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自我的发现与确认
“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们所讲的就是我自己’。”法郎士的这句话今天看来多少有点苍老，但这种苍老在我的眼中，像红木质地的家具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出鲜亮的光泽。是的，我所批评的，就是我自己。这没什么奇怪的。我的一切批评话语，都是为了与批评对象建立一种双向交流的审美关系，并在这种交流中发现和确认自我的阐释能力、判断能力和精神内在的审度能力。
批评不同于创作，它有着科学的成分但它又不可能不受批评家自身的方法、目的、表达过程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不带着某种主观化成分。绝对的公正、客观、准确，只是对批评的一种遥远的幻想，只是一种无法真正企及的终极理想。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朝这个理想逼近、再逼近。我想，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们首先必须努力让自己站到批评对象的同一精神维度上，以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去审度作品，而不是在一种情感交流或友情赞助中来打量创作。这是确立批评家完整独立的自我的先决条件，是维护批评自身科学性的重要前提。我们的批评之所以时常出现偏失、分裂，失去批评的有效性和尖锐感，甚至失去了批评家自身的个性特质和思想锋芒，关键就在于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阐释和判断创作，而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真正地放到对象应有的精神高度上，使话语交流形成了阻隔、滞胀的失语倾向，不仅让作家觉得隔靴搔痒，连批评家自己也觉得不尽如意。
在确保批评家自我的独立性之后，我们还必须解决批评方法、审美价值和观念取向上的科学性。这是维护批评行为公正性和批评话语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自身固有的、封闭的理论定势中，以一种停滞的眼光去批评创作，就因为我们没有与文学自身的迅速发展保持审美的同步性，没有以开放迎纳的姿态去积极地修正、完善自己的批评方法和调整、充实自己的审美观念。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批评家对自身话语体系不断完善和丰富的过程，是通过对创作的动态追踪，检视自己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确认自己作为批评家在角色上的胜任程度。盲目的权威意识、指导创作的优越感以及重建创作秩序和价值标准的奢望都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克服的思想误区。
批评不要过多地企盼反响。它应该以平静的心理、苛求的姿态去观照批评对象，力所能及地在话语表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思考。有道是：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这句话对于批评家来说，更具有隐喻的力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个人的声音及其批评智慧
——我对洪治纲文学批评的一种理解
李咏吟
晚生代批评家的声音
批评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它往往要受到来自读者与作家两方面的诘难， 接受时尚与历史两方面的精神挑战。批评家往往很难长时间在这一领地搏击，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逃离这针毡之地。这种情况在20 世纪90 年代变得尤其引人注目。黄子平、许子东去了香港，汪晖转向了思想史，吴亮则干脆只进行自我话语独白。好在陈晓明经过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高举解构主义大旗，在文学批评领域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思想搏击①。然后，他悄悄退场，转入幕后。文学批评是一种永远需要在前场不断以新异的思想与观念刺激文学创作的话语表演艺术。它永远需要先锋者。陈晓明之后，文学批评领域留有空场，它呼唤新的批评家登场对新的创作进行阐释。
洪治纲就是在这个时刻应声登场的。看得出来。他一直致力于为晚生代作家的创作伴奏②。这可能与他有着和晚生代作家相似的生活体验与情感体验相关。晚生代的作家与批评家有其特定的知识积累、思想积累和生命意识。“他们生活在一种较为恬淡的社会境遇中，并有很好的机遇接触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其艺术准备远比生活积累更为充分。”③洪治纲对晚生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系统而渐进的阐释。他从那些退场的批评家手中接过了文学批评的火炬，为人们认识晚生代作家引路。
洪治纲为晚生代作家演奏理性的美学的曲目自然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洪治纲更执着更合适的晚生代作家的批评阐释者。
