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20世纪直至今天，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潮推陈出新、如火如荼。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思潮，到当下学界对后现代理论、“后理论”和后人类理论等的思考，新的思潮和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一波接着一波。但这期间，西方理论界也经历了对理论的反思、质疑和挑战，甚至美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反理论”口号，认为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的时代；更有个别极端论者断言“理论已死”，由此引发了西方和中国学界对理论的反思性大讨论。西方著名学者如J. 希利斯·米勒、乔纳森·卡勒、保罗·德曼、特里·伊格尔顿等，都对理论的现状、危机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理论的发展状况在英美学界和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个时差。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开始自觉地反思理论的问题时，中国学界的理论热潮却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即使到了90年代，理论的引进和实践在中国也依旧如火如荼。直到21世纪初，中国理论界才开始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过度理论化现象提出质疑。如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题为“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其主题就透露出当时中国学界对理论的危机意识和反思；也有国内学者如王宁、盛宁、周宪等开始意识到西方学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反思已成蔚然之势，故积极撰文对此动向加以介绍和深入探讨，就有关“后理论”和“理论之后”等话题在中国学界掀起了讨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文艺理论的兴盛期无疑是在90年代之前。而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的头十年，我们的理论热其实还正处于繁盛期。西方提出理论的危机问题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而中国出现所谓“后理论时代”的危机意识则是在2005年前后。当然，中外理论意识的差距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20世纪初我们刚刚接触到西方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不久，这股包含文艺实践与理论引介的热潮很快就让位于有利于保种图存、民族救亡的现实主义思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导性文艺理论是苏联影响下的革命现实主义。直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学术界才有机会关注来自西方的文艺理论思潮。在欧美的文艺理论就要盛极必衰之时，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对其却依旧趋之若鹜、流连忘返。于是，我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匆匆走过了西方学界近百年的理论历程。

泛滥与匮乏：西方文论批判与本土文论渴求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非常重要，几乎是无处不在。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思潮先后于20世纪初和80年代两度席卷中国文论界，其他理论如存在主义、英美新批评、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读者反应理论，直至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第三波浪潮）、生态批评等，无一不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些理论对于激活我国文艺理论界的气氛、拓展我们的理论视域、丰富我们的文艺批评实践、建构我们的文论话语和学科体系等，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但如此之多的各种理论在短时间内纷至沓来，也必然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产生很多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问题。我国很多学者都看到理论在过去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在面对中国语境和中国文本时的“脱节感”。很多国内学者对这些诘屈聱牙的西方理论（尤其是某些汉译本）十分厌恶，也有的国内学者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自我演绎十分反感，认为这些空洞无物的宏大理论沉溺于能指链的持续延宕，最终导致阐释力的丧失；有人明确反对中外理论上的贸易逆差，反对国外理论在中国的倾销而导致的本土理论的低迷；有人则指出套用西方理论论述中国文学多流于过度诠释，故而提倡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国内近三十年来在这些方面的讨论十分热闹且不乏深刻见解。

事实上，西方理论在引入中国语境时确实造成了很多问题，尤其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文学文化实践不能很好地契合的问题。就是说，即使我们在理解西方理论时不存在误读或以偏概全的问题，也仍旧存在着外来的理论与本土文本不兼容的问题。譬如很多国内学者就看到了盲目崇拜并滥用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学界造成的后果：曹顺庆教授等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张江教授提出一些人“搬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本进行“强制阐释”的问题。曹顺庆强调我们的文艺理论由于照搬和套用西方文论话语因而失去了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论语言，进而丧失了我们自己特有的思维能力与言说能力，主张回到传统的文论话语。张江在其论著中指出，“强制阐释”就是西方的各种（非文学）理论“主动预设立场、模式和结论，并通过有结论的阐释去证明结论”，这些理论大张旗鼓地入侵文艺研究领地，以其预设立场和前置结论去强行阐释文学文本，从而消抹了文学本身的美学和文学价值，导致了理论与文本的脱节和理论的自我复制，理论于是使文学沦为其奴仆。张江认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从中国文学实践出发，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并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

