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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由三辉图书出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引起了不小轰动。该书初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虽说已经过去近四十年，其价值却依旧未减。书里充满真知灼见的观点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作者乔安娜·拉斯通过模仿文学评论中的惯用论调，深刻剖析女性书写面对的结构性暴力，由此还原了被压抑的女性作家的声音。

活动现场（从左到右：刘慧宁、徐蕾、但汉松）

5月22日，题为“英语文学史中的性别角力——《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对谈”的活动在南京万象书坊举行。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徐蕾、但汉松，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慧宁的主持下，与大家一同分享了阅读感受，并以当下文学研究的视角引导现场听众解读英语文学史中“抑止女性写作”的潜在传统。

一份“抑止女性写作”的“罪名清单”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0分，这让编辑刘慧宁既感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她谈到，“这本书的作者——美国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以丰富的例证和反讽的笔调告诉我们，女性在写作的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抑止。”作为英语系学生，刘慧宁在求学之时便已经深谙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区别，并且明了文学正典偏爱男性文学的传统。不过对于男权社会“抑止”女性写作的具体路数，她还是知之甚少。在编辑《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的过程中，她对此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并深有感触。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文版书影

刘慧宁对书里提到的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美国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因为女性身份被 “抑止”写作的例子印象深刻。夏洛蒂·勃朗特曾把自己的诗作寄给英国浪漫派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满心期盼对方能反馈有价值的答复，结果却只收到一句严厉的批评：“文学不能成为女人一生的事业，也不应该是。”蒂莉·奥尔森更是写下她的“作品死了”的原因，无他，仅仅是“做完家务，照顾好丈夫和孩子后，就经常筋疲力尽，常常有写作的冲动，又常常失去。”

徐蕾在现场也列举了一些被男性作家遮蔽的女性写作案例，这些女性作家无一例外都与男性作家有着亲缘关系。比如F.S.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其实也是优秀的小说家，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据她的传记作家考证，F.S.菲茨杰拉德曾经多次剽窃妻子的作品。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与哥哥一样也是诗人，但她的诗长期湮没无闻，遮蔽在哥哥的光辉之下。还有约翰·穆勒，在1869年发表的一篇重量级文章《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里，公开承认他的不少观点受益于已去世10多年的妻子哈莉特·泰勒·密尔。

乔安娜·拉斯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满是类似夏洛蒂·勃朗特或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这样女性写作被“抑止”的例子。可以说，整本书都在列举西方父权制下女性写作遭到“抑止”的罪名清单。这些清单让徐蕾感到“振聋发聩”，她自问女性的写作是否真的遭受过这么多重重阻力。当把书放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场域进行审视，她确实感受到了当时西方女作家所承受的压力，而这份压力超出当代中国读者的想象。“不是所有的女性作家都会被压抑、被淹没。”徐蕾由此建议重新看待“剥夺作者身份”的标签。“我不知道F.S.菲茨杰拉德从他妻子那里剽窃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但这客观造成了伤害。在约翰·穆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情形，他在妻子去世10多年后还依然认可妻子的贡献。”

此外，“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等也是大众媒体为增加营销卖点、经常贴在作家身上的标签。美国的评论家伊莲·鲁本（Elaine Reuben）曾提到 “用来评判女性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是她的身材、她的头发、她说脏话的本事”。这是书里第四条“诋毁作者”的内容。徐蕾认为，这类赞誉分散了读者对于女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注意力，在某种意义上诋毁了作者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创造性力量。

强烈的情感倾向影响判断

在阅读《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的过程中，但汉松明显感到“强烈的肾上腺飙升的刺激”。他好奇乔安娜·拉斯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罪证，将书变成一个“罪证的仓库”。他认为，拉斯罗列罪证的举动展示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倾向，这种倾向影响到了她的判断。最明显的例子是她对美国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一篇著名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的批判。琳达·诺克林原本仅仅陈述类似“没有女性艺术家可以跟米开朗琪罗或者伦勃朗、塞尚、毕加索这些人相提并论或者势均力敌”之类的事实，却被乔安娜·拉斯揪住不放，在书里展开了脱离语境的攻击。

