翻译选择，迄今为止 , 勒克莱齐奥的绝大部分小说差不多都已有了汉译本，有的还一版再版。与此种迻译全面推开的态势相呼应的是，我国学界对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的探索、研究，也同步日趋拓展、丰富、深入。据有学者调查，自 2008 年秋至 2013 年秋的五年内，我国国内学术刊物发表研究勒克莱齐奥的文章就达 100 篇之多（许钧，《许钧访谈勒克莱齐奥》5），所论内容几乎囊括了他全部小说作品，标志着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的中国之旅，已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至此，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受众，对这位法国小说家的文学世界全貌也才有了初步的整体把握与认识。
我们只需对上述这百余篇研究勒克莱齐奥的小说论作，作一番梳理和考察，就不难发现，得益于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2008 年度）评委们和中国 21 世纪（2006 年度）最佳小说奖评委们的审美鉴赏力之启迪，不少论者对勒氏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有了进一步深度开掘和全新理解，涌现出不少视野开阔、新见叠出的佳作，实弥足珍贵。其中对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沙漠》的再探索和深度开掘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一些目光敏锐的研究者从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 2008 年度颁奖词中受到启迪，撰文重评《沙漠》，认为勒克莱齐奥是长于表现文化断裂和诗意遭遇的巨匠和见证者，成熟时期的小说，多为融“悲剧、诗、寓言”为一体的佳作，《沙漠》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此种切中肯絮、深得作品真髓的体悟和评析，确实精准地捕捉到了小说《沙漠》创作的审美特点和诗学特质。读到这样深察原作精髓的精品佳作和赏析文字，对当年译者之一的笔者来说，确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启发，受益匪浅。除郭宏安这篇让人耳目一新的精品佳作外，我们在此还需要提到的有：鲁京明、冯寿农《与沙漠的和谐结合——析勒克莱齐奥的〈沙漠〉》、张璐《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中的身份模式及诗学构建》、赵秀红《让文字随音乐起舞——论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的女儿〉的音乐性》等佳篇，这些论作运用符号学、叙事学理论和方法，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集中聚焦《沙漠》的叙事结构、身份模式，及“诗意的遭遇和感官的迷醉”、跨文化创作匠心独运的诗学构建，多有发现与新见，可以说，也都是洞幽烛微、贴近原作真髓的精彩之作，值得广大受众认真一读。
伴随着《乌拉尼亚》入选 21 世纪 2006 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以及两年后《乌拉尼亚》中译版的刊行面世和小说家荣膺 200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大大激发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勒克莱齐奥小说世界的探索热情和高潮，发表了不少一如我们在上面刚提到的郭宏安等论《沙漠》那样有深度、有新见的论作外，据笔者所读到的，就有陈寒等论《乌拉尼亚》的几篇文章。①这些文章，一如郭宏安评析《沙漠》那样，可以说，也都是贴近勒氏小说世界真髓的论作。这些论作的作者们都认为，《乌拉尼亚》是一部现代版的乌托邦。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叹小说作者以其惯有的流浪人物主题和充满诗意的优美文笔，构建出了与古希腊柏拉图、英国托马斯－莫尔和中国陶渊明前驱笔下相媲美的理想国，引领着当今读者一同走向自然的乌托邦之旅，走进小说家精心打造的、更具现世性的梦幻般的天然之国，20 世纪“地上的天国”——“坎波斯”。这是一个由流浪者在远离现代文明而建立的人间仙境，这里的人们，是一个没有种族、阶级、贫富差别，没有陈规戒律、长幼尊卑、等级分别的纯粹自然状态下的生态群落，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间世外净土、理想的天国。他们认为，《乌拉尼亚》中“坎波斯”的发掘与重塑，再次彰显了世界主义、人文主义情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荡除现代文明污垢的自然本真生活的热切向往与追求，体现着小说家前后一贯的创作思想和现实主义特质，是小说家精心描绘的更具现世性的乌托邦，“就其在文学性与现实性上的结合上，它堪称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在这部小说具体的艺术描写里，批评家特别点赞的，一是对语言的驾驭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坎波斯人的特殊语言，便是作者对语言突破性的创造；二是作者以其反现代性眼光为现代社会中爱与死两大经典主题的描写。
检视《乌拉尼亚》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难发现，我国广大读者不论老幼，凡是读到他这部小说者，都能从中唤起我们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美好梦想。中国批评家对勒克莱齐奥推崇与点赞，中国读者对他的认可与迎纳，都是一种基于我们本土文化经验的接受，这是一种“中国式阅读”，有中国视野、中国智慧的参与。一如上面所引举的论作，论者一论及作者所描绘的“坎波斯”理想国，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我国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甚至更远的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有的论者则将《乌拉尼亚》和《桃花源记诗并序》放在一起，进行“勒克莱齐奥的中国式阅读”，围绕“战争”“理想”“幸福”等关键词作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坎波斯”与“桃花源”都是远离战火逃避战乱而建造的人间世外净土。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批评家此种中国式读法，并没有无视、否认勒克莱齐奥笔下的理想国与东西方前驱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同类作品的比较观照，他们发现，至少有两点明显区别：一是同为远离尘世的方外净土，“坎波斯”与“桃花源”相比，在物质和理念上更具体、更现实、也更明确。法国小说家笔下“坎波斯”的居民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生活也离不开与外界的贸易，更具象征意味的仍保留了通往外界的一条道路，规定青少年必须外出游历。中国批评家认为：既远离尘世，又不乏现世性的“坎波斯”，它在文学世界的重现，可以说是小说家立足现实、接近自然理想的一次大胆尝试。《乌拉尼亚》就是作者在走向自然理想的进程中，从反对现实、超越现实，到无限接近理想的一次乌托邦之旅，一次返璞归真之旅。二是同为理想国，法国小说家再现的世界远比前驱的“乌托邦”、“桃花源”世界复杂得多、深广得多。就理想境界来说，桃花源的理想国的畅想，是建立在家庭伦理下的男耕女织，怡然自得的和谐社会。勒克莱齐奥在《乌拉尼亚》中虽然也寄托了许多的社会理想，也有许多未来畅想，但细心的读者却很少能够读到像《桃花源记》中的“良田美池”、“设酒杀鸡”的怡然自得的景象，也无诸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伏尔泰的“黄金国”中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中国受众认为，桃花源那种怡然自得的世外生活，并非是勒克莱齐奥理想社会最重要的要素。〔……〕如此，林林总总，这些论作的出现表明，小说《乌拉尼亚》的发表和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将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世界的“中国之旅”推进到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充分显示了“授予者”法国小说家和“接受者”中国批评家的智慧对接和互动。
从接受和影响的视角，回眸三十五载勒克莱齐奥“中国之旅”的历程，其小说世界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大致经历了“施与者”与“接受者”心灵相通、心智相拥、智慧互动“三重奏”，即法国作者、作品与中国译者心气相投、与中国学者心智相拥、与中国批评家智慧相通，这样的理论旅程和心路历程，勒克莱齐奥文学世界的“中国之旅”，堪称 20 世纪下半叶法国作家与中国接受者心智相通的奇遇，值得载入史册。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