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投影在中国屏风上
一
英国作家毛姆一直有远东之旅的计划。一九一九年八月,他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先到美国纽约,横穿美洲大陆去西海岸,坐船到香港,之后去上海、北京和沈阳,最后经日本和苏伊士运河回国,可谓壮游天下。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冬季,毛姆在中国境内,事后写下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五十八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却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打开毛姆的这本中国游记,就像是打开一位著名画家的速写本,简单几笔,就能捕捉到万物的神韵。
不管是神秘薄雾笼罩的东方古国,还是南太平洋上诡异莫测的小岛,对毛姆来说,都只是风格差异的舞台,他关注的是舞台上轮番上演的一个个鲜活的人,有传教士,有在中国的西洋商人,也有中国文人。
《在中国屏风上》
毛姆在中国分别会见了哲学家辜鸿铭和剧作家宋春舫,写他们的故事,是书中第三十八篇《哲学家》和第四十八篇《戏剧学者》。
二
一九二○年,在北京的毛姆得知这座城市住着有个性的著名哲学家辜鸿铭,就想去拜访,这是他此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毛姆这篇拜访文章《哲学家》篇幅相对较长,可以看出毛姆对辜鸿铭的浓浓兴趣。让人不解的是,不知是毛姆的记忆出现偏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考虑,他在书中把会面地点写成了重庆。
当毛姆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他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面,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毛姆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主人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毛姆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也不奇怪辜鸿铭不理会这样的召唤。他设法给辜鸿铭送去一封信,用他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辜鸿铭能否同意他去拜访,不到两个小时,毛姆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北京城的胡同和地名一定让毛姆晕头转向,他在书中没有写下辜鸿铭的具体住址,只说自己是坐轿子去的,“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经过或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轿子”。
张中行倒是在《负暄续话》中记下了辜鸿铭的具体地址:“北京东城,灯市口以南,与灯市口平行的一条街,名椿树胡同,东口内不远,路南的一个院落。”
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对话,最后同意毛姆进去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神情萎靡,衣着寒酸,示意毛姆跟着他走。毛姆分不清此人是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门生。
毛姆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四周全是书,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适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六十四岁的辜鸿铭走了进来,四十六岁的毛姆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自己登门拜访。辜鸿铭请毛姆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辜鸿铭回答毛姆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的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毛姆“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辜鸿铭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着毛姆。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毛姆马上明白了朋友糟糕的便条还在让辜鸿铭生气,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便喃喃地表达了对辜鸿铭的敬意。实际上,对人生阅历丰富、洞悉人性,甚至当过间谍的毛姆来说,在见辜鸿铭之前,已经猜到辜鸿铭的心思。而关于毛姆的经历,辜鸿铭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可以说,也不想了解。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 小小的,干瘪得有点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谈话。辜鸿铭孤傲,自我感觉宛如一棵参天大树嘲讽地俯看着毛姆。而毛姆全程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在毛姆看来,辜鸿铭是一棵和周围的环境早已经格格不入的有点可怜的老树,正在缓慢地走向被人遗忘的国度。
“你知道,我在柏林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辜鸿铭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毛姆认为,虽然辜鸿铭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辜鸿铭乐于说一件让英国人毛姆不悦的事情。
辜鸿铭不单单是看不起英国普罗大众,他甚至看不起西方诸国全体的普罗大众。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毛姆的内心应该会好过一点。
