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1年第5期｜张昌华：萧乾夫妇与我
我与萧乾结识于1992年。是年，应某出版社之约，为他们编辑一本《中国文化名人手迹》。我想萧乾不可或缺，试写一封组稿信，马到成功。后因出版社怕赔钱毁约，我致信萧乾请他宽宥，萧乾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没事”。
1993年，我策划了一个选题：为当代文坛有影响的夫妇作家出一本以写人生、家庭和亲情为中心的散文合集，冠名为“双叶丛书”。最初，我以投石问路的方式，致信萧乾，希望得到他的指教和支持。复信是出乎意料之神速，萧乾对此议表示欣赏，说“这个点子高明”，并称他已着手整理文章了。迟至次年我才叩响他家的门铃。开门的是位老人，个子不高，背微佝偻，稀疏的头发调皮地立在头顶上，一脸慈祥的微笑。我一眼认出他就是萧乾先生。萧乾微笑着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赶忙自报家门。萧乾“哦”了一声，打着手势“请进，请进”。萧乾赐座后，端来一杯椰奶，我忙迎上示谢。室内暖气很足，他见我正在揩汗，说：“把大衣脱下，要不会感冒。”杯水片语，使我觉得仿佛回到家中，与我讲话的不是别人，而是老父亲。
一阵寒暄后，我问文先生呢，萧乾说她一早就到厂里校对《尤利西斯》去了。此时我才知道，萧乾夫妇正为译林出版社赶译“天书”，每日日不出而作，日已入而不息呢。我问他身体近况如何。他说虽然割了一只肾，还好，但必须一日三药。他指了指桌上那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圈白胶布，在我眼前一晃。我的心为之一颤，那是长期笔耕开在指上的茧花呀。我兴奋地向他汇报“双叶丛书”的构想，着重介绍了合集中夫妇两人的文章正反颠倒都可阅读的编排方案，他说“这个点子新”。当谈到作者人选时，萧乾说“一定得把钱锺书杨绛先生请进来”，我说我不熟，他说他们交情也不深，但可“曲线救国”，请舒展先生帮忙。说着他便为我给舒展先生写便信。告别时，我提出想与他合影留念。他笑了笑，坐上沙发，便招呼小和霞（照料萧乾生活的初中毕业生）帮忙。拍照时，我坚持我站着，他说“那我也站着”，还真的站了起来。我说：“您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您是长辈，我是后生。”萧乾反对：“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我说：“不行，不行。”萧乾莞尔一笑，“那好，一样来一张。大家平等。”就这样，几乎同一瞬间，拍下两张不同姿势的合影。他那大家的风范、长者的宽厚形象，镌刻在我的脑海。告辞时，萧乾坚持送我下楼，到楼梯口，他忽然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以后跟老人谈话，把声音放小一点，老人爱静。”我顿时脸红如赤布。萧乾见状马上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第一次见面就批评你，不好意思。没关系，下次注意就好。”记得那天我是从马路对面的陈荒煤先生家刚出来到萧府的。荒煤耳背，我说话他听不清，把声音放得很高，因为兴奋，到了萧府仍是高八度。我这才想起在与萧乾交谈不久，他忽然一转身，移到桌子对面坐下与我对谈的事来。
萧乾把书稿分两批寄来，还应约写了一篇长序，但忘记了起书名。我打电话请他补写书名，他嘱我代劳。先生厚爱，恭敬不如从命。我知道萧乾一生坎坷，北平、上海、香港、英伦三岛，浪迹天涯。他是一位著名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屡遭婚变，历经劫难，因祸得福，终在不惑之年结识文洁若女士，此后这个旅人方才觅到生命的绿洲。缘此，我提议书名叫《旅人的绿洲》，问萧乾可否。先生来函称“雅而恰当”。
《旅人的绿洲》出版后，我登门送样书。他对该书的内容、形式和装帧很满意，还在他的那本书上题了“昌华同志，谢谢你的精心编辑”送我，后来又在《中华读书报》写了篇《智慧与匠心——向出色的编辑致敬》，他认为这本书的编排方式“在出版史上可能开创了通过合集表现男女平等的先例”，鼓励了我一番。