“这么一篇进步的、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文本，竟然在书里被乔安娜·拉斯拿出来当靶子打。”但汉松觉得很荒谬，“任何一位读者如果把琳达·诺克林那篇非常长的论文读完，都会明白诺克林‘不是在说一个不争的事实’，她恰恰指出‘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是我们很多人假定的事实。其实‘伟大’这个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天才’这个概念需要被解构……诺克林不是诋毁或者贬低女性，而是对当时的艺术生产的物质环境做了非常好的分析。”

但汉松由此调侃到，拉斯肯定提前积攒了很多证据，从而能让她在写书时“左右逢源”。要知道，拉斯写作该书的80年代还没有谷歌这类能够轻易检索信息的工具。他开玩笑说，《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算得上一本少有的、作者提前把营销文案写好的书。“这些文案放在封面，书就可能卖上2万册。”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案，能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原来在初版和2018年新版的图书封面上，罗列着各式“抑止女性写作”的陈词滥调。这个封面设计在欧美社会平台引发过诸多热议，中文版封面特意保留这个创意，也是一个亮点。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1983年版封面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2018年版封面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文版封面

她没有写。/她写了，可她不该写。/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她写了，可她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她写了，可她就写了这么一部。/她写了，只是因为勉强的原因才显得有趣。/她写了，但她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她写了，但她是个怪胎。/她写了，但......（英文版封面中译，中文版封面保留了这一设计）

但汉松说，由于《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带有鲜明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特点。现在已被列入文学正史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在当时还是一位“地方作家”，拉斯在书里为门罗被文学界长期忽视“喊冤”。“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美国出现了很重要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身份政治逐渐在美国高校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女性作家、少数族裔作家、后殖民作家等带有强烈边缘身份性质的作家，开始挑战像书里痛骂的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老白男”代表的文学正典的趣味，坚决跟他们对抗。”随着欧美高校英文系开始招收诸如后殖民、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或者女性主义等研究方向的学生，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荒野当中”，打倒伍尔夫

徐蕾将乔安娜·拉斯的写作形容为“在荒野当中高声呐喊”。她提到几部著作可能是拉斯创作《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时的重要参考：一本是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梳理了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期间100多年的英美文学传统，还有艾伦·莫厄斯（Ellen Moers）写于1976年的《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梳理了自18世纪晚期以来，英美文学史中重要的女性作家们。

“我们可以想见，即便在成书的1983年，《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也绝对不是孤响，甚至称不上真正的先驱。”徐蕾认为，伍尔夫在1929年基于剑桥大学两场演讲改写而成的著名文章《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才真正算得上谈论女性写作的先驱，“我觉得拉斯在罗列这些罪证的时候，不只是在控诉父权社会，以及父权文化怎样压抑了女性写作的冲动，伤害到她们的创作积极性；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她还试图和伍尔夫做跨时空的对话。”

伍尔夫，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先驱

这种意图不仅体现在拉斯对伍尔夫文章的直接引用，还存在于间接评论中。伍尔夫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意义——只有经济独立了，女性才能有更多的自由探索精神世界，向世界展现丰富的情感和旺盛的想象力。拉斯把这当作攻击的靶子，认为伍尔夫对许多女性作家的评价过于负面，比如伍尔夫曾评价“夏洛特·勃朗蒂过于热情似火，她的想象力有一点点失控、有点越轨的迹象”，简·奥斯丁“在两寸象牙板上轻描慢绘的乡间小事其范围实在是太过狭隘，而要真正描写社会或者是描写战争，可能不是女性擅长之事”。这些都是拉斯对伍尔夫感到不满的地方，尤其当伍尔夫提出要以“雌雄同体”的状态进行写作，拉斯更是反对。拉斯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虚无缥缈的标准要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而且伍尔夫作为英国上层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女性，是否有足够的资格代表所有女性发声，能否穷尽每一位女性写作者的心声，这一点也是拉斯强烈质疑的。

