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篇小说必须善于从广泛的素材中提炼稳定的精神资源，从而使人物和情节向着同一个写作方向靠拢。老藤的《北障》布局宏观，人物塑造丰满，隐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思考，充满思辨性审美；曾剑的《向阳生长》试图从家族史的角度建立自己的坐标；赵杨的《春风故事》试图从国企沉浮的命运中确立恒定的精神界碑。这三部作品代表了2020—2021辽宁长篇小说的精神风貌和创作水准。

一

老藤发表在《中国作家》2021年第一期的16万字长篇小说《北障》是一部山林文化与仁者情怀融会贯通的作品，它以黑龙江兴安岭为背景，讲述了“一枪飙”金虎与三林区猎手终结者胡所长、金虎与猞猁之间的矛盾对峙，试图通过猎手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和生命态度的转变，整合出新一轮的伦理革命，表达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作者在敬畏自然与法律、守护猎手尊严与保护动物的现实纠葛中，精妙地设计矛盾与矛盾的化解过程，表达了“中庸之为德”的中国儒家文化性格与万物和谐相生的主题。

作品精心设计矛盾，从而塑造出令人难忘的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小说通过矛盾与平衡，试图达到中国儒家文化所崇尚的中庸之境。作者为主人公金虎设计了两个对手，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手，即金虎与胡所长的矛盾，另一个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对手，即金虎与猞猁的矛盾。小说开头第一句就交代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主体：“金虎知道胡所长已设好圈套等着自己往里钻，一旦自己中招，胡所长当三林区猎手终结者的春秋大梦就会实现。”作者开篇给主人公出了一个两难课题：胡所长收缴猎枪，拒不缴枪，就是违法，而猎手一旦失去猎枪等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尊严。主人公固然要遵守法律，他遵守三林区禁猎的规定，服从胡所长的管辖，父亲教导的“适可而止”是金虎的座右铭。这体现了中国文化性格顺服的一面，然而猎手的骄傲性格，又使他对来自任何一方的挑战都不肯服输，“一枪飙”是关于猎手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神话表达，体现中国文化性格中刚性的一面。在三林区五十多名猎手中，“一枪飙”是最后一个缴枪的猎手，反映了主人公倔强的性格和自身的矛盾性。他和胡所长之间的争斗是“朝野之争”，历史之梦与现实之网之争。双方都是强势人物，势均力敌，显示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现实中猎手的智慧是，不用枪也能粉碎胡所长的“春秋大梦”，他要维护猎手的尊严。从猎枪到猎狗，从猎狗到“猎套”——金虎手里猎枪的替代品，逐渐蜕变为猎手的象征，他最后用“猎套”徒手完成猎手的使命，证明猎手的精神不死。为了铺排这种人物对峙关系，作者安排金虎和胡所长比枪法、比打牌、比喝酒，最后的结局是两个人各输一招，在智慧的角逐上，金虎被三只腿的狐狸愚弄，他一直以为猞猁是他的对手；金虎轻信了唐胖子，后者把一切告诉了胡所长，“唐胖子成了三林区猎手间传统友谊的终结者”。在力量的角逐上，手抱猎枪的金虎被胡所长抓住了“现行”，胡所长被金虎下的“猎套”套住，倒悬在悬崖上，金虎把胡所长背到山下，自己也累得吐血。小说末尾一句与开头首尾呼应，“警车将两人同时送进了林区医院”，无论金虎还是胡所长，无论是“矛”还是“盾”，没有胜负，一律成了作者笔下的幽默的对象。到头来，两个人其实都是“君子”，区别只是“和而不同”。