“恕我直言,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很难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美国人通常博大、淳朴,却不深沉;英国人通常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通常深沉、博大,却不淳朴。而法国人呢……既缺乏德国人天性中的深沉,又缺乏美国人的广博和英国人的淳朴,但他们具备另一种非凡的心灵特质——灵敏,这是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首要条件,而其他三个民族普遍缺乏这一特质,”辜鸿铭在那本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因此,要概括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点,除深沉、博大、淳朴以外,还必须加上灵敏。这一灵敏,它的境界是如此之高,恐怕只有在古希腊和古希腊文明中能看到,此外概莫能寻。”
“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和“恕我直言”,都是不容反驳的话语。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都出版于一九一五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本文体不同的书,其实也是同一种书写, 都是站在人和人性的角度剖析自己。辜鸿铭是赞叹中国人尚未变质与纯粹的精神,宛如一炉纯青的火焰;而毛姆是感叹自己在人性的大海里,浮沉迷茫,挣扎折磨。
毛姆画像
辜鸿铭的咄咄逼人和毛姆很有教养的微笑,最后都要放在一个新的更大的天平之上去考察。因为时代已经变了。毛姆发现:
他(辜鸿铭)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发现。他毫不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方根本上显得空洞……如果儒家学说牢牢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
身为小说家的毛姆于一次见面中就得出如此观点,其过人的洞察力可谓名不虚传。
毛姆和辜鸿铭的谈话被一个悄悄走进来的小女孩打断,她依偎在辜鸿铭的身边,好奇地瞪着眼睛看着毛姆—这真是很有象征意味的一幕。这是辜鸿铭最小的孩子,在清朝皇帝退位的那天出生。辜鸿铭把自己的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此时的辜鸿铭更温文尔雅了,收起一身好斗的羽毛。毛姆不禁想起辜鸿铭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
毛姆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
三
《在中国屏风上》第四十八篇是《戏剧学者》,虽然毛姆在文中没有点出这位戏剧学者的名字,但是宋淇读完这篇速写之后,断定这位戏剧学者正是他的父亲宋春舫(见宋淇《毛姆与我父亲》,收入《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海豚出版社2011年;下文所引宋淇观点均出自该文)。
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表弟。宋春舫家学渊源深厚,十三岁即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旧新学都有所涉猎。接着远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掌握了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宋春舫《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海豚出版社2011年)。宋春舫是中国戏剧的开拓者,现在大众对他多少有点陌生。
对观毛姆和辜鸿铭、宋春舫两次不同的会面场景,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毛姆和宋春舫的见面,时间也是一九二○年,地点应该也是在北京。与辜鸿铭见面时的姿态不同,这一次是宋春舫主动登门拜访毛姆。
毛姆眼中的宋春舫“显得有些腼腆”,“说话的声音又高又亮”。宋春舫向毛姆大谈特谈对戏剧的见解,毛姆并不以为然。这又是一次不平等的、不在同一个频率之上的对话。
宋春舫认为戏剧应该“激动人心”,这让毛姆“不免感到奇怪”。在这里,我觉得毛姆有点装腔作势,其他部分看似刻薄,其实还算真诚。
毛姆理解宋春舫的意思,“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毛姆可能是觉得这只是戏剧的基础阶段,不足论。毛姆认为,“中国戏剧(指京剧)有其精妙的象征性”,正是西方“孜孜以求的观念戏剧”,而另一方面,京剧“也因其沉闷单调渐渐失去生命力”。
这一年,宋春舫不满三十岁,又浸淫在“五四”的热情之中,他怀抱着用戏剧改变社会的凌云壮志,兴冲冲地拜访功成名就的戏剧界前辈毛姆,想一股脑儿地向他请教。这种心态很正常,正如你在咖啡馆无意中撞见当红的文艺大咖,也会是同样的举动。
“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宋春舫对毛姆说。
不幸的是,毛姆对此并无兴趣,就把话题转向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我倒是杂乱地读了一些。”毛姆提到了庄子。可见,毛姆对中国哲学确实感兴趣。
宋春舫之子宋淇认为毛姆的态度是普遍的挖苦,毛姆称辜鸿铭“哲学家”,是暗示辜鸿铭并没有资格算作“思想家”。我觉得,这应该是宋淇的偏见。“哲学家”这个名称既古老又高尚,因为在接下来的对话之中,毛姆提到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挖苦后者没资格算作“思想家”的暗示。
“他(庄子)生活在很久以前。”宋春舫旧学功力不差,当然也是熟悉庄子的,但是,此时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事情很简单,宋春舫是想向毛姆请教当下最火热的问题,而毛姆却把目光落在了久远的先秦。
“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很久以前。”毛姆低声和悦地说。
在文中,毛姆还引用了《庄子》中“望洋兴叹”的典故,说两人的争辩是无益的。
四
不少中国读者,尤其是辜鸿铭的拥趸,或者是宋春舫之子宋淇读到毛姆的这本中国游记,感觉不舒服,觉得毛姆态度傲慢、笔调挖苦。
不过我觉得这只是毛姆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刻薄与否,只是角度、观念的问题,只要无损事实,我们皆可安然接受。毛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看问题,对人性看得透的人,温情者有之,刻薄者也有之。