《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译本书影

徐蕾介绍到，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对女性文学传统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个阶段叫女性阶段（the feminine stage），第二个阶段是女权阶段（the feminist stage），第三个阶段叫作女人阶段（the female stage）。第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880年，以乔治·艾略特的逝世为分水岭；第二个阶段从1880年到1920年；第三阶段从1920年至今。徐蕾认为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即每个阶段的出现都是以对前一个阶段的反驳、批判为代表。“第一个阶段是由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创立的女性阶段，如果要‘杀死’屋子里的天使，这个天使只能是简·奥斯丁；对于第二个阶段的女权主义小说家来说，那个天使就是乔治·艾略特；而对第三阶段身处二十世纪中叶的小说家来说，那个天使就是伍尔夫本人。”

这样就解释了拉斯为何对伍尔夫如此抵触，因为她要“杀死”伍尔夫这位代表着女性书写阶段的作家，树立自1980年以来女性文学的新传统。“伍尔夫所承担的价值不仅仅是女性与写作这个话题的肇始者，她也是拉斯所代表的现在女性要树立她们的传统和话语权时必须去消解的权威，（伍尔夫只是）一个潜在的权威罢了。”不过在徐蕾看来，拉斯并没有把伍尔夫打倒。她甚至在书里不少地方，看到了拉斯与伍尔夫遥相呼应的地方。拉斯作为科幻作家，为了便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开头虚构了两组来自外星球的人群，身上长新月形鳍的人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希望能获得话语权和写作权。而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也营造了虚构自己在河边构思文章的场景。“我觉得两位作家之间是暗中存在着联系的，甚至包含着晚辈对先行者的借鉴。”

文学史，作为一部失踪史

徐蕾在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在课程安排上尽量兼顾两性的平衡。她提到，原先英国文学史课程里男性作家占比较大，女性作家的比例相对较低，她试图在有限的课程时节里囊括如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伍尔夫等经典女性作家，以及20世纪以来的像多丽丝·莱辛、A.S.拜厄特这样的女性作家。女性作家的占比随着越接近当代和课程的越发深入会有增加，比如她在研究生课程中加入了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等，或者像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这类晚近的女性作家。“客观来讲，如果我们仅仅考虑传统的文学史的构架，可能还是男性作家的比重高一点，只能是说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性作家的比重会相对提高，这是我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海明威，往往被认为是男性写作的代表

与徐蕾教授英国文学不同，但汉松在学校里教授的是美国文学。他冒着“政治不正确”的危险直言，最热爱白人男性作家。他对美国现代主义作家和后现代作家很感兴趣：前者他会关注海明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这些撑起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万神殿的众神；对于后者，他偏爱托马斯·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 Jr.）、唐·德里罗（Don DeLillo）、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由于他的课以女学生为主，他选择将四位女性作家简·奥斯丁、伍尔夫、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和艾丽丝·门罗列入课程安排。“因为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文化机制，大量女性作家没有办法进入文学正典，我在教学的时候会做一些纠偏，平衡作家的性别比例；同时，也不能为了性别平衡，把不是一流的作家放到课堂里来讲。”

“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失踪史，不仅仅女性作家失踪了，大量的男性作家也失踪了。” 但汉松表示，曾经有很多与简·奥斯丁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活跃于英国文坛，“简·奥斯丁并非孤星，突然亮起来，她在同辈女性作家孕育的肥沃土壤中诞生和成长”，但这些女作家大多已经消失于文学史。同时，也有不少男性作家也被文学史除名，比如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列入美国最重要的四大作家，与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齐名。等到但汉松研究与翻译桑顿·怀尔德的时候，他已经从文学课中消失了，文选集子都不再收录他的作品。“为什么？因为他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男性，他从文学史出来后，其他人可以进去。这其实非常残酷，文学史尤其是经典作品很多时候充满了随机性，里面也有文化政治的因素。”