萧乾先生古道热肠，对我的编辑工作帮助极大，不仅为我介绍了柏杨夫妇、林海音夫妇以及聂华苓夫妇等一批海内外社会名流，壮大了我的作者队伍，而且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也给予鼎力支持。我在编辑陈西滢、凌叔华合集《双佳楼梦影》时，其女儿陈小滢要求增补一篇新发现的上世纪40年代陈西滢的日记，记录陈西滢与萧乾一同拜访英国作家福斯特的事。陈西滢是随手记在采访本上的，字迹太潦草，文内夹杂许多用英文书写的地名、人名、花草名，我无力处理，恳请萧乾帮忙。那时先生已八十六岁，身体又不好，还抱病致我一长函，满满三大页，从字迹辨认、质疑到纠错，引经据典作了二十七条注释。
萧乾处世之厚、对人之诚，溢满信的字里行间。仅举一例，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是他的学生，萧乾十分赏识他，称傅是他“亲密的助手”。《旅人的绿洲》中萧乾部分的文章就是由傅挑选的。萧乾向我提出该书署名时署傅的名字，“如不宜，则我也加上，但实际上是他花的力气。”还叮嘱我，一定要给傅选编费，方案是，“a、由出版社付，b、由我的稿费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他。即便由我稿酬中扣除，亦不要注上”。还特地在“不要注上”四个字下面加着重号。
1997年，我去北京医院看他，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是时他病已很重，吃饭都要夫人文洁若先生喂了，医嘱“不准看书看报，更不准写字”，恰在那时，一陌生四川籍青年作者写了本《柳如是》请他提意见、写书评。为不负作者的恳切请求，他背着文洁若，一边吸氧一边伏在床上给那作者写了回信。信云：“我病重，目前不能看书，等病情好转有机会再看。”并把书稿介绍给武汉一位研究清史的专家，改请他提意见，写书评。此信是萧乾托我带出医院寄给作者的，没有封口，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
萧乾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和进步。相识不久，他问我写不写文章，我说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写，做编辑后工作忙就不写了。他说，要写，一定要坚持写。你写了，你才知道作家的甘苦，你就容易和作家沟通。你有了作品，更方便与作家在平等的位置上交流、对话。大概自那以后，我陆续写点小文章。退休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坚持写作，写了《曾经风雅》《民国风景》等四部文化名人随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萧乾当年的鼓励所致。
我为萧乾编过《旅人的绿洲》《往事三瞥》《砚田内外》等六部散文集，他的幽默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铭：“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为他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过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的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丝线，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行文款款，自白真真，今日读来，意味深长。