如何评价晚生代作家？这对于批评者无疑是一个极大挑战。洪治纲所定位的晚生代作家是指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出生的一批汉语作家。在这个年龄段，有一些作家很早就赢得了批评家的关注。例如余华、苏童、叶兆言等。更多的同龄作家则等待着阐释者。例如何顿、毕飞宇、韩东、刁斗、北村、海男、朱文、陈染、林白、鲁羊、王彪、邱华栋、东西等。
老实说，这些作家的创作并不易阐释。你用古典的尺度，还是现代的尺度？你用肯定的眼光，还是否定的眼光？我想，大多数批评家之所以不敢涉足这一领域，是由于还没有找到有关批评的基本价值尺度和解释学路径。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无法适应读者的趣味，这并非由于读者的趣味超前，而是由于读者的趣味严重滞后。他们是孤立的孤独的创作者，他们不计成败地创作，同时，又用极端肯定的话语为自己加油。这是一种面对内心，抗拒理想，正视存在的创作态度。他们的创作正是时代孤独文化特征的一种证明。
创作如何引起读者的真正兴趣，这是一种暂时不可能解决的文学现象。这些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与传统话语方式倔强地对抗着。他们欣赏的是汉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那种特有的情绪、叙述方式、话语力度，他们接纳的是汉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那种对存在的反思方式及其对理想和理念的拒绝姿态。这种接纳方式自然又不同于鲁迅那一代人、王蒙那一代人或史铁生这一代人的精神选择。现实批判性立场转变成一种坦露的冷漠的透视性的生存正视。肉身化及其伴随的心理行为的描写成了他们窥视生活与存在的一种方式。道德审判自动地从他们的小说叙事中退场，正视生存的本相成了先锋小说叙事的一种道德。这些晚生代作家开始都是以诗人身份出现的。韩东、林白、鲁羊、王彪等早期都致力于诗创作，而且有不平凡的成绩。这种诗的眼光，诗的抽象与本质把握影响了他们的小说叙事观念。晚生代作家在多元化文学时代选择了这种独有的艺术表现方式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对于晚生代作家的创作，大多数人冷漠以对，或缄默不语。也有人以既定的审美立场和道德立场予以否定性评价。实事求是的评价无疑特别重要。洪治纲就是一位勇于解读晚生代作品并进行立体阐释的晚生代批评家。
首先，洪治纲对晚生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认真的批判。他认为：“阅读晚生代的大量作品，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是，晚生代作家们的整个叙事策略基本上是从新写实中承纳而来的，他们所有的故事不仅针对生活现场，而且认同生活现实；他们沿袭了新写实作家们消解自我作为知识分子角色与世俗现实之间的文化距离，而把叙事演化成一种对既存现实背景及其生存逻辑的同构。”④ 当然，洪治纲并未孤立地讨论晚生代作家。他在文学的广阔联系中给晚生代作家定位。洪治纲一针见血地指出：“伴随着这种对世俗利益无条件认同的，还有对人性内在本欲的无节制铺陈，而且这种叙事几乎达到了一种比任何时候都毫无禁忌的地步。”⑤洪治纲说得好：“任何一个社会，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都无法全面认同这种赤裸裸的物欲。而我们的晚生代作家之所以如此坦率地对之加以颂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否定的勇气，恐怕还有其自身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良知的遗忘，它是作家为迎合世俗而导致的一种艺术人格的倾斜。”
洪治纲的分析是建立在作品解读之基础上，他的分析是可信的。他从“乌托邦的背离”“欲望的舞蹈”“叙事的挣扎”和“拒绝理想”等方面，对晚生代作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我们知道，晚生代作家的叙事带有自己的特殊意向。他们只能靠自己的挣扎谋得自己的文学地位。他们有着特殊的记忆，即屈辱的穷困的饥饿的愚昧的记忆。他们在荒诞时代荒诞地成长，受着政治的愚弄。饥饿与屈辱是他们摆脱不了的苦涩记忆。当他们学会怀疑，并能进行独立思考时，自然确立了其反叛性立场。他们在大学期间自然无法与作为同学的“老三届知青”抗争。相对而言， 晚生代作家认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来得特别坚决。他们明白了自身的特殊处境， 既无助于现实，又无法改变现实。于是，他们只得正视自身的孤苦之境，宣泄自身的情绪体验。他们认为，人受制于欲望，受制于生存意志，生存的谋划高于一切。当灵魂的宁静秩序被打乱，道德理想被现实生存意志挤压干净之后， 所有的一切，只是欲的一种挣扎。性欲成了现代青年不愿与社会抗争，退回个人隐私空间的一种意志自由。晚生代作家勇于窥视这一事实，表现这一事实。
从文学理想与审美价值而言，这些作品自然是消极的。但从作品与时代生活之关系而言，晚生代的创作成了这个时代生活的一种投影，成了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生活事实。作家被现实的魔掌牢牢制服，无法找到救赎生命的智慧。如果说没有一个晚生代作家进行精神的挣扎，那显然不是事实。正视现实需要一种勇气，超越现实则需要一种智慧。洪治纲看到了晚生代作家在生命原欲体验中的挣扎，同时又看到了他们在艺术实验上的智慧性努力。