作者分别从现实、历史、哲学三个角度提取精神资源，把当代环保意识与山林文化中的万物有灵的普遍启示和儒家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思想有机贯通起来，展现了以金虎为代表的现代生命在自然和现实的挑战面前，曲线式的思考路径，表现了猎手由生命的感悟而生发的敬畏之心和仁者情怀。猎手与禁猎者、猎手与猎物——这两大矛盾贯穿整个作品。作为矛盾的主体，猎手从捍卫自身的立场出发，抵制来自禁猎者和猎物的进攻，同时在与二者的磨合中，借助自省和反思，建立新的价值评估系统。两大主人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胡所长的悲剧是防偷猎，却在防盗伐方面失去一招，而金虎在这方面给胡所长补上了缺口，猎手和禁猎者成了互补。金虎在被褫夺了猎手身份后，从牧羊人的视角开始了对猎手内涵的重新定位。猎手从自身的经验中反思，曾经打死过一匹狼的他，连续梦见狼崽啃他的脚趾头，“我毁掉的是一种母爱，而任何动物的母爱都值得尊重，哪怕是野兽的母爱。”猎手从母爱中找到了人与动物的共同点，以至于猎手在文化想象中尝试与猎物“猞猁”进行平等对话。猎手从山林传统中反思，北障的猎手都知道金虎的父亲传递的三条古训：无仇不猎猞；横竖取一头；猎大须放小。这三条猎手古训规范了人类在狩猎过程中世代遵循的节制原则。父亲“适可而止”的山林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节制的观念，以及当代环保意识，促成了今日猎手的选择。放弃猎枪的猎手最后在精神的制高点上取得了胜利。小说表现猎手决心将动物放生的细节，传达了猎手与禁猎者、猎手与猎物的关系，从物质消灭走向精神的和解。

小说借助渲染环境，传播了山林文化。作者在预备写作中，搜集了大量的山林知识，使这部小说同时成了一本北国兴安岭文化的丰美画卷。

二

军旅作家曾剑2020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0万字长篇小说《向阳生长》是一部家族史小说，以主人公杨向阳为轴，形成一个人物关系的扇面，折射出从上世纪30年代的红军时期跨越到世纪末的历史。一个从兄弟众多的大家庭中出走的农村少年“我”与养父“聋二”之间的情感历程，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核心内容。

这部小说贯穿着养父“聋二”的隐秘身世。聋二英俊潇洒，善良仗义，又当过兵，自己还有一个窑场，作为条件如此优裕的单身汉，娶一个女人应该不成问题，何况漂亮的秀姑对他一往情深，充满了痴情，但是聋二拒绝了。他的战友又领来一个又洋气又漂亮的女人，关于聋二终身未娶的身世，作者代表读者适当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年他不要那个讨饭的女人，竹林湾的人还可以理解，可是这个女人，又干净又漂亮，吃国家饭，住在城里，聋二竟然还嫌弃，这就不可理喻了。用麻壳的话说，脑壳有问题。作者始终把读者的注意力往聋二的道德取向上引，他不在外人面前脱长裤，即使黑夜撒尿也背对着干儿子，似乎聋二是一个很讲究的文明人。作者当然要把这个谜底留到最后，当部队不让“我”参加军校考试时——对于一个农村子弟，这是一个“跳龙门”的关键时刻，这时聋二出场了，他当着旅长的面脱掉裤子，旅长当场批准了“我”，就在这时，作者也没有让“我”传达出丝毫怀疑，这都是为了最末一段，当聋二临死前让“我”为他擦身时，这个谜底才解开，原来聋二在老山前线失去了生殖器。这对于作者是一个既要随着情节漏一点，又要极力掩盖的谜底，但对于精明的读者早就猜到了。

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首先，养父与生父母的对比。“我”父母因为养不起六个男孩，把“我”过继给寡条汉子聋二作为干儿子，聋二供“我”吃，供“我”住，供“我”上学，相对于父母把“我”往外面推出去，聋二把“我”往身边拉，让“我”感受到父爱的温暖。每当干儿子陷入身体或精神困境的时候，养父聋二总是凌空出现，成为“我”的引路人。实际上，作者在通过聋二刻画一位真正伟岸的父亲，他总在干儿子发生现实窘困或道德危机的时候，张开宽厚热烈的手臂。小说两次描写“我”在下学的路上陷入恐怖场景时，聋二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孤独的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拥有了整个世界。”其次，单身汉与单身汉的对比。与聋二的温文尔雅和道德清洁相比，捡粪的寡条汉子麻球却是一个满嘴脏话的下流胚，“好人好事好景，经过他的嘴，就臭了，丑了。”作者让麻球也像聋二一样随时出现，不过，他是作为一个反面的单身汉，代表“竹林湾”的污浊，折射聋二顶天立地的单身汉形象。