萧乾提倡讲真话。某年我登门造访时，适央视《电视书屋》剧组采访他，我当看客。主持人请他谈谈对时下书评的看法，萧乾坦言：“目前搞好书评有难度，社会风气不大适宜，本来一部新书出版，应有许多人出来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而我们现在的书评往往一边倒，全说好或全说坏，以偏概全。说好话（假话）的人多，说坏话（真话）的人少。”记得那天他气喘病复发，喘了会儿气又说：“有人想说真话，可是一说真话，马上就有人反驳，结怨；而且，现在风气不正，有人用权、用钱，用不正当手段来左右评论。”“更有一些人对自己圈内人的作品一味唱赞歌，言过其实，这样的评论谁爱看呢？”说着说着，他又慨叹我们现在的报刊多，而评论的版面太少，偶有大块书评文章还是遵命或应景的。主持人最后请他说一句最想对大家说的话。他说：“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后来我请他在我册页上题字时，他把这句话写给了我。我还清楚记得，在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我有意挑起“说真话”的话题。他说他是过来人，知道说真话难。他还幽默地把手作刀状放在脖子上说：“说真话，要砍头，我不干，我敬佩张志新，但我不想做烈士。”
文洁若作为萧乾的夫人，绝非因夫贵而妻荣。她是一位自尊、自强、自立的女性。她和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在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当是独占一席的。
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一个女人能促使男人成功，并自己也成功，那恐怕就真不可谓不“伟大”了。我拜访后的不久，文洁若将《旅人的绿洲》关于她自己的那部分文稿寄给我，并客气地请我“指正”。展读文稿，敬意倍增。她那种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编辑作风真让我脸红。她寄来的文稿除一半是已发表的铅印物以外，其余部分都是她亲手誊写的。字虽然不能算漂亮，但是绝对地工整、清楚，撇是撇，捺是捺。稿面整洁，偶有一两处笔误，她都作精心处理：或用涂改液，褪去原来的重写，或挖去舛误字句，用同规格的稿纸誊写好，再从稿纸背面粘上去，方格框框对得齐齐整整，天衣无缝。稿面几乎没有勾画痕迹。即便是那些已发表过的铅字，她也一一作了校正。“丛书”对入选的文稿有特殊的要求，我审读了文洁若所选的篇目后，觉得其中有两篇，可能出于作者的某种考虑，但与“丛书”的要求不甚贴合，不得已斗胆给文洁若写信，婉转地说明我的意见。她接信后即来电话，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抽掉‘黄’等二文，换上《巴金印象》。最近又写了一篇《张权的高风亮节》，如果您认为可以考虑此篇，就把《金鱼胡同》抽掉。”多么谦逊、和蔼的老前辈。文洁若，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见过她，但她那文静、有涵养、平易近人的形象已在眼前突显出来。文如其人。
文洁若对金钱、享受的淡漠，有口皆碑。他们夫妇的稿费收入颇丰，她并没有兴趣当腰缠万贯的富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曾出版她三十万字的译著《光枝的初恋》，她未取分文稿酬；《尤利西斯》获一笔相当可观的稿酬，他们夫妇悉数捐给上海文史馆的《世纪》杂志社。《旅人的绿洲》，因当时出版社经济窘迫到无钱买纸的地步，致使出版期一拖再拖。我写信向她表示歉意时，她复信说，她完全能理解，并为出版社难过。又云：“将来付酬时，出版社如有困难，就用全部稿费替我买书送朋友吧。”多善解人意！
金钱、名誉、地位，对淡泊名利的萧乾夫妇来说，本没那么重要。他们最最需要的是时间，是辉煌后的新境界。有人戏称他们家是“一个工厂，两个车间”。天书《尤利西斯》就是由文洁若初译，萧乾加工润色定稿的。他们是生活中的患难夫妻，亦是事业上的合作伴侣，一对当代中国文坛上令人崇敬的“老伴”。
走笔至此，我想到文洁若的客厅里挂的一幅画，画面是常青藤上结的两颗并列相依的金黄色的倭瓜。新凤霞作画，吴祖光题字“老伴”，并配有吴祖光的一首小诗。诗云：“苦乐本相通，生涯似梦中；秋光无限好，瓜是老来红。”
最令我难忘的是1995年4月，文洁若的南京之行。那次，她原本是陪同萧乾到上海开会的。时逢《尤利西斯》刚出版，正火爆文坛，她顺道在上海签名售书，两天签了一千套，真难为她了。南京方面效仿，亦请她来签名售书。她忍痛把萧乾留在上海，一人悄悄溜到南京，为给出版社省钱，住在条件较差的新华书店招待所。两天的逗留，与出版社座谈、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签名售书、接受记者采访、会见友人，日程排得满满的。用她的话说“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但心情愉快。