但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拿来”西方理论时主动性的一面，也就是要公允地看待历史，要看到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外来理论时的“主体性”特征。在笔者看来，中国知识界对外来理论的两次最突出的大规模引进，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的理论匮乏状况所造成的。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对西方理论的大量集中引介，其实是在经过国内大约30年的信息封闭之后的一种正常反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学者认为，我们直至今日也一直处在对理论的渴求阶段，处于“那种真正的有原创性的思想启迪与穿透力的理论”的“缺失状态”。针对学界所指责的理论过剩、理论与文本结合度差、文本解读的无效性或非法性等问题，蒋承勇教授就曾经指出：理论热的根源是我国理论界对理论的渴求和需要，其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打破了理论界原来的僵化局面并为其注入了思想活力；对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和试用，开启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新局面，也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因此，“剖析和批判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反思、批评我国理论热之狂躁、肤浅以及种种失范是必要的，但在理论主体身上寻找先天与后天的原因和不足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理论主体的自我‘调治’与‘修复’”。蒋承勇警示我们：“理论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不能因为曾经的理论热之误而因噎废食，轻视理论提升、理论应用和理论建设。”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西方理论的引介、试用甚至挪用，对于中国文论的发展和建设是有益的，其作用是积极的。在这里，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西方理论泛滥和生搬硬套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而是更应该看到我们在百年来尤其是4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理论的引入，打破了改革开放前苏联文艺理论一统天下的单调局面，人们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内有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长期禁锢之后的学术界同仁开始将目光投向世界甚至走向世界；外有哲学、社会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著作的译介。这些理论的输入和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学界的繁盛状态。因此，我们决不能忘记获取外来理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可以说，无论是20世纪初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西方文化大引进，还是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的西方理论大引进，都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对外界知识的渴求，反映出我们借取西方文化思想开启民智、富国强民的欲求。

盲从与反思：通往中国特色文论的曲折之路

在现阶段，我们需要做的恐怕不是摒弃一切西方理论而闭门造车，而是进一步提高我们自己的理论素养，继续开拓理论视野，进一步强化我们作为中国理论工作者的主体性，方能如愿以偿地建构起中国的文艺理论话语。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我们需要在反思过去和现状的基础上不再盲从西方理论或者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这就要求我们回归中国的语境，以中国的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为核心思考对象，而不是以理论为中心、用文本去适应理论。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国内众多知名学者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高建平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理论的“复数性”“对话性”“当代性”和“实践性”等原则，既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能对外国文论一概拒绝，“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要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交流对话中发展中国文论”。笔者认为，这种交流和对话既是横向的交流，包括对外来理论的译介、运用、修正、发展；也是纵向的对话，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优秀的文论资源，将其融合进当下的文艺理论话语建设中来。

我国理论界在21世纪对理论的反思无疑是一件大好事。西方理论界提出的“反理论”或者“后理论”论题，恰好给我国理论界一个深刻反思的机会。在西方学界，虽然也有很多人对理论有着重重的质疑，但其理论的合法性并未受到多少影响，理论仍将在未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理论大家诸如德曼、米勒、卡勒等都对理论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德曼在其《对理论的抵制》中指出，有些人以“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名对理论所做的抵制其实恰恰反映出他们对理论之力量的焦虑与恐惧，因为“理论反对包括美学在内的哲学传统，理论会打翻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学经典，会模糊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的界限”。他认为理论有助于更深层次的文学阅读，不仅不会导致文学的终结，而且将持续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米勒则推崇一种批判性的“修辞性阅读”，认为只有这种去神秘化的解读才能让读者看清文本的内涵及其背后潜藏的有关种族、性别等的不公正假设。卡勒更是指出，虽然理论遭到了贬低，但实际上理论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到处都是它的影子”。

在我国文论界，虽然过去几年来也有人唱衰理论，但我们依旧欣喜地看到一些国内学者对理论十分重视，并在理论建设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取得可喜的成绩。如曾繁仁教授融合西方生态美学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提出了“生生美学”的理论概念，曹顺庆教授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并修正西方的比较文学思路从而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傅修延教授突破西方叙事学传统而建构起关注中国传统的“中国叙事学”，聂珍钊教授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张江教授在批判西方“强制阐释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阐释学的主张，胡庚申教授受生态学的启发而提出了“生态翻译学”，曾大兴教授、邹建军教授等基于对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成为近十几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亮点。总览中国文论界这些新的理论生长点，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特点。一是跨学科。文学伦理学、生态翻译理论、文学地理学等都是穿越不同学科并在学科杂糅之后生发出来的新理论。二是对话与交流。既包括中外理论也包括古今理论的对话交流，如生态美学、中国叙事学、符号学、世界诗学等。三是既立足文学又关注社会现实，如生生美学、文学伦理学、中国阐释学等。这无疑也为我们今后的理论探索提示了一些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方针及时而极富远见。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样，现在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发展阶段，上百年的学术积累、数代学人的探索与追求，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当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但也决不能用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上学界前辈们的探索历程。我们需要做的恰恰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高峰。而我们现在之所以能以后来者的优势和视角去审视过去，恰恰要归功于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胆识和勇气，是他们开辟了一条曲折但最终通往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需要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未雨绸缪，力争让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在未来的五年里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文艺理论界亟须做的，是要在反思过去西方文艺理论引进、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的教训和经验，立足中国的文化语境，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发展特征，努力把握时代的变化和脉动，预测我国以及世界的发展方向，深刻分析我国民众在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与需求，“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文艺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们有能力做到的。