其次，洪治纲对晚生代作家深刻而冷峻的精神探索和叙事技术表示理解和肯定。他对晚生代作家的叙事文本作了详细的解读。应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晚生代作家的叙事与过去的叙事理念完全异质，而且有一种拒绝读者进入的倔强姿态。因而，大多数读者敬而远之，并充满误解。洪治纲的解读则是一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解读。例如，他对王彪的解读就颇有说服力。他认为：“在我看来，王彪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全部智慧就在于他对庸常人生的另一种理解，即对生、死、病、性这些多少带有某种空泛意义的东西给予了别具一格的抚摸与关怀。”“他经常将自己的思绪盘绕在那些被追问了无数次的灵魂内核，企图以此咀嚼到生命最本真的滋味，从而为大家展露出被庸俗生活紧紧掩裹的人性本相。”⑥另外，他对北村的《施洗的河》的分析显然是对精神救赎之可能性的一种认同。
在更多的情况下，洪治纲对晚生代作家的叙事智慧表示欣赏。他认为：晚生代作家“即对着故事这个包涵（含）了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的小说载体，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阻断和错开时间生活，对之进行重新拆解和组合，使它的顺延性和悬念性变得不再重要，从而突出它所负载的审美信息功能，即它的价值生活。空泛虚拟的生存背景，具象化的细节场景没有更多更鲜明的中心意义， 也不再强调文本自身的封闭式完整结构”⑦。他对晚生代作家的基本态度无疑富有学理性的分析与判断。
从洪治纲的批评实践可以看出，他关注当前的文学创作，他重视对晚生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他是晚生代作家的一个强有力的辩护者和知音式发言人之一。也正因此，我以为，他是晚生代批评家的代表性人物。
强制与自由：批评的突围
批评的选择，表面上看来，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实质上，它源于批评者精神探索的主观投射。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之关联，是文学批评强制与自由特点的体现。
批评者不同于创作者。对于创作者而言，创作本身就是他的生命感受，他的所思所感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获得充分而自由的体现。批评者的批评必定受到作品的制约。他的所思所感与生命体验只能是其批评的内在依托，他不能把个体的生命感受强加到他者的作品之上。这里，涉及批评强制与自由的统一。一方面，他必须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思想探索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必须认真地解读作家作品，从而对作品本身作出创造性的阐释。也就是说，批评家既要以他者的作品来注解个体的思想探索，同时，又要以个体的思想去回应、反诘和解读作品。批评家与作家的思想对话，以文本作为中介，因而，批评家的话语独白常常溢出了作家的原初视域，深化了关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并使批评的解读本身带有个性化特点。这是由批评者的先在经验决定的。批评家在作家的话语包围中，永远在寻求精神的突围。
我个人的看法是，批评的强制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即批评本身必须是对作品的真正解读，不能是与作品无关的个人思想独白，因为个人的思想独白，有哲学等理论文体来承载，不需要批评来承载。批评本身必须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这种强制性给批评家带来了许多束缚。正因为有这种束缚，才显出批评的学科价值。即一部作品的诞生，总要得到批评家的评价，这是由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无数批评家的阐释工作可以使创作本身的价值多维地呈现出来。
洪治纲作为一个敏锐的批评者始终热情地解读作家作品，他的批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的认真解读。他自觉地接受批评的强制性要求。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衡量一个批评家的基本尺度。没有对作品本身的认真解读，就不可能对作家形成公正而有效的评价。洪治纲的批评赢得了一些作家的信赖。例如陈源斌、王彪、王旭烽、余华等。他对王彪的解读就很有说服力。王彪的作品并不好理解， 这可能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的被接受。洪治纲的批评并不热衷于名家。作为一个当代文学批评工作者，他对王蒙、张洁、张炜、张承志、陈忠实、莫言等作家虽有所涉及，但从未形成长篇专论。这与其他的批评者有所不同。他似乎更看重文学自身或作品本身。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引起了他的注意，即使名声不大，也可能前途未卜，他也试图进行探索性评价。这是一个批评者的可贵品质。解读名家名作并不难，因为已有许多人在诠释和证明。相反，解读新人新作就是一种挑战。因为一旦把握不好，批评就会失效。洪治纲似乎在解读新人新作方面，有一般人不及的批评智慧。例如，王彪引起我个人的关注，是在他的《身体里的声音》发表之后。此前，他的系列中篇《病孩》《欲望》《在屋顶飞》《死是容易的》《大鲸上岸》等，我一直没当回事。通过解读《身体里的声音》， 我对王彪形成了一种基本看法。这个作家有一双极冷峻的目光，他专注于童年时期的经验，正视生存的艰涩本相。在他那里，伦理的、美学的、抒情的、浪漫的理想并不重要。他只在意客观而冷峻地打量存在者本身。这种解剖师的叙事态度决定了王彪作品的深刻性与真实性，也是对经典叙事的强有力的挑战。反观洪治纲对王彪的批评，我以为，洪治纲的理解深入而全面。他在《直面苦难的拯救》一文中，从五个方面对王彪的作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彪一开始写作就拒绝了任何模式和规范，他直接就是书写人，书写的就是人和人的生活， 他把自己完全投置在这种精神内层，以求得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帮助人们摆脱存在的困苦。这样理解，无疑是深入有效的。