小说常将恨的场景与爱的场景结合，形成有机画面。小说十分注重场景的营造，其中两个场景具有鲜艳的画面感。一个是毛刺的妈与“我母亲”对骂的场景，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融入了当地的风情：“她的动作和我妈一样，骂一句，用刀在菜板上剁一下。她们不是面对面地骂……她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就是对着我们的竹林湾……这两个对骂的人，如果不细听她们骂的话语，她们一唱一和，倒像是一对并肩战斗的好姐妹。”我们从这样的描写中看到一幅生动的乡村喜剧画面，作者以幽默的方式表现了特定的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另一个是爱的抒情场景，干儿子眼看要开学，可是聋二卖出去的砖瓦大多都赊账，无力供养干儿子继续读书，“我”准备进城打工。聋二送“我”，忽然看见油菜花开了，“我顺着他的手指，果然看见一株金黄色的油菜花”，聋二说，你还是上学去吧，天暖和了，就会结籽，熟了，这就是钱。在养父聋二的眼睛里，他能从一株开花的油菜花，看见了干儿子继续读书的全部希望。这是一幅多么荡气回肠的画面。

作者善于运用短句，制造弹性的语言节奏。“二奶老了，身子越来越短，影子越走越长。” 压缩了一个老人漫长等待的岁月，语言干净洗练。

三

2021年3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48万字长篇小说《春风故事》（赵杨著）是一部向路遥的《平凡世界》致敬之书，是一部讴歌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经验的现实主义作品，尽管作品语言略显粗糙，但它紧扣时代历史脉搏，以生动的人物，炽热的情感，丰富的画卷，记录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以江重为代表的辽宁大型国企，乘着改革的春风，走过二十年浴火重生道路的过程。

小说设置主辅两条线索，在李东星和赵心刚这两个师兄弟身上，集中贯穿了国企和民企在中国改革二十年间的命运沉浮。技术攻关、技改、三角债、主辅分离、下岗、转制、分配改革、竞争上岗、企业重组、上市、国企混改——每一个脚印，都见证了国企改革艰辛的步履。

小说以主人公赵心刚为中心，编织了一张社会关系网，在这个“江重”前技术员周围形成了以国企为核心的伙伴关系网，在这个“中蓝飞跃”老总周围又形成了以民企为核心的伙伴关系网，这两个伙伴关系网由于赵心刚化解不开的“江重”情结而不断发生深刻的联系，使国企力量与民企力量彼此互补，共同描画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图景。赵心刚虽然离开了“江重”，但是仍对“江重”魂牵梦绕，每当“江重”出现危机时，总是伸出援手。小说最感人的一幕出现在赵心刚以“中蓝飞跃”老总的身份参与“江重”的招标会，他以价格接近成本击败了竞争对手，比市场价低出了将近一百万。竞争对手不服，找来记者，揭发他与“江重”的历史，这时，招标方拿出赵心刚离开“江重”这六年无偿提供的各种电器配件和仪表的账本，总计达八十万，令在场的记者惊叹。赵心刚对厂长、师兄李东星说：“我虽然不在江重工作了，但是在我心里，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江重是我的根啊！我也是江重的人！”小说一点不回避80后“江重”人与赵心刚这一代不同的选择：“江重是你们的江重，不是我的江重，我有自己的梦想。”作者在尊重新一代人的价值选择的同时，仍将情感倾注于多少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老国企。小说开头是赵心刚与李东星出现在“江重”厂门口，李东星接大学毕业生赵心刚到工厂报到，小说结尾又是赵心刚与李东星出现在“江重”厂门口，赵心刚以民企身份参与“江重”的国企混改，李东星把一枚“江重”的厂徽交到赵心刚手里，标志着国企与民企共同携手迎来了改革再出发的大团圆的春天。小说围绕赵心刚这个核心人物，在国企和民企两幅画卷之间从容展开，增加了作品表现的空间。

小说较为出色地塑造了主人公赵心刚的正面形象，作者试图把他打造成一个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他人的人。小说描述他刚入厂门，参与平息了一次漏钢事故，并且不顾情面厘清了事故责任。他虽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但他拒绝利用社会资源，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赢得了大家普遍的尊重。他不仅耿直不阿，而且肯于自我奉献，为了把两位家庭困难的技术中层留下，他背着他们递交辞呈，离开心爱的“江重”。在这个积极、乐观、勤奋、朴素的人物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路遥笔下孙少平的影子。

作品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刻画人物。赵心刚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捧着“江重”劳模的搪瓷缸，表现了他挥之不去的国企情怀。工厂门口的绿色邮筒，被工友们视为老国企的象征；还有为新中国制造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炉”——老劳模曾在漏水事故中被钢水融化，家属抱着一块硬邦邦的钢锭，显示了一代代国企人的牺牲精神。

这三部小说都具有强烈的结构意识和地域特色，都在反映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塑造人物形象，都能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省长篇小说作者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