那时，我极想请巴金夫妇入盟“双叶丛书”，以壮声威，但始终不得要领。文洁若来宁时，我送她一只花篮，次日她赴沪，竟然把这只花篮捧到上海，以我的名义献给巴金，以成全组稿之事。巴金、萧珊夫妇散文合集《探索人生》最终于1998年得以出版。
萧乾西去后，只要我进京，总不忘去看望文洁若。2004年秋，我进京当天，即给文洁若打电话，说要去看她。她十分兴奋地说：“明天好吗？明天中午十二点，你必须准时来！”我问有什么要事，非等明天。她幽默地说：“保密！”次日中午我见到她时，眼前一亮。以朴实著称的文洁若突然奢华起来，身着一袭白缎绣花旗袍，足蹬一双锃亮的白皮鞋，白金项链下缀着一枚闪闪发光的蓝宝石，连眼镜也换了一副新的，容光焕发，气色红润，与我记忆中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我问：“文先生今天有什么大喜事了？”她朗声说：“今天下午三点，日本外务大臣河野给我授勋，你陪我一道去。”我听了当然高兴。原来是日本对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进行表彰。作为日本文学翻译、研究者的文洁若，在长达四十年里焚膏继晷，将《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在内的三十卷“日本文学业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因而获此殊荣。这次同时受勋的还有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与其日籍夫人钢琴家濑田裕子。授勋回来的路上，文洁若悄悄地告诉我，她这从头至脚的一身行头，都是柳琴（《光明日报》记者）送的。
2009年我进京去看文洁若时，她对我说，明年是萧乾诞辰一百周年，上海方面要搞一次纪念活动。她想为萧乾赶出几本书在会上分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当即表态一定竭尽全力。回到南京后，我为萧乾编了一本散文集《往事三瞥》，又牵线搭桥，将由萧乾文学基金会出资的《未带地图的旅人》中、英两个文本也安排在我曾供职的江苏文艺，该社用四个月的时间抢印了出来。事后文洁若对我说了句令我脸红又欣慰的话：“萧乾没有白疼你！”
我与文洁若迄今一直保持联系，她致我的信有六十一封。2018年岁杪我去拜访她，时年九十二岁的文洁若坚持独立生活，不用阿姨，且仍笔耕不辍。当我告别时，她忽然说：“张昌华，慢点走，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作纪念。”说着从柜中取出一顶她当年亲手为萧乾织的深蓝色西瓜皮似的毛线帽。我郑重地接过，马上戴在头上。她看了笑笑说：“挺好看，挺好看！”又幽默地说：“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
回家后，我戴着这顶帽子照了张相寄给她，并写信告诉她：“我很喜欢这帽子，有温度，有念想。”
附录
萧乾致作者信
昌华同志：
一月九日手示诵悉。今年恰为我与洁若结缡四十周年。我们已用合译《尤利西斯》来纪念了。如能再合出一个集子，当然更好。所以，回答是完全同意。
我这部分，已请我的亲密助手（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同志代选了。因为他不但写了我的传，并为海峡两岸数家出版社编过我的集子。对我过去以及目前的写作情况最熟悉。他住在北京（略），电话（略）。我家电话为（略）（日夜）（略）（白天）。文史馆电传（略）（当日可送来）。
图片也均在光明处。
你们这个点子想得极好。搞出版就得这么动脑筋。我全力支持一切严肃的、认真的、从民族文化出发的举动。
此颂
春祺
萧乾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
昌华同志：