批评的强制性要求，在洪治纲那里已变成了一种批评的自觉。这使得他发现了并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作家作品。洪治纲的批评始终站在当前文学的前沿。这一点非常不易。因为那些已经获得过定评的作家，评价起来更合乎既定的审美价值规范。晚生代作家常常让既定的审美价值规范失去平衡。洪治纲属于批评领域里的无畏的捕猎者。他不畏艰险地行走在先锋文学的队列中，也不时造访那些默默无闻的坚韧的写作者。他乐于为先锋写作者和默默无闻者鼓吹。作品对于批评者的强制性，在他那里变成了解读的快乐。
我常常感到困惑：洪治纲为什么能在一些无名作者或先锋作者的作品中解读出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我个人的批评选择常常比较专一。我发现，我能解读的作家只是某一种类型的作家。在这种类型之外，我就无法进行批评。在批评的反思中，我意识到，有的批评家是本色批评家，他只能顺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去解读作品，所以，他选择的批评对象与自身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相一致。还有一类批评家是发现型的批评家。他不拘泥于一种规范、一种趣味， 他认同不同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这就使他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开放性的批评者。能够永远站在当代文学批评前沿上的必须是这种亲在式的批评者。本色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认同，往往来得缓慢而强烈，本色批评家注定与多样化的作家作品无缘相识。洪治纲实质上是发现型的青年批评家。这并不是说， 他的批评中没有确定性的批评主张，而是说，他能够并善于从不同作家作品中解读出异质性的东西⑧。洪治纲在批评的强制性要求中不断寻求个人精神的突围，这使得他在批评他者时，他自己的思想立场也表露无遗。从他的批评路向来看，他始终在寻求创作对生存本相与生存真理之揭示。正因为如此，洪治纲的批评探索是有价值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创作形成了一种定势解读，以为创作者是提供生活理想与社会出路的人。这样一来，创作者必须始终致力于探讨现实生活的种种可能性。作家毕竟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不是法学家， 更不是算命先生，他所提供的种种生活可能性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相反，可能还因此掩盖了生存的真实与苦难。因此，创作者不必时时刻刻盯住现实， 也不必日日夜夜缅想未来。他在历史的回返性认识中，可能把生存的本真图像揭示出来了。小说不是生活指南，也不是神圣经典。小说只是提供给人们一种认识的方式，提供给人们一种认识的情趣。文学揭示着生存的本相，让我们回眸反顾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本相或历史生活中人的生存本相。洪治纲重视作家对人的生存本相之正视。
洪治纲看到：作家对人类生存本相的正视与还原显示了特殊的生命力量。他在对东西的《耳光响亮》进行评判时就曾指出：如果说小说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怀疑、吁请、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上，那么《耳光响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的理想、本能、行为和结局的不可协调的揭示中，它带着青春话语的特有秉性，又伴随着某些反抗与破坏的非理性本质，从而道出了有关生命在特定历史时域中成长的痛苦景观，给人以惊悸的审美效果⑨。在这种自由的思考中，洪治纲也发现了作家的内在精神困惑。他在《追踪神秘》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我们知道，作家正视生存本相是容易的。问题在于，要想真正解释生存本相的成因绝非易事。人的现实生存为何会陷入愚昧、惊悸、荒唐、丑陋之中？对此，作家也倍感困惑。因而， 在创作中，作家常常流露出一种神秘的虚妄感来。洪治纲从死亡的神秘、宗教的神秘、缺失的神秘、偶然的神秘几个方面对创作者体验到的那种神秘而又虚妄的情绪作了文学性分析。所以，生存本身的无助感、无奈感、无耻感进一步凸现了人的生存悲剧性。
在批评的强制与自由之间，洪治纲的精神突围与批评突围有一种特殊的悲剧感。我们在审视着作家、审视着文学的时候，同时也在审视着自己。生存本身并非服从理想化或理性法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理欲望的满足程度。人为了满足最原始的生理欲望，在生存的苦海中挣扎， 文学多多少少有一种拯救的冲动。这种拯救，当其无助、无望、无期时，批评者的言说也就带有一种悲剧效果。许多批评家以审美理想与浪漫抒情来消解这种悲剧体验，洪治纲始终面对这种苦难的境况本身，就带有一种特殊的人道关怀意向。我以为这是值得钦佩的。
批评的勇气与精神局限
