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之生命的流变天然需要另一个相应的非生命的艺术载体与之对称、平行。这个非生命可以是艺术门类的任意一个或几个。这样，人的生存就不仅是一个生物体狭隘的快感或忧愁，记忆、再记忆和体验、超验以及幻觉也就有了全新的审美价值。换言之，诗人将具备着双重的现实处境。广义而言，诗是一切艺术的魂魄，狭义而言，诗是语言的高阶，诗不是单纯反映、还原世界，而是营造、创造世界，其高超或魅惑自不待言，同时诗也是一个最平民化、最低物质成本的艺术形式，因为语言材料俯拾皆是，诗情比诗歌还要古老。

谈到“语言材料”就关涉及现实，“现实”既是人处于社会、历史、自然中的现实，也是个体生存、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在命运、情感、思考和经历之中。诗人就是一个携带着生存经验的个体努力将其转化为语言经验的人，他持续面临着锻造自己面向现实，同时也面向非现实的敞开话语能力的艰难境遇——他既在现实的处境中也在转换现实的语境中。台湾学者郑慧如在研讨台湾20世纪8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时，除了指出“显而易见的现实命题转移焦点到浸入其中的日常生活之上”的现实诗写外，很看重“以映像式为主的他者书写”，进而展望了“巅峰性”的魔幻写实与他者书写的融合：“从现实出发，面对现实，超越现实，再将超越落实于人间，呈现当代感或即临感。”[1]在她的阐发中，“现实”与“诗写”之间有一种非常广阔和开放空间，新的语境不断被拓展，“现实”的诗学界定日新月异，当代诗不断打破传统规训又不断在更加高迈的轨迹中回溯“现实”，形成无数创造的岛链，将当代诗歌的成就带向一个个峰峦。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在他的“中心诗”理论中重新思考了“现实与现代诗歌的关系”。

他对“现实”的碎片化和动态化情状有很精到的描述，同时对“语音符号”如何“在场”

也有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当下现实既是多样、流动、瞬息万变的，又是单调、贫乏、重复性的，每一时刻的所见之物无时无刻不在进入一种新关系之中，而现代诗歌应该做的是重视与我们直接相关的东西，视每一部分为中心所在，对相对立的、同样真实的最新现实进行阐释，用语言符号构筑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实际世界的中心处，达到所见、意识、思想与语言的同时在场。[2]

当代诗歌的重要特点或者说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即其现实性，也就是说，尽管程度不同层次不同，自觉非自觉有别，但诗歌语言触及现实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个共同点，这个特点贯穿于整个新诗的写作中。甚至那些“纯诗”或“非现实”“超现实”色彩浓厚的写作路向，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将“现实”作为底色或必要元素来加以考量。“现实”有很多替身、变体和伪冒，这需要我们结合文本加以精读和辨析。我们着重探讨的是“现实”在新诗文本的呈现形式中现实性维度的千姿百态。其间关键的衡尺：一是诗人的自我，这关涉到作为写作者自我的主体性问题；二是他者审视问题或自我的他性：是自我主体性的迷失，还是自我主体性的拓展重构？这些都需要从诗艺上研判作品在当代诗歌发展视域中的基于整合意义上的有效性。

一、底层生存与底层写作：在本我与他者之间

“诗歌与现实”或“当代诗的现实性”是一个宏大的诗学探讨选题，相关研究古往今来已经汗牛充栋，其与“现实主义”理论的勾连性更是令人难以厘清头绪或找不到抓手。说到新诗与现实，笔者起初想到的是多年前曾有过一个热词——“底层写作”。钱文亮曾经在学术刊物上主持过一个“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系列专题。在那个讨论中众生喧哗、各有鲜明见地。有论者刘复生认为：“真正有力的文学，应是和当代批判性的思想结合起来、直面现实的文学，它对当代权力形式和体制加以批判——通过活生生的真实场景、呈现主流意识形态所刻意遮蔽、扭曲的历史。”[3]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大抵能够明了底层述说在今日是有些式微了的原因：中下层知识分子不再借“底层”表达他们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底层苦难”作为一个丰富的“素材库”在实践中未能更进一步有效地激发文学的或诗歌的艺术想象力。如果说“底层书写”只是一个历史乃至政治的命题，而不在文学或美学上有所承载，那当然就是在写作意义上的空转，而把历史、政治作为前提，那又只是一种广义诗学“政治正确”的“流派”？那么，文学或诗歌写作的生机与可能性在哪儿呢？“打工诗歌”的作者是全然的“本我”吗？底层写作是“他者写作”吗？“现实”是如何被“现实主义”升华或规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分野或如何融合的？甚至其是在汲取“左翼文学”工具意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生长性的文学新形态吗？这些问题，在诗歌写作中都有一定的针对性，有些也只是在问题本身中徘徊。

在近百年前闻一多的《飞毛腿》《洗衣歌》《渔阳曲》是作为题材与关怀的书写，艾青的《乞丐》获得了赞誉，被认为写出了民族性的普遍的痛苦。20世纪80年代，被命名为“打工诗人”的郑小琼在艺术上成熟些的《囚》《舌头》倒不是直接展示“本我”打工经验的，同样的“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代表作《担忧》《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虽然算出色，但由于诗思单一，囿于“本我”的原生经验不能自拔，缺乏更开阔的视野和思考，还是没有达到当代优秀诗歌的平均水准。不考虑时代诗歌语境的进展，就只能说比当时也身为工人的舒婷（《流水线》）、梁小斌（《一颗螺丝钉的故事》）、王小龙（《工号3001》）、顾城（《车间与库房》）的诗写在不同的方面有所推进。西渡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钟表匠的记忆》是个例外，那是一首纯然的现代小型史诗，赋予了“钟表匠”以叙述加隐喻的诗意动能，且不立足于书写的现实底层经验。就同题材而论，欧阳江河《玻璃工厂》与“底层”“打工”无涉，是一首现代诗，在现代工业的现实场景中展示玄思和具象与抽象语言的张力，算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实验品种。稍早的于坚《罗家生》是新诗潮的“方法论”标杆作品之一，是将现实小人物作为一种口语或语感还原的叙述方法，在对“他者”个体的刻画中找到了一种平视的视角与客观化克制的语调。总之，需要一种本我与他者的深度勾连的诗写实践，或者说，新的尚且是作为未知的审美景观需要我们尖新、阔大的视野去迎迓其从雾霭中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