示悉。奉复如下：一、已问过冰心老人。她的已故先生吴文藻（是我的老师）是学者，不是作家。她一时想不出可以编入集子的文章。为了保持这个可能，我说江苏那位同志三月来。届时你可再同她或她的女婿陈恕教授联系。他们住在一起，住址为北京（略），电话（略）。可以先找陈恕，因她的书房距离电话很远。二、为了使你对文洁若有些了解，现寄上她的履历。她还送你两本书。她译过三五本书（英日文），写过几本。三、我们选好之后即寄你，还是等你三月来时面交？因选题尚未报。四、傅光明写过我的传，编了我六本集子。可也是他选好，我点了头，他再去复制的。作为我与他（合）编也可以。如有编辑费，则给他。如没有，也从我的报酬中给他。
即颂
春祺
萧乾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一日
我们两人目前正为译林出版社合译《尤利西斯》，与李景端同志经常通话。我家号码（略）
昌华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原来那套夫妻合集的选题尚未上报。我们认为这选题很对我们两人的心思，所以积极过了头。不但集子二十万字已编成，我把序也写了（五千字），是傅光明抄的，而且抄完没拿我再看一遍就发给上海倪墨炎编的《春秋》了。我原来想代你们在文末做个广告，加一句关于这套丛书的话。现在看来不妥。因不知其他三对是否也像我们这样立刻就答应下来。总之，如果你想利用我这序，在文末与倪墨炎商量加上一句，请与他联系（地址略）。
关于书的编者，既然不能独用傅光明，就只好用我们两人的。如仍不统一，也可照你们原来的安排。编辑费也不必由你们付他，由我个人付吧。这样可简单些。
总之，统一同其他三个集子一样好了。
我相信这套书一定不胫而走。我在序的开头就点出：从字里本事说，比一般集子多一层人情味，会引起读者好奇，而对二作者来说，自有纪念意义……谁也没有同老伴出过合集。
祝好！
萧乾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五日
昌华同志：
《旅人的绿洲》已收到。至感。书印得不但好，而且别致。在出版史上可能开创了通过合集表现男女平等的先例。真是别出心裁。书出得如此好，多亏了你的匠心及劳累。谨此向你致谢。
洁若说，如可能代购三百本。已定为她二百，我一百。
我相信这样别致编排装订法，定会引起出版界瞩目。
匆问
近好
萧乾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
大批书何时印好？
昌华同志：
你寄来的信及照片，已妥收。非常感谢，也谢谢你的文章，但尚未读到。你真是位感情深厚的朋友，使我感到无限温暖。
我的病情日益好转。现在不但饮食及睡眠正常，且能在室内走上几个来回。洁若意思等天暖了再出院，因家中温度差。
她在此一面照顾我，一面还在译《东京人》。晚年有她这样老伴，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匆问
近好
萧乾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
文洁若致作者信
昌华同志：
来信收到了。上次我曾去一封信，说我们打算把稿费全用来买书，想已收到。今年四月四、五日，我将陪萧乾赴上海，住在衡山宾馆。四年前，我们就去过一次，开的是《笔记丛书》开幕式。这次是四集出齐的总结会。大约六日或七日，译林社李景端打算在上海举行什么《尤利西斯》三卷出齐的活动，大约还有为读者签名的活动。这样，扩大影响，可多卖若干本书。你们都在南京，何不跟他们凑在一起，这样，买《尤》的读者，很可能也同时买《旅人的绿洲》。最近几年纯文学陷入低谷，我也常为出版社难过。我译的《光枝的初恋》（中丰高子著，三十万字）某某出版公司不但分文未付稿费，还要求我校改另外两本书（共二十五万字），为他们拉了五千美金赞助。而且《光枝》还印了五千册。凡是比某某出版公司慷慨的出版社，我都很感谢（他们只送了我四十本书）。当然，我被该社狠狠地“宰”了一次，此生再也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了。
我想，到上海后，萧乾待在宾馆休息，预先把《尤》和《旅》二书签好字，我则在书店现签。总之，希望《旅》的出版不要拖期，至少先装帧出二三百本，送到上海。你们都在南京，请直接与李景端社长联系。
附上明信片一张。萧乾嘱笔问好！
匆祝
撰安！
洁若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三日
又及：