批评者为何批评与批评者的批评之合理性问题常常引人思考。当批评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总要表现出一定的心理态势。例如，批评者在批评一般作家的作品时常常有一种心理优势。在评价名家名作时，常有一种心理认同或挑战的态势。在大多数情况下，批评家的批评显示出一种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表现了批评家的勇气。批评家往往不是创作者，没有丰富而博大的创作智慧。批评家缘何敢于对作家作品评头论足？
第一，批评家的勇气源于广泛的阅读经验和审美历史观的建立。批评家在具体的创作方面可能经验不足，但在作品与作品的比较与评判方面却有广泛而自由的经验。历史比较意识的形成，是批评成立的关键。洪治纲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显得相当成熟与自信，因为他心中装满了文学作品，具有解读文学作品的丰富体验，在作品成败得失的具体鉴别上拥有十分难得的个人智慧。
我个人以为，他近期对新时期以来全国历次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篇小说获奖作品的重评与反思值得关注。这一批评既是对作品本身的重新鉴别与判断， 同时又是对批评原则与批评观念的深刻反思。我们知道，评奖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特定审美眼光。洪治纲并不特别看重评奖的意义。相反，他对时限性批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他似乎在告诉我们：批评家的勇气诚然可贵，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批评的局限性。洪治纲把一个重要问题提升了出来，即批评如何面对历史的考验？
由于批评家具有特殊的勇气，因而，他们敢于对作品本身进行肯定或否定性评价。问题在于，批评本身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总是带着特定的思想原则、价值理想和审美眼光去判断作品。也就是说，进入了时代批评家视域中的作品易于得到肯定性评价，而悬置在批评家的时代观念领域之外的作品常常可能受到否定性或错误性评价。这本身就对批评提出了一个质疑：即你的批评带有多少科学性与合理性。这种质疑是非常可怕的。洪治纲尽力寻找批评的确定性原则。即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必须遵循哪些共同性原则。对于小说批评而言，文体原则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他认为，短篇小说讲究故事性，但不要求故事的完整性。短篇小说是以碎片反映全貌的一种文体。
它是一种形式上极为严谨的浓缩，而这种浓缩必须能促使它的每一个叙事片断负载起最大的审美信息，从而使作品在审美意蕴上能够无限延伸。其次是小说语言问题。小说的语言受制于文体，必须最大限度地构造自由想象的生活空间。批评本身必须关注艺术性本身，与此同时，批评还必须关注作品本身的功能性。如果说批评家在艺术性的认同与要求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的话，那么，他们在艺术的思想性要求方面则分歧较大。有的批评家从时尚性与社会性方面衡量作品的功能价值，还有一些批评家则从审美性与生命启示性方面去衡定作品的功能价值。什么才是真正合理的评判尺度，这无疑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如果从历史性的跨度而言，在历史的接受中，愈是有审美性与生命启示性的作品， 其价值也就越大。小说评奖可能具有当时性的时间效度，却往往缺乏历史性的时间效度。因而，小说评奖本身显示出批评家的内在局限性。我以为，洪治纲通过对评奖本身的分析达成对批评的独特理解具有特殊的警示性意义。
第二，批评家的勇气源于他对艺术鉴别与生命感悟的双重关怀。批评家的批评不能只是个人的一种观感，它有其学科性要求。批评在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即评介作品、鉴别作品、解读作品。批评成了文学的一种职业要求和职业性使命。因而，批评的勇气与胆识有时并非源于批评者自身的智慧，而是取决于他对这一特定职业的认识与选择。从事某一职业与具有从事这一职业的创造性禀赋不是一回事。对于洪治纲来说，他对批评的本有使命之认识愈来愈清醒，即对文学作品本身能够进行艺术的鉴别，而且对生活本身的智慧能够进行独创性的发现。
洪治纲的艺术鉴别力，在他有关中短篇小说评奖的历史性思考的两篇论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他对1995—1996 年度的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作出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获奖的十部作品中除了位居最后的一部，即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带有一定的现代主义审美倾向之外，其余都是明确的现实主义之作。他肯定了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所具有的独创性，肯定了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的独特寓意。但对于其他几部作品的平庸与单调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艺术鉴别力的提高使他的批评分析避免了武断而走向科学与规范。