实际上,如果让毛姆在乡间散步碰到简·奥斯丁、巴尔扎克,他回去之后写下的印象记,也不会只是夸奖。毛姆的《巨匠与杰作》是一本有趣的书评集,他列举了心目中的十佳小说,顺便把他们头顶的光环一一戳下来。简·奥斯丁衣着品位很差,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虚荣浮华,司汤达是个“渣男”(用现在的话说)。很显然,毛姆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深深地知道,只有洞察作者复杂的人性,才能真正读懂巨匠们的杰作。
毛姆所谓的挖苦,有时候只是表象。我们再来举一例。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提到司汤达口吃,读者读到这一段落一定会觉得这是挖苦,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毛姆自己也口吃,那么看法就不一样了。一个口吃的人很少会挖苦另一个口吃的人,如果这也算挖苦,那背后是大勇敢、大同情。
在《巨匠与杰作》之中,很常见的词正是“同情”,这其实是毛姆“挖苦”背后的底色,只是他在文字中藏得很深,让人不易察觉。“巴尔扎克对蠢人是毫无同情心的。”从这句话我们能读出毛姆的温情。这种同情心,也渗透在《在中国屏风上》,尤其是对长江号子和驮货物苦力的哀叹,读来让人动容。
平心而论,毛姆应对辜鸿铭,是很有教养的,他只是准确地捕捉到了辜鸿铭对他的傲慢。毛姆对宋春舫的观察,也算客观。宋淇说,宋春舫的声音,“较高则有之”。宋淇也承认,毛姆最后对宋春舫所发表的戏剧理论也是真知灼见,几乎可以在毛姆《总结》一书中原封不动地找到。
以火车做比喻,辜鸿铭是毛姆旅行沿途经过的一座老旧的月台,这个月台已经少有人问津,少有人下车,月台还保留着自己的尊严,回忆早年的光辉岁月。宋春舫和毛姆,是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同,在短暂的相遇之后,又马上分开。这正是毛姆要记录的,要给我们看的景象。
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是一个思想大碰撞、命运吊诡的大时代。毛姆和辜鸿铭、宋春舫只是烟波浩渺中的三个小小坐标。
一九一八年,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内阁财长一职,带随员赴欧洲考察学习,历时一年多,并出版《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在书中认同和推崇西方文化的核心“自由精神”,提倡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观,对欧洲文明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这和辜鸿铭的想法刚好反过来。辜鸿铭痛心疾首地说,新学正在改变和腐化真正的中国人。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典,绝不仅是属于汉学家的爱好,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拯救欧洲文明于水火之中。
一九一九年,梁启超壮游欧洲一年之后回国,毛姆跨越千山万水来中国壮游。两本书的书名《欧游心影录》和《在中国屏风上》,也可以对观。
一九二○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毛姆也关注了此事,他在《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写道,他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特意让人力黄包车回头,就是为了去买罗素的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同在中国的毛姆并没有兴冲冲地跑去见罗素,这很像后来鲁迅对萧伯纳的态度。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写道:“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这其实是一句很可爱的话,潜台词是我鲁迅也不差,内心也有一股傲气,如果你们没有邀请我,我不会像粉丝一样兴冲冲地去,如果你邀请我了(鲁迅是接到了邀请),“那就见一见罢”。
另外,我认为辜鸿铭也是理所当然知道,一九二○年罗素在北京。他对毛姆说的那句“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是一竿子打了两个人。
一九二○年,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也在中国讲学,毛姆和辜鸿铭在交谈之中也谈及胡适的这位老师。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毛姆问。
辜鸿铭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一九二○年,毛姆向宋春舫谈起中国哲学时,宋春舫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哲学家,“但自然,我们大学里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请他来拜访你”。
一九二○年宋春舫在北大授课,当时胡适也在北大授课。宋春舫与胡适私交很好。也就是说,宋春舫口中的“我们大学里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极有可能就是胡适。
不知道这是宋春舫的客套话还是真心话,又或者毛姆并不在意,两人都很自然地“过掉”了这句话。毛姆和胡适也就这样相互错过了。
一九二一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也拜访了辜鸿铭。在辜鸿铭那个衰败的庭院里,芥川龙之介说不定还能听到毛姆刚离开的脚步声。对于此次见面,辜鸿铭明显要客气许多,也许是中日文化相近的缘故。
芥川龙之介说,辜府“地铺草席”(这是对毛姆“地上没有地毯”观察的补充,可能天气变冷了),“不失萧散可爱”,辜鸿铭容颜略似“蝙蝠”。读到“蝙蝠”两字,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芥川龙之介是在挖苦,反而认为他观察准确。偏见,很多时候是在不同文化观念的泥土上悄然生长出来的,我们却浑然不觉。
在谈话过程中,辜鸿铭的女公子也和上次一样依旧跑了出来,“先生颇满足,微笑视之”,芥川龙之介“略感伤,唯凝望女公子而已”。(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稚嫩和苍老的对比,其实都深深地触动了毛姆和芥川龙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