昌华同志：现在是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刚才李景端又打来了电话。萧乾同意，他在上海从事“丛书”总结会活动期间，我可以单身赴南京、杭州活动一下，扩大《尤》的影响，顺便也推销《绿洲》。所以你只要和李联系好，你们就不必来上海了，我去南京就是。我只希望在我们二人合译的《尤》的带动下，我们合写的第一部集子也能有些影响。对我来说，我写的十万字，比译的一百万字来得重要。
李景端办公室的电话（略）
《旅人的绿洲》是我的宠儿，也是您精心编出来的，但愿它借《尤》的东风，能交好运。
洁若
昌华同志：
九日我们签字售书，萧乾上午九点多就提前溜走，在女作家竹林（我们的干女儿）陪同下去看望巴金。我一直签到下午五点钟才脱身。所以您的信，是由竹林代转的。您送我的花，也小心翼翼地带回沪，由竹林以您的名义送给了巴老。所以此信我先寄给竹林，请她写封信给您，详述当时情况。她也可以再向小林打听一下她的意思。南京之行，来去匆匆，我正在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
六月间，将在北京三味书屋（和我们的住处位于同一条大街上）搞签名售书活动。《旅人的绿洲》或许可以赶在一起签。其实，我在南京一天签了五百本，在上海两天签了一千本（排队的一千位读者，全都满足了），已到极限了，《旅人的绿洲》再搭进去，实在招架不住了。在北京，可以在自己家预先签好，不会那么紧张。《西蒙波娃回忆录》已妥收，印得真漂亮，可惜要到明年才能定下心来读。
萧乾走到哪里，都兴师动众。岁数大了，我一个人保驾不了。我只身去南京则简便多了。是一个人去的，也确实没让译林花什么钱。六日晚，下火车就去电台，八点回答读者提问（通过电话），和陪我的译林副社长竺祖慈每人吃一碗馄饨（一元五角），次日没吃早点（记者一早就来了，没工夫去吃），中午是《书与人》请（你也在座），下午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晚饭是译林请的。八日又没吃早饭，赶去参加座谈会并签名售书，中午新华书店请，下午签到四点多钟，又匆匆赶到火车站回沪了。回京后，参加了两天研讨会，今天才稍稍喘口气。
洁若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昌华同志：
偶然看到您写王映霞的文章。最感兴趣的是写她最后那段日子。萧乾说最怕当“植物人”，他指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木然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那种人。他最后七天昏迷，好像只是为了等待两个儿子奔回来。
您注意到没有，周总理活到七十八岁，毛主席八十三，杨尚昆是九十二。进入九十年代后，能享受特殊医疗待遇的人，一般都能活到九十以上。赵朴初已九十好几了，仍住在北京医院。我常对萧乾说，“你放弃部长楼可以，我也并不想住什么好房子，现在的，已蛮好了。但是放弃部长级医疗，就只能缩短寿命。”一九九六年秋他因急病住进了北京医院，采取各种措施，八天后就正常了，清除率升到18.6％（肾排出毒素的功能），正常的年轻人能排出百分之一百二，起码为80%，而自一九八五年起，他仅余的肾已出现中等损伤。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因心肌梗塞住院后，大夫要他二十四小时吸氧、静卧。他的心肌梗塞部位在下壁，危险小些，三个星期后，肾功能恢复到23％，简直是奇迹。然而，这下他再也躺不住了，大夫也拗不过他，只不过嘱咐他，坐在沙发上继续吸氧。但因初期重视不够，下床后，就忘了自己是病人。到了八月底，非闹着出院，连主治医生都同意了，我又怎么能让他住下去呢？其实他那时已像离不开保温箱的早产儿一样，离不开医院的恒温箱（摄氏24度）环境。几天后重新住院。但九六年秋和九七年三月的奇迹再也没出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肾功能已降到8％了。5％以下则为尿毒症晚期。今年七月我将领一份日本政府颁发的外务大臣奖（那期《人物》，徐城北写萧乾的文章最后一段，说“已颁”，他弄错了）。萧乾生前，至少有两个人照顾（我和三姐，后来是保姆），我独当一面，更不能病了。
洁若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三日
选自《上海文学》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