徐蕾同意但汉松的看法，用当下很流行的一个词“内卷”来形容经典作家间的角力。简·奥斯丁同时代的女作家，包括Ann Radcliffe、Fanny Burney等只有到1985年S.M.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合编《诺顿女性文学选集》的时候，才慢慢被大众认知。她觉得，桑顿·怀尔德退出小说舞台后，至少还能在戏剧舞台获得登场的机会，文学的传承并没有因此中断；但很多女性小说家或诗人就没那么幸运，如果没有纸本留世，基本无法存续她们的文学生命力。

二流作品缘何最受读者欢迎

拉斯在《成就个别化》这一章节提到，女性作家的二流作品有时会被当成她们最好的作品，其他优秀作品或一些作品较少的优秀女性作家便会被忽略。这个问题成了现场讨论的焦点。徐蕾赞同拉斯的观点，比如《简·爱》就算不上夏洛蒂·勃朗特最优秀的作品，这部小说其实是夏洛蒂·勃朗特为了与《呼啸山庄》竞争仓促间写下的作品，不想一举成名。在她看来，反而是夏洛蒂·勃朗特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Villette），实乃巅峰之作，没有被大众广泛接受。但汉松也以亨利·詹姆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亨利·詹姆斯最好的作品是晚期的《金钵记》（The Golden Bowl）和《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但事实上，被广泛阅读的则是《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等作品。

《维莱特》和夏洛蒂·勃朗特

《维莱特》取材自夏洛蒂·勃朗特年轻时在布鲁塞尔求学的经历，包括她在求学期间与一位法语教师发生的情感纠葛。为了释放内心的压抑，夏洛蒂·勃朗特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部小说。小说没有《简·爱》结尾那样的圆满结局，这说明夏洛蒂·勃朗特不再把大团圆作为唯一可以给予女性自我救赎之路的收尾方案。“《维莱特》凝聚着夏洛蒂·勃朗特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她内心的折射，故而整个故事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徐蕾从中看到了即便没有男性的拯救者（比如罗切斯特先生）让露西·斯诺的人生达到至善至美，女性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构建自己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维莱特》应该比夏洛蒂·勃朗特的早期作品《简·爱》更加成熟、更加有艺术魅力。”

“《简爱》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引导女性寻找自己的灵魂和伴侣，实现自己的理想。当女性读者将自己的人生和灵魂置于书中，书便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但汉松进而表示，《简·爱》比《维莱特》地位更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评论界获得的价值更高。“比如像萨义德、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这样的后殖民理论家，通过对位阅读在《简·爱》这部英国文学经典里发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偏见。这个偏见是什么呢？就是将一个来自第三世界、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女性当作自己的敌人，她灵魂的寻找及她同罗切斯特先生的爱的结合，是以牺牲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为代价的。那个疯女人是一个绊脚石，所以最后她放火自焚了。这样一种与文化帝国主义共谋的特点，引发很多后殖民理论家的思考。《简·爱》丰富的阐释空间和议题性决定了它会一直留在文学批评的中心地带，不是因为教授们觉得它写得有多好，而是它反映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

徐蕾补充说，就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研究来说，如果评论家分析夏洛蒂·勃朗特，除了《简·爱》，《维莱特》是一定要去研究的作品。她表示，语境不同，文本的重要性或许也会不同。“《简·爱》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符号，当你走进这个文化长廊，可能会被琳琅满目的作品所吸引；《维莱特》是你走进维多利亚时代后，可以打开的第二本书。这两个作品之间其实不需要角力，但我认为在不同的坐标系里，它们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呈现。”

