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宏伟肯定是当代最富有创新性的小说家，强悍的哲学思辨力、充裕的想象力、广阔的学术视野，使得他的小说文本呈现出坚硬的质地，其间布满硌人的硬块。他似乎拒绝流畅，着迷于频繁的跳跃和切换。他习惯于对现实与科幻进行块状组接。借用科幻因素，他会从遥远的未来穿过现实，回溯到过去。由此，他总是在末世论的阴影中寻求人物命运的某种可能性，将个体性的向死而生置换成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思考。

与李宏伟先前的名作《国王与抒情诗》一样，《月球隐士》中的写实性与科幻性等量齐观。不同于一般的科幻小说，李宏伟的小说依然给写实主义预留了相当的篇幅，以保证小说与社会现实的直接联系。但是他的写实主义总能让人疑窦丛生，现实中的个人命运无时无刻不被一种神秘、鬼魅的力量所牵引。在他的笔下，个人与其说生活于历史和现实的缝隙之中，不如说生活在不同文明的撕裂中。而这些不同的文明，竟由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物种所代表，它们被李宏伟强行压缩、并置到一起，让他们发生关联。奇异的是，不同人物、不同种类又都分别具有善恶之心。善与恶的对抗，在小说中被空前放大了，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拯救与毁灭的程度。考虑到作者将作品中的月球隐士塑造成了一个类似古希腊神话和中国远古神话中的超级英雄，那么英雄所需要的强烈的对抗性就具备了一种统摄性力量，反复切割的叙事片断也由此粘联到了一起，最终形成现实与科幻、现代与洪荒相交织的斑斓的叙事效果。

此类作品在中国新文学的谱系中如何定位，实在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撇开中国远古神话不谈，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检索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幻想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著），以及最早翻译成中文的科幻小说《环绕月球》（凡尔纳著），都将月球、星际空间作为故事发生的最重要场所。李宏伟热衷于讲述月球故事（他另有《月相沉积》以及《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等小说），或可看成他是在对这个传统遥向致敬。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先生也是个科幻迷，他不仅从日文转译了凡尔纳的月球小说，而且对凡尔纳的小说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对凡尔纳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推崇备致。鲁迅对科幻小说如此重视，当然是因为他与同时代的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样，对科技在未来中国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与他的文学的启蒙观念是一致的。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他除了翻译科幻小说，热衷于科幻电影，还要亲自撰写科普文章。甚至，我们今天所说的“侏罗纪”“猿人”“地质”等词语，都是鲁迅先生率先翻译和使用的。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能够在《故事新编》中分明看到科幻小说的因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至少从文学谱系上讲，中国科幻小说曾经有过一个相当“高大上”的传统，只是这个传统被五四以后的写实主义传统遮蔽了，成为了一种潜流。

但是，写实主义在中国的正式提出，与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生或许具有相近的意义，即对科技的提倡。事实上，写实主义本来就属于科学主义，因为写实意味着遵循科学的认知方法，对人物命运或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穷形尽相的描述。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小说，不仅意味着某种科学的描述方式，同时还有科学主义的诉求，即同样隐含着科学救国的意义。进一步说，科幻与写实竟然在中文语境中奇妙地拥有了相同的主题。顺便补充一句，鲁迅对果戈理的推崇，重要的原因就是叹服果戈里伟大的写实本领，而果戈理既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又是一个幻想文学的大师，从这个角度看，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写作也未必没有受到幻想小说的影响。更有趣的是，将“写实派”这个词带入中文的梁启超，本人就是近代幻想小说的鼻祖（《新中国未来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李宏伟的小说中，写实与科幻的等量齐观，以及写实部分与科幻部分的相互并置、切换、渗透，实在值得探究。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循小说的叙事逻辑，从人物身份的转换角度化入的。小说对月球隐士的身份，进行了委婉而曲折的透露，因为叙事视角的变化，小说还同时引入了成长小说的主题，这同样是中国新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也就是说，在这样一部中篇里，李宏伟集成性的，不仅融纳了新文学以来各种文学范式、主题和传统，使得小说的叙事空间犹如一个广袤而鬼魅的星际空间，并获得了一种可贵的整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