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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问题始发于上世纪，更是当下的好问题。儿童科幻小说《中国轨道号》中的少年周翔，是一名空军试飞英雄的遗孤。他终日带着父亲的遗物——帽子，不惜被小伙伴们误会，甚至引发打群架。小说涉及这段真实存在的抗美援朝的历史故事。

抗美援朝，人民从未遗忘，一代代少年儿童更不应该忘却。 《中国轨道号》以1972年春天的空军大院童年日常生活为背景，书写从小就立志要飞向蓝天保卫国家的少年，在父母辈的模范引导下，不断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他们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正直坚守、努力向上的追光少年。

《中国轨道号》立足于科技，以航天科学技术的攻坚克难、群策群力为起点，通过少年郎的观察视角、源于好奇心的叙事动力，不断推进故事向纵深发展。载人航天工程向来是和国家形象、国家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宏大叙事主题。如何向青少年阐释这一宏大的叙事主题颇为讲究。该文本巧妙地将宏大的主题与主人公小岩即“我”的成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科幻文学创作讲述科学是如何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全书约17.5万字，分《水系》《舱门》《飞壑》《飘灯》四部分。《水系》中，在妈妈的鼓励下，少年郎“我”和王选学以致用，以数学思维武装头脑，福尔摩斯办案般在老北京城寻找锁龙的水井。中轴线、明龙、暗龙、二龙戏珠的紫禁城等，由此老北京四九城的原始市井风貌、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可窥一斑。探究老北京地图的过程是少年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实践体验、同伴互助的过程，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常规路径。少年郎的纯真与好奇表现得淋漓尽致，饶有趣味和生机。作者吴岩通过对“我”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出“我”做出谦让从而使王选获得火星探险夏令营机会这一过程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斗争。《舱门》中，大院孩子因琐事打群架情节，生动鲜活逼真。而其中妈妈的循循善诱，“如山”父亲的威严，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书中人物空军试飞英雄的孩子周翔，与父亲的遗物抗美援朝的战利品帽子形影不离。周翔的做法引起大家的误解，当得知孩子的“帽”合神离的原由，误会瞬间消除，每个人都上前深情拥抱，“一抱泯恩仇”。人与人之间如此真诚和

坦诚，对英雄的崇拜和敬意如此真心实意，十分感人。《飞壑》中科学家老汪在艰苦岁月里，自制发明仪器设备轨迹记录仪，追踪太阳和恒星。“我”与老汪仰望北京秋天的星空，寻找四边形的飞马座一幕，充满诗意的浪漫，寄托数代人对未知的探索、对自然的求知欲。“我”是在探险中、向科学进发的进程中结识老汪，学会天文观测，学会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和改进观测设备，立足现实基础，克服困难，越挫越勇，自我调整，自我创新，实现对世界的认知和创造。与老汪的交往，让“我”感到兴奋；老汪的不幸离世，如同秋天凋零的落叶般让人感伤，让读者产生强大的共鸣共情。

作者坦言，笔下的故事皆为童年的渴望。《中国轨道号》中科幻小说所折射的人类心理是“镜中之像”。镜中之人“我”、王选、老汪、周翔、父母、妹妹等皆源于现实之人，镜是人的影像。无论是光学还是电子本义上的镜子，只能观察到人的身体，但隐喻上的镜子却创造了通过想象深入透析人的记忆的条件，该小说是隐喻镜子的文本载体。对人性的书写需要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作者对常理的挑战和认知的重构。创意发生之际，常理就在被挑战和重构之中。

该文本探索的领域从古迹到人，从大院到北京城，从地球到火星，充满想象力和童趣，打开心扉拥抱大自然和身边的人。在阅读中，我们能感受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儿童身上的活泼、热情、天真、好奇心是永远不变的。小说结尾处“孩子们一起放映射灯”的情节，赋予这部作品“科学的诗意”。作者试图将“我”少年时代燃起的对科学极大的创作热情传递给新一代的少年儿童。

《中国轨道号》的镜中之像，以身体美学正视科技化、多元化等对身体的形态、观念和界定的影响、拓展以及价值观塑造为主线，将物种生产意义上本真与克隆的关系、物质生产意义上劳动者与机器人的关系、精神生产意义上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当作书写研究的重点。知识渊博、动手能力极强的老汪等老一辈科学家，是身体美学的实践者，是物质生产意义与精神生产意义双重身份的使者。该作品承载着中国航天人的精神与情感，承载着国人的梦想和力量。

科幻小说有着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合一的天然属性。该作品通过文本形式润物无声地传达家国情怀和诠释人性，具有较高的精神价值与引领意义，其中探索精神贯之始终。《中国轨道号》既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充满幻想的生动范例，又对作为其支撑的科技进步发出警示之音。书中的科幻元素、朴素的为人处世的价值观，不只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成人阅读后，往往能唤起我们的初心，想起我们来时的路。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