洪治纲的批评取向不仅要求作家在艺术上必须具有创新性，而且要求作家的创作必须具有生活的发现性，即作家的创作应给予人们更多的审美智慧与生命智慧。他认为，批评家要想与作家形成深刻的精神对话，不仅要提高个人的艺术鉴别力，形成开放的自由的艺术观念，而且还要对生活有其独到的感悟，对生命形成一种理性的智慧的认识。这对于批评家来说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洪治纲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在文学批评领域进行了艰难的跋涉，已逐渐形成确定性的批评理念、批评意识和批评规范，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批评定势。对于我来说，评价洪治纲的文学批评也给我自己提供了一种思想清理的机会。我常想，何为批评？为何批评？这些问题始终还在困扰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批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批评本身和文学本身？理论自身的局限和批评解读的局限常常让我们感到批评的乏力。我们不妨这样思考一下，即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创作，推进了人们对作品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我们自己。在更多的情况下，批评只是批评者的一种充满惶惑的个人发言。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批评原则是否可以推而广之，激发人们对文学形成更为深广的认识。在批评的观念与批评的策略上，我们受到了太多的局限。洪治纲和我们都面临着批评范式的独创性构建和百年中国文学的真正评价问题。因此，批评的具体实践还必须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有效性的批评理论。作为一个批评者，批评的具体实践还必须形成批评的理论原创。
纵观20 世纪中外文学批评，西方人的一些独创性批评观念已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学批评阐释之中去了。马克思的审美历史批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批评， 弗莱的原型批评，德里达的解构批评，海德格尔存在之诗思的批评，等等，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参照。对于青年一代批评家而言，批评不应只是关于作品的解读，批评还应是关于批评的自觉反思。缺乏自觉自由意识支配的文学批评，缺乏独创性思想理论支撑的批评，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习惯性分析的路向上。对于批评者而言，既需要深刻地理解文学与生活，又需要深刻地理解批评的本质与价值。批评的创造性要求始终向我们提出挑战。
实事求是地说，洪治纲的批评显示了个人的声音及其批评智慧。他以其自身的倔强姿态保持着批评的独立性。与许多批评者一样，他的批评还缺少回应。缺少回应的批评可能与批评的独立性有关，也可能与批评的思想原创性不足有关。在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批评的思想回应比其他学科来得更为敏捷和坚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评担负了先驱者的文化使命。新时期的思想观念变革， 文学批评也始终担负着先驱者的文化使命。批评家的敏捷的大胆的宣言往往很容易获得广泛的思想回应。批评家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他应该比理论家更具思想原创性。我们这个时代不乏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理性批评家，恰恰缺少具有敏锐深邃的思想性眼光，能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前驱性批评家。我们的批评被思辨理性裹挟得太久了。批评家应该轻装上阵，在真正的思想前沿突围。洪治纲与许多批评者已具有了思想突围的条件。我期待着洪治纲与许许多多的批评家在我们这个思想极端困惑的时代能够真正突围。
（李咏吟，时任职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注释】
①陈晓明的《话语的踪迹》和《无边的挑战》，以西方解构理论和新历史主义观念来解读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富有思辨性，代表着一种先锋批评取向， 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②自1991 年开始，洪治纲就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撰写了二十余篇长篇论文，对其艺术创作范式和新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尖锐的批评。参见洪治纲《审美的哗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另参见洪治纲《整合与阐释》， 作家出版社，1999。
③⑦洪治纲：《整合与阐释》，作家出版社，1999。
④⑤⑥洪治纲：《审美的哗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⑧过去，我不太理解雷达等批评家的广泛而自由的批评工作。通过对洪治纲的批评进行反思，我理解了这些发现型批评家的特殊价值。职业批评家必须是发现型的批评家。
⑨洪治纲：《审美的哗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