真正好的作家具有雌雄同体的特质

伍尔夫曾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也曾在某次讲座中提到，世界级的作家可以易形易性，女性主义文学不应以作家的性别去定义，男女不是二元对立的。这引起了两位教授的讨论。在但汉松看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便是一位擅于“易性”的作家，他以《金钵记》和《鸽翼》两部作品为例指出亨利·詹姆斯是一位对细节、人与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两性关系洞察入微的作家。“我个人觉得亨利·詹姆斯是一位让你在阅读的时候不太清楚或在意作者性别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强烈的作家存在感——比如告诉你事情是怎样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对事件的未来走向做出预判——他把自己深深地隐藏在行文当中，甚至当你觉得需要把他使劲拽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何入手。他的文字就是如此绵密，让你感觉这是一位将故事化于无形的高超作者。”

科尔姆·托宾

提及当代作家，但汉松认为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与亨利·詹姆斯具有相似的易性能力。巧合的是，科尔姆·托宾被誉为当代的亨利·詹姆斯，他还特意为偶像亨利·詹姆斯写过一部传记小说《大师》。“你们去看科尔姆·托宾写的《大师》，以亨利·詹姆斯的笔法书写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很得亨利·詹姆斯的真传。如果托宾像亨利·詹姆斯那般书写女性，那可能是《布鲁克林》这本小说。”徐蕾则举了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来说明男作家易性的才能。“《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对女主人公回忆口吻的模仿，那个声音仿佛来自石黑一雄灵魂的深处，他在跟自己对话，进行一种自我救赎。石黑一雄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一种通过讲话来治愈内心创伤的方式。”

但汉松认为，女性文学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将女性的特质放到神龛里，或者用一个玻璃罩把它罩起来，甚至将它神话化——“那是最真实的、最女性的东西”；另外一个方向是像一些女性主义者说的那样，消除这个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坚守或推崇性别差异。他反感于“老白男式”的写作，赞同雌雄同体可能会是一种更好的写作状态。

“真正好的作家，都应该具有雌雄同体的特质。” 徐蕾认同但汉松的看法。她援引法国理论家爱莲·西苏（Hélène Cixous）提出的“阴性写作”概念来说明这个观点。“阴性写作”指一种具有女性特质的写作方式，如果说“阳性写作”很多带有分析性和概括性，由理性驱动；那么“阴性写作”则使用白色的墨水，更多是一种散播的、联想的，由情感驱动的书写，以认同为主，而不是为了突出批判的姿态。“阴性写作”并不是专属于女性的写作方式，有些男作家也可以进行“阴性写作”。在徐蕾看来，詹姆斯·乔伊斯就是很好地践行“阴性写作”的大作家。

但汉松提到当下文学市场偏爱女性作家的倾向。他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文学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女性读者的趣味。“至少在英语文学界，我们看到布克奖等权威文学奖非常青睐有着跨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一方面，她们的文学作品确实有独到的特色；另一方面，你也不能不承认，文学领域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倾斜于女性。 “女性气质也好，男性气质也好，都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被建构。所谓性别的本真性，实际上有很大疑问。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来看待‘阴性写作’和‘阳性写作’。” 但汉松总结到。

厄休拉·勒古恩

最后，两位教授向读者推荐了他们心目中被历史淹没的女性文学作品。徐蕾推荐了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小说《尤道夫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和美国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的作品，前者被她称为哥特小说的先锋，而当代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传统正可以追溯到哥特小说。另外，她还推荐了“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一种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小说类型。“奇情小说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丑闻小说，比如一个大家族里有一些奇怪的、混乱的两性关系，或是某一个人物身上背负着罪孽的过去。奇情小说非常重要的鼻祖是布拉顿（Mary Elizabeth Braddon），她有一本书叫《奥德利夫人的秘密》 (Lady Audley's Secrets)，这本书有改编成电影，非常的过瘾。奇情小说在当代有新的延续，就是所谓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但汉松则推荐了他在学生时代迷恋的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一位很少进入正统文学史的畅